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彷徨》是继《呐喊》之后，鲁迅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集。取材虽然大体上仍与《呐喊》一样，“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但描写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彷徨》明显多于《呐喊》。其中，《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三篇小说，便突出表现了知识分子“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的境遇和苦痛。《彷徨》与《呐喊》相比，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技术虽然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的恐怕也含有这个意思吧。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年轻的时候怀抱着改革中国的理想，敢作敢为，曾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但后来在转徙流离的生活的磨难中，渐渐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做着一些“无聊的事情”，在颓唐消沉中耗损着自己的生命。作者以一种浓郁低回的抒情笔调，展开了对主人公的描写，既对他充满同情，又不赞成其虚无的生活态度。所以，结尾写“我”与吕纬甫分手后，走向了与之相反的道路。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更阴郁冷傲，特立独行，不向庸俗黑暗的社会环境妥协。然而，各种流言蜚语包围了他，黑暗势力的压迫使他失职后，又罹患重病，穷困潦倒。不得已他做了军阀的顾问，一下子变得阔气起来，引来了人们的追捧和逢迎。他用这种方式来报复社会，表面上似乎是“胜利”了，而实际上是彻底失败了。他躬行着自己“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内心深处也就更加苦痛不堪。于是独自咀嚼着失败的哀痛，最后孤独地死去。文末，“我”的耳边响起了魏连殳的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的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哭声震撼着读者的心，让人们在苦痛中思索魏连殳的悲剧命运，思索造成这悲剧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思索如何走一条不同于魏连殳的人生道路。

《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属于受到新文化洗礼的“五四”时期的青年，他们勇敢地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子君大胆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冲破了旧传统和大家庭的束缚，毅然和涓生同居，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而婚后的子君，完全沉入到“柴米油盐”之中，隔绝了更广大的社会生活。因而一旦涓生失业，两个人便产生了裂痕。涓生认识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他摆脱了子君，要自己走一条“新的生路”。然而却造成了一个惨痛的后果，便是子君的死于“无爱的人间”。作品以涓生第一人称的“手记”形式，写下了他对以往生活经历的追忆、对爱情消磨以至毁灭的悲剧的伤悼，写下了他对子君之死的深重的“悔恨和悲哀”，具有十分浓郁的抒情性和特别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部小说集第一篇《祝福》描写的，则是在旧宗法制度及其思想观念的禁锢和束缚下，一个乡村劳动妇女的更广大、更深重的悲剧。祥林嫂是一个不愿意改嫁的寡妇，逃到鲁四老爷家里做帮工，原来仨人的活儿一个人全部承担起来，“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然而，即便是只想这样以自己的辛勤劳作，来换取起码的生存权利的卑微愿望，最终也难以实现。一连串的打击落到了她的头上：先是遭到婆家绑架，转卖到山坳里；继而第二个丈夫又病死，唯一的儿子也被狼叼走了。这些不幸遭遇不但得不到同情，反而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她再次来到鲁四老爷家里时，已被看作是“不祥之物”；吃素的“善女人”柳妈劝她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来为自己赎罪。但当她以全年工钱捐了“门槛”之后，过年祭祖时四婶还是不准她动祭品，一句“你放着罢，祥林嫂！”便把她的精神彻底摧垮了。从此她失魂落魄，一步一步沦为一个孤苦无依的乞丐。终于在鲁镇新年“祝福”的毕毕剥剥的鞭炮声中，无声无息地惨死在雪夜里。

对于自己的不幸命运，祥林嫂也不断地进行着反抗，然而她根本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拯救。“我”是鲁镇唯一一个同情并想对祥林嫂有所帮助的人，但面对祥林嫂“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询问，“我”也只能含糊其辞地予以回应，在其精神万分苦痛时未能提供任何切实有效的帮助。对自己无力拯救祥林嫂于苦难之中，“我”感到不安和负疚。而有权有势有影响的鲁四老爷，是有能力向祥林嫂提供帮助的，但他自私狭隘、虚伪冷酷，对祥林嫂的命运漠不关心。权势者有实力拯救民众的苦难，但他们根本不关心民众的疾苦；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关注民众的苦难，但却没有拯救民众的力量。

《离婚》里的爱姑泼辣大胆，比祥林嫂更富有反抗性。丈夫要弃她另娶，为此爱姑闹了整整三年。她大骂丈夫、公公是“小畜生”“老畜生”，把本村的“慰老爷”也不放在眼里。婆家请“和知县大老爷换帖”的七大人出面调解。玩“屁塞”、吸鼻烟的七大人，一声高深莫测的“来 兮”，便使尚不具备现代民主意识的爱姑，在强大封建势力的威慑之下服软认输，败下阵来。

鲁迅笔下十分出色的两篇讽刺小说《肥皂》和《高老夫子》，都出自这部小说集。《肥皂》的主人公四铭，是一个满嘴仁义道德的虚伪的封建卫道士。他在大街上遇到了一老一少两个要饭的女乞丐，旁边有个围观的光棍说：“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于是，他便去广润祥给自己的太太买肥皂。他这样做的心理动因，实际上来自对“孝女”的变态的淫欲。他还恶毒地攻击新文化、新道德，大骂“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无论他言辞怎样激烈，怎样伪装得道貌岸然，那块咯支咯支的“肥皂”，却使他的太太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卑鄙龌龊的“坏心思”。

如果说《肥皂》的讽刺喜剧的艺术效果，主要是通过一件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肥皂，恰到好处地无情揭露了人物的真面目的话，《高老夫子》则是着力从男主角上课前和上课时的精神状态，以及攻击女学堂等一系列行为表现入手，巧妙而又有力地透视、发露其对女学生心怀邪念的潜意识心理动机，彻底地暴露其假道学的丑恶嘴脸的。

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教室里曾放映过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有一个场面，一个据说是给俄军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砍头，而一群中国人围着神情麻木地看热闹。不久鲁迅便终止了学业，转而从事文艺事业，决心由此来改变国民的愚弱精神。可见此事对他的刺激之大之深。鲁迅异常痛心于“看客”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在《药》、《阿Q正传》等作品中多次写到过“示众”的场面。而这部小说集里的《示众》，则是一篇集中描写“看客”群像的很独特的讽刺性作品。

夏日的北京街头，一个巡警牵着一个犯人示众，霎时间周围便聚集起各式各样的看客：卖包子的“十一二岁的胖孩子”，头顶烈日的洋车夫和坐客，“秃头的老头子”，“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挟洋伞的长子”，头上梳着喜鹊尾巴似的“苏州俏”的“抱着孩子的老妈子”，“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的“瘦子”……在酷热难耐、单调死寂的氛围中，他们都精神焦渴、莫名其妙地争着挤进人群里去，渴望得到一点儿什么刺激。至于犯人是谁，又为何而犯罪，他们似乎压根就不关心，就只是为了“看热闹”。读者所强烈感受到的，是这些看客对于他人痛苦的麻木冷漠的普遍心理状态和精神的愚昧无聊。作品通篇没有议论和抒情，只有平静客观的描写。其讽刺性虽是不动声色的，但却非常有力，入木三分。

《幸福的家庭》也是一篇“轻喜剧”式的讽刺小说，讽刺的对象是一个逃避社会现实、不敢正视黑暗的作家。他企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自欺欺人地“编造”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幸福家庭”。死气沉沉的北京，天天要防打仗的江浙，正在打的四川广东，要绑票的山东河南，房租贵的上海天津，交通不便的云贵，都无法安置他头脑里幻想出来的那样一个虚无缥缈的幸福家庭，最后只能把这个地点定名为并不存在的A。

《长明灯》里的“疯子”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形象，无疑与作者的《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属于一个精神谱系。不过，狂人在作品结尾发出的“救救孩子……”的绝望呼声，在这篇小说里则变成了贯穿始终的“我放火！”的愤怒抗争。一千多年前由梁武帝亲手点燃的“长明灯”，自然是一个象征，极端落后陈腐的古老封建传统的象征。

《弟兄》的主角张沛君是公益局的一个办事员，他和弟弟靖甫受到同事“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的赞扬。弟弟生病后，他为之延医治病，虽然平常他说“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可是当医治费用的压力增大之后，就不免产生了种种自私自利的算计。张沛君做的那个梦，一下子便将平时他们的“兄弟怡怡”的“孝悌”神话粉碎了。

王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