二

当他把故事讲完以后，大家都异口同声：

“这类事司空见惯了，无奇不有的。……”

“谁都知道”“经常发生”“见过太多了”—这些话听上去令人丧气，感觉仿佛今天晚上他们都已经活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人世间的一切他们似乎都经历过了，以后再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了。

这样的感受使得我与贝什金和特鲁索夫之间的关系有些疏远了，当然，我还是很喜欢他俩的。而且就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而言，与他们为伍对于我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了。特别是当我所追求的目标和我上大学的愿望都化为泡影时，我便与他们挨得更近了。在忍饥挨饿、愤世嫉俗和愁眉不展的日子里，我也曾想去干点触犯“神圣的私有制”及其他一些违法犯罪活动。然而，青年时代的浪漫主义精神却阻止了我命里注定应走的那条路，这与我所读的那些书有很大的关系。除了读哈特的书外，我已经阅读了不少正儿八经的书籍，书中描写得不太清晰但十分美好的那些东西告诉我，我应当追求比眼前更加重要、更加有意义的生活。

在那段日子里，我又结识了几个新朋友，又获得了一些崭新的印象。叶夫列伊诺夫家前的那片空地，常常招引来一群中学生玩一种积木游戏，我非常欣赏他们中的那个名叫古利·普列特尼奥夫的年轻人。

他长着一头黑发，皮肤黝黑，像个日本人，脸上布满了雀斑，仿佛被火药抹过似的。他总是一副欢快的样子，会巧妙地玩各种游戏，说起话来幽默风趣，又多才多艺。普列特尼奥夫和许多有天赋的俄罗斯人一样，不愿开发自己的潜能，却心甘情愿靠这点天赋度日。他天生就有艺术细胞，听力敏锐，乐感极好；他的古斯里琴、三弦琴和手风琴演奏得非常娴熟，可惜他仅仅满足于此，不去尝试掌握更高雅、难度更大的乐器。他家境贫寒，整天穿着揉皱的衬衫、打着补丁的裤子外加一双烂了几个洞的皮靴。不过他的这身装束倒是同他那强壮有力的身体和豪放不羁、动作敏捷的气度十分相融。

他看上去像个久病初愈的人，刚刚才能起来行走；又像是昨天才被释放出狱的囚犯，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感觉新鲜、有兴趣。这一切让他感到极大的快乐，他仿佛满地飞蹿的烟花爆竹一样又蹦又跳。

他知道我的生活异常艰难，并且漂泊不定，就建议我搬过来与他同住，还提议我去当一名乡村教师。就这样，我来到“玛鲁索夫加”这个古怪而有趣的贫民窟—雷伯内利亚德大街上一幢破烂不堪的大楼房，它就好像是一群忍饥挨饿的大学生、妓女和一些风烛残年、形如幽灵的穷鬼从房主手中抢夺过来的一样。

普列特尼奥夫住在走廊里通往阁楼的楼梯下面，他在那里摆了一张轻便小床，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边放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走廊另有三扇门通着三个房间，其中两间住着妓女，另外一间住着得肺病的数学家。数学家以前是神学院的学生，又瘦又高，一头蓬乱、坚硬的棕红色头发。透过勉强遮体的肮脏的破衣服，可以看到他青色的皮肤和嶙峋的肋骨，看起来十分恐怖。

他像是靠吃指甲糊口的，手指头几乎要被啃出血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总是在那里写写算算，不时低沉地咳嗽几声。妓女们当他为疯子，对他又害怕又怜悯，常常在他的房门口放上面包、茶叶和砂糖；他见到捡起来拿进自己屋里，还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像一匹累坏了的老马。如果妓女们忘了或是因为别的原因没有给他送吃的，他就会站在门口对着走廊用嘶哑的声音大喊：

“拿面包！”

他在对他的目标的狂热追求中怡然自乐，而靠他人的施舍度日并不能改变他深深凹陷的眼睛中闪烁的那股高傲劲儿。隔上不长时间，就会看见一个驼背的人来看望他。这个人长得怪模怪样，一条腿有点儿拐，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头发全白，表情冷淡，犹如一位清教徒，发黄的脸上露着狡猾的笑容。他每次来之后，两人就紧闭房门待上数个小时，听不到什么动静。但只有一次在深夜，我被数学家的嘶哑的吼叫声从梦中惊醒：

“依我说，这分明是监狱。几何学是鸟笼，没错！是老鼠洞，没错！是监狱！”驼子发出短促的尖叫声，不断地重复着那些奇怪的令我难以理解的话。

突然，数学家大吼起来：

“你应该下地狱。滚出去！”

他的这个客人裹着一件宽大的斗篷，嘴里嘟嘟哝哝地走到走廊上。数学家追到门口，手指插在乱蓬蓬的头发里，用嘶哑的声音叫道：

“欧几里得是傻瓜。大傻瓜。我敢断定，上帝一定要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说着他恶狠狠地关上房门，屋里不知什么东西被震得咣当一声摔在了地板上。

后来我就了解到，这位数学家想用数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做完这件事他就死了。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做报纸的夜班校对，一夜挣11戈比，我因为要参加考试，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干活挣钱，于是我俩一天就只靠2戈比的茶叶、 3戈比的糖和4俄磅面包生活。

我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最让我生厌的是，那些约定俗成、形式死板的语法。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能力掌握它们，根本无法想象生动、活泼、俏皮的俄罗斯口语竟然是从这些框框里演化而来的。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学习这些学问对我来说还有些操之过急，即使我通过乡村教师的资格考试，但由于我的年龄太小，也不可能得到教师的职位。

我和普列特尼奥夫睡一张床，他白天睡，我晚上睡。每天早上他干完一整夜的工作，脸色乌黑，眼睛发红，疲惫不堪地回来了。我就会赶紧跑到酒馆里去弄些热水来，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茶壶的，然后我们开始吃早餐—喝茶水啃面包。他从报纸中挑选一些新闻念给我听，常常是读那些最新的有关滑稽演员的文章，或者是有个笔名叫“红鬼”的酒鬼作家所写的那些读起来既押韵又滑稽的打油诗。

普列特尼奥夫那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常使我感到惊讶。在我看来，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与肥婆佳尔金娜没什么两样，后者是个倒卖女人旧衣服的小贩，兼职为女人们拉皮条。

他就是从佳尔金娜那里租的那间小楼梯间的。普列特尼奥夫刚开始租下这个小楼梯间时还没有钱付房租，于是就给肥婆讲一些笑话，拉拉手风琴，唱一些伤感而又动人的歌曲作为回报。他每次唱完这些歌曲时，眼神里都闪动着一丝冷冷的笑意。佳尔金娜年轻时做过歌剧院的合唱歌手，她能领会歌声中的含意，有时她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泪珠稀稀拉拉流淌在她那因醉酒而浮肿发青的脸上，然后她先用她那胖手指抹抹眼泪，再用一块肮脏的小手绢仔细地擦拭手指头。

“啊，古罗奇卡，”她惊叹，“您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如果您再漂亮点，我就会让您走运的。我不知把多少小伙子都介绍给了那些孤寂的女人。”

我们头顶上的阁楼里就住着一个这样的大学生。他是皮匠的儿子，正在读大学，中等身材，胸宽背阔，臀部极窄，那样子看上去像个倒三角形，只是下边儿的不够完整—他的脚如同女人的小脚。他的脑袋不大，深陷在两个肩膀里，一头红头发犹如马鬃一般，毫无生机的苍白的脸上长着两只突出的发着绿光的眼睛。

这个人很有点反叛精神。他当初违背父亲的意愿被赶出家门，落得饥寒交迫的境地。后来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可他又发现自己有一副好嗓子—深沉洪润的男低音嗓子，所以又萌生了唱歌的念头。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佳尔金娜才找的他，把他介绍给一个四十几岁的富商太太；富商太太的儿子已上大学三年级，女儿中学已快毕业了。这个女人既憔悴又干瘪，毫无女性的魅力。她平平的胸脯，直挺挺的身子，就如同一名士兵；脸上总是冷冰冰的，就如同一个绝欲的老修女。灰白色的大眼睛深陷那黑色的眼窝中。她经常穿一身黑色的连衣裙，头上裹一条过时的丝绸头巾，一对宝石耳环发着微颤的却刺眼的绿光。

她通常在傍晚或清早来找她的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她动作十分敏捷，一纵身就跨进大门，然后迈着果断的步伐穿过院子。她的脸色让人觉得非常恐怖，嘴唇向里紧紧抿着，差不多就快看不见了，目光中充满了绝望、无助，目不转睛地径直向前走。尽管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却仿佛睁眼瞎子一般。不能称她为长得丑陋，但她的那种紧张神情，仿佛把身子拉得长长的，紧绷着脸，看起来确实让人难受。

“瞧！”普列特尼奥夫叫道，“简直是个疯女人。”

其实她的大学生十分讨厌她，常常躲着她不见，然而她却依然穷追不舍，犹如一个不留情面的讨债人或正在执行跟踪任务的密探一样。

“我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大学生喝醉时，总会这样呻吟道，“我怎么会想学唱歌呢？就我这嘴脸，我这外貌，他们永远也不会准许我上台表演的，绝对不会的！”

“赶快和那个女人一刀两断吧！” 普列特尼奥夫劝他说。

“你说得是！可是我忍受不了她的折磨又可怜她，你要是知道她是怎样……唉……”

这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一天夜里，我们听见那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用颤抖的声音乞求大学生：

“求求你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心肝儿，唉，看在上帝的分上吧！”

据说，这个像乞丐一样向穷大学生乞求爱情的女人是某个大工厂的股东，拥有多处房产和车马，还为产科讲习院捐过一笔几千卢布的巨款。

喝过早茶后，普列特尼奥夫就去睡觉了，我也出去找工作了。天一黑我才回来，这时古利就要动身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幸运的话，我可以挣回一些面包、香肠或者牛杂碎，我把这些东西一分为二，他会把自己的那一份随身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没事干的时候，我就在这所大杂院的走廊和各个隐蔽角落来回溜达，仔细观察我的新邻居们是如何生活的。这个贫民窟拥挤得像个蚂蚁窝，屋子里常常散发出一股酸腐气，角落里阴森森的，到处都隐藏着对人们怀有敌意的眼睛。这里从早到晚总是乱糟糟、闹哄哄的；缝纫机嗒嗒响个不停，歌女们的吊嗓子声，大学生的男低音，喝醉酒疯疯癫癫的男戏子的大声道白，微醉妓女们的歇斯底里的狂喊声，凡此种种。我的心中不禁疑惑：

“人们这样活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所大杂院里有一个这样的男人，他经常在那群忍饥挨饿的大学生中间闲逛。他的头上只有周边长了一些红头发，颧骨非常高，肚子特别大，两条腿非常细，一口大马牙，别人称他为“红鬃马”。据说他和商人西姆比尔斯克—自己的亲戚打了近三年官司。他逢人就说：

“我就是豁出命也要把他折腾得倾家荡产。让他过上三年讨饭生活，之后，我就把从他那赢得的家产全部归还他们，并对他们说：‘鬼东西，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感觉如何？’”

“红鬃马，这就是你的全部追求吗？”有人这样问他。

“对，我这辈子就一门心思盘算这件事，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干。”

他把时间都花在地方法院、高级法院和律师事务所里，经常到深夜才赶着马车回来，车上装着很多小蒲包、纸包、酒瓶等。他把那些东西搬到那间地板塌陷的脏屋子里，再邀请那些大学生、裁缝女工花天酒地一番。“红鬃马”除了罗姆甜酒外，什么酒也不喝。这种果酒溅到桌布上、衣服上甚至地板上就再也甭想洗掉，并留下紫红色的污迹。喝多了酒之后他就会喊叫：

“你们这群可爱的小鸟，我喜欢你们，你们都是些老实人，可我却是一个恶棍，一条吃人的鳄鱼，我想毁掉我的那些亲戚，而且一定要毁了他们！真的！我拼了命也要……”

他一边叫喊一边像受尽了委屈似的流泪。泪水在他高高的颧骨上滑动，他用手胡乱抹了泪再在膝盖上蹭一蹭，他那肥大的灯笼裤上就这样总是沾满了斑斑点点的油渍。

“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他大喊道，“饥寒交迫、衣衫褴褛，难道就应当这样吗？在这样的生活中能有什么出息呀？唉，要是沙皇知道你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大喊道：

“谁缺钱花，这里有，拿去吧，弟兄们！”

合唱团的歌女和裁缝女工们蜂拥而上，贪婪地从他毛茸茸的手里抢钞票，他却哈哈大笑着说：

“这钱可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大学生的。”

可是大学生不要他的钱。

“让这些钱见鬼去吧！”皮匠的儿子愤愤地叫着。

一天，“红鬃马”喝醉了，手里抓着一把揉皱的10卢布钞票给古利。他把钱往桌上一扔，说：

“这钱我用不着，你要不要？”

他刚一说完一斜身就躺在我们的床上号啕大哭、大喊大叫起来，我们只好先用冷水给他醒酒，浇他，灌水给他喝。等他睡着了，古利试图把这些钱摊平，可由于揉得太紧，得先用水打湿才能一张张揭开来。

“红鬃马”房间的窗户与隔壁房子的砖墙正对着，屋子里乌烟瘴气、污秽不堪，既拥挤又嘈杂，不停的喊叫声让人心烦。“红鬃马”是其中吵声最大的一个。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为什么不去住客栈呢？”

“我的心肝儿，住在这里心里舒坦呀。跟你们住在一起，我心里觉得温暖。”

毛皮匠的儿子随声附和道：

“你说得对，红鬃马，我也有同感。要是搬到别处去住，我早就受不了了。”

“红鬃马”请求普列特尼奥夫说：

“弹起你的琴，唱首歌吧！……”

古利坐下弹起了古斯里琴，边弹边唱道：

红红的太阳你升起来吧，

你升起来吧，快升起来吧！……

他的嗓音柔和动听，扣人心弦。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沉浸在这如泣如诉的歌声和轻盈舒缓的琴声里。

“唱得太棒了，太棒了！”那个给富商太太排解苦闷的倒霉大学生感叹道。

在这个贫民窟居住的奇异人群中，古利·普列特尼奥夫算是最机灵的人。他善于在这群人中间营造欢乐的气氛，如同神话故事里那些快乐的精灵。他多才多艺，生气勃勃，会说幽默的笑话，会唱动人的歌曲，还敢于嘲讽社会上的遗风陋俗，甚至揭露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他的存在给人们黯淡的生活带来一线光明。他刚满20岁，看上去却还是个半大孩子，可是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们拥戴他、信任他，遇到困难也求助于他。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就连老警察尼基福雷奇也像狐狸一样笑脸相迎地跟他打招呼。

玛鲁索夫加贫民窟是上山的必经之路，它位于雷伯内良斯卡娅和老戈尔内娅两条街的交汇处。尼基福雷奇的岗亭离贫民窟的大门不远，坐落在老戈尔内娅街一个幽静宜人的角落里。

章节赏析

小说的第二章写“我”生活于一个大杂院—贫民窟的那段日子。在贫民窟里“我”与古利轮流睡一张床。古利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白天去码头做工，同时还要抓紧时间读书。在这里“我”还目睹了数学家、大学生（皮匠之子）、富商太太和“红鬃马”等这些奇异的人，见识了他们颓废的精神状态，让“我”迷惑不解。

在这一章，作者运用了肖像、神态、语言、对比等手法塑造了以上人物的鲜明形象。“古利·普列特尼奥夫算是最机灵的人”，对于古利，作者通过肖像描写及其他角度的叙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多才多艺、生气勃勃、直率、善于给周围人创造欢乐的青年形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执拗、醉心于数学研究却甘受嗟来之食的数学家；物质富有却得不到正常的家庭温暖，被丈夫在感情上抛弃，自身又违背道德的富有阶层的“富商太太”这个可怜的女人；病态的大学生（皮匠之子）；不堪重负的内心挣扎和受精神折磨的“红鬃马”。

在本章作者指出，“我的心中不禁疑惑：人们这样活究竟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