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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一部诞生于南朝刘宋时代的笔记小说，由宋临川王刘义庆主持编著而成，梁代刘峻又为之作注，该书依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主要是记载汉代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在中国文化史上，《世说新语》可谓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书。
《世说新语》的独特品味，与编著者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的身世境遇相关。刘义庆生活在宋文帝时代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为求避祸，他坚持外放任职，为了寻求精神超越与慰藉，他招集文士收集汉代至晋宋间的名士轶事，编著成书。因此，该书渗透了编著者的人生哲学与审美趣味———尚雅贵清，尚简贵真，厌恶虚伪，贬斥俗恶。鲁迅先生1935年发表的《病后杂谈之余》，谈到卧病在家半夜读它时的感受：“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这是对《世说新语》阅读体验的生动描写。
从我们今天来看，这部笔记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东汉末年及魏晋时期士人群体的精神品格与思想情感的留存。自东汉后期以来，随着专制皇权的衰落，儒学世家与累代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左右朝政，形成社会的中坚力量。迄至两晋时代，世家大族几乎与皇权分庭抗礼，他们形成独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他们构成了当时社会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与审美诉求，形成了不同于两汉士人的精神风采与艺术旨趣。明乎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世说新语》最大的特点是对于魏晋风流与人格精神的叹美。后人曾说《世说新语》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是名士的“风流宝鉴”。
我们阅读这本名士的“风流宝鉴”，不妨从整个世族的地位与心态着眼去考量。例如，《世说新语·品藻》记载：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
桓玄问刘太常（瑾），自己与谢安相比如何，刘瑾作了回答，桓玄接着又问与刘的舅舅子敬（王献之）相比怎么样？刘太常巧妙地以“楂、梨、橘、柚，各有其美”来应答。当时世族名流的人物品藻，反映了他们群体的荣誉感，“各有其美”，是他们对于各个不同家族品质才情的普遍看法。
《世说新语》通过对于魏晋名士轶事的记录，透露出当时人们对于才情的崇尚。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都体现出这种观念。《世说新语》记载：
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言语》）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任诞》）
毛伯成负其才气，宁作兰芷，不为萧艾，颇近古代屈原的精神追求。桓伊小字子野，虽然位望通显，但是好吹笛，以才情任达著称于时。这些资料，说的都是魏晋名士才气自负，不为外在权势所屈的精神。《世说新语》记载：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
桓温虽然权势大于殷浩，但是殷浩不为所动，宁作自我，以抗拒桓温的骄傲自大。这种才情与个性，也是魏晋风流的灵魂所在。
作为六朝名士精神的记录，此书引人注目的是“任诞”精神，所谓“任诞”，即是对两汉以来的名教观念与习俗的冲击与蔑弃。两汉以儒学治国，固然培养出来许多名臣循吏，但是也形成了虚伪做作、扼杀人性的名教恶习，魏晋名士的个性解放最先从冲击这种恶习开始。《世说新语》有《任诞》一门，记载了许多名士任诞不羁的轶事。魏晋名士的任诞可以说达到了冲决网罗，参透死生的境界。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自古以来，儒家学说就倡导人应该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目标，而魏晋名士则弃置不顾，高吟以饮酒行乐为人生之目标。这种放任的思想带有自由的气息，给他们的行为赋予了一种美感。
《世说新语》记载：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徽之雪夜访戴逵，造门不前而返，提出“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的行为虽然颇为怪诞，但却包蕴着令人无比企羡的美感，是唯美的理想的化身。
魏晋人的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中也得到了生动的展现。他们参透生死，面对死亡时的表现那么淡定。书中记载嵇康在被害前举止从容：“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雅量》）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讴歌嵇康为自由意志而献身的精神，“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阅读《世说新语》中的这些描写，对于今人的精神追求仍有启发作用。
晋人对内发现了自我，对外则发现了自然。山水自然在他们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汉魏以来，在玄学影响下，士人广泛开展的对人生意义的讨论，往往伴随着对山水与自然的欣赏。在宇宙造化之中，人们发现了自身的渺小，在观照自然时也反思了自身的存在意义。《世说新语·容止》有数则人物品藻的笔记故事，便足以说明这一种审美观念的变迁：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王会稽来，轩轩如朝霞举。
从这些人物品藻来看，人们十分注重人物与自然的形神相应。游云、惊龙、春柳、朝霞，都是用来比况人的精神气质与风度仪表，与先秦两汉比德说相比，已大不相同。
六朝士大夫在品鉴山水的时候，既感受到了山水风光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也主动与山水交流，达到情景交融的状态。《世说新语·言语》记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奔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当读者看到这些文字时，虽没有直接面对真山水，但由于用语传神，也能从中获得一种“神超形越”的美感。《世说新语·文学》载：“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阮孚生动地传达了自己阅读郭景纯的山水诗的感受。
《世说新语》的价值，还在于它保留了许多文艺批评的精彩论述，许多名士采用清谈对话的方式来从事艺术批评。《世说新语·文学》记录：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谢安问子侄们《诗经》中何句最佳。侄子谢玄就说《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最佳。谢玄所以喜欢这四句诗，大约是诗中传达出征夫在离家远戍前后，睹物思情的悲怆吧！这与青年谢玄的人生阶段与特定心境相关。但是谢安却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二句，更有“雅人深致”。这两句诗出自《诗经·大雅·抑》，它赞美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制订了缜密的治国规划后，将远大的宏图昭告天下，诗中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气魄。书中还记载：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言语》）
王恭因服食五石散后而行散发药，至弟弟王睹门前，突然向弟弟询问《古诗十九首》中哪一句最好，王睹一时没想出来，而王恭则吟“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认为这句最好，因为诗句所表达的情思特别契合魏晋士人人生如寄的悲剧意蕴。一问一答，极为生动地展现出魏晋士人解读古诗时即兴感受，紧扣生命体验的特点。《世说新语》同时也对于一些文艺现象进行直率的批评：
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言语》）
桓玄问羊孚，为什么时人喜欢吴语发音，羊孚直截了当地指出是因为“妖而浮”，即情调的妖冶浮华，投合了当时人的审美趣味。
《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明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鲁迅称赞《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所谓的“世说体”，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是不甚枚举。如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都深受《世说新语》的影响。《世说新语》是实至名归的承载中国文化的经典名著。
袁济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