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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是个小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只有五六十户人家。村里有一家土豪，在清朝后期曾有一千多亩地，传说靠卖瓜子发家，俗称“卖瓜子的”。到我出世的时候，他家经几代析产，基本上都是庄稼人了。由于是土财主，与诗书基本无关，没有功名人物，只有一位老童生（考秀才落榜），我小时他还健在，六十多岁，夏天总穿夏布衣，拿着一把蒲扇，悠闲自在，常到我们小学转悠一回，我们这些小孩子对他既崇敬又羡慕。他有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位上过初中，是村里的文化“巨人”。他在外边谋职，村里很少有他的身影。他家里还有两三位读过小学三四年级的，也是村里的佼佼者。除了这么几位“文化人”，其他人家几乎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半文盲是指能记个流水账、看看皇历、打打算盘的人，这样的人也不多。村里的小学办办停停，停的时候居多。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有时在村外一个年久失修的破庙，有时在全村唯一的郝家家庙，有时借人家的闲置住宅，我上二年级时曾在我家空院借办。
至少从一九三七年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开始，村学就停了。我同母大哥长我九岁，他上到二年级学校就停办了，二哥、三哥没有上过学。没有学上的孩子们，只能在庄稼地摸爬滚打。我和我四哥之所以能上学，还得感谢一次机缘巧遇。我娘多次说起，有一次她领着我和四哥在街头玩，刚巧一位相面的人经过，他见到我们哥俩，立即驻足同我娘说：这两个孩子有福相，你要让他们上学，将来会有出息。说完，没有索取任何报酬，扬长而去。我娘回家，立刻同我爹讲了，激起了我爹的特别希望，当即表示，以后卖房子卖地，也要供两个小儿子上学。转眼到了一九四〇年，我四哥七岁（虚岁说八岁），可是村里没有学校，我爹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耽误了上学，于是决定送我四哥到县城上小学，寄宿在一个辗转相识的人家。一个七岁的小孩，该是多么孤单，但还是坚持了一年。不知村中的长者们是如何发动的，一九四一年春节之后，村里重新办起小学，那年我六岁，正好赶上，我四哥也由县城回到本村。说来也怪，一九四八年十五岁的四哥参加革命，随军入川，现在是离休的厅级干部；我也当上了教授，难道真应了相面人的预言，还是一个巧合？此为后话。
由于村学停办了好几年，所以那年学生比较多，总共有二十多人。除了一年级，还有二、三年级。小的如我，大的有十三四岁的。学校借用一家空院，有五间北房，两头是耳房，中间三间没有槅断，顶头一间放着一口棺材，用砖墙隔开，我们的教室用其他两间。所有的学生都在一起，实行复式教学，老师给一年级讲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做作业。每次上课，老师要轮流给三个年级讲。自习的时候要大声朗读，各念各的，念起来抑扬顿挫，不过很单调，我们称之为“念经”。三个年级一起念，也就有“乱作一团”之感。
老师有三位，一位是前边说到的那位土豪家的初中生，名曰郝子兴，是名义上的老师，很少来学校，也不记得他曾给我们上过课。另一位是他的弟弟，小学毕业，名曰郝子恒，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还有一位校长，是他的堂弟，名曰郝子恩，读过小学三年级。
办学总要有点开销，经费从哪里来，我们小孩子不管不问，从大人们的言谈中也知道一点点。一是村里有一些“公地”，公地缘何而来，遗憾的是从来没有打听过，后来学历史，也没有做过调查和细究，真是不可救药的“失责”。这些公地有点收入，用于村里的公共开销，其中也会用于办学。二是按每家土地多少，捐点钱粮。三是减免担任教师的赋役，当时赋役很重，减免是一项不小的报酬。四是自愿资助，在我家闲院办学时，就有“自愿资助”的意思。
老师教课，应该说是认真的，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体罚。特别是校长打人很凶，木板一下子可打成几截，有时用藤鞭打还不解气，竟用木棍。我虽没有挨过，但那种可怕的场面——老师恶狠狠吼叫，学生凄惨的哀号，给我留下无法磨灭的恐惧记忆。相形之下，罚站、罚跪是很温和的方式，课堂门口，常常有一排学生跪着。我们的教室旁边，停放着那口锃亮的红漆棺材，开始我们都有点害怕，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孩子们会跳过半截砖墙，围着棺材追打哄闹。不知是谁在棺材上划了一道纹，老师火冒三丈，罚所有的学生下跪，要人检举是谁划的。不知是谁说了一个名字，老师立即把那位同学揪出来，劈头盖脸，用藤鞭抽个不止，学生号啕大哭：“不是我！不是我！”但校长不容其分辩，越叫打得越凶，血渗透单衣，透出一道一道的血迹，直到那个学生瘫在地上才松手。校长经常打人，又爱喝酒，酒后打得更凶，我们背后管他叫“野蛮校长”！在当时，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对体罚都是认同的，认为老师体罚同家长打骂一样，是不可缺少的教育手段。我不记得有哪位家长为自己挨打的孩子出来辩护过，多半是在学校挨了打之后，回家还要遭到家长的训斥或打骂，所以在学校挨了体罚，回家后是不敢作声的。
除了老师体罚，大一点的学生也可以对小同学实行体罚，有时罚站或罚跪，有时也会给几巴掌。小学生还要向几位厉害的大学生“进贡”，每个星期要送一次好吃的。
我不记得挨过重罚，但罚站和罚跪是常有的。一次我背课文，虽然背出来了，但老师一看我的课本破烂得不成样子，训斥不够解气，顺手拿起正在抽的烟袋锅，向我头顶扣下来，瞬间头上就起了个小包，好几天没有下去。回想起来，上小学是件恐怖的事。
另外，军事操练时挨打也是经常的。日本人在我们学校开办了“日曜小学”，由日本人教日语和军事操练。对日本人要有一套礼仪，让人处处担惊受怕，稍有闪失就要挨罚。军事操练对我这个还分不清左右的孩子是十分困难的，动作经常与口令相反，教鞭于是就会随之落在身上。每个星期日，都像过鬼门关那样令人慌恐不堪。
也有一件受宠的事，我至今难忘。三年级读完之后，学校没有四年级。离我们村六里地的西兆通村有一所高级小学（即有五、六年级），校长送我一个人去考插班生。我跟着他走十分害怕，出乎意外的是他对我态度挺好，嘱咐我考试要仔细看题，做完之后要检查一遍。我按校长的嘱咐，平静地参加了考试。考完之后稍等片刻即被告之我被录取了，校长十分高兴，我给他磕了一个头，用农村感激长辈最隆重的礼仪答谢他。那时正是中午，校长要我跟着他去饭铺吃饭。令我心惊胆战的“野蛮校长”，原来也有温情的时候。
我们村在西兆通上学的有五、六位，一般都是结伴而行，早去晚归，中午自带干粮。学校不供应开水，实在渴了，就喝几口凉水。学校按时上课，我们这一群孩子的家都没有钟表，很难掌握时间，迟到是常有的事，因此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通常的办法就是不让进教室，只能站立在教室门口听讲。打骂还是有，但比村里的小学好多了。不过有一次也很吓人，早晨出操，一位同学迟到，老师训他，他竟敢自辩，近于顶嘴。老师上去向他的胸部猛击一拳，学生顿时昏厥在地，好长时间才醒过来，同学们屏住气息，谁也不敢吭声。
那时候雨雪很多，雨下得很大就自动停止上学，学校不算旷课。小雨还是要去的，我们都没有雨伞和雨衣，一般只能用一个布口袋折成蓑衣，披在身上，这多半是要淋透的。到了学校，没有可换的衣服，冷得浑身打哆嗦，皮肤表面都变得像紫茄子一样，只能用自己的体温把湿漉漉的衣服暖干，很是受罪。冬天来了，上学更是困难，积雪常常有一尺深，走起路来十分艰难，雪化时又是泥泞不堪。好在有几个同伴，互相鼓励和比赛，这些都一一克服了。回想起来，也着实是个锻炼。
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学校为照顾路远的同学，实行寄宿，我和四哥参加了，那年我十岁。学校对寄宿的学生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天还没亮就起床出操，之后要上早自习。让我最恐惧的是夜宿。我们住的房子是一家姓周的大地主的院落。他家的住宅连成片，占了一条街。地主家的人常年在北京和县城，这些院落是空闲的，清冷清冷，没有人气。由于不生火，屋里屋外一样冷。我们睡在地上，用一层草做地铺。我住在南屋，见不到一点阳光，比屋外还冷。一冬天就一身贴身的棉衣，时间一长，棉衣变铁皮，根本不保暖；手脚生冻疮，整天流清水鼻涕，可也不患大病，看来人就是锻炼出来的。
这些大宅院有许多闹鬼的传说，我从小就听神呀、鬼呀的故事，所以那时信以为真，也十分害怕。走进周家大院，就有阴森恐怖的感觉。每到夜里，都是在恐怖中度过。钻进被窝就蒙住头，似乎这般就能挡住鬼。更为麻烦的是解夜，不敢出来，总想憋一会儿，等有人也起身时再起来。那时，睡觉时间不足。一清早还满天星的时辰就起来，晚上还要上自习，课外活动很多，又跑又跳，很累，自己无法控制醒与睡，尿床的事也时有发生。
还有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是在上学的路上发生的。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秋天的一个早上，我们几个同伴边走边说笑，走到村口，一个小伙伴突然大叫一声：“人头，人头！”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果然在墙上挂着一个人头。大家惊恐万状，一时都瘫了，几乎无法挪步。放学时，我们不敢再走这个村口，于是绕道另一个，结果也挂着一个。第二天，当我们走到第三个村口，同样又是一个。那些天里，人头在我眼前晃动，天一黑，不敢离开大人一步，夜里也常做噩梦。当时国共双方时有冲突，我们学校周围，许多村驻着不少国民党的“还乡团”，以县为单位，称作“某某县还乡团”。这些还乡团经常向中共占领区出击，返回时常抓一些人，说是八路军或共产党。被抓的人多半被处死，常听说的是枪毙，偶尔也听说活埋，像斩首示众的虽少，可偏偏让我们这些孩子们看见了，真是吓破了胆。
当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绑票、撕票现象也多有，还有报私仇的。在我们上学的沿途有多起人命案，有的是被枪杀，有的是被投井，一路都很恐惧，特别是出现旋风之时，阴云密布，风尘飞扬，恐惧心情愈益严重，因为大人们总说，旋风是冤鬼现形。每当这时，我们便争先恐后地往前跑，落在后边会哇哇大哭。
共产党对国民党也不手软，对支持国民党的人多半采取夜里“掏窝”办法，拉到村外枪毙，陈尸荒野，也有很大的震慑力。
一九四七年初春，刚开学不久，我十二岁，刚上五年级的第二学期。一天上午，操场突然连声巨响，人们狂喊：“八路军来了！”老师们也慌作一团，都集中到校长那里。我们紧缩在教室里，等老师的消息。很快，老师来了，话很简单：“八路军来了，你们立即回家，学校停课。以后是否复课，等候通知。”我哥哥是六年级的学生，他们行动更快，这时已在教室门口喊我，我连书桌中的课本与笔墨也来不及收拾，蹿出来跟着他往家里奔跑。到家后才听大人们说，八路军攻占了县城，一时间，大家都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
回忆起来，西兆通这所高级小学办得还是很不错的，每个班有单独的教室，老师也比较固定，每一门课都有专门老师教，课程很正规，各种制度也比较健全，管理很严。学生经常搞各种比赛，如作文比赛，选出模范文章贴在走廊里，供大家学习。还有体育比赛、歌咏比赛，五、六年级还有话剧演出。每周有周会，由老师训话或学生进行讲演。日本投降后，每天早操举行升旗仪式，集体背诵“国父遗嘱”。音乐老师教的都是一些鼓舞人心的进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期终成绩进行总排名，分甲、乙、丙、丁四类。我多半是甲等之末、乙等之首。我们的校长上过初级师范，二十年代参加过共产党，组织领导过本县农民暴动，被捕后脱党，但一直坚持进步，是从事教育的地方名人，一九四九年后以进步人士身份当过县教育局长。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办得很出色，深受老百姓欢迎。
本村的小学虽然没有留下愉快的记忆，但说起来我还属于幸运儿。我上学之前，已停办多年，恢复办学，我正好六岁，否则我只能下地干活，失去上学的机会。我转学到西兆通的高级小学之后，村里的小学又停办了，直到一九五〇年以后才恢复。所以，不管老师怎么“野蛮”，恰恰复学这三四年被我赶上了，不能不说是个幸运。
我有幸在西兆通上到五年级，本以为能毕业，继续考中学，但停学的不幸又从天而降，从此我又失学了。以后命运如何？天也未必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