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部经典名著，胡适将之与《水浒传》、《西游记》以及《红楼梦》并列，视为“吾国第一流小说”，鲁迅则认为《儒林外史》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文体上说，《儒林外史》所采用的是章回小说的形式，自明代的四大奇书之后，章回小说在清代又出现了一个高峰，特别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接踵而出，既代表了清代章回小说的杰出成就，也代表了文人独创的章回小说的最高水准。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文木先生、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出身于世家大族，在其曾祖一辈，兄弟五人中有四人考中进士，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的探花。但吴敬梓这一房，自祖父开始，便没有在科举上面取得更为显赫的功名。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只是以拔贡的身份担任江苏赣榆县教谕之职。而在吴霖起去世之后，独立支撑门户的吴敬梓遭遇了来自吴氏宗族内部的谋夺，丧失了一部分财产。即便如此，吴敬梓所继承的遗产依然有“二万余金”，但吴敬梓素来不以治生为意，又性情豪阔，很快就几乎荡尽了这些家产。雍正十一年（1733），吴敬梓从全椒移家南京。在南京，吴敬梓结识了诸多文士并流连于金陵佳丽地的山川景致之中，领略到了更为广阔的士林景象和市井风情，这些都为《儒林外史》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之试，却未赴廷试。此后，经过了冷静的思考和抉择，二十岁左右便已进学成为秀才的吴敬梓决定不再应科举考试，以争取一种更为自由的人生状态。但移居南京后，吴敬梓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差，并陷入极端贫寒的境地，为此不得不经常赴扬州、真州等地，寻求资助。乾隆十九年（1754），贫病交加的吴敬梓在扬州溘然而逝。吴敬梓去世之后几乎家无余财，只留下一些著述，包括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他四十岁以前的诗词作品集《文木山房集》、经学研究著作《文木山房诗说》，除此之外，便是这部《儒林外史》。

从小说的题名便可看出，吴敬梓所写的是“儒林”。这一士人题材在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中并不鲜见。在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到达其鼎盛阶段，围绕科举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整个社会也成为了一个“科举社会”。因此，书写科举社会中士人的悲欢离合，也是这一时期小说的一个热点。但在绝大部分的明清通俗小说中，尽管对于科举制度的不平、愤激、斥责俯首皆是，但叙述时字里行间却仍然饱含了对于科举的依赖和眷念，这尤其体现为男主人公获得进士科名往往是小说大团圆结局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与之相比，吴敬梓对于科举社会的种种情状却有着更深的洞察力和表现力：无论是对于科举社会中士人生存困境的呈现，还是对于诸多弊端的反思，以及对于儒林中人出路的探寻，《儒林外史》都远远地超越了同题材的这些作品。

与题名相呼应，《儒林外史》所写的并非是一两个抑或有限的几个儒林中人，而是整个“儒林”。为此，吴敬梓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结构方式，简单说来即集中篇幅书写某一人物的故事，然后随着这一人物的退场又引出新的人物，并展开新的故事。整部小说就是以一个中心人物的故事引出另一个中心人物的故事，并在彼此之间的转换与衔接中组合而成。对于这种结构方式，前人曾有颇多非议，就连将《儒林外史》誉为“伟大”之作的鲁迅，也认为这种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也就是说，从表面看来是长篇小说的规模，但由于每一个人物的故事都可以视为一部短篇小说，因此整部书实际上只是短篇小说的合集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小说表面上采用的是连环短篇的结构方式，将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来，没有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和故事线索，但现在的研究多在表面，在表面松散的结构之下，整部小说或许还有着精细而缜密的结构安排。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儒林外史》最早的刊本是卧闲草堂本，刊刻于清嘉庆八年（1803）。在卧闲草堂本有一篇署名为闲斋老人的序言，这篇序言以“功名富贵”作为全书之骨，并以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来区分书中所写及的士人。这样的区分虽然有些简单，却也可以帮助我们初步理解小说的思想脉络，以及在表象之下更为精细的结构设置。

而这一结构的使用又是与“儒林”题材密切相关的：正因为吴敬梓在小说中书写的是百余年历史大潮中的几代士人，而不是若干单个的儒林人物，因此他采用了这种连环短篇的结构方式。如果将每个人的故事都视为一篇传记，独立来看，根据中心人物的不同，小说依次写的是周进传、范进传、严贡生传、严监生传、荀玫传、王惠传……而在每一个中心人物的传记中，又会出现形色各异的诸多士人，这些士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情、故事和人生，但每一个士人又都殊途同归，共同陷入科举社会中所有士人都无法逃脱的生存困境，这些单篇传记的合体，也便是我们看到的整部“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所写到的这些士人，多有原型人物作为基础，这些原型人物又大多是吴敬梓的友朋或是他曾经接触过的人。因此，现实的人际交往给予了吴敬梓深切体察现实士人各种状貌的契机，但在小说中，吴敬梓能够超越对于个体人物善恶是非的简单关注，而是从士人个体与儒林群体关系的角度细致呈现士人的命运，并将由此而生发出的种种普遍而深邃的意义都通过这些人物自然演绎出来。同时，虽然有原型人物的存在，但吴敬梓总能摆脱现实人、事对于创造力的拘禁，以及主观情绪对于小说写作的控制，通过对于原型人物和其他素材的巧妙嫁接、组合，幻化出比现实本身更具穿透力的人物和情节。

除了士人之外，《儒林外史》中还写到了其他各类人物：和尚、道士、武师、侠客、市民、农夫、胥吏、衙役、娼妓、戏子……令人赞叹的是，吴敬梓不仅运用精妙的笔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所从属并异常熟悉的儒林景况，对于其他各类人物也都有细致入微、精彩绝伦的塑造，即使只是书中偶一露面的人物，也都刻画得真实自然且入木三分。除了形象塑造上的意义之外，借由这些阶层庞杂、数量众多的其他人物，小说也展现出“儒林”之外更为广阔的风俗文化画面，以及“儒林”赖以生存并与之息息相关的社会背景。

从语言上说，当代读者接受《儒林外史》时不会有任何的障碍。小说所使用的是凝练、纯熟而精粹的白话，看似平易简朴，实则精确生动且韵味深长，这也是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推崇《儒林外史》的原因所在。虽然是清乾隆年间的作品，但小说中的很多片段，尤其是对于景致的描摹，都可以作为现代散文来阅读。而除了叙述语言之外，更精彩的则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吴敬梓不仅鲜活地写出了各类人物的不同口吻，即便是同一个人物，由于境遇、身份，以及对话者等因素的差异，在言语表达上也会有所区别，从这些本色当行、灵活多变的对话中也可看出为何《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塑造会达到如此的成就。

就手法而言，从鲁迅开始，便将《儒林外史》视为“讽刺文学”的代表作品。而讽刺手法的运用确实也是《儒林外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经典情节都与讽刺有关：例如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后的发疯，以及严监生的两根灯草等。但“讽刺”并非小说全部精华所在。更值得注重的是，与小说传统的创作方法有所不同，吴敬梓很少用传奇式的手法去书写人物和情节，这就需要读者通过表面的白描和平淡去更为深切地体会、理解人物内在性情与品行的波澜。同时，吴敬梓在小说中也极少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对于某个人物或情节的看法，读者只能通过小说的客观叙述去揣度和推测潜藏在文字后面的作者的主观意图。由于这样的叙述方式，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是非截然、善恶分明的，而是处于各种正面性格与负面性格纠合交织的复杂状态中。对于习惯于偷懒的读者而言，读这样的作品可能有些费劲，但对于细心且耐心的读者来说，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却会充满探索各种未知的乐趣，以及不断有所启悟的欣喜。

事实上，我们万不可低估吴敬梓倾注于这部小说中的智慧、情感和人生感悟。清代评点者曾提出千万要保持谨慎，不能轻易去读《儒林外史》，因为读完后会发现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人的言行举止，都能在《儒林外史》中找到影子，这也就意味着《儒林外史》是以有限的篇幅几乎包罗了世间的一切。而这一评点不仅放在清代有效，在当代也同样如此。《儒林外史》中所呈现与反思的一切都从未离我们远去，甚至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亦能更为清晰透彻地返观我们自己，而这部小说也注定有比我们更为久远的生命力。要领略所有的这些，都需要通过不断的阅读去实现。

最后，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作为这篇导读的结语，我会这样推荐《儒林外史》：这是一部可以百读不厌的小说，也是一部读至百遍仍然觉得新鲜如初的奇书。作为镜子，这部书可以照出世间万象，而揽镜自照，这部书也同样可以照出我们潜藏的那个自己。

叶楚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