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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好几天，溃退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能算作什么军队，简直是一帮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那些人脸上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是又破又烂的制服，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像是十分颓丧，十分疲惫，再也不能想什么念头，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只是出于习惯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下来。人们看见的，最多的是被动员令征召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现在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的是年轻灵活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害怕，也能很快地慷慨激昂，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看得见一个戴着亮晶晶钢盔的龙骑兵，他拖着笨重的脚步，很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走着。
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每一队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视死如归队”等等，他们的神气很像土匪。
他们的那些首领，有的从前是布商或粮商，有的以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暂时当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官，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挂着武器，镶着金线；说起话来声高震耳，经常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是靠了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维持；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兵士，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常常超出常规，但是惯于打家劫舍，荒淫纵欲。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鲁昂
城。
两个月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立刻准备作战，现在却都逃回自己的家里。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在三法里
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大路上的里程碑的一切杀人凶器突然都不见了。
最末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处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此后，城里便出现一种深沉的平静气氛和一种静悄悄的惊惶不安的等待状态。许多做生意做得毫无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在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惟恐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扦或厨下的菜刀也当做武器来处分。
生活好像是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上鸦雀无声。偶尔有一个居民被这种沉寂吓倒，急急匆匆贴着墙边溜过。
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竟使人们希望敌人早来。
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枪骑兵，很快地穿城而过。随后，过了不大工夫，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就下来了黑乎乎一大片人，同时在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也潮水般涌来了两股侵略军。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会师；于是从附近的各条街巷，德国军队都开了过来，一营跟着一营，沉重的、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橐橐地响。
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
的喊口令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有许多只眼睛在那里偷偷地瞧着这些战胜者，他们依据“战时法”，现在是本城的主人，财产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户，都留在他们遮得乌黑的屋子里，非常惊慌，就仿佛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多么聪明，多么强壮，都毫无用处了。因为，每逢事物的旧秩序横遭摧毁，安全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意识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顺流而下；打胜仗的军队一到，便要屠杀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某一个神祇表示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可怕的大灾害，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导我们的那样，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跟着就钻进去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开始，此后对战胜者必须和蔼驯顺。
过了一些时候，第一阵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好多的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在一桌上吃饭。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为了礼貌，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何况不知哪一天也许还要依靠他的保护呢。把他敷衍好了，也许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真要那样办的话，也无非表示大胆冒险，而不能算是勇敢。这时的鲁昂市民们已没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不是当年使本城身价百倍的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了。
最后他们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说，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不相识，可是到了家里，却很高兴谈谈说说，而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呢，每晚待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是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虽然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在街上摆来摆去，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军官格外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却添了一种东西，一点难于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外来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塞了各住户和各广场，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有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里做客的感觉。
战胜者老是要钱，并且要得很多。居民们总是如数照付。他们原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省的大商人，钱越挣得多，当他忍受牺牲，看见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转移到别人手里时，他的苦痛也越大。
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人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砍死的，有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要知道，对外国人的仇恨永远鼓励着几个不怕死的人，他们是随时可以为理想牺牲生命的。
后来，因为侵略者虽然做到全城都已屈从在他们极严格的纪律之下，但是大家传说的那些他们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凶恶勾当，他们在这里却一样都未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壮起来；做买卖的需要在本地大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本地有几个大商人在那里是有大笔投资的，他们很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然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他们利用了几个相熟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从总司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
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座位，订好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赶来看热闹。
几天来，地面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那天，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过来大片大片的乌云，雪纷纷降下来，不停地下了一个下午和一整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已聚齐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里上车。
他们都还睡眼惺忪，虽然披着毯子，还是冻得直哆嗦。在黑暗之中，彼此也看不大清楚；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层层叠叠的厚冬衣，望过去好像是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神父。不过有两个男人终于互相认出来了，紧跟着第三个人走了过来，他们聊起天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也带了去。”另一个说：“我也一样。”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不再回鲁昂来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到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都有这种计划，因为他们气质原是相同的。
不过始终还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了一盏小灯不时地从暗洞洞的一个小门里走出来，又立刻钻进了另一个门。可以听见马蹄踢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下垫了厩草，从马房的尽里头传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跟马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有人在套马具；轻微的铃声不久变成了一种清脆的、不断的铜铃颤动声，这个声响是随着马的动作而变化的，时而声息全无，时而突然一动又响起来，同时发出一只钉了马掌的马蹄踏在地上的沉闷声音。
门又突然关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些冻僵了的绅士们早已不说话；他们一动不动僵直地站在那里。
鹅毛大雪组成一幅绵延不断的大帷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放，一面闪闪发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这座严冬笼罩着的安静的城市的沉寂中，只听见雪片下降时那种模糊的、无以名之的、捉摸不住的窸窣之声，但这种窸窣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好说是我们感觉到有这种声响，因为那不过是一些轻飘飘的微屑掺混在一起，充塞了空间，盖满了世界。
刚才那个人又提着灯出现了，他拉着一匹垂头丧气丝毫不想出来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旁边，系上了缰绳，在马的前后左右转了半天，才把马具收拾妥当，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干活，另一只手拿着灯。当他正预备走去拉第二匹马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几位一动不动的旅客，他们已经满身是雪，成了白人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去待着，至少雪不会下在你们身上了。”
毫无疑问他们原先没想到上车子，一听这话于是急忙忙都奔了过去。那三个男子先把各人的太太安置在车厢尽里头，然后自己才上去；随后另外几个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人影也爬了上去，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彼此谁也没跟谁说一句话。
车厢的底板上铺着稻草，各人的脚都埋在草里。坐在车厢尽里头的那几位太太，都随手带着烧化学炭的小铜脚炉；她们立刻都把炭点燃起来，并且低声地列举这种脚炉的优点，说了好大半天，其实彼此告诉的事情，谁都早已知道。
最后公共马车总算套好了，本应套四匹马，现在却套了六匹，因为车重路滑不容易拉。这时车外有人问道：“大家都上车了吗？”车厢里有个人回答：“都上来了。”于是车出发了。
车子走得很慢，很慢，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车轮陷在雪里；整个车身发着低沉的咯吱咯吱的响声呻吟着；那六匹马一步一滑，呼呼喘着，全身冒着热气；车夫的那条大鞭四面八方地飞舞，不停地吧吧响着，一会儿卷起来，一会儿伸展开，活像一条细蛇；有时鞭子突然抽到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匹马就猛地一用力，把屁股高高地一耸。
谁也没有觉察，天已经渐渐亮起来。轻飘飘的鹅毛雪片，也就是车里一位地道的鲁昂土著旅客把它比做天上降下的棉花的雪，也不下了。野地里忽而出现一行蒙着白霜的大树，忽而出现一所顶着雪的茅屋；天上覆着大块的黑而浓的云使得大地更显得白茫茫地耀眼，这时候从云间透出了一片模糊的光亮。
在车厢里，借着这种黎明时的凄凉的光亮，人们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尽里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的是住在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人鸟先生夫妇，他们正面对面地坐着打瞌睡。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老板买卖破产以后，他就把铺底顶了过来，发了财。他做的买卖是以很低的价格把很坏的葡萄酒批发给乡间的小贩，因此认识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花招最多的奸商，是个诡计多端、爱说爱笑的真正诺曼底人。
他这种奸商的名声已是十分昭著，因此本地的闻人杜尔奈先生，一位文笔尖刻而细致、专编寓言和歌谣的名家，一天晚上在省政府的晚会上，看见太太们都有睡意，便向她们提议玩鸟飞
的游戏，马上这个双关语就飞遍了省长的各个客厅，后来又飞向全城的各个客厅，有一个月之久使得全省的人都咧着嘴笑个不住。
鸟先生出名还有另外一个缘故，那就是他善于恶作剧，爱开玩笑，不管是恶毒的或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他都无所谓，所以任何人一谈到他，就立刻要加上这样一句话：“这个鸟，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
他的身量很矮小，挺着一个大皮球似的肚子，肩上是一张通红的脸，蓄着灰白色的颊须。
他的妻子是一个高大、强壮、意志坚强的妇人；说话总提高了嗓门，主意来得特别快；她在铺子里是秩序和算术的化身，多亏有她欢天喜地跳跳钻钻，店里才显得有生气。
在这对夫妇旁边的是属于更高一个阶层，道貌岸然的卡雷－拉玛东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棉纺业里有很高的地位，开着三座纺织厂，得过四级荣誉勋章，是省议会的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
，他一直是友好的反对派的首领，他所以当这反对派的首领，唯一的目的是他先攻击对方，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用钝头武器先攻击对方，然后再附和对方，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卡雷－拉玛东太太比丈夫年轻得多，那些派到鲁昂来驻扎的好人家出身的军官们常常在她身上找到安慰。
她此刻面对着丈夫坐着，蜷缩在皮大衣里，又小巧，又娇憨，又漂亮，睁着一对沮丧的眼睛看着车厢的令人愁惨的内部。
坐在她旁边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他们的姓氏是诺曼底省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伯爵本人是一位气派很大的老绅士，他用尽心机在服装上修饰摆布，好突出他和国王亨利第四天生的相似之处。按照一种对他的家族大有光荣的传说，亨利第四曾使布雷维尔家族中一个女子怀了身孕，这女子的丈夫因此晋封伯爵并荣任了省长。
于贝尔伯爵也在省议会，和卡雷－拉玛东先生是同僚。他在省里代表着奥尔良派
。他怎么会和南特城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结婚，这一直是个谜。不过伯爵夫人气度很雍容，待人接物比谁都能干，并且社会上还认为她曾被路易·菲力普
的某一王子爱过，整个贵族阶级都殷勤招待她，她的客厅在本地首屈一指，只有她的客厅里还保持着旧日的风流情调，因此很不容易踏进去做座上客。
德·布雷维尔家里的产业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的收入达到五十万法郎。
上述的六个人算是车上的基本队伍，是社会上每年有靠得住的收入、生活安定、势力雄厚一方面的人，同时也是信奉宗教、服膺原则、有权威的上等人。
凑巧得出奇的是三位太太同坐在一条长凳上。伯爵夫人旁边却还坐着两位修女，她们手掐着长串念珠，口里嘟哝着圣父经和圣母经。其中的一个年纪已老，满脸都是麻子，仿佛就近中了几发霰弹似的。另一个身子很瘦小，一张好看而带病容的脸长在一个痨病胸部的上面；这个胸部正被一股使人甘心殉教、超凡入圣的贪婪的信心蚕食着。
在这两位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大家的眼光都注意着他们。
男的，大家都认识，是别号“民主党”的高尼岱，他是一切有身份的人最怕碰见的人。二十年来，他那一部黄褐色大胡子在一切有民主风味的咖啡馆的啤酒杯里拂过来拂过去。他的父亲当年是个糖果商，给他留下一份相当像样的产业，他和弟兄朋友们把它吃了个精光，迫不及待地等候共和国降生，以便获得他为革命喝了这么多杯啤酒之后分所应得的地位。在九月四日
那天，也许是有人跟他开玩笑，他以为自己已被任命为本省的省长；可是等他上任就职时，办公室的侍役们，那时是办公室的唯一主人，却拒绝承认他这项资格，他只好悄悄退了出来。好在他本是个好好先生，平常与人无争，最喜帮助别人，因此他又鼓起无比的热忱，从事本地的军事防卫工作。他叫人在平原上挖了许多坑，把附近树林中的小树一齐砍倒，在公路上密密层层埋伏下许多陷阱；他很满意自己这些准备工作，所以等敌人快开到的时候，他就很快地回到城里。现在他以为到勒阿弗尔去更可以为国效劳，在那个地方新的防御工事会成为迫切需要的东西。那个女的是一个妓女。因为身体过早发胖而出了名，外号叫“羊脂球”。她身量矮小，浑身到处都是圆圆的，肥得要滴出油来，十个手指头也都是肉鼓鼓的，只有骨节周围才凹进去好像箍着一个圈圈，颇像是几串短短的香肠；她的肉皮绷得紧紧的发着光，极丰满的胸脯隔着衣服向前高耸着；不过尽管如此，大家对她却都垂涎三尺，趋之若鹜，因为她那种鲜艳的气色实在叫人看了喜欢。她的脸庞儿好像一个红苹果，又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芍药；在这张脸蛋儿的上部睁着两只非常美的大黑眼睛，四周遮着一圈长而浓的睫毛，睫毛的阴影一直映在眼睛里；下部是一张窄窄的妩媚的嘴，嘴唇是那么湿润，正好亲吻，嘴里是两排细小光亮的牙齿。
据说，她还具有许多无法估计的本领。
当大家一认出她是什么人之后，在那几位正经妇人之间便起了一阵耳语，什么“婊子”啦，“社会耻辱”啦等等，尽管是低声说的，却是那么响，她不禁抬起头来。她来回看了同车人一遍，眼光含着那么多的挑战意味，并且是毫无畏惧之意，立刻大家都不再声响，低下了头；只有鸟先生还偷偷看着她，神气颇为轻佻。可是过了不大一会儿，那三位太太之间谈话又开始了，由于车里有了这个妓女，她们突然间彼此成了朋友，几乎是知己之交了。在她们看来，好像在这个无耻的卖淫女人面前，她们必须把她们为人妻的尊严拧成一股劲，因为合法的爱情总是看不起不合法的自由爱情的。
那三个男的，也因为有高尼岱在面前，一种保守派的本能使他们彼此更为靠拢，他们现在正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气谈论着金钱。于贝尔伯爵谈的是普鲁士军队给他带来的损害以及将来牲畜被抢走，庄稼收不了等等可能造成的损失，说话的时候显出千百万家财的封建地主满不在乎的神情，好像这种损害也不过给他带来一年半载的不方便罢了。卡雷－拉玛东先生在棉纺业方面受到过很大的损失，因此曾经留了一分心往英国汇了六十万法郎以备不时之需。至于鸟先生呢，他已安排妥当，把酒窖里剩下的普通酒一股脑儿卖给了法国后勤部，这样一来政府欠下了他一笔惊人的巨款，他现在准备到勒阿弗尔去领取。
这三位都用颇有友情的眼光一瞥一瞥地互相看着。他们虽然彼此社会地位不同，可是借了金钱的牵引，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兄，都是由双手插进裤袋弄得金币丁当响的阔佬们组成的那个大行会的一分子。
车子走得是那样慢，到了上午十点，他们还没走出四法里。男子们曾经三次下车，步行爬上坡的路。大家有点着急，因为原定在多特吃中饭，现在看来天黑以前到达那里都没有希望了。每个人都在注意，顶好在大路边上发现一个小酒馆，这时候驿车却陷进一个大雪堆里，费了两个钟头的时间才把它拖出来。
食欲在增长，弄得大家心慌意乱；可是看不见一个小饭馆，看不见一个卖酒的小店，因为普鲁士军队越来越近，饿着肚子的法国队伍不断经过，所有的买卖都吓得停止了。
车里的先生们都跑到路旁那些农庄里去找吃的东西，可是他们连面包都找不到，因为多疑多惧的农民生怕挨抢，早把存储的物品隐藏起来，那些没有吃的兵士们是发现什么都要硬拿走的。下午一点钟左右，鸟先生公开表示，他确确实实感觉到胃里空得发慌。其实大家也都跟他一样早就难受得要命；想吃东西的强烈需要一直在增长，连谈话的劲头也没有了。
时常有人打哈欠；一个人打完，马上就有另一个人跟着打；并且人人轮流着都打起来，按照各人的性情、礼貌和社会地位，各有各的打法：有的张着嘴大声打，有的很谦虚地赶紧拿手挡住往外冒热气、张大了的嘴打。
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去，仿佛在裙子底下找什么似的。每次她都踌躇一下，看一看旁边那些人，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腰来。那些人的脸都是苍白的，皱紧的。鸟先生表示他肯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他的妻子动了一下，好像表示反对，可是马上就安静下去。她一听见说浪费金钱，心里总要难受，甚至于对这方面开玩笑的话，也会信以为真。伯爵说：“说实话，我也觉得很不舒服，我怎么会没想到带点吃的来呢？”于是每个人都这样埋怨自己为什么没带吃的东西。
不过高尼岱带着满满一壶朗姆酒；他请大家喝一点，大家都冷冰冰拒绝了。只有鸟先生接受这番好意喝了一点点，他退还酒壶的时候还道谢说：“倒是不错，也暖和了，也忘了饿了。”酒一下肚，他高兴了，他提议跟歌谣里唱的小船上一样，吃那个最肥胖的旅客。这是暗射羊脂球，那几位有教养的人听了是刺耳的。谁也不回答他，只有高尼岱微微地笑了一笑。那两位修女已停止念经，双手抄在肥袖管里，她们动也不动，下死劲地低头看着地，不用说是在默默忍受上天降给她们的苦痛，作为对上天的献礼。
三点钟，他们来到了一片四望无边的平原，眼前连一个小村落都没有了。羊脂球终于一弯腰从长凳底下抽出了一个上面蒙着一块白色饭巾的大篮子。
从篮里，她先拿出一只陶瓷碟子，一只小银杯，然后是一只大罐子，里面装着两只切碎的小鸡，上面盖着凝结的冻儿；大家看见篮里还有不少别的好东西，什么肉酱啊、水果啊、糖果啊等等，总之是为三天旅程预备下的食品，三天之内可以不沾旅馆厨房做出来的任何东西。在那些食品包儿的中间还露着四个酒瓶的瓶颈。她拿起了一个鸡翅膀，仔细地吃着，一面就着一块小面包，就是在诺曼底省叫做“摄政时代”的那种小面包。
所有的眼睛都向她盯着。随后，香味一散开，大家的鼻翅就都张开，口里涌起了大量的口涎，耳朵下面那块颌骨也绷得直发痛。那几位太太对这个妓女的轻蔑现在更厉害了，她们恨不得把她杀死或把她扔下车去，抛到雪地里，连她的酒杯、篮子以及那些食品一齐丢下去。
不过鸟先生的眼睛盯着那罐鸡不放。他说：“真是妙不可言。这位太太比我们想得周到。有的人总是样样都想到。”她于是抬起头望着他说：“您吃一点吗，先生？从早上一直饿到现在可真不好受啊。”他点头打了招呼就说：“老实说，我还真不能拒绝，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到哪一步就得说哪一步，您说是不是，太太？”然后朝四周瞟一眼，他又接着说道：“遇到像现在这种时候，能够碰见好心肠帮忙的人，可真叫人痛快呀！”他身边有一张报纸，他把它摊开，免得弄脏裤子，随后从袋里掏出他永远掖着的一把小刀，用刀尖挑起一个满裹着冻儿的鸡腿，拿牙把它撕碎，细嚼起来；嚼得那么明显地津津有味，在车里引起了一片失望的长叹声。
可是羊脂球这时又用谦逊而温和的声音邀请那两位善良的修女也参加她这顿便餐。这两位马上就答应，眼皮也不抬，嘟囔了几句道谢的话之后，很快地就吃起来。高尼岱也没有拒绝羊脂球的邀请；连修女一起，各人把报纸摊在膝上，就拼成了一张饭桌。
几张嘴不停地张开了闭拢，闭拢了张开，咽啊，嚼啊，吞啊，非常地凶猛。鸟先生在自己的角落里吃得十分起劲，并且低声劝他的妻子也这样做。她拒绝了好半天，后来五脏六腑都一齐抽筋似的痛起来，她也不坚持了。她的丈夫于是使用出极委婉的词句请问他们的“可爱的旅伴”是否允许他拿一小块鸡给鸟太太吃。羊脂球说：“可以，当然可以，先生。”她一面极和蔼地微笑着把罐子递了过来。
第一瓶红葡萄酒打开以后，出现了一个难题，因为只有一只酒杯。大家只好把杯子揩抹一下互相传递着喝。只有高尼岱一个人不揩抹酒杯，却故意找羊脂球唇迹未干的地方喝，毫无疑义他是有意向她献媚。
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和卡雷－拉玛东夫妇周围的人都在吃东西，食物的香味把他们逼得喘不出气，他们受到的那种可怕的苦难是有名堂的，叫做“坦塔罗斯的苦难”
。忽然，那个棉纺厂厂主的年轻太太叹了一口长气，大家都不禁转过脸来；她的脸色跟车外的雪一般白；她眼皮一合，头一低，晕过去了。她的丈夫吓得不知怎样才好，要求大家帮忙。人人束手无策，这时候那个年老的修女却扶起了病人的头，把羊脂球的酒杯轻轻放在她的唇边，喂了她几滴葡萄酒。那位美丽的太太这才微微一动，睁开了眼，面上显出了一丝微笑，有气无力地说她现在觉得很舒服了。不过，为避免再犯病，那位修女逼着她又满满地喝了一杯，并且说：“是因为饿极了，没有别的缘故。”
这时，羊脂球脸涨得通红，显出很为难的样子，眼睛看着那四位饿着肚子的旅客，吞吞吐吐地说道：“天啊，我要是不怕冒昧的话，真想请这两位先生和两位太太也……”她不再往下说，怕惹出一场无趣，白受侮辱。鸟先生说话了：“唉！在这种时候，四海之内皆兄弟，都应该互相帮助。来吧，太太们，别客气，凭什么还要拒绝！我们能否找到一个住处过夜，都还不知道呢。像这样的走法，明天正午以前决到不了多特。”他们还在犹疑不决，谁也不敢负责任说一声“好吧”。
后来还是伯爵解决了问题。他转过脸来对着那个不知所措的肥胖姑娘，摆出了一副老绅士高不可攀的架子说道：“好，我们依实领情了，夫人。”
迈第一步是很困难的。第一道关口一过，大家就毫不客气了。一篮子东西吃了个精光。这篮子里原来还装着鹅肝酱、肥云雀酱、熏牛舌、克拉桑的梨、主教桥镇出产的甜面包、细巧甜点心、满满一杯子醋泡的黄瓜和洋葱，羊脂球跟别的妇人一样最爱吃生的蔬菜。
既吃了这个姑娘的东西，就不能不和她说话。于是就聊起天来，一开始大家都很矜持，可是她说话很知道分寸，大家也就不再拘束。德·布雷维尔太太和卡雷－拉玛东太太都是熟悉交际礼貌的人，知道怎样对她表示和气而又不失身份。特别是伯爵夫人，她显出最高贵的夫人不怕接触任何污秽的那种屈尊俯就的和蔼态度来，她对羊脂球显得格外和气。但是肥胖的鸟太太，她具有一种宪兵精神，仍旧是那么不可侵犯的样子，她说得少，吃得多。他们谈起了战争，这是很自然的事。他们讲了许多普鲁士兵士的残暴行为和法国人的英雄事迹；这些人自己是在逃跑，却衷心钦佩着别人的勇敢。很快地各人讲到各人的经历，羊脂球把她怎样离开鲁昂的情形讲给他们听，她的愤慨是真实的，言词也非常激烈；妓女们发泄真实的愤怒时往往是这样激烈的。她说：“我先以为我可以留下不走。我家里存着很多食品，供给几个兵士吃喝总比离乡背井乱跑乱奔好些。可是等到我真见着了他们，这些普鲁士兵，我可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把我的肚子都快气破了；我羞惭得哭了一整天。如果我是个男子的话，那当然就好办了！我从我的窗口望着他们，这些戴着尖顶钢盔的大肥猪，我真想把我屋里的家具丢下去砸他们，但我的女仆紧紧握着我的手，不让我动手。后来他们要住到我的家里来了。第一个走进我家大门的人就被我扑上去掐住了脖子。掐死他们这些人并不比掐死别人更费事。要不是他们拉住我的头发，这个家伙一定是叫我给结果了。这样一来我只好藏起来，一找到机会，就离开，到了这辆车里。”
大家很夸奖了她一番。她的这些旅伴并没有表现得像她这么果敢大胆，在他们的眼里，她变得高大起来了。高尼岱一直是带着微笑听她讲，他的微笑是使徒脸上常有的那种表示赞许的、善意的微笑；一位神父听见了一个虔诚的教徒颂扬上帝，其表情也不过如此，因为爱国是这些留着长胡子的民主党人独家经营的专卖品，正如宗教是那些穿长袍的教士们的专卖品一样。最后他说了话，口吻是说教者的口吻，并且用了一大堆从每天张贴在墙壁上的宣言中学来的慷慨激昂的词句；最后他真的搬出了一段演说词，狠狠地把那个“无赖巴丹盖”
痛骂了一顿。
可是羊脂球立刻勃然大怒，因为她是崇拜拿破仑皇帝的，她面色变得比野樱桃还红，气得说话也结巴了，她说：“你们这些人，你们不妨坐到他的位子上去试试看。那可就不知成什么样子了！这个人，他是被你们给出卖了！要是你们这些光棍上台治理法国，我只好远离法国了。”高尼岱很镇静，面上还保留着一丝轻蔑的、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微笑；但是大家却感到快要听见骂人的粗话了，这时伯爵挺身而出，用权威者的口气宣称一切真诚的意见都应该受到尊重，才好不容易把这个义愤填膺的姑娘的气平了下去。可是伯爵夫人和那位棉纺厂厂主的太太在心灵里原抱着一切有身份人对共和国所抱的莫名其妙的憎恨，并且对一切讲究排场的专制政府天生就有爱慕之情，因此不由自主地觉得这个妓女颇有可爱之处：她是那么庄严自重，令人钦敬；她的情感和她们的情感又是那么彼此相像。
那一篮子东西是吃光了。十个人吃这一篮子东西毫不费力就把它打扫干净，大家视为遗憾的是篮子只有这么大而不更大一点。自从把东西吃完以后，谈话稍稍冷淡了一些，但还继续了一些时候。
夜来了，天色一点一点黑下来，一个人正在消化食物的时候，对寒气的感觉来得格外锐敏；羊脂球尽管身体肥胖也不免一阵一阵打寒战。德·布雷维尔太太愿意把脚炉借她烤一下，脚炉里的炭从早上起已经换过多次；羊脂球立刻就接了过来，因为她觉得她的脚已冻得冰冷。卡雷－拉玛东太太和鸟太太也把各人的脚炉递给那两位修女。
车夫已经点上车灯。强烈的灯光照出辕马汗出如渗的屁股上的一片热气，同时也照出大路两旁的雪，在灯光闪耀之下滚滚向后飞驰。
在车厢里是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过在羊脂球和高尼岱之间突然有一种动作；鸟先生的两眼在黑暗里搜索，他好像看见那位长着大胡子的人急忙向旁边一闪，似乎挨了不声不响打过来的很结实的一拳。
在大路前方出现星星点点的小火光。多特到了。整整走了十二小时，加上四次停下来让马吃燕麦和喘口气的两小时休息时间，一共是十四小时。车开进了镇市，在商务旅馆前停了下来。车门开了。一种很耳熟的声音使所有的旅客都不由得一惊；他们听见的是腰刀皮鞘触到地面的声音。紧跟着是一个德国人在高声喊叫。
车虽然已经停住不动，可是没有一个人下车，好像预料到一走出去就会被屠杀似的。这时车夫出现了，手里提了一盏车灯，灯光一直射到车厢尽头，照出了那两行恐慌万状的脸，都张着嘴，睁着又惊又怕的眼睛。在车夫身旁，灯光里站着一位德国军官，他是一个大高个子的青年，身材过分瘦长，头发金黄，上身紧紧裹在军服里，好像女子裹在紧身胸衣里一样；他歪戴着漆布的平顶遮檐军帽，这就使他颇有点像英国旅馆里的侍役；嘴上两撇长得出奇的胡子，一根根胡子毛又长又直向两旁伸展，越来越稀，稀到尖上只剩了一根金黄色的细丝，长到简直令人无法看出它到哪儿为止。这两撇胡子好像很有分量，垂在嘴角，把脸蛋坠得往下耷拉着，嘴唇便成了两头向下的一道弧线。
他用阿尔萨斯人说的法国话
请旅客下车，口气很不客气：“先生们和代代（太太）们，里（你）们还扑（不）下来吗？”
两位修女首先服从命令，她们是惯于依从一切命令的圣洁女子，所以非常驯顺。伯爵和伯爵夫人也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的是棉纺厂厂主和他的妻子，再便是鸟先生和被他从后面推着的他的大个子老婆。他脚一挨地就对那军官来了一个：“你好！先生！”与其说是表示礼貌，毋宁说是出于谨慎。有权有势的人总是傲慢无礼的，对方也不例外，看了他一眼并不答礼。
高尼岱和羊脂球虽然坐在车门口却最末下来；在敌人面前，他们显示出严肃高傲的气概。那位胖姑娘竭力控制着自己，使自己保持冷静；那位民主党人不住地用手揉搓着自己黄褐色的长胡子，手有点哆嗦，颇有点悲剧的意味。他们两人的意图是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他们知道在这种场合下，每个人多多少少代表着自己的祖国；看见旅伴们的那种恭顺态度，他们心里起着同样的反感；她呢，竭力要比那些同行的正经妇人显得更有自尊心；他呢，感到自己应该树立榜样，于是在整个态度中都显出他仍在继续当初大路上挖洞刨沟时所开始的抗敌任务。
他们走进了旅馆的宽阔的厨房，遵照那个德国军官的吩咐呈验了总司令签发的离境准许证；每人的姓名、相貌、职业，证件上都注得明明白白，那个德国人于是一面看证件，一面看本人，把这批人端详了好大半天。然后他突然说道：“号（好）了。”说完他就走了。
大家这才透了一口气。因为肚子还感到饿，赶紧叫旅馆准备晚餐。准备晚餐，半小时是不能少的，于是，两个女侍在那里忙碌的时候，他们就去参观一下各人的住室。他们的住室都集中在一条长廊里，廊子的尽头有一扇玻璃门，门上写着“一百号”
。
最后到了要坐下吃饭的时候，旅馆的老板出现了。他从前是马贩子，后来改了业。他是个有哮喘病的胖子，喉咙里不停地发出嘶嘶声、呼噜呼噜声和痰声。他的姓是弗朗维。他问道：
“谁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羊脂球不由得一惊，转身答道：
“我就是。”
“小姐，普鲁士军官要马上跟您谈话。”
“跟我？”
“是的，如果您就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她先是一阵为难，但考虑了一秒钟，就断然地回答：
“也许是找我，但是我不去。”
在她四周起了一阵骚动；大家议论纷纷，研究发这个命令的理由是什么。伯爵走了过来：
“您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夫人；因为您这样一拒绝，可能引起很大的麻烦，不仅对您本人不利，也对您所有的旅伴们不利。遇到最强大的人是永远不应反抗的。他这种举动不会包含什么危险，一定是有什么手续忘记办了。”
大家也都附和着帮伯爵说话，又央求，又催逼，又讲大道理；因为大家都害怕她这种轻举妄动会引起麻烦。后来终于把她说服了。她说了这样一句话：
“好，我去，这可是为了你们大家我才去的。”
伯爵夫人赶紧握住她的手：
“所以我们都很感激您呀。”
她出去了。大家先不吃饭等着她。每人心里都有点懊丧，懊丧的是为什么偏偏请这位脾气暴、性子躁的姑娘上去而不请自己，都默默在准备一些老生常谈，以便轮着自己被请时好说。可是过了十分钟，她回来了，喘着气，脸涨得通红，好像要窒息过去，怒气填胸，嘴里不停地嘟哝：“噢，这个浑蛋！这个浑蛋！”
大家都急于要知道底细，可是她什么也不说；伯爵再三追问，她于是无比尊严地回答：“不，这和你们不相干，我不能说。”大家围了一个大汤盆落了座，盆里冒着白菜香味。虽然经过了那场惊慌，这顿饭还是吃得很高兴。苹果酒很好，鸟先生夫妇和两位修女为了省钱都喝苹果酒。其他各位都要了葡萄酒；高尼岱要了啤酒；他喝啤酒，有他自己的一套特别方法，怎样开瓶子，怎样让酒起泡沫，怎样把杯子歪举着仔细端详，都和别人不同；最后他把杯子高举到灯和自己的中间，好好鉴赏一番酒的颜色以后，这才喝下去。喝的时候，他那部跟他所喜爱的饮料颜色相仿的大胡子仿佛也会感动得颤动起来；他的一双眼睛斜盯着啤酒杯一刻也不肯放松；他生在世上唯一的职责好像就在此，而他现在就在完成这个职责。简直可以说，他在脑海里使浅色啤酒和革命这两种伟大的爱好互相接近，甚至合成一个；因此他细尝这一个滋味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那一个。
弗朗维先生和他的妻子在桌子的一头用饭。男的像一个破火车头那样呼哧呼哧喘着，胸膛里抽进抽出这么多的气，是无法边吃边说话的；可是女的，话却没个停止的时候。先讲普鲁士人一到本地时，她对他们所发生的感想，随后讲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她所以恨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害她花了不少钱，其次是因为她有两个孩子在军队里打仗。她特别爱跟伯爵夫人谈天，跟一位有身份的贵妇人说话，她感到荣幸。
后来她把嗓子放低，谈起一些不能随便说的事，她的丈夫不时地阻拦她：“弗朗维太太，你最好还是少开口。”不过她一点也不理会，仍旧说下去：
“是的，太太，这些家伙，他们不吃别的东西，除了土豆和猪肉，还是猪肉和土豆。可别以为他们多么洁净。他们才不洁净呢。恕我冒昧，他们到处拉屎撒尿。幸亏您没看见过他们下操，一操就是整整几小时甚至几天，全都待在大空地里：老是向前走，向后走，向这边转，向那边转。这些人如果去种地，或者回到家乡去修路，那至少总还算不错呀！可是不，太太，这些军人，谁也得不到他们的好处！可怜的老百姓养着他们，就为了叫他们可以什么也不学，光学会大批杀人！不错，我不过是个没受过教育的老婆子，可是看见他们从早到晚老是踏来踏去，一个个都踏得个精疲力竭，我心里可就不免这样想了：有些人发明这么多的东西，为的是于人有益，可是另一批人呢，吃尽辛苦却只是为了损害旁人，这难道是应该的吗？杀人总是丑恶可憎的事，不管杀的是普鲁士人，或是英国人，或是波兰人，或是法国人。人损害了你，你就报复，这当然是不对的，所以你要受刑事处分；可是拿着枪大批屠杀我们的小伙子，跟杀飞禽走兽似的那么杀，那就对了吗？如果说不对，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勋章奖给杀人最多的人呢？这是怎么回事，我简直弄不明白。”
高尼岱提高了嗓子说话了：
“如果是攻击一个与世无争的邻国，那么战争是野蛮行为；如果是保卫自己的祖国，那就是一种神圣的职责。”
那个老婆子低下了头，然后说：
“是的，要是为了自卫，那是另一回事；不过那些专为寻欢作乐而打仗的帝王，是不是应该把他们都杀个干净呢？”
高尼岱的眼里闪出了火光，他说：
“说的真好，女公民！”
卡雷－拉玛东先生不免沉思起来。虽然他一向狂热地崇拜那些名将，但这个乡下女人的常识却使他想到这样一件事，就是这么多的人手，废而不用，任他们坐耗国帑，这么大的力量被弃置在不生产之地，如果一旦把它们用到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大工业上去，给国家该带来多大的财富。
这时鸟先生已离了座，走去低声和旅店老板谈话。那个胖子又笑，又咳嗽，又吐痰；听了对方打诨逗趣的话，他的大肚子快活得一起一伏不住地跳动；他向鸟先生订购了六大桶红葡萄酒，等春天普鲁士人走了再交货。
晚饭刚一吃完，大家因为已经累得腰酸背痛，就立刻都去就寝。
可是有些事，鸟先生却已看在眼里，他把太太服侍上床以后，便一忽儿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听，一忽儿又用眼贴着锁孔望，想发现他所谓的“走廊上的秘密”。
差不多一个钟头之后，他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赶快一看，看见了羊脂球穿着一件四周镶白色花边的蓝开司米长睡衣，样子显得格外肥胖，手里端着一个蜡台，向走廊尽头那个大号码的房门走去。离他不远却有一扇门推开了一条缝。等过了几分钟羊脂球回来，高尼岱跟在她后面，上身只穿着衬衫。他们说话声音很低，后来停下不走了。羊脂球好像是在坚决阻止他进她的屋子。该死的是鸟先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话；不过到最后他们声音高了起来，他总算耳边刮着了几句。高尼岱是一个劲儿地央求，他说：
“瞧，您够多么傻，对您来说，这有什么关系？”
她显然是生气了，回答：
“不行，我的亲爱的，有些时候，这种事是做不得的；再说，在这儿，简直是件可耻的事。”
他大概是一点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还在问什么缘故。她于是大发雷霆，嗓子也提得更高了：
“什么缘故？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吗？普鲁士人不就在这所房子里吗？也许就在隔壁屋子里呢。”
他不再说话了。敌人在身旁，这个妓女便不肯接受男人的温存，这种爱国主义的节操不能不在他心里唤醒了正在丢盔卸甲的自尊心；他只抱住她吻了一下，便蹑手蹑脚回到自己的房间。
鸟先生心里跟火烧一般，离开了锁孔，在屋子中央来了个击脚跳，戴上了他的棉布睡帽，掀起了盖着他妻子粗硬身躯的被子，吻了她一下，把她吵醒，低声说道：“亲爱的，你爱我吗？”
整所房子里于是声息全无了。但是不久以后，不知从哪儿，也说不清是从哪个方向，也许是从地窖里，也许是从阁楼里，传来一种有力的、单调的、有规则的鼾声，一种低沉的、拖长的声音，好像汽锅憋足了气在抖动。弗朗维先生睡着了。
原来决定的是第二天八点钟动身，所以到时候大家都已聚在厨房里；可是那辆车子却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央，既没有马也没有车夫，篷布顶上盖着一层雪。马房里、草料房里、车房里都找过，哪儿也找不着车夫。于是所有的男子决定到镇上去搜寻这个人，他们一齐走了出去。他们来到了广场，广场的正面是一座教堂，两旁都是低矮的房子，里面都有普鲁士兵。他们看见的头一个兵士在削土豆皮。再过去一点，又看见一个兵士在那里替理发店洗刷屋子。还有一个满脸胡子的兵士正在亲一个哭着的小孩的面孔，把孩子放在膝上颠动摇晃，哄他别哭。那些胖胖的乡妇——男人们到军队打仗去了——正比着手势指挥那些驯顺的胜利者在那里做应该做的工作，比方劈柴，把热汤倒在面包片上，磨咖啡等等；有一个兵士竟在替他的房主人洗衣服，房主人是一个手脚不灵的老婆子。
伯爵大为吃惊。恰好一个教堂职员正从神父住宅出来，他于是请问了他。这个虔敬的老信徒回答：“噢！这些人可不是坏人；听人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他们住得还要远些；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他们都把老婆孩子丢在家乡；战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我敢断定，那边也在哭哭啼啼挂念男人；将来跟咱们这儿一样，也会穷得走投无路。这儿，目前还不算太倒霉，因为他们并不干坏事，他们跟在他们家里一样干活做事。看见没有？先生，穷苦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
高尼岱看见在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会取得这样友好的谅解，感到非常气愤，马上走开；他宁愿回到旅馆里去一个人待着。鸟先生说了一句笑话：“他们正在补充人口。”卡雷－拉玛东先生也说了一句话，倒还严肃：“他们正在赔偿损失。”可是车夫还是找不着。最后才在镇上的咖啡馆里把他找到，他正和普鲁士军官的勤务兵亲如弟兄似的坐在一张桌上。
伯爵很不客气地问他：
“没吩咐你八点钟套车吗？”
“吩咐过，不过后来我又另外接到了一道命令。”
“什么命令？”
“叫我不要套车。”
“谁给你下的这道命令？”
“那还用问，是普鲁士指挥官。”
“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
“我不知道，你们去问他吧。他们不准我套车，因此我就不套车。事情就是这样。”
“是他亲自对你这样说的吗？”
“不，先生，是旅店老板替他向我传的命令。”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正要去睡的时候。”
三个男子心里十分不安，回到旅馆。
他们找弗朗维先生，可是女仆回答说弗朗维先生有气喘病，十点钟以前是从来不起床的。他甚至明确地禁止提前把他叫醒，除非是发生火灾。
他们想见军官，但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尽管他就住在旅馆里，他却只允许弗朗维先生一个人和他谈老百姓的事情。只好等着吧。妇人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高尼岱在厨房里那座高大的壁炉下面坐下来，壁炉里烧着一大堆火。他叫人替他搬来了一张小方桌，外带一瓶啤酒，然后叼着烟斗抽他的烟。他那只烟斗在那些民主党人中间几乎和他本人一样受人敬重，倒好像它为高尼岱服务的同时也在为祖国服务。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海泡石烟斗，积了厚厚的烟垢，和主人的牙齿一般黑，不过烟斗香喷喷的、弯弯的、亮光光的，和主人的手已经混得很熟；有了这个烟斗在手，主人的神气才显得十足。高尼岱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两只眼一会儿盯住炉里的火苗，一会儿盯住杯中的酒沫；每喝一口，总要带着得意的神色伸出他又瘦又长的手指头掠一下油腻的头发，一面用嘴吸着唇髭上挂着的泡沫。
鸟先生借口活动活动腿脚，却跑到本地各家小酒店去推销他的葡萄酒。伯爵和棉纺厂主谈论政治。他们推测法兰西的前途。这一个把希望寄托在奥尔良党人身上，那一个指望出一个无名的大救星，一个在全盘无望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英雄。也许会出来一位杜·盖克兰
，一位贞德
吧？或者是另一位拿破仑一世呢？如果皇太子
不是那么小，该有多么好！高尼岱听着他们说话，脸上带着一个懂得命运奥妙的人的微笑。他抽着烟斗把厨房熏得喷香。
敲十点钟的时候，弗朗维先生出现了。大家马上请教他；可是他只能把下面几句话一字不改地重复了两三遍：“军官这样对我说的：‘弗朗维先生，你必须告诉车夫，明天不准给这些旅客套车。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能动身。你听明白了？好，行了。’”
他们要求见军官。伯爵拿出自己的名片，卡雷－拉玛东先生还在伯爵的名片上附上自己的姓名和所有头衔。普鲁士军官派人传话给他们，说他可以接见这两个人，可是得等他吃完午饭，也就是说午后一点左右。
太太们又下楼来，大家虽然都提心吊胆，还是胡乱吃了一点东西。羊脂球好像是病了，而且显得局促不安。
刚喝完咖啡，勤务兵就来找这两位先生。
鸟先生跟着两个人一起去了；他们也想把高尼岱拉了去，以便使他们的这番活动显得格外隆重，可是他很高傲地声称，他决心永远不和德国人发生任何交往；他又躲到壁炉下面，又要了一瓶啤酒。
那三个人上了楼，被领到旅馆中最漂亮的那间房里，军官就在那里接见他们；他躺在一张靠背椅上，双脚登着壁炉，抽着一根长的瓷烟斗，穿着一件鲜艳夺目的睡衣，不用说那是在一个趣味低级的市民的空房子里偷来的。他也不起来，也不打招呼，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们，完全是打胜仗的军人具有的那种蛮横无理的极完好的样品。
过了好半天，他终于发了话：
“里（你）们有镇（什）么事？”
伯爵赶紧发言：“我们想动身，先生。”
“不行。”
“我可以不可以请问一下，因为什么不让我们走？”
“因为额（我）不元（愿）意。”
“我以极大的敬意请您注意，先生，您的总司令曾经发给我们到第厄普去的通行证；我想我们也没有做什么错事，应该受到您的严厉待遇。”
“额（我）不元（愿）意……没有撇（别）的缘故……里（你）们格（可）以下去了。”
三个人都鞠了躬，退出来。
下午过得很愁惨。谁也不明白这个德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念头；每个人的脑子里都产生了最离奇的想法。他们全都待在厨房里，想象出种种不近情理的情形来讨论个不休。也许要把他们留下做人质？——不过又是为的什么目的呢？——莫非要把他们当俘虏带走？更可能的是要向他们勒索一大笔赎金吧？一想到这个，他们吓得发了疯。其中最有钱的人害怕得最厉害；他们好像已经看见自己为了赎命把一袋一袋的金钱倒在这个蛮横无理的大兵手里。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可以让人相信的谎言，来隐瞒他们的财富，冒充穷人，冒充很穷很穷的人。鸟先生还把表链摘下来藏在衣袋里。天色黑下来了，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灯已点上，但吃晚饭还要等两小时，鸟夫人提议打三十一点。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消遣解闷的好方法。大家都同意。甚至连高尼岱也出于礼貌，熄灭了烟斗，凑一把手。
伯爵洗牌，分牌；羊脂球一上来就得了三十一点；大家很快地都专心打牌，把各人心里盘踞着的恐惧平息下去了。不过高尼岱发觉鸟先生夫妇俩串通好了作弊。
他们正要坐到桌上去吃饭，弗朗维先生又出现了，用他那痰堵着喉咙的声音说：“普鲁士军官叫我来问伊丽莎白·鲁塞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一听这话，脸色煞白，立着不动；接着突然满脸通红，气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她才一下子嚷了出来：“去对这个无赖，这个下流东西，这个普鲁士臭死尸说，我决不答应，你听听清楚，我决不，决不，决不答应。”
胖老板一出去，大家就围住了羊脂球打听，要求她把她那趟去见军官的秘密说出来。她先不肯说，可是过不多久，她心里的愤慨再也压不下去，她大声喊道：“他想干什么吗？……他想干什么吗？他想跟我睡觉！”这样的粗话，竟没有人觉得刺耳，因为大家都是那样气愤填胸。高尼岱使劲把酒杯往桌上一掼，把酒杯都掼碎了。当时只听见一片谴责这个无耻丘八的呼声，一片暴怒的怨声；全体团结起来抵御敌人了，仿佛敌人要羊脂球做出牺牲的这件事里他们每个人也都有一份。伯爵愤慨地表示这些人的行为简直和古代野蛮民族一样。特别是那几位太太，更是对羊脂球显出十分怜惜爱护的样子。那两位修女是只有吃饭才下楼的，她们低下头，一言不发。
头一阵狂怒过去之后，大家还照常用晚餐，不过不大说话，因为都在想心事。
妇人们很早就回到各人的房间；男人们抽着烟就把牌局组织起来，他们邀了弗朗维先生参加，他们想要巧妙地从他身上打听出有什么好方法来消除军官的对立态度。可是他一心只想着牌，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答；他只是不停地说：“打牌吧！先生们，打牌吧！”他是那么专心，连痰都忘了吐，使得他胸腔里有时候声音拉得很长。呼哧呼哧扇动着的肺叶发出哮喘病的种种声响，从浑厚的、深沉的音节起一直到小公鸡练习打鸣时的那种嘶哑的尖叫声，无一不有。
他的太太熬不住困，来找他去睡的时候，他竟拒绝上楼。太太只好一个人走了，因为她是“值早班的”，总是太阳一出就起床；而他呢，是“值晚班的”，随时都可以和朋友们熬夜。“你把我那罐牛奶熬蛋黄放在火边上煨着！”他说完又打起牌来。等大家看出从他身上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就宣布应该散局，各人都回去睡觉。
第二天他们还是老早都起了床，心里都抱着一种模糊的希望；想动身的欲望也更大，他们很怕在这丑恶的小旅馆里还要过一天。
唉！拉车的马还是留在马房里，车夫还是无影无踪。他们无事可做，就在车的周围绕来绕去。
那餐午饭吃得闷闷不乐；大家对羊脂球好像有点冷冰冰了，因为夜晚常常叫人深思，过了一夜，他们的看法改了样儿。他们现在几乎有点怨恨这个女人，为什么她不偷偷地跑去找那个普鲁士人？那样一来，她不就可以为她的旅伴们在第二天一觉醒来的时候，准备下一个意外的好消息吗？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并且又有谁知道呢？她的面子是可以顾全的，只要对军官说她是看了旅伴们苦恼，感到可怜，才答应的。对她说来，那种事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这些心里的想法，还没有人说出来。
下午，大家实在闷得要死，伯爵提议到镇子附近去散散步。各人都仔细地把身体包好裹好，这一小队人就出发了，只有高尼岱不去，他宁愿留在旅馆里烤火；那两位修女也不去，她们白天不是在教堂里就是在神父住宅里消磨光阴。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得厉害，冻得耳朵和鼻子像针扎似的；两只脚很疼，每走一步简直就是受一次罪；等到看见了田野，望过去是无尽无休的一片白，那么凄怆悲凉，大家立刻感到寒入骨髓，愁上心头，马上掉转身子往回走，四个妇人走在前面，三个男人离开不远在后面跟着。
鸟先生把情况看得很清楚，忽然发问说，这个“臭婊子”是不是要害得他们在这样一个地方长久地待下去。伯爵永远是彬彬有礼的，他说不能硬逼一个妇人做这样一种痛苦的牺牲，这种事只能听她自愿。卡雷－拉玛东先生也发表意见，他说如果法国人，真如大家所议论的那样，从第厄普攻过来，那么两军接触只能是在多特地方。另外那两个人听了他这种说法，心里可就有点着急。鸟先生说：“那咱们就徒步逃走吧。”伯爵耸了耸肩膀：“这样大的雪，又带着几位太太，那怎么行呢？他们马上会追上来，用不了十分钟就把我们抓住，当俘虏带回来，那就任凭这些大兵摆布了。”他的话说得实情实理，大家都不再做声。
太太们谈的是打扮；可是她们之间好像有些拘拘束束谈不热乎。
忽然在街口出现了那个普鲁士军官。在一望无边的雪地上的是他那穿着制服的、细腰蜂般的高高的身体，走起路来膝盖向两边撇开，这是怕弄脏刚擦亮的长靴的军人特有的走法。
他在妇人们面前经过时，哈了哈腰，可是对那些男子却十分轻蔑地看了一眼，好在这些人也颇知自爱，并没有脱帽，尽管鸟先生做了一种仿佛要摘帽的手势。
羊脂球脸红到耳根；那三位有丈夫的妇人则感觉到一种很大的耻辱，她们觉得可耻的是和妓女一起散步时偏偏让军官碰见；而这个妓女又是那个军人如此不客气地对待过的。
她们接着就谈起这个军官来，既谈他的身段又谈他的容貌。卡雷－拉玛东夫人结交过许多军官，对鉴别军官很有眼力；她认为这个军官很不错；她甚至惋惜他不是法国人，否则倒是一个很漂亮的轻骑兵，所有的女人都会对他入迷的。
回到了旅馆，大家都不知干什么才好。为了一些极其无关紧要的小事，言语都非常尖刻。晚饭不声不响地吃了，吃得很快；各人都上楼去睡觉，希望快快睡着把时间混过去。
第二天早上下楼，大家脸色都显得疲惫不堪，而且都怀着满腔的怒火。几位太太几乎不跟羊脂球说话了。
钟声响了。教堂里有孩子要领洗。这位胖姑娘生过一个孩子，寄养在依弗多的农民家里。她一年也不见得去看他一次，平常也从不想他；可是一想到这个马上要领洗的小孩，心里忽然对自己孩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母爱，她于是不顾一切，要去参加这个仪式。
她刚一走，大家先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把椅子往一块儿挪挪，因为他们都感到，已经到了应该决定个办法的时候了。鸟先生忽然灵机一动，他主张向军官建议，把羊脂球一个人留下，让别的人走路。
仍旧是弗朗维先生担任了这个传话的使命，可是他几乎马上就回到楼下。那个德国人是深知人类的本性的，所以把他赶了出来。他的意思是他的希望一天得不到满足，就必须把全部的人扣留一天。
鸟夫人的市井下流脾气一下子爆发出来：“我们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啊。跟所有的男子干这种事，原来就是这个娼妇的本行，我认为她就没有权利拒绝这个人或接受那个人。我倒要请问一下，在鲁昂碰着谁要谁，哪怕是马车夫，她也要！是的，太太，她接过省政府的马车夫！这个事，我知道得很清楚，那马车夫就在我们店里买葡萄酒。可是今天，要她帮我们解决困难了！她这个肮脏女人，倒假充起正经人来了！……这个军官，我觉得他的行为很正派。他也许好久没近女人了；我们这三个女人当然比羊脂球更对他的胃口。可是，不，他只想把这个人尽可夫的妇人弄到手就满意了。他对有丈夫的妇人是知道尊重的。请你们想一想，他可是此地的主人。他只要开口说一声：‘我要’，就可以在他那些大兵的帮助下把我们强奸的。”
那两个妇人打了一个小小的寒战。漂亮的卡雷－拉玛东夫人眼里闪出了光芒，并且面色有点发白，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被那个军官强施无礼似的。
男人们原在一旁商量，现在都走了过来。鸟先生怒气冲天主张把这个“贱货”连手带脚捆起来，交给敌人。不过伯爵出身于三代都做过外交大使的家庭，而且他自己又天生一副外交家的气派，他主张运用计谋，他说：“还是应该好好地劝她。”
于是他们秘密地商量起来。
妇人们挤得更紧一些，说话的声音放得很低，大家议论纷纷，各人发表各人意见，而且话说得都很体面。尤其是这些太太们寻出一些委婉曲折的说法和文雅可爱的措词来表达最猥亵的事。因为话都说得那么谨慎含蓄，局外人闯进来的话，一点也听不懂。不过一切上流社会的妇女披在身上的那层薄薄的廉耻心，只能掩盖外表，她们遇到这件猥亵下流的意外事故，却也止不住心花怒放，骨子里竟觉得异常散心解闷，简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她们是抱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心在为别人从中撮合，正如一个馋嘴厨子馋涎欲滴地在为另一个人做晚餐。
到最后，这个故事在他们眼中，显得那么有趣，因此不由自主地大家都轻松愉快起来。伯爵想出了一些相当大胆的趣话妙语，但是他说得那么巧妙，并不刺耳而是引起了微笑。鸟先生说出了一些比较粗鲁的猥亵词句，大家听了也不觉得难听；他的太太于是直截了当表示了她的看法，得到所有在座人的同意，她说：“既然是这个姑娘的本行，她为什么对别人不拒绝，却偏偏要拒绝这个人？”那位可爱的卡雷－拉玛东夫人似乎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她是羊脂球，她是宁肯拒绝别人而不肯拒绝这个人的。
他们费了好半天的时间商量包围的办法，就好比对付一座被围困的要塞。每人都定好了自己应该担任的任务，应该讲的理由和应该玩的手段。大家共同决定了进攻的计划，应该施展的妙计和乘其不备的突然袭击，以便强迫这座活城堡开门迎接敌人。
不过高尼岱始终躲在一边，丝毫不过问这桩事。
大家的注意力都是那么集中，竟没有一个人听见羊脂球回来。幸亏伯爵轻轻地嘘了一声，大家才抬起头来。她已经到了跟前。他们突然闭上嘴，感到十分尴尬，一时无法和她搭话。伯爵夫人究竟比别人更惯于交际场中的两面派作风，就问她：“这次洗礼好玩吗？”
胖姑娘心里的激动还没平息下去，于是把一切都讲给他们听：她都看见了什么样的人，那些人是什么态度，甚至教堂里的外观，她都讲到。最后她还找补一句：“偶尔祷告一次很有好处。”
一直到吃午饭，这几位太太都对她很和气，为的是取得她的信任，更容易听从她们的劝告。
等到一坐上饭桌，进攻就开始了。一开始是泛泛谈到献身精神。他们举了些古代的事例，先举犹底特和荷罗菲纳
；又毫无理由地举了鲁克雷斯和塞克都斯
，又谈起克娄巴特拉
，说她曾把敌军所有的将领先后引到自己床上，使他们像奴隶似的俯首听命。于是一个无比荒诞的故事出现了，这个故事是从这些不学无术的百万富翁脑中产生的；在这个故事里，罗马的女公民们跑到加布，把汉尼拔
搂在怀中哄他睡觉，不但搂他，还搂他那些将领和雇佣兵的所有官兵。凡是曾经阻挡过征服者，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战场，作为支配工具，作为武器的女人，凡是用自己英勇的爱抚战胜丑恶可恨的败类的女人，凡是曾经为复仇与效忠而牺牲贞操的妇人，他们都一一举了出来。
他们甚至还用含蓄的词句谈到英国的一个名门闺秀，她故意染上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准备传给拿破仑；靠天保佑，幸亏拿破仑在这次不幸的幽会时，突然感到虚弱无力，才算得救。
这一切都是用一种很得体、很有分寸的方式讲述出来，时不时还故意爆发出一片热烈赞赏，足以激发人去仿效。
听了他们说的，你最后简直会相信，妇女在世界上唯一的使命就是永恒不断地牺牲自己的身体，无尽无休地听从丘八老粗们的任意摆布。
那两位修女好像陷入沉思之中，什么也没听见。羊脂球也一句话都没有说。
整个下午，他们都不打扰她，容她仔细考虑。不过，谁也说不出为什么，大家却都改了口，简单地叫她“小姐”，而不像以往那样称呼她“夫人”了，倒好像是要把她从她现已爬到的、颇受尊敬的地位往下拉一级，让她感觉出她所处的不体面的地位似的。
汤刚刚送上来，弗朗维先生又出现了，还是头天晚上那句话：“普鲁士军官叫我问伊丽莎白·鲁塞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冷冷地回道：“没有，先生。”
但是在这顿晚饭中间，同盟军的力量减弱了。鸟先生说了三句话，效果都很坏。每个人都搜索枯肠寻找新的例子，但是枉费心机，一点也找不出来。伯爵夫人也许并没有经过事先考虑，只是有点儿希望对教会表示敬意，向那位年长的修女打听圣人们都有什么丰功伟绩。哪知许多圣人都曾经干过在我们看来可算是犯罪的事，不过这些罪如果是为了天主的光荣或是为了他人的利益，那么教会便会毫不困难地加以宽恕。这是一个有力的论据，伯爵夫人马上加以利用。也许是由于双方有了默契，或者是一方暗献殷勤，凡是身披教会法衣的人都善于干这一手，也许仅仅是由于正巧缺乏头脑，或者由于爱帮人忙的糊涂傻劲儿，总之这位老修女却给他们的阴谋帮了一个大忙。大家原以为她胆子小怕羞，哪知她很胆大，话也很多并且很激烈。这位修女从来不受决疑论者的那些探讨研究的影响，她主张的信仰有如铁打的一般；她的信念从来也没有动摇过；她的良心从来没有任何不安的时候。她觉得亚伯拉罕
杀子祭天没有丝毫可惊奇的地方，因为只要上天有命令下来叫她杀父杀母，她也是立刻会动手的；依她看来，只要意图正当，做什么事也不会惹得天主不高兴。这位意想不到的同谋者是有神圣的权威的，伯爵夫人乘机加以利用，要引她对“但问结果不问手段”那句道德格言做一番大有教益的解释。她是这样问修女的：
“那么，我的姑奶奶，您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天主是允许的吗？只要动机纯洁，行为本身总是可以得到天主原谅的了？”
“有谁能怀疑这个呢，太太？本身应该受谴责的行为，常常因为启发行动的念头良好而变成可敬可佩。”
她们就这样继续谈下去，她们判断天主的意愿，估计天主的决定，迫使天主操心许多与他实在毫不相干的事情。
这一切都说得含而不露，既巧妙，又得体。不过这位戴元宝帽的圣女的每一句话，对那个妓女的愤怒的抗拒来说，都起着攻破缺口的作用。后来谈话稍稍离开了本题，手执念珠的女人谈到了她所属的修会的各个修道院，谈到她的院长，谈到她自己和那个娇小的同伴，那个亲爱的圣尼赛福尔修女。她们是应召到勒阿弗尔那些医院里去看护好几百身染天花的兵士的。她描绘了那些可怜人的情形，仔仔细细地讲述他们的病情。只因为这个普鲁士军官任性横行，她们被截在半路上。在这个时候很多法国人可能送了命，她们如果在那里，本来是可以把他们救活的。看护军人原是她的专长：克里米亚、意大利、奥地利她都到过；在她讲述她参加过的那些战役的时候，突然使人感到了她就是那些打着军鼓、吹着军号的修女队中的一位，这些修女好像天生就是为随着兵营奔走，在战争的漩涡中抢救伤兵的；她们比官长还能干，能够一句话便制服那些不守纪律的老兵。她可以算是一个真正随军的好修女，那一张被天花毁掉的、数不清有多少麻斑痘痕的面孔，就好像是战争带来的破坏蹂躏的写照。
在她说完以后，因为效果是那么好，所以别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饭一吃完，大家都很快回到各人的房间，第二天早晨下来得相当晚。
午饭也平平静静地过去了。他们让头天晚上播下的种子有抽芽结果的时间。
午后，伯爵夫人提议大家出去散步；于是伯爵按照预定计划，挽着羊脂球的胳膊，和她一起走在最后面。
他跟她谈着话，用的是稳重的男人对卖笑女子说话的那种口气，亲热随便，慈祥和蔼，多少还带点儿轻蔑；他喊她“我的孩子”；他从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和无可争辩的崇高身份，屈尊俯就地对待她。他单刀直入，一下子就讲到了本题：
“这么说，您是宁愿让我们留在这里，和您一样等普鲁士军队吃败仗之后，冒遭受他们种种强暴对待的危险，而不肯随和一点，答应做您一生经常做的事？”
羊脂球什么话也不回答。
他亲切地对待她，和她说理，用感情打动她。他能够保持“伯爵先生”这个身份，同时在需要的时候又能殷勤献媚、恭维夸奖，表现得十分可爱。他竭力渲染她可以帮他们多么大的忙，也谈到他们将如何感激她；然后突然笑嘻嘻，亲密地改用“你”来称呼她
，说道：“你知道，我亲爱的，他将来还可以夸耀，说他曾经尝过一个他们国内不多见的美女的滋味呢。”
羊脂球一语不答，她追上了其余的人。
一回到旅馆，她立刻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再也没有露面。大家都忧心忡忡。她倒是要怎么办呢？如果她还是抗拒，那可真糟糕！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大家等她没有等到。后来弗朗维先生走了进来，通知大家说鲁塞小姐身体有点不舒服，大家可以先吃。人人都竖起耳朵听。伯爵走到老板身旁，低声问道：“行了？”——“行了。”为了顾全面子，他对同伴们什么也没说，只是朝他们微微点了点头。立刻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轻松愉快的表情。鸟先生大声喊道：“他奶奶的！我请大家喝香槟酒，这旅馆里不知有没有？”鸟太太却不免心惊肉跳，因为老板马上手里拿着四瓶酒重新走进来了。每一个人都突然间变得爱说爱笑，爱吵爱闹；各人心里都充满了一种不大正派的快乐。伯爵好像发现卡雷－拉玛东夫人丰韵很足，而那个棉纺厂厂主，卡雷－拉玛东先生则不住向伯爵夫人献殷勤。谈话活跃、愉快，有很多精彩的妙语趣话。
忽然鸟先生满面惊恐，高举双臂，嚷了起来：“都别做声！”大家吃了一惊，甚至又有点害怕，果然停止了谈话。鸟先生这时支起耳朵听，一面双手拢着嘴发出一声“嘘！”抬起眼睛望望天花板；他又用心听了一会儿，恢复了本来的嗓音说道：“放心吧，没事。”
最初大家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很快地都露出了微笑。
一刻钟之后这出滑稽剧他又重演了一次，并且这个晚上经常地重演；他还常常装出和楼上某个人打招呼的样子，把那些从他的市侩脑子里挖掘出来的语意双关的建议提给对方。有时他装作愁眉苦脸叹着气说：“可怜的女孩子哟！”要不就怒气填胸地咬着牙嘟囔：“混账的普鲁士人！”有时候，大家谁也不想这件事了，他却提高了嗓子连喊几次：“够啦！够啦！”然后仿佛跟自己说话似的又说：“但愿我们还能见到她的面，可别叫这个坏蛋给收拾死啊！”
虽然这些玩笑话趣味低级，不堪入耳，但是没有一个人感到生气，大家还都觉得好玩；原来气愤也和其他东西一样，是和环境有关的，而在这些人周围逐渐形成的气氛里，充满了猥亵的念头。
吃到点心水果时，妇人们也不免说了些很俏皮的、但是也很含蓄的影射话。大家的眼睛都亮闪闪的；因为酒喝了不少。伯爵即使在吃喝玩乐的时候也保持住他那庄重的外表，他打了一个颇为大家欣赏的比喻，说北极严冬已经过去，一群被困在冰冻中的难民看见通往南方的道路已经打开，因此快活异常。
鸟先生正在兴头上，他站了起来，手中举着一杯香槟，说道：“为庆贺我们的解放，我喝这一杯！”大家都站了起来，向他欢呼。几位太太横劝竖劝，那两位修女也同意把嘴唇在这个她们从没尝过的起泡沫的酒里抿一抿。她们说有点像柠檬汽水，不过味道好得多。
鸟先生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一个概括：
“可惜的是没有钢琴，不然倒可以跳它一场四对舞。”
高尼岱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一动；他好像深深地沉浸在严肃的思想中；有时他狠狠地扯着自己的大胡子，仿佛想把它拉得更长一些。末了，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大家要散了，喝得东倒西歪的鸟先生，忽然在高尼岱的肚子上轻轻拍了一下，口里含糊不清地说道：“您今晚话也不说，为什么不高兴，公民？”哪知高尼岱却突然抬起了头，两目凶光闪闪地把所有在座的人扫视了一周，说道：“告诉你们大家，你们刚才干的事无耻透顶。”说完就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说了一遍：“无耻透顶！”才走出去不见了。
大家都感到十分扫兴。鸟先生冷不防碰了这个钉子，也目瞪口呆，发了傻；可是他恢复镇静以后，突然弯了腰大笑起来，口里不住念叨：“葡萄太酸了，老伙计。太酸了。”大家不明白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他于是把“走廊里的秘密”讲给他们听。于是大家又兴高采烈起来。几位太太乐得跟疯子一样。伯爵和卡雷－拉玛东先生笑得直流泪。他们不相信会有这个事。
“怎么！您没弄错吗？他真想……”
“告诉你们，我是亲眼看见的。”
“她居然不答应……”
“那是因为普鲁士人就住在隔壁房间里。”
“哪儿会有这种事呢？”
“我向你们发誓。”
伯爵笑得喘不过气来。卡雷－拉玛东先生两手紧紧捧着肚子。鸟先生还不肯住口：
“你们明白了吧，今天晚上，他笑不出来，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
三个人又哈哈大笑，笑得肚子痛，笑得气都透不过来，笑得直咳嗽。
笑完大家也就散了。鸟太太的性情是从不饶人的；当夫妇一睡到床上，她就告诉她的丈夫，卡雷－拉玛东太太这个小泼妇整个晚上都在苦笑；“你知道，女人们要是看中了穿军服的，不管是法国人或普鲁士人，全都欢迎。这还不够丢人吗？我的天啊！”
这一整夜，在黑暗的走廊里，老像有轻微的颤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像喘息似的轻悄悄的响声；还有光着脚底板在地上走过的声音和不易觉察的咯咯声。当然大家都很晚才睡着，因为好久好久以后还有灯光从那些卧室的门下透出来。这一切都是香槟酒的效果；据说香槟酒会打扰人的睡眠。
第二天，在明亮的冬日阳光照耀下白雪晶光耀眼。公共马车总算套上马，在门外等着了；大群白鸽子，粉红眼睛黑瞳孔，厚厚的羽毛，昂首挺胸，一本正经地在六匹马的腿底下绕来绕去，啄着还冒热气的马粪，寻找它们的食物。
车夫围着他那块羊皮，在座上抽着烟斗；旅客们都心花怒放，忙着叫人给他们包扎食物，以便在剩下的路程上吃。
只等羊脂球一人了。她露了面。她好像有点激动，有点羞惭；她怯生生地向旅伴们这边走过来，这些人一齐转过脸去，就像没看见她似的。伯爵昂然地搀着太太的胳膊，把她领到一边，躲开这种不干净的接触。
胖姑娘十分诧异，站住不再往前走；随后才鼓足勇气对那棉纺厂厂主的太太打招呼，很谦恭地轻轻说了一声“早安，太太”。对方只是极其傲慢地点了点头，同时像一个贞洁的女人受到了侮辱似的朝她望了一眼。人人都仿佛很忙碌，并且都离她远远的，仿佛她的裙子里带来了什么传染病。后来大家都急忙朝车子奔过去，把她丢在最后，她独自一人爬上车，一声不响地坐到前一段路程坐过的位子上。
大家仿佛没有看见她这个人，也不认识她；可是鸟太太怒气满脸，远远地望着她，低声对她的丈夫说：“幸亏我不坐在她的旁边。”
笨重的马车晃动起来，旅行又开始了。
最初谁也不说话。羊脂球头也不敢抬。她对这些旅伴感到气愤，同时感到羞愧，羞愧的是没有坚持到底而让了步，被他们假仁假义地推到这个普鲁士人的怀中，被他所玷污。
伯爵夫人很快地打破这种难堪的沉寂，她转过脸来向卡雷－拉玛东夫人问道：
“您大概认识德·哀特莱尔夫人吧？”
“认识的，还是我的朋友呢。”
“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啊！”
“太招人喜欢了！这才真是个顶儿尖儿的人物，学问好，多才多艺，唱得一口好歌，画得一手好画。”
棉纺厂厂主在和伯爵聊天，在车窗玻璃的格格声中，不时地可以听见像息票啦，到期啦，溢价啦，限期啦等等字眼儿。
鸟先生和他的太太在斗纸牌，牌是他从旅馆里偷来的，在抹得不干净的桌子上已经摩擦了五年，牌上满是油腻。
两位修女把腰带上挂着的长念珠取下来拿在手里，一同画了十字，突然嘴唇很快地动起来，并且越来越快，跟比赛念经似的叽里咕噜地念着，还不时地吻吻一块圣像牌，吻完又画十字，然后嘴唇又迅速不停地动起来。
高尼岱一动不动，他在想心事。
走了三个钟头以后，鸟先生收好纸牌。“肚子饿了！”他说。他的太太伸手拿过来一个细绳捆好的纸包，从里面取出一块冷牛肉。她很利落地把它切成薄而整齐的片儿，两个人就吃起来。
“我们也吃，好不好？”伯爵夫人问。得到同意以后，她把给两家预备的食品都打开来。一个椭圆形的盆子，盆盖上有一个粗瓷野兔，表示盆里盛的是一只熟的野兔，那是一种滋味鲜美的熟肉，紫堂堂兔肉上横着一排一排白色的肥猪肉丁，还拌着别种剁得很碎的肉。此外还有一大块瑞士出产的干酪，是用一张报纸包着的，报上的“社会琐闻”四个字也印在油汪汪的干酪面上了。
两位修女从纸包里拿出了一截香肠，发出一阵大蒜的气味；高尼岱两手同时插进了他那件肥大的外套的大口袋里，从一只口袋里掏出四个带皮煮熟的鸡蛋，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一段面包。他剥掉了蛋壳，扔在脚下的稻草里，就咬起他的鸡蛋来，蛋黄的末屑落在他的大胡子上，很像一颗一颗的星星。
羊脂球原是匆匆忙忙慌里慌张起的床，什么也没有想到；看见这些人若无其事地吃着东西，不觉气愤填胸，憋得喘不过气来。她先是一阵狂怒，她张开嘴已经预备把他们好好地教训一顿，一大堆辱骂的话已经涌到嘴边；可是她说不出来，怒火是那样强烈，竟锁住了她的嗓门。
没有一个人看她，没有一个人想到她。她觉得自己淹没在这些正直的恶棍的轻蔑里；他们先是把她当做牺牲品，然后又像抛弃一件肮脏无用的东西似的把她抛掉。她于是想起了她那只满满装着好东西的大篮子，他们是那样贪狠地把它吞个精光；她想起了她那两只冻得亮晶晶的小鸡，她那些肉酱、梨子，她那四瓶波尔多红葡萄酒；这时她的怒气，好像一根绳子绷得太紧绷断了似的，反倒平息下去；她觉得要哭出来。她拼命地忍住，跟孩子似的把呜咽硬咽下去，可是眼泪还是涌上来，亮晶晶地挂在眼圈边儿上，一忽儿工夫两颗大泪珠离开了眼睛，慢慢地顺着两颊流了下来。跟着又流下别的泪珠，流得更快，就好比岩石里渗出来的水珠，一滴一滴落在她的圆鼓鼓的胸膛上。她腰板笔挺，眼睛定着向前看，脸绷得紧紧的，脸色苍白，只希望别人不要看她。可是伯爵夫人偏偏看出来了，并且递了个眼色通知她的丈夫。他耸了耸肩膀，仿佛说：“有什么法子呢？这不能怪我啊。”鸟夫人得意扬扬，不出声地笑了笑，嘟囔着说：“她在痛哭自己做了丢脸的事。”
两位修女把吃剩的香肠卷在一张纸里，又念起经来。
高尼岱正在消化刚吃下去的几个鸡蛋，把两条长腿伸到对面的长凳下面，向后一靠，两臂交叉放在胸前，好像刚刚找到了捉弄人的办法似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随后用口哨吹起《马赛曲》的调子来。
所有的人都涨红了脸。毫无疑义，同车的那些人是不喜爱这个人民的歌声的。他们都感觉心里烦躁，激怒，仿佛要大嚷大叫才好，就好比狗听见了手摇风琴的声音总要狂吠一样。
他看出了这种情形，再也不肯住嘴。有时候甚至把歌词也哼了出来：
对祖国的神圣的爱，
快来领导、支持我们复仇的手，
自由，最亲爱的自由，
快来跟保卫你的人们一道战斗！
雪地比较坚硬，车子也走得比较快了。在旅途的漫长的愁惨的这几小时内，在车子颠簸震动的声响中，不管是黄昏刚黑的那一刹那，也不管是车里已经漆黑乌暗的时候，一直到第厄普为止，他便是这样一直执拗顽固地继续吹着他那带复仇性的、单调的调子，逼得那些人，脑筋尽管非常疲乏，心情尽管十分愤怒，却也无法不从头至尾倾听着他的歌声，并且每听一拍，还不由得要把唱的每句歌词都记起来。
羊脂球一直在哭，有时候在两节歌声的中间，黑暗里送出一声呜咽，那是她没能忍住的一声悲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