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给我讲一个你小时候在爪哇岛的故事吧，求求你了。”

露比是我的小外孙女，她正在翻看我的那本老相册。她突然抬起头来对我说了这句话，微笑的小脸蛋上充满了期待的神情。于是我问她：“这一次你又想听哪个故事啊？”

“外婆，告诉我你住的那所房子，讲一讲那些在墙上爬来爬去的蜥蜴。再给我讲讲那里的各种动物，比如你抓到的那条蛇，还有你从那棵树上掉下来的故事。讲讲你的那个法国爷爷，你们为什么坐在餐桌前的时候都必须挺直了身体……还有你那次去爬山，结果两条腿上都爬满了水蛭。讲吧，外婆，所有的故事都要讲！”

看着她那张稚嫩的小脸和急切的表情，我心中禁不住又涌起了再次给她讲述我那些陈年旧事的冲动——我们这个家族的根在哪里，家族里的传统是什么，往日多姿多彩的幸福生活，等等。这一切都深深地掩藏在她手中那本发黄的家庭相册之中。

只不过，相册中缺少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照片——那些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拍下来的照片。可是，我所经历的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却在我的大脑里留下了如此深刻而永恒的烙印，那一个个惨痛的记忆早已深深地封存在我心中一个最为隐秘的角落里，它们所代表的故事是那么的令人羞耻和恐惧，我又怎么讲得出口！我从来没有把这些秘密告诉过我的女儿们，更没有告诉过我的外孙们——我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们对此都一无所知。然而，把这些黑暗的故事讲出来又一直是我内心的渴望，它就如同向我的外孙们讲述自己欢乐的童年故事一样的强烈和难以抑制。

这个故事的开头部分是由许许多多的欢乐片段构成的，其实小外孙女早就听过无数次了，只是她同所有的孩子一样，总是喜欢再次听到同样的故事，因为心中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我低头看着那些照片，其中的一些已经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泛黄。每张照片里都蕴藏着一段珍贵的记忆，那是我在爪哇岛上度过的美好童年时光，那里当年叫做“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叫“印度尼西亚”。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好像再一次感受到了爪哇岛上炎热而潮湿的空气，好像又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悠扬的加美兰音乐 ，其间还不时夹杂着蝉和蟋蟀的悠悠低鸣，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首独特的热带交响曲。我们坐在自家房屋的前廊上，饶有兴致地看着身边的癞蛤蟆不断地跳起又落下，把一只只不知名的昆虫吞进圆圆的肚子里；一缕淡淡的轻烟从驱蚊的盘香上袅袅升起。不过，留在我记忆中最鲜明的童年生活特征还是漂浮在空气中的各种气味——燃烧的木炭的气味、热带水果的气味、各种花草的气味，尤其是从不远处的小食摊上传来的那种让人垂涎欲滴的独特气味。

1923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一个荷兰殖民家庭里，是这个家族在当地的第三代人。我的家中始终充满了欢乐，而我的童年时代也是最为幸福美满的，旁人恐怕很难想象得出来。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三，我们一起在一个带有蔗糖生产工厂的甘蔗种植园里长大。这个名叫“泽比灵蔗糖厂”的种植园位于爪哇中部的三宝垄港市附近。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极具爱心、智慧和艺术修养的人，两人在各自不同的方面都极具天赋。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用纯粹的天主教传统培育我成长，让我在天主教学校和大学里接受教育。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从小就在我的心灵深处播种下了坚强信仰的种子，使我对祈祷、《圣经》和弥撒充满了热情。对我们而言，那里的弥撒活动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家远离三宝垄市，荷兰神父比克曼每月只能来泽比灵一次，专门为当地的天主教徒举行弥撒。

比克曼神父每次来都住在我们的家里。入夜后，我们就会一起喝着冷饮、在留声机播放的轻柔古典音乐的伴随下探讨《圣经》和神学的各种问题。所以，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具有了强烈而深刻的宗教信仰。这是天主赐予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是我在日后度过那段苦难岁月时最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母亲和父亲都极有音乐天赋，尤其对古典音乐更是情有独钟。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父亲和母亲一起合奏出的美妙音乐之声。父亲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小提琴手，而母亲则是一个同样出色的钢琴师和歌手。她可以用好几种语言演唱，但是更钟情于德文歌曲，因为用她丰润的女中音唱德文歌曲真是妙不可言，让人不得不陶醉其中。

我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926年，那时我三岁。父亲还是一个业余摄影师，所以在我家前廊的后面有一间冲洗照片的暗室。这个暗室对我有着神秘莫测的吸引力，我总是偷偷地从一个角落里往暗室里窥视，却从来不敢走进去。儿时的我还是一个相当固执的孩子。一天，我尿湿了裤子，却谎称是我的姐姐艾莉娜弄湿的。父亲被我蛮横的谎言激怒了，一气之下把我关进了暗室里，以示惩罚。我哭号着、尖叫着，用两个小拳头不停地捶打着暗室的门，整个身体因恐惧而不住地颤抖。好在父亲并没有把我关得太久，但是那一次在黑暗中所经历的恐惧却使我终生难忘。虽然这样的惩罚对一个小孩子不免有些严酷，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让我认识到了说谎的严重性和丑陋性质。

早年生活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开心的回忆，是父亲常常跪在床边祷告时的情景。对我们几个孩子而言，他每次祷告好像都要花去几个小时的时间，耐不住性子的我们总是在他没有完成祷告之前就跳到他的背上，迫使他同我们一起玩耍。他那虔诚祷告的形象后来成为我一生的榜样和鼓励。

我的父亲1895年生于爪哇，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国人，母亲是一个荷兰和印度尼西亚混血人。祖父母为父亲起名为“塞莱斯廷”，他的成长环境非常法国化，同祖父亨利讲话时都使用法语。祖母珍妮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深受父亲和全家的爱戴。据我所知，祖母的腰身十分纤细，长着一头浓密而乌黑的长发。按照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的生活习俗，祖母在家里的时候总是穿着当地传统的纱笼卡巴雅 ——宽松的外衣和围裙。遗憾的是，珍妮死得太早，48岁时就被肾病夺取了她美丽的生命。亨利祖父在他的后半生中一直都没能从他挚爱妻子的早逝中恢复过来——屋里到处挂满了珍妮的照片，两人的卧室更是成为祖父悼念祖母的永久圣地，卧室里的一切都没有丝毫改变，仿佛她仍然生活在他的身旁；那张双人床上依旧铺着带花边的床单，整齐地摆放着白色的被子和两个带枕套的枕头，一切都保持着她离世时的模样。

因为我是在珍妮祖母去世四个月之后出生的，所以我得到了她的名字——珍妮，多么美好的名字——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常常感到自己同她很亲近。我也非常珍视自己仅有的几件曾经属于珍妮祖母的私人物品，尤其是那个小小的皮夹，其中保存着珍妮的一缕秀发。有时候，我会打开这个皮夹，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留下的头发，让自己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之中。亨利祖父是个极重感情的男人。我不止一次想象过这缕头发的来历：当他知道自己的爱妻病入膏肓，已经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就趁她熟睡之时悄悄地从她头上剪下了这一缕发丝，作为他怀念她和永久珍藏的遗物。祖父美丽的家园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夷为平地，但是这个小小的皮夹却因为一直随身携带在祖父的胸前而得以保存下来，直到他过世时才传到了我的手里。

亨利祖父是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偶像。他在刚刚20岁的时候只身离开法国来到爪哇，很快就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此外他还会说一口带有美妙法国口音的德语。他还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笔直。即使在77岁高龄的时候，他也同样坚持每天锻炼，不用屈膝就能轻松地弯下腰用双手触及自己的脚趾头！

每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总是在祖父位于中爪哇班多恩干的家里度过整个假期。那里还是一个“乡村公园”，位于欧恩加兰山的山坡上，海拔900多米，是祖父一手创建起来的度假胜地。母亲也会在假期里来到这里小住，以躲避泽比灵炎热而潮湿的天气，享受一下山中凉爽宜人的空气。

亨利祖父在班多恩干的这座漂亮的房子也因此成为我一生中永不磨灭的记忆。那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地上的装饰地砖和各处摆放的地毯，墙上那些家中男仆每天入夜时都会以仪式般的庄重神态点亮的煤气灯，挂在墙上的照片和各种装饰品，前廊上的几把藤椅和桌子，以及我们经常在那里享受的饭后甜点和一杯接一杯的冷饮，这一切的一切虽已恍若隔世，但是在我心里却又历久弥新。

在那间宽敞起居室的一角摆放着一张大书桌，祖父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这张书桌前。书桌上摆满了家庭成员的照片。工作不是太忙的时候，他会允许我们坐在他的腿上，指着桌上的一张张照片为我们讲述他的陈年旧事。虽然有些故事我已经听过许多遍，但是每次讲起来我依然听得心醉神迷。对我而言，那张书桌就是祖父家中最重要的一件家具，每次看到它我心中就会油然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在书桌的对面摆放着一个画架，画架上是一幅巨大的珍妮祖母的照片，两旁各自摆放着一小盆紫色的大岩桐花。

亨利祖父的妻子去世以后，贝茨姑妈充当了家中女主人的角色。她默默地在祖父的房前屋后操持家务，脚上始终穿着一双拖鞋，走起路来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那声音至今仍在我耳旁时时回响。贝茨姑妈长着一头椒盐色的头发，她总爱把它们挽成一个圆圆的发髻挂在脑后，可是那个发髻又始终挽得乱糟糟的。她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总是一成不变的，不外乎那两件花裙子，一件是深蓝色的，另一件是紫色的。贝茨姑妈虽然有些与众不同，但是我们都很爱她。珍妮死后，她接管了家中的全部家务，对我们而言她就如同当年的珍妮祖母一样。贝茨终身未嫁，她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全心全意地疼爱我们，甚至于每当我们惹了麻烦不免受到祖父惩罚的时候，她也总会站出来为我们遮掩。

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贝茨姑妈突然一病不起，那年我19岁。我当时恰好住在祖父家里，能够照顾病重的姑妈让我感到宽慰。后来，她安详地死在了我的怀抱里。姑妈的遗体躺在她的床上，那一夜我一直静静地守候在她的身旁，悲痛欲绝地看着人们为她做了最后的梳妆打扮。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死人，也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的痛苦。贝茨姑妈的遗容看上去是那么的安详，她生前脸上的皱纹似乎都完全消失了。就在这一时刻，我感到自己对她的爱变得愈发深厚了，于是我拿起梳子仔细地为她梳理头发，然后从她的花园里摘来一朵兰花，轻轻地放到她叠在胸前的双手中。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感贝茨姑妈是幸运的，虽然英年早逝让人痛惜，但是却使她免遭了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好几年痛不欲生的非人生活。

祖父家的房子十分宽大，不仅足以满足我们全家人的需要，即使是我那些住在巴达维亚 的堂兄弟、堂姐妹们一起到来的时候，也仍然绰绰有余。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的时间主要都是在网球场和两个游泳池中度过的（两个游泳池一大一小，大的长50米，小的长20米）。我们也喜欢爬山，而且总是为了抄近路在雨林中穿行，所以每次两条腿上都布满了划痕和爬满了长长的黑色水蛭。于是，我们就点燃火柴一个个地烧它们的身体，直到把它们全部清理干净。回到家的时候往往已是接近傍晚，大家又再一次跳进游泳池里嬉戏。我至今还记得跳入水中的一瞬间全身皮肤所感到的那种刺痒的感觉。

夜晚，我们大家又会围坐在一张桌子前玩游戏，亨利祖父则独自坐在他那张书桌前处理信件和种植园的日常文字工作。他天生就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教我们唱过许多法国歌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坐在他的腿上，听他唱法国儿歌。每个星期天的早上，祖父都会用留声机播放法国的国歌，他会打开大喇叭，让《马赛曲》响彻整个庭院。亲爱的老亨利就是这样，在内心里他始终还是一个法国人。在这个美好的庄园里度过的那些数不清的周末和假日，是我最为珍视的记忆，我只希望天堂里也能保留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同亨利祖父在班多恩干的度假胜地一模一样。

我的母亲叫约瑟芬，荷兰人。在我的记忆中，她就像盘绕在我家房子上的优雅的葡萄藤一样迷人。她不仅身材十分苗条，并且长相也非常漂亮。在家里的时候，她的臂膀上始终吊着一个小小的篮子，里面放着一大串钥匙。当地人把这种篮子叫做“钥匙篮”，除了钥匙还可以放进去各种小物件。比如，你需要一把小剪刀、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把削笔刀、一颗纽扣、一根橡皮筋、针线、一个发卡或者一张手帕，你都可以在我母亲的这个“钥匙篮”里找到。在她上了一些年纪以后，她还把自己的老花镜也放在了这个篮子里。

母亲的梳妆台一直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一直清晰地记得她坐在梳妆台前，面前摆放着一柄银镜、毛刷和梳子等全套化妆用具，那是我父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除此之外，还有一只碎花瓷碗和配套的瓷盘，碗里装着母亲的一些首饰，盘子里则放着她的一些小物件。小时候，我总喜欢玩弄母亲的项链，把我的小手指插进那些美丽的珠子之间。其中有一条琥珀项链，是父亲在从荷兰到爪哇的漫长海上旅途中，在埃及的赛德港为她买的。我对项链上的琥珀珠子尤其着迷，所以经常把这个项链戴到自己的脖子上。母亲深知我对这个项链的喜爱，后来就把它送给了我，就在那几年后她就去世了。

母亲是作为一个新娘子从荷兰来到爪哇的，那时她23岁。她是在阿姆斯特丹遇到父亲的，当时父亲正在那里读书，准备将来当一名工程师。看看父亲当年的照片，这个名叫塞莱斯廷的年轻人是多么英俊啊，我完全可以想象母亲为什么会那么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父亲！

父亲和母亲非常相爱。不过，他们也有过争吵的时候，好在我们最终总能见证他们和好如初的那一刻，看到他们彼此拥抱在一起，恩爱有加。每当看到这一情景，我们的心中就会感到如释重负；知道他们将永远彼此相爱，我们就有了安全感。

结婚后的五年之中，母亲约瑟芬生下了她的头三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他们为他起名为爱德华，小名叫“瓦尔德”。第二个孩子是我的姐姐艾莉娜，第三个是我——珍妮，不过人们通常叫我“扬”，这是荷兰语的发音。又过了八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妹妹约瑟芬，小名“芬”。母亲的最后一个孩子生于1934年，也就是我的小妹妹塞莱丝特。

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极高，所有人都很爱她，她给我们留下的回忆也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有什么需要，她都会提供帮助，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她无法办到的事情。

我的第一件晚礼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17岁那年，按照传统可以拥有自己的第一件晚礼服，我心中的憧憬就是得到一件狄安娜·窦萍 曾经穿过的那种晚礼服。我一直在各种杂志上寻找这件晚礼服，后来有一天终于突然在英国的插图周报《素描》上找到了它。

“妈妈，我想要这件晚礼服，行吗？”我指着报纸上光彩照人的狄安娜·窦萍的照片问母亲，“做一件这样的晚礼服不会太难吧，妈妈？”那是一件由一层又一层的白色薄纱叠起来作为装饰的长裙，美丽极了。

“当然不难！”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于是，在没有任何参考服装图样的情况下，她居然为我做出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绝妙晚礼服。

我穿着母亲刚刚做好的晚礼服站在镜子前，左右扭动着身体，倾听着白纱彼此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响，注视着长裙旋转起来时的婀娜多姿。我的心里那个美啊！这时，我家的厨师伊玛和女仆索艾米一起跑进屋来，和我一起分享拥有自己的第一件晚礼服的喜悦。她们俩都羡慕得目瞪口呆，一边用手指轻轻抚摸着晚礼服上的层层白纱，一边不住地惊叹道：“太漂亮了，小姐穿上它真是漂亮极了！”其实，我们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一把小小的剪刀只要到了她的手里，她就能剪裁出各种神奇而美丽的服装来。

母亲让我感到骄傲。客人们来到我家也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的所有朋友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我们的家里布置得很有品味，每一面壁墙上都挂着漂亮的绘画和装饰艺术品，每一个细小之处都能体现出母亲的审美情趣。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家庭主妇，又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主人，言谈举止优雅而极具幽默感。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乐意同她相处，因为她总是能够发现每一个人的优点，而忽略他的不足。她对我们几个孩子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严厉的话，她把“唱白脸”的角色完完全全地留给了父亲。

其实，在整个童年时期里，我并没有见过母亲亲自做过所谓的日常“家务”，因为我们有伊玛和索艾米为我们做饭和做清洁，然而母亲的双手却永远也没有闲着，她的时间都花在了实实在在值得去做的事情上。除了坐在那台“胜家牌”缝纫机前为家人缝制衣服和弹奏钢琴之外，母亲约瑟芬还有其他许多的爱好。她是泽比灵俱乐部的图书管理员和蔗糖厂的采购员，每月都要接听我们的销售代表从巴达维亚和苏腊巴亚 等大城市打来的电话，收集他们提供的各种消息和信息。

泽比灵俱乐部是整个蔗糖厂范围内的社会活动中心。那里除了有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商店之外，还有一个贵宾厅、一个酒吧、一个台球台和一间弹子房，当然，还有一个舞厅。这里是供蔗糖厂的所有雇员和他们的妻子交际的地方，供他们聚会、喝冷饮、闲聊和娱乐。

在俱乐部旁边就是那个网球场，每周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分别对成年人和孩子们开放。当我长到十几岁并且当人们认为我打网球的水平已经足以同成年人对垒的时候，我一生中的另一个重要时刻就到来了。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受到了成年人的邀请，将要第一次同女士们打网球。母亲特地为我缝制了一件全新的网球短裙。我紧张极了——岂止是紧张，我是害怕了——一直在心里反复回忆着父亲教给我的每一个打网球的要领。

真正的考验终于到来了。我同成年人的第一次比赛是单打，对手是当地人一致公认的最佳女子网球手艾克豪特夫人。其结果真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赢了。比赛结束后，艾克豪特夫人走到我的面前，伸出手臂热烈地拥抱了我，并递给我一杯刨冰风味饮料作为奖励。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和幸福的童年，真是莫大的造化。正是这种深深的爱在后来的艰难岁月里帮助我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我们这个家的家庭成员，还应该加上五位当地的印度尼西亚人才算完整，他们都是在我们家工作的人。我们雇用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仆、一个童仆、一个司机和一个园丁。我之所以把他们也称为“家人”，是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他们为这个家作出的贡献、对这个家的忠诚和热爱是如此巨大，每次想起他们，我就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们的厨师伊玛是一个温柔而坚强的小个子女人，虽然一只眼睛早已失明，但是在她的脸上却始终洋溢着温暖的微笑。我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描述她呢？她那双灵巧的双手随时都能做出一桌无以伦比的“印尼式米餐”，用英语直译过来就是“米饭桌”。这种“米餐”起源于荷兰殖民时代，以米饭为主食，佐以各式小盘菜肴，如辣牛肉、鸡肉、鸡蛋、鱼、蔬菜汤和辣椒酱。伊玛是母亲的骄傲，来我们家用餐的客人越是重要，伊玛就会做出越丰富的菜肴。虽然荷兰菜和印尼菜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她同样也是一个烹制荷兰菜的行家里手。荷兰菜相当朴实无华：土豆、肉和肉汁，再加上一些欧洲常见的蔬菜，如青豆、胡萝卜和芦笋。有的菜当地并不出产，我们只能购买罐头。我无法详细说出制作这些菜肴的全过程，但是伊玛总能做得最好。在早已远去的那个殖民时代里，拥有一个好厨师被视为一个家庭最为重要的“资产”，正因为我家有这样一个烹饪专家伊玛，母亲常常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这些孩子都喜欢同伊玛一起待在厨房里玩耍，一个个蹲在地上，看着她在一个结实的圆石臼里捣制印尼辣酱——一种把辣椒、芫荽、小茴香和其他香料放在一起捣碎制成的调味酱。她会让我们轮流握着绞肉机的手柄摇上几圈，或者递给我们一把印尼扇子，让我们为木炭炉子煽一煽火。在伊玛的管辖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舔食平底锅里的炖汤，也可以用手指舔尝盘子里的各种美味。

伊玛有一个儿子，名字叫恰克，也就是我家的童仆。除了其他杂务之外，他的主要工作是餐桌服务，所以他始终穿戴得十分整洁。他是个相当聪慧的年轻人，做起事来一丝不苟。

父亲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音乐，所以他教恰克如何管理他那些数不清的古典音乐唱片，如何把它们归类后放在不同的架子上，以及如何才能找到需要的唱片。常常萦绕在家里的美妙音乐也让恰克着了迷，他也渐渐爱上了古典音乐，并且以管理留声机为自豪，无论是转动摇柄还是更换唱针他都做得格外仔细。恰克对这些唱片有着自己的偏好，如果是他喜欢的音乐，转瞬之间就能找出来，比如弗朗茨·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或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组曲 。

那个时候，泽比灵庄园还没有安装内部电话，各家各户之间的通讯是靠一种老式的“通讯板”来进行的。那是由铰链连接在一起的两块镶在木框中的石板，像文件夹似的可以打开和合上，木框上用细绳拴着一支石笔。母亲把给某个朋友的“信”写在左边的石板上，“回信”则写在右边的石板上。恰克十分乐意充当“邮差”的角色，因为这给他提供了一个同其他家的佣人聊天的机会。不仅如此，在他等待对方写“回信”的时候，通常还能得到一杯冷饮。拿到“回信”后，他就把通讯板夹在腋窝里往回走，脑子里装满了佣人们最新的闲言碎语。

当时，每当我们家接到一封国际邮件都是全家人的重大事情，这些邮件主要是母亲的娘家人通过每月一趟的班轮从荷兰寄来的。恰克总是把来信盛在一个银盘子里，慎重其事地端到母亲面前，从而使得这件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小事成为大家共同欢乐的喜庆大事。他一眼就能辨认出来自荷兰的信件，把信送给母亲的同时还会大声欢呼“荷兰来信了”，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停地赞许地点着头。母亲拿到信后，恰克会心满意足地看着母亲急切地撕开信封，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享受到了我母亲的开心一刻他就知足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航空邮件开通时，我们那里出现的激动和兴奋场面。从荷兰到爪哇的第一个航班送来了第一批航空信，信纸特别薄。不过，早期航空时代也充满了危险，我至今也还记得一架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发生的悲剧：飞机降落时坠毁并爆炸起火。事后，我们收到了人们从飞机残骸中找到的几封航空信，信封和信纸的几个角都被烧掉了。母亲脸上流着眼泪，千方百计想把残缺的信纸拼起来，结果还是未能如愿。

我们家的另一个佣人是索艾米，一位沉默寡言和喜欢嚼槟榔的女人，多亏了她的努力，我们的每一间卧室才能始终保持干净和整齐。索艾米的专属“领地”就是后院里的那口水井，她在那里用手浆洗我们全家人的衣物，仅有的工具就是一块搓衣板和一块黄色的肥皂。这口井围在一堵圆形的白色围墙之内，围墙上爬满了芬芳的茉莉花。每当我们看到索艾米把白色的床单平铺到后院的草地上的时候——热带炽热的阳光很快就会把它们晒干——就知道她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常常喜欢在井边玩耍，因为那里不仅凉爽而且始终香气袭人。那里也是我们经常的藏身之处，索艾米对此颇为恼火。但是，大概是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孩子的缘故，她对我们非常疼爱。索艾米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成了寡妇，以后一直没有再嫁。时至今日，我的耳旁还经常响起那首印尼摇篮曲《妮娜波波》的美妙旋律，那是索艾米坐在我的床边，用她甜美的嗓音轻柔地唱过无数遍的歌曲。

我们家的园丁叫萨迪。他使用一把很特别的印度尼西亚镰刀修剪我们家的草坪，经他修剪后的草坪就像温布尔顿网球场一样整洁而美丽。

除了音乐，父亲的另一大爱好就是养热带鱼。家里摆放着许多水族箱，父亲教会了萨迪如何饲养这些鱼，但是一旦某条鱼死掉了，可怜的萨迪就只能独自受过。每当这个时候，就连我们这些孩子也会为萨迪难过。他这个人脑子不太精明，所以常常给自己招来不少麻烦。

最后还有我们的司机阿玛德。在其他所有人看来，阿玛德在奥赫恩家里从事的工作是最让人羡慕的，他本人也因此而感到特别骄傲！在阿玛德的精心呵护下，我们家那辆“雪佛兰牌”汽车始终处于无可挑剔的最佳运行状态之中；这辆车是他最大的骄傲和快乐的源泉。

我家的所有雇员始终同我们吃同样的食物，他们的衣服则是由他们自己选择、我母亲提供的，并且每年印尼新年到来的时候，母亲都会确保他们得到一套全新的衣服。

我们一家人都热爱这些忠诚而勤劳的雇员，他们同我们共同分享着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也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他们是我们家庭中名副其实的成员。自打孩提时代起，每当我们遇到麻烦或者需要特殊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趴到他们的肩膀上哭泣、求助。我哥哥瓦尔德是在阿玛德手把手地教授下学会驾驶的；我会做“印尼米餐”，也是伊玛教的——她允许我待在厨房里，观察和学习烹饪“米餐”的全过程；母亲常犯头疼病，是伊玛用她那双强有力的手和娴熟的技巧为母亲按摩，让她一次次摆脱了病痛的折磨。

爪哇有一种水果叫树番茄，当地人又称之为“荷兰茄子”，是一种只生长在半山腰较为凉爽气候条件下的茄属、茄科植物的果实。当地荷兰人都非常喜欢这种水果。有一位爪哇小贩经常专程从大约100公里外的山中来到我家，把新鲜的树番茄卖给我们。

他每次都是把树番茄分装在几个篮子里，再把篮子挎在肩上，脚下只拴着两片橡胶皮，然后从山中徒步来到我家，单程大约需要四天的时间。他完全可以把这些水果卖给离他家近一些的买主，但是因为他知道我母亲每次都会买下他送来的全部树番茄，所以宁愿舍近求远，长途跋涉把树番茄卖到我家来。

他每次来到我家的时候都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有时候还因为发烧而牙齿不停地打颤。孩子们都把他视为一个英雄，一个从远方的山中一步步走来的了不起的汉子。他到来后，家里人会首先把他带到后廊上的厨房里，伊玛会为他端上一碗米饭和蔬菜汤，然后再送上一杯浓浓的黑咖啡。

当晚，他会在我家留宿一夜，第二天又踏上遥远的归程。出发前，母亲总会额外送给他一些治疗疟疾的奎宁药片和一些给他孩子们的糖果点心。这时，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就会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向我们一一道过“再见”之后离去，而我们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却已经开始期盼着他的下一次到来。

除了这位水果小贩之外，还有另一位我们家非常期盼的常客——一位走街串户的中国商人。他卖的都是各种亚麻布制品，上面都有漂亮的手工刺绣图案，比如桌布、餐巾、手绢和枕头套等，琳琅满目的一大堆。他是一位十分聪明的商人，而且推销起来非常具有说服力。

母亲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总是说：“不，我不能再买中国刺绣品了。”这时候，我们孩子们就会央求道：“妈妈，我们只是看一看，行吗？”然后，大家就一拥而上，围在他身边看着他不紧不慢地摆出一件件精美的绣品。这个展示的过程每次都会花去长达半小时的时间，而且最后一件件收起来时又会再花去半个小时。在这个巧妙设计的展示过程中，母亲最终都会买下几件他的商品，大多数都是亚麻布绣品。每年圣诞节到来前，母亲就会把这些绣品集中打包寄到荷兰老家去。母亲当年买下的部分绣品至今依然保留在我们荷兰亲属的家里。

当地的爪哇孩子们也经常跑到我家来兜售他们抓到的各种动物，瓦尔德、艾莉娜和我每次看到那些蜷缩在小笼子里无法动弹的可怜生灵，就会心疼得流泪，哭喊道：“妈妈，我们把它买下来吧……求求你，行吗？”所以，多年来我家宽大的后院里就渐渐地住进了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动物，除了我们饲养的那几条德国牧羊犬之外，还有一只食蚁兽、几条蛇、几只乌龟、各种鸟、一只赤颈鹤、一头鹿、几只豚鼠、一只猴子和一群野鸡！这些动物不仅使我们的童年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且让我们学会了尊重和爱护动物。发生在那只我们取名为“雅各布”的赤颈鹤身上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天，一个当地男孩带着一只他抓到的小鹤来到我们家里，要把它卖给我们。这是一只小赤颈鹤，被关在一个很狭小的笼子里，它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向外张望着，为了逃出囚禁它的牢笼，它不时用喙拼命地敲啄笼子，因此喙部已经受伤，开始流血。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可怜这只小赤颈鹤，母亲见此情景深受感动，于是拿出一个相当于25分的硬币递给那个男孩，我们立刻把小鹤从笼子里解救了出来。

接下来，孩子们开始商量起来：“我们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最后一致认为“雅各布”最好。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专门到小溪里抓来小鱼和鳝鱼，作为“雅各布”的食物，而“雅各布”也在我们的精心喂养下很快长大，出落成一只美丽的赤颈鹤。“雅各布”是一只非常驯服而温顺的鸟，看得出来它对住在我家后院里也感到很快乐。我们都喜爱它，不想失去它。为此，父亲特地把它翅膀上的羽毛剪去了一小部分，使它既可以飞起来又难以飞到远处去。“雅各布”特别喜欢飞到后院的白色围墙上，那里是它昂首天外的首选之地。

“雅各布”也有一些非鹤类的古怪行为。在我家后廊上有一个洗衣池，母亲总是把一块肥皂放在池子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块肥皂就成了“雅各布”的食品。也许，它认为肥皂就是一条鱼！它接连几次飞到洗衣池里，用它长长的喙叼起肥皂，然后一仰脖子就把它整个吞进了肚子里。幸运的是，吃到肚里的肥皂似乎并没有对它造成任何伤害。为了防止它再吃肥皂，母亲不得不改变习惯，把肥皂藏到了“雅各布”无法找到的地方。

就这样，“雅各布”同我们一家人十分融洽地生活在了一起。渐渐地，父亲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剪掉它翅膀上的羽毛，我们也都相信它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了。一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有一天，当“雅各布”依然昂首挺胸地站在围墙上的时候，它突然发现了一群大鸟正从我家的上空飞过。那正是一群赤颈鹤，是“雅各布”的同类，时值它们的繁殖季节，于是便成群地飞到了爪哇来。我们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雅各布”，只见它略微歪着头看着天空中飞翔的鹤群。突然之间，它振翅飞了起来，义无反顾地尾随着那群鹤飞走了。

我们觉得，“雅各布”作出这样的决定一定也很艰难，不过它最终还是选择了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我们一直无声地站在原地，仰望着天空，目送着它加入到自己的新家庭之中。看着它渐渐远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很悲伤，我们以后无疑会想念它，不时回忆起它那些独特而滑稽的行为——它又大又长的喙发出的“咔咔”声响，以及瞪着一双期盼的眼睛站在后廊上等待早餐的神情。然而，虽然我们确信自己再也不会看到它的身影了，但是却依然为它能够重返大自然感到很欣慰。

一年后的一天，我父亲同两个爪哇工人一起在甘蔗园里工作，其中一人突然用手指着天空喊道：“奥赫恩先生，快看哪，一群赤颈鹤！”他们发现，在这群飞翔的赤颈鹤队伍的后面，跟着另一只孤独的鹤，并且很快就看出来这只鹤很像“雅各布”。接下来，这只鹤离开了鹤群，开始在他们头顶上方盘旋。父亲这时已经看得十分真切，那就是“雅各布”，因为它翅膀上的羽毛边沿依然长短不一，那是被他修剪后留下的痕迹。

回到家时父亲激动不已，高声把我们叫到一起，说道：“你们猜不到吧，‘雅各布’回来了！我今天看到它了！”我们纷纷叫道：“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你快来，到后院看看吧。”在我们后院的白墙顶上，同样是原来的那个地方，昂首挺胸地站着我们的“雅各布”，就好像这一年来它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看看它那个神态，好像正在说：“快点啊，我的晚餐呢！”从那以后，“雅各布”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成为了我们家多年的真正宠物。

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常客，而且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最为期待的客人，那就是当地的一个小食摊的摊主。他总是带着一套自制的便携式炊具四处叫卖，就算他出现在几英里之外我们也能立刻闻到他那个小食摊发出的诱人香味。每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就会出现在大街上，炊具担子上挂着几个叮当作响的铃铛和几个红红的小灯笼，一路走来好不热闹！

每当我们听到他熟悉的吆喝声，就会一起跑到大门前，招呼他进来，然后开始央求父母让我们尝一尝他最拿手的美食。在众多小食摊中，只有他一个获得了我父母的首肯，允许我们买他兜售的食品吃。他做的沙嗲烤鸡肉串和沙嗲烤猪肉串以及鲜美绝伦的沙嗲酱，是我这辈子所吃到过的最美味的小吃！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盘子，蹲在这位和蔼的小摊贩身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拿着一大把肉串在燃烧的木炭上仔细地翻烤，从肉串上冒出来的缕缕烟气，闻起来简直让人垂涎欲滴。

在我的大妹妹约瑟芬出生之前，我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并且被视为我母亲的“第一个翻版”，在整整八年的时间里尽情享受着父母的宠爱。我哥哥瓦尔德一直是我崇拜的英雄，我们俩相处得十分融洽。他曾经多次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比如我那次掉进河里，是他把我从河水中捞了上来；又比如，有一次一条大蟒蛇突然窜到了我的面前，是他冲上前来杀死了蟒蛇；还有一次，我们爬山时在热带雨林中走迷了路，还是他镇定自若地带着我往前走，最终安全地走出了丛林。危急时刻，瓦尔德总能应付自如，他生来就是一个完美的领导者。

他还会自己制作玩具士兵——把铅块熔化，倒入各种各样的模子里。然后再给“士兵们”一一画上军服，并且不同国家的士兵还要穿着不同的军服。瓦尔德喜欢在他卧室前的走廊上用玩具士兵排兵布阵，我则喜欢待在一旁静静地观看。他很善于整体谋划，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不同战争场面——岩石、沙包和植物，应有尽有，就好像一场真正的战斗正在走廊上打响。

在瓦尔德的战争游戏中，法国“部队”始终是胜利者。他有时也让我参加“战斗”，不过我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和命令，这样一来我的“部队”当然也就始终难逃失败的厄运。

瓦尔德在中学的最后那一年得到了他的第一条长裤，为了他人生中的这一个重大时刻，我们一起为他举行了庆祝活动。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因为穿上长裤的瓦尔德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大人。中学毕业后不久，他就离开家远赴荷兰，到位于布雷达的皇家军事学院学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荷兰期间，瓦尔德被德国人抓走，关进了设在德国境内的一个集中营。他幸存了下来。战争结束后，他加入了荷兰军队，后来成为了一名将军。瓦尔德的一生始终让我感到骄傲。

瓦尔德离开家之后，我一直非常想念他。在我看来，甚至我们的家也因为他的离开而失去了往日的精彩，因为他在我幸福的童年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他的离开仅仅带来了一件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那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和姐姐艾莉娜各自拥有了自己的卧室。因为艾莉娜现在成为孩子们中的老大了，所以她得到了那间靠走廊的房间，这让我羡慕不已。

艾莉娜是一个心灵手巧且极具艺术天赋的人。在我们家有一个传统——每当有人生日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或她在餐桌前的座椅装饰得漂漂亮亮的，这是庆祝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在这件事情上，艾莉娜始终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好手，她的脑子里总会产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利用不同材料创造出不同的装饰效果——鲜花、绿叶、皱纹纸、彩带，无一不用——而且每次的设计都绝不会重复。

她是我们家里最文静的孩子，也是最温柔的一个。她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聪慧过人的特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都能妥善处理，这种本事有时会让我嫉妒得生气。她还经常帮助我做家庭作业，她在我心目中的角色常常很像我的母亲。每当我遇到什么问题却又不敢问我母亲的时候，我就会去问艾莉娜。

就拿我第一次来月经为例吧。那天早上艾莉娜一眼就看出了我脸上困惑和忧虑的表情，发现我第一次来了月经，于是立刻帮助我进行了处理。在那之前，我曾经看见衣柜最上面一格里放着一些形状奇特的小毛巾，由于无法完全看清楚，总觉得那些东西有些神秘。就在这个时候，艾莉娜伸出手从衣柜里取下了一条那样的小毛巾，把这个我家自制的卫生巾递到了我的手里，接着又用她那一贯简洁明了而又若无其事的口吻对我解释说，从现在起我每个月都会用到这个东西。然后，她又教会了我如何使用这种毛巾。

她拍拍我的脑袋，温柔地对我说道：“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姑娘了。”这就是我孩提时代所接受的性教育。当时，我心里并不懂得此话的道理，我内裤上的斑斑血迹怎么突然之间就把我变成一个“大姑娘”了呢？

那天晚些时候，我听见艾莉娜对母亲说：“扬来月经了。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她了。”我想，母亲听了艾莉娜的话，大概也就放心了。然而，母亲其实并不知道艾莉娜所说的“一切”并非一切——女人为什么要来月经，或者说月经同性生活、怀孕乃至生育的关系是什么，她都没有告诉我。

虽然说我们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我们每个孩子从来都穿戴得漂漂亮亮的，根本没有抱怨的理由，但是，每当看到其他人家的姑娘们穿上了“买来的”新衣服的时候，我仍然会感到十分羡慕。在我大约15岁的时候，住在三宝垄的亨利叔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和科丽婶婶捎话来说，婶婶刚刚在当地开了一家服装店。母亲很兴奋，立刻决定去亲眼看看。于是，那一周的星期天司机阿玛德就开车把我们送到了三宝垄。一走进科丽婶婶的服装店里，我立刻就被展架上挂着的一排排漂亮衣服吸引住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科丽婶婶不无骄傲地说道：“这些衣服全部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我惊愕道：“美国服装！”我轻轻抚摸着那些服装，心中不禁想道：“这些衣服简直就同美国电影明星们穿的衣服一样的漂亮。”科丽婶婶看出了我内心的渴望，对我们说道：“你们两个姑娘每人可以挑选一件。”艾莉娜和我难以置信地彼此看看，然后又看看母亲和科丽婶婶，同时问道：“真的吗？我们真的可以得到一件这样的衣服吗？”

于是，我和艾莉娜开始在一排排令人眼花缭乱的服装里挑选自己的衣服，那一刻真是让人兴奋不已，心中的喜悦之情更是无以言表。一想到我马上就要得到一件新衣服，我的心就狂跳个不停。突然，我看见它了！我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浅绿色的连衣裙，上面带有漂亮的碎花图案；衣裙上配有两个可爱的泡泡短袖，前胸和后背上分别镶有一个钻石形状的花边装饰。这就是我的第一件真正“买来的”衣服，这一辈子我都会喜欢它并把它永远铭记在心里。从此，我有生以来首次拥有了一件后背上缝有一个小商标的衣服，这件衣服立刻成为我“最好的”衣服，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我才会把它穿在身上。

约瑟芬和塞莱丝特当时都很小，对时装世界还没有丝毫的兴趣。对艾莉娜和我说来，科丽婶婶的服装店简直就是整个三宝垄市最让人着迷的地方，而约瑟芬和塞莱丝特则不同，她们俩对母亲制作的连衣裙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在一座蔗糖厂的环境里生活，不时会碰上激动人心的日子，尤其是在丰收的喜庆时节。每当第一批收获的甘蔗送到工厂里来的时候，人们都会举行庆祝活动，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印度尼西亚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要为蔗糖厂的开工而大大地热闹一番。

庆祝活动中还包括一顿丰盛且带有娱乐节目的“好运宴”，这是专门犒劳工厂里所有爪哇工人的。娱乐节目包括爪哇当地的假兽舞，表演者穿戴着各种野兽和怪物的面具和躯壳表演，其中有一条龙，小时候见到它我就害怕。晚上还有夜市和杂耍表演，不过整个庆祝活动的高潮还是“节日舞会”，四方八面的人都会赶来参加。

这个舞会通常都在蔗糖厂里的一个宽敞的厂房里举行。因为父亲既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又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艺术家，所以每次都是由他负责把这间单调的厂房装饰成一个漂亮的舞厅。他会带着几十个爪哇工人完成这个惊人的“蜕变”，设计出最富于想象力的环境，创造出最具有外国情调的氛围。

有一年的舞会主题是“小鸟天堂”，舞厅里挂满了色彩鲜艳的各种鸟类模型和巨大的鸟形纸灯笼，把整个舞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另一年的主题是“埃及沙漠”，舞厅里出现了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还有一年是“巴黎黑猫夜总会”，结果到处都是硕大无比的“黑猫”。

那一年我刚满16岁，正好到了可以参加“节日舞会”的年龄。母亲特地为我和艾莉娜缝制了专门参加这个舞会时穿的新连衣裙。艾莉娜的年龄比我大，所以她得到的是一件及地的全长连衣裙，而我的连衣裙的长度只有3/4，因为我的年龄还小。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这是我经历的最激动人心和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那时候，我就像是一朵名副其实的“壁花”，同其他几个年轻姑娘一起傻傻地坐在舞厅的一边，我们心里都很清楚，除了自己的父亲之外，根本不会有人来邀请我们跳舞。不过，能够参加这个舞会、看着成年人尽情跳舞，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同他父母一起走进了舞厅里。在那之前，除了电影里的明星之外，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如此帅气的小伙子。身边的姑娘们立刻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说这个人名叫弗雷德，26岁，他父母刚刚搬到泽比灵来，他本人独自住在三宝垄市，因为他在那里工作。

紧接着，乐队奏起了第一支舞曲，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老好人》，一对接一对成年男女携手走进了舞池。令人惊讶的是，弗雷德这时却突然向我们这几个坐在墙根下的姑娘走来。

他会邀请谁跳舞呢？每个姑娘的心里想的都是这个问题。

他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优雅地鞠了一躬，问道：“我能邀请你跳这个舞吗？”

我激动得立刻涨红了脸，如此难以置信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有些结巴地回答道：“我、我的舞跳得不好。”

就这样，他搂着我跳起舞来，我们在舞池中尽情地旋转。我们俩竟然跳了一个晚上。天哪，这对一个刚刚16岁的少女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的第一个舞会真是棒极了！

虽然瓦尔德、艾莉娜和我都喜欢游泳和网球，但是相比其他运动项目而言，我们更喜欢爬山，尤其是爬祖父家所在地班多恩干附近的那些山，比如欧恩加兰山。这座山有两个较小的侧峰，一个叫拉帕克峰，另一个叫根多尔峰。这两座山峰都被我们征服过，而且据我们所知，在我们之前还没有人爬到过根多尔峰的峰顶。为了证明我们确实登上了山顶，我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镜子，向远在山脚下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了信号。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了，天快黑的时候才回到家，我们每个人的腿上都布满了树枝和荆棘留下的划痕。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我们还常常到位于歌东松戈的几个高山印度寺庙和位于安佩尔佳丁山腰上的一个农场里玩耍。这个农场属于一对日本夫妇。我们每次走到他们农舍门口的时候，都会受到这对夫妇的热情欢迎。他们会十分友好地把我们请进他们的屋里，给我们喝他们农场自产的新鲜牛奶，然后带着我们在农场中参观。他们对我们真的非常友好，对我们的不期而至总是热情相待。战火燃烧到爪哇之后，人们才得知这对夫妇原来是日本派来的间谍，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们的那个农场正好位于安佩尔佳丁山的半山坡上，山下广阔的区域和战略要地可以一览无余。

在日本侵占爪哇之前的几年里，许多日本商人来到了爪哇。这些人都是日本精心策划后派来的探子，其目的就是为日后的入侵作准备。就连多次为我们家拍照的那个“友好”的日本摄影师，结果也是一个间谍。这个人在三宝垄一带很受欢迎，我们家的照片中有不少都是他拍摄的，其中就包括本书封面上我的那张照片。当这些日本人满脸堆笑不住地向我们点头哈腰以示友好的时候，却一直在暗中处心积虑地把我们推向毁灭的深渊。

我的学校生活是从三宝垄市的天主教方济会小学开始的，这所学校就位于该市的主要街道波东大街上。每天一大早，我从家里坐着校车出发，一个小时后才能到达学校。

学校每天第一堂课的上课时间是早上七点，放学时间是下午一点，也就是说我回到家的时间始终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正午的炎热常常使得我们的印尼校车司机昏昏欲睡，所以车上的孩子们不得不轮流坐到他的身边，密切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闭上了眼睛、耷拉下脑袋的时候，就立刻用手戳戳他的肋骨，让他清醒过来。

方济会小学的教师们都是修女，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我们都热爱和尊重她们。在大萧条时期，父亲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已经难以负担孩子们的学费，但是心地善良的修女们却允许我们不交一分钱继续在校学习。

1993年，我第一次回到了这所小学，重温当年的美好时光。学校的规模已经扩大了许多，然而那幢老教学楼的主体部分却依然如故。再次走在通往教学楼门廊的碎石路上，一种无比神奇的感觉从心中油然而生；门廊的墙上挂着战前在学校里任教的荷兰修女的照片，我立刻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怀旧的热泪禁不住流下了我的脸颊。

在那些照片的下方摆放着一张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我也认出了它——当年它就摆在校长西维尔修女的办公室里。看着这张历经沧桑的桌子，我不禁想起了58年前自己羞愧满面地站在它面前的情景。

那年我读七年级，而且是西维尔修女教过的奥赫恩家的第三个孩子了。那天，我提前到达了学校。走进教室后，我发现架子黑板的背面写着当天历史考试的试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幸运！虽然黑板已经上下颠倒翻了个个儿，但是我歪着头还是完全可以看清楚每一道试题。于是，我拿出笔记本开始把试题抄下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了玫瑰念珠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要掩盖自己的作弊行为已经不可能了，西维尔修女已经走进了教室里，我被抓了个现行。我立刻感觉到了自己脸上火辣辣地发烫，心中充满了可怕的羞耻感。

“你怎么能做出如此不诚实的事情呢！”西维尔修女呵斥道，“你，扬，这里有那么多的学生，可偏偏是你这个奥赫恩家的孩子干出了这样的事情！”奥赫恩家的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家庭在整个社区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三宝垄市里，甚至有一条名叫奥赫恩的街道，那是为纪念我的爷爷而命名的。我的哥哥和姐姐也都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和运动队的队长，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优秀的品质。我这个不太聪明的孩子始终都挣扎在他们的光环之下，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我确实感到自己辱没了整个家族的好名声，但是也确实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突然做出此等可怕而令人羞耻的事情来。历史课一直是我学得最好的科目之一，就算事先不知道那些考题也照样难不住我。然而，事情就是发生了。我已经犯了错，西维尔修女下决心要给我留下一个深刻而长久的记忆。她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我就是站在这张大理石桌面的桌子面前，羞愧地低着头，老老实实地听着校长苦口婆心地向我阐述一个12岁小学生应有的良好品德。当然啦，不诚实自然不是良好的品德。西维尔修女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老师，她从来不会要求我们写什么“检讨”之类的东西，而是总能找到一种让我们受益的惩罚方式。我已经看见了，大理石桌面上放着一本《圣经·新约全书》。

“把书拿起来。”她对我说道，“找到圣保罗的‘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从桌上拿起那本《新约全书》，颤抖着双手开始翻找“以弗所书”。

“往后找。”她接着道，“圣保罗的信在‘使徒行传’的后面。”

我暗自想：如果我知道“使徒行传”在哪里，事情不就简单了。我拼命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最后还是在西维尔修女的继续指点下才终于找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

“现在，你读给我听，从第七行到第九行。”她非常温和地对我说道，“大声读，要读清楚。”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你想想看，能不能从中悟出主对你的希望。这同黑暗中的无果行为毫无关系，而是要通过比较把这些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凡是偷偷摸摸做的事情，都是人们难以启齿的龌龊之事；但是，把它们暴露出来就使它们得到了光明，任何事情一旦得到了光明，就会变成为光明。”

我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西维尔修女，不知道接下来她还会要我做什么。

“你要牢牢地记住这个道理。”说到此，她抬起手示意我可以离开了。

尽管第二天西维尔修女并没有要求我背出这几句“以弗所书”中的内容，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它们已经从此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心里。

离开方济会小学善良的修女们之后，我进入了三宝垄中学，同样也在波东街上。这是一所男女合校的学校，校舍带有明显的殖民时期的风格——粗壮的柱子和楼前入口处宽大的石阶。校园内长着高高的当地树木，给师生们提供了舒适的阴凉环境；主楼两边各有一幢侧楼，侧楼里也全是教室。浓荫下的长廊和校园里的小路，是女学生们漫步休息的好地方。我们的老师都很棒，我又很快交上了许多好朋友，甚至直至今日，一些当时建立起来的友谊依然还在延续。在那个岁月里，我度过了多少个无忧无虑的舒心日子！就是在这样一种饱受宠爱和呵护的幸福环境中，我慢慢地长大了，要是没有日本人的入侵，我也会成为那个纯洁一代中的一分子，同其他姑娘们一样带着童贞之身走进洞房。

中学毕业以后，我又回到了离我小学不远处的另一所学校——方济会师范学院，而学习期间的所有教学实习活动则都是在我的母校里完成的。

方济会的修女们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所师范学院里，虽然部分课程是由世俗老师教授的，如体育、地理、教学法、法语、德语和英语，但是音乐、历史、荷兰语和心理学却都是由修女教师教授的。宗教教育、教会史和神学则是由来自于三宝垄市近郊神学院的天主耶稣会教士教授的。

这些修女们在我心里激发出了巨大的好奇心。虽然她们的脸都隐藏在神秘的面纱之后，她们的生活习惯也与我们的不同，但是她们身上却散发出一种宁静、纯洁和祥和的气息。我经常一大早就提前来到学院里，悄悄地溜进小教堂，躲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她们祈祷。不知道为什么，每当看到她们开始虔诚默祷的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默默祷告。

我喜欢从教堂里传来的钟声。那悠扬的钟声在女修道院和校园长廊里回荡，随即溢满了矗立着圣心雕像的广场。我主伸出双臂，用充满仁爱的目光俯视着我们。正午时分，祈祷的钟声就会响起，无论我们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一起背诵“奉告祈祷”。

每次背诵“奉告祈祷”都会让我烦乱的心情得到舒缓。在每天忙忙碌碌的尘世生活中，它总会给我带来宁静的一刻，使我得以在静若止水的心境中自由地呼吸和沉思。

我喜欢用唱歌来放松心情。我们的音乐教师雷迪西亚修女教会了我如何演唱脍炙人口的《格列高利圣咏》。在她极富表情的指挥下，音乐就具有了生命力。我只要看着她，就知道自己该如何演唱。

宗教、钟声、教堂音乐、祈祷和纯真美德的布道渐渐充满了我的整个内心，有一天我自然而然地突然意识到了，宗教生活才是我的天职，这就是神召。这个念头使我的内心感到了极大的喜悦。我找到雷迪西亚修女，告诉她说我想成为一名修女，她听后非常高兴。她告诉我说：“扬，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虔诚的修女的。”第二天，她特地送给我一幅《圣母怜子图》——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基督的尸体。她还在这幅图的背面为我写下了一句特别的祈祷词。这幅圣画我一直保存至今。

为了鼓励我实现自己的心愿，我获得了进入修女们使用的大图书馆借阅图书的特许。不过，我的这个想法还只有修女们知道，其他任何人尚不得而知。

就在我在方济会师范学院读书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席卷整个欧洲。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侵入了荷兰，四天后荷兰投降。在我们为生活在荷兰的亲人们忧心忡忡的同时，我们也不禁暗自庆幸自己生活在远离战火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上，战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蔓延到我们的身上。

现在，我们这里的所有人也都开始努力为欧洲的战事作一份贡献。在师范学院里，我们举办了各种活动和音乐会，为英国皇家空军购买“喷火式”战斗机募集资金。每天清晨一到学校里，我就打开收音机收听最新的战报。

1941年12月17日，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第二天一早，我就听到学校广播里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现在，美国人很可能参战。”我听出那是我们的历史老师维克托瓦尔修女的声音。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不平凡的早晨，那天——12月8日——也正好是圣母玛利亚的“无原罪瞻礼”，又称“圣灵感孕节”。突然之间，形势急转直下，战争转眼之间已经近在我们眼前了。此后不久，菲律宾落入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但是我们仍然抱着一线希望，以为爪哇还是安全的。那时父亲47岁，当年早些时候他就已经被荷兰军队征召入伍，母亲不得不独当一面，在极度艰难的时局中维系着全家人的生活。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也在日本人的疯狂进攻下投降了。新加坡的沦陷终于使我们这些生活在爪哇的人意识到：日本人踏上我们的海岸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整个国家立即开始了备战，但是面对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没有人知道我们真正该做些什么。

我祖父认为，他在班多恩干山中的家相对安全，建议我们全家搬到他那里去住。于是，母亲、我和两个妹妹——芬和塞莱丝特，开始准备离家逃难。我们也以为，只要躲进了山里，至少可以远离危机四伏的海岸线。

家里的佣人们也纷纷感到不安，母亲给他们每个人提前支付了一大笔工资，但是却无法告诉他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她向他们保证说：“艾莉娜会不时回来看看的，她会同你们保持联系。”

艾莉娜当时住在三宝垄，她已经是荷兰东印度群岛铁路公司的雇员。母亲对自己作出的决定深感不安，同时又时时刻刻担心着我父亲的安全。看到她伤心痛苦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从现在起我必须成为她可以依赖的家庭支柱。

我们开始打包装箱，只要我们的汽车能装下的东西就尽量带走，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次回到这个无比温暖的家里来。阿玛德是司机，所以他将和我们同行，开车把我们送到班多恩干祖父的家里去，整个车程需要两个小时。家里的各种细软、具有纪念性质的物品、母亲的首饰、几本相册以及我们必须的衣物，开始一一装进汽车里，结果我们发现，所有人加上这些必需品无论如何也是无法一次运走的，阿玛德必须再跑一趟。

我站在自己的房间里，难以决定哪些才是我必须带走的东西。眼前的所有东西在这个时候都突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当我想把它们留在身后、弃之不顾的时候，它们却都变得无比珍贵了。我从墙上取下了我的十字架，把它放进箱子里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我又拿起了《圣经》、祈祷书和玫瑰念珠，最后拿起了《圣徒之书》——不久前我刚刚进行了第一次“避静”，也叫“退省”，即在七天的时间里完全离开日常的俗世生活，在修道院里独自静下心来祈祷和默思。“避静”结束之后，我得到了这本书。

我打开衣橱，开始选择必须带走的衣服。我首先看到的是我的第一件长晚礼服。可是，这件晚礼服上带着层层叠叠的薄纱，带上它会占据不少有限的空间。我把它取下来举在胸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过了一会儿，我还是含着眼泪把它重新挂在了衣橱里的衣架上。我最终选择了几件喜欢的旧衣服，把它们一一仔细地折叠好，放进了我的箱子里。我当时哪里知道，就是这几件旧衣服将伴随我度过今后长达三年半的艰难岁月。

离别的时间到了，该对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几位善良的雇员——伊玛、索艾米、恰克和萨迪——一一道别了。多年来，他们一直就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却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应该是安全的而我们不是，因为日本已经同荷兰宣战，却并没有同印度尼西亚宣战。对他们说来，失去工作将使他们陷入极大的生活困难，尽管如此，恰克仍然对我母亲保证，他会看好我们的房子并且照顾好艾莉娜的狗，直到艾莉娜来把它领走。我内心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再也不可能见到我们的这个家和这几位我深深热爱的朋友了。

我们开始向他们一一道别，所有人都难过得流下了热泪。我们把彼此紧紧地拥抱在自己怀里，长时间不肯分开。厨师伊玛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人，突然之间我感到她娇小的身体在我的双臂中是那么的脆弱。她为我们全家做过数不清的美味佳肴，我们每天放学回来都会从她那里得到特别的“犒劳”，在她的厨房里我们曾经度过了多少开心的时光、品尝过多少香喷喷的菜肴、用我们的手指抠吃过多少她做的花生酱和荷兰早餐糕上的面酱！我找不到足以能够表达我们的谢意的语言，也难以置信我们竟然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园，不得不把这些善良的人们留在身后。接下来，阿玛德拉开了车门，我们一个个挤进了汽车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就这样，一个幸福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来到班多恩干，我们开始同祖父住在一起，这使他感到很高兴。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一家人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无疑让人感到安慰和安全。就在我们逃到祖父家后不久，政府下达了如下命令：一旦政府发出日本人即将登陆的警报，一切有可能被日本军队利用的资源必须立即摧毁。没过多久，这个警报就发布了，于是所有的桥梁都被炸毁，火车、船舶、机动车、卡车、马匹和工业机器无一幸免，通通都被毁掉了。

在泽比灵家中的时候，父亲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习惯——早餐前他都要骑上他那匹名叫“杰克”的澳大利亚骏马在附近跑上一圈。他也是一个相当熟练的骑师，骑马不仅给他带来了莫大的乐趣，也使他的精神状态得到极大的放松。我们一家人都知道父亲对这匹马的热爱，所以我们把“杰克”也一起带到了班多恩干，寄养在离祖父家不远处一户人家的马厩里。销毁战争资源的命令下达后，我们都意识到这匹马和我们家的汽车都必须被“销毁”。

枪杀“杰克”的时候，我无法目睹如此可怕的场面，一个人远远地躲开了。我清楚地记得枪声传来的时候心里的感受，就好像有人无情地射杀了我的父亲。

母亲不得不忍痛把销毁汽车的决定告诉了阿玛德。这辆“雷诺牌”轿车是父亲一年前刚刚买下的，几乎就是一辆全新的车。这辆车一直让阿玛德感到无比自豪，他对它的爱护胜过了其他的一切；他已经把它看作了“他的”车，小心翼翼地使用、仔仔细细地维护，里里外外始终保持得犹如新车一般。可是现在，这辆车必须被烧掉。

阿玛德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母亲。他根本不想销毁“他的”这辆车，于是断然拒绝了母亲的要求。最后，母亲只得求助于他人，一把火把它烧成了一堆废铁。

我为阿玛德感到心痛，他的整个生活乃至整个世界，都在这一片熊熊燃烧的火光中化为了灰烬。就这样，我们不得不一件接着一件地失去了我们的许多财产，可是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1942年3月1日，我年满19岁了，也正是在这一天日本人的军队入侵了爪哇岛。那时，我妹妹约瑟芬11岁，塞莱丝特7岁。驻爪哇的荷兰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终究难以抵挡日本帝国陆军的强大攻势。1942年3月8日，荷兰殖民政府向日本投降。

日本人的旗帜开始在爪哇岛上四处飘扬，一个延续了三个多世纪的荷兰殖民时代就此结束。

祖父一直在自家的前院里挂着一面荷兰国旗。因为我们住在山里，除了偶尔看见远处的山下驶过日本陆军的卡车，一直没有近距离见到过日本军人，所以直到现在这面国旗一直挂在那里。

一天上午，一辆日本人的卡车突然出现在祖父家的房子前。一个穿着沉重长筒军靴的日本兵从车厢后面跳了下来，手里端着一把上着刺刀的步枪。他一边愤怒地大喊大叫，一边向挂在前院里的那一面红白蓝三色荷兰国旗冲去。他举起刺刀粗暴地割破了我们的国旗，然后拿出一面日本帝国国旗挂在了旗杆上。见到这一情景，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了巨大的恐惧。现实无情地摆在我们面前，我感到了彻底的绝望、无助和难以置信，全身激动得颤抖不已。从现在开始，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变故？我的父亲在哪里？难道日本人从此就将永远留在这里？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所有人都在紧张和惶恐不安中度过。接下来，我们收到了日本人的命令：所有荷兰人都必须到指定的地点集中登记。我们来到了他们指定的登记地点，只见所有的荷兰人都表现得忐忑不安，各自同自己的家人紧紧地挤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了大批日本军人。他们大声呵斥着把我们赶来赶去，以此达到恐吓和凌辱我们的目的。我们出于礼貌向他们鞠躬，填写好他们粗鲁地塞进我们手里的表格，内容包括国籍、出生国、年龄、性别、职业，等等。我们把填好的表格交给日本人之后便回到了家里，心中则更加恐惧。

在那之后不久的一天，我们突然听到了日本军用卡车驶上山来的声音，最后这些卡车开到了祖父家的门前。其中一辆卡车径直开进了通往祖父家大门的车道，一帮日本兵跳下车来，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大声吼叫着朝我们走来。那一刻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我的整个身体已经吓得丝毫不敢动弹。

他们冲到前廊上，踢伤了祖父家的狗，“哇啦哇啦”地叫喊着我们根本听不懂的命令。他们逼着我们立即收拾行李，搬到山下的集中营里居住。我们早就作好了前往集中营的准备，最重要的文件和物品也早已打包，以便随时带着它们离开。在日本兵的监视之下，我们紧张地收拾各自的行李箱——每个人只允许随身携带一个箱子和一个床垫。由于日本人只给了我们十分短暂的准备时间，带哪些东西就成为一个十分难以抉择的问题。当我的两个妹妹芬和塞莱丝特发现她们最喜欢的玩具都不能带走的时候，都开始哭号起来。我决定只带上自己最为实用的衣物，并且提醒母亲一定要带上一顶蚊帐。此外，我没有忘记带上我的《圣经》、《圣徒之书》、祈祷书和十字架。至于那一串玫瑰念珠，我则把它放进了我的裙子口袋里。

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准备应该放进这个衣箱里的物品，我会清楚地知道哪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我会首先选择必备的药品，比如奎宁、钙片、大比目鱼鱼肝油，此外就是肥皂、茶叶、奶粉、火柴、蜡烛、纸和铅笔。然而，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想到这些东西？

祖父获准留在自己的家里，不用到集中营里生活，这是因为他在登记表格的“国籍”一栏里填的是“法国”，德国人和法国人都不在拘禁的范围之内。

这是我们第二次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不得不把我们珍视的一切留在身后，不得不向我们深爱着的亲人告别！

同祖父告别尤其使我感到伤心欲绝。我在校学习那些年的每一个假期都是在祖父的亲切关爱下度过的。就是在班多恩干，他为我的童年时代注入了最为幸福的时光。他一一同我们拥抱，禁不住老泪纵横。他首先拥抱了母亲，接着是约瑟芬和塞莱丝特，最后是我。他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法语一遍又一遍地嘱咐着我。那一刻，我对他的爱是那么的强烈，久久不愿放开搂着他的双手。他对我说：“照顾好你的母亲。”最后，他在我们每个人的额头上画了一个十字——这也是他多年来的习惯，每天睡觉之前他都会同我们道晚安，亲吻我们的额头之后再画上一个十字。

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最后看了一眼祖父家中所有的漂亮东西、我喜欢的每一个物件，下定决心把这一切尘世间的俗物统统忘记。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我们一家四口——母亲、我、约瑟芬和塞莱丝特——还能够生活在一起。

日本人押着我们上路了。我现在依然记得，祖父拿着一张白手绢向我们不断地挥舞，鼓起勇气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喊道：“坚持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持住啊！”

就这样，我们被赶上了等候着的日本人的军用卡车。汽车启动了，祖父依然站在那里挥舞着手中的手绢。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更多的荷兰妇女和孩子们不断地加入进来。我们彼此挤在一起，手里紧紧拿着最后的那一点儿随身物品，就像一群即将被送进屠宰场的可怜羔羊。汽车沿着山路蜿蜒而行，一路向山下的安巴拉哇驶去，我和母亲、芬和塞莱丝特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从此离开了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再次拥有的生活方式，离开了记录着我们无数幸福生活记忆的家。

在接下来的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将和成千上万其他荷兰妇女和孩子们一起，在囚禁中艰难度日。我孩提时代的那些美好的梦想都已经彻底地破灭了。 Cnl1jkscTWvfOn0nJMAXnh0PdwviWiRApPPBzWbBHFELiIdKFQPt7R3+oszloi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