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幽暗的小屋里,我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他穿着白衣裳,身子伸得老长老长的;他的光脚板的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一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手指也是弯的;他那一对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住,像两枚圆圆的黑铜钱,他的和善的面孔发黑,难看地龇着牙吓唬我。
母亲跪在那里,上身没穿衣裳,下半身围着红裙子。她用那把我爱拿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母亲老是自言自语,声音粗重而且沙哑,她的灰色眼睛肿得仿佛要融化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滚。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长得圆圆的,头大眼睛也大,松软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个人都是柔软的,好玩极了;她也哭,哭得挺别致,仿佛挺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哭,浑身发抖,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躲在她背后,死撑着不愿去;我又害怕又觉得怪别扭的。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再三地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跟爸爸告别吧,你再也看不见他了,亲爱的孩子,他不到年纪,不到时候就死了……”
我得过一场大病。才刚下地。我病着的时候记得很清楚:父亲高高兴兴地看护我,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却换了一个奇怪的人——外祖母来看护我。
“你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
“从上边,从尼日尼 来的,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在水上不能走,小鬼!”
这真可笑,使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黄脸的加尔梅克 老头子,是贩卖羊皮的;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溜下去,要是摔倒了,就翻着跟头往下滚,——这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和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乱套了,都糊涂得令人好笑。
“为什么我是小鬼?”
“因为你多嘴。”她也笑着说。
她讲起话来又亲切,又快乐,又流利。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就和她要好了,现在我希望她快点领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号哭都在我心里引起新奇的、不安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一向态度很严厉,很少说话;她总是打扮得干干净净,平平帖帖的,她的个子高高大大,像一匹马:她有一副筋骨坚硬的体格和两只劲头极大的手。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她全身都膨胀起来,弄得乱七八糟,看去令人怪不舒服的,衣服也全撕得破破烂烂的;头发本来梳得很齐整,像一顶光亮的大帽子,现在披散到赤裸的肩膀上,耷拉到脸上,编辫子的那半头发,来回摆动着,触动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很久,可是她连一眼也不看我,她老是梳父亲的头发,不断地号啕大哭,眼泪扑簌簌地直流。
穿黑衣裳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伸头看看。警察气哼哼地叫了一声:
“快点收拾!”
窗户是用黑披肩遮着的;披肩给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起来。有一次,父亲带我划帆船,忽然霹雳一声雷响,父亲笑起来,膝头紧紧夹着我,大声说:
“没关系,不要怕,‘大葱头’ !”
母亲忽然从地板上费劲地挺身站起,马上又坐下去,仰面倒下,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紧闭着两眼,刷白的面孔变青了。她像父亲那样龇着牙,声音可怕地说: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祖母推开了我,跑到门口喊道:
“亲爱的人们,不要怕,不要管她,为了基督,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生孩子,请原谅,好人们!”
我跑到黑暗的角落里,躲到箱子后面,从那里看母亲在地上打滚,呻吟,牙齿咬得格格地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亲切地,快乐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忍住点儿!圣母保佑……”
我吓坏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成一团,碰他,唉声叹气,喊叫,可是他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很久。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从屋子里滚出去又滚进来;后来,忽然在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哭了。
“荣耀归于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说罢她点上了蜡烛。
我大概是在墙角睡着了,以后的事全记不得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坟场荒凉的一角。我站在溜滑的黏土小丘上,看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坑底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了。
在坟旁边,有我,有外祖母,有浑身淋湿了的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的脸色阴沉的乡下人。温暖的雨点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不停地洒在大家身上。
“埋吧。”警察往一旁走开,说道。
外祖母哭了,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两个乡下人躬着腰急忙往坟坑里撒土,打得水啪哧啪哧地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开始往穴壁上爬,但是土块把它们打落到坑底了。
“走吧,廖尼亚 。”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从她手里挣脱了,我不想离开。
“你真是的,主啊。”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主,她低着头,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墓穴都填平了,她还站在那里不动。
两个乡下人嘭嘭地用铁锹平地。刮起一阵大风,把雨刮跑了。外祖母搀着我的手,领我穿过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向老远老远的教堂里走去。
“你怎么不哭啊?”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问我。“应当哭一场!”
“我不想哭。”我说。
“不想哭,那就不要哭好了。”她悄悄地说。
很奇怪:我很少哭,即使哭,也是因为受了气,不是因为疼。父亲常常笑我流泪,母亲也总是吵我: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在宽宽的很龌龊的街道上走,街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我问外祖母:
“那两只青蛙爬不出来吧?”
“爬不出来了,”她回答,“不要紧,有上帝保佑它们呢!”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亲热、这么频繁地念叨着上帝。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小小的船舱里;刚生下来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包着白布,外面缠着红带子,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堆上,从那又圆又鼓、像马眼睛的小窗户往外眺望;在潮湿的窗外,泛起泡沫的混浊的水不断地流,时常飞溅起来,舐着窗户玻璃。我就不由得跳到地上。
“不要怕。”外祖母说,她两只软绵绵的手轻轻地抱起我,又把我放到包袱上。
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远方是黑色的土地,接着它又消失在雾里和水里了。周围的一切在颤动,只有母亲把两手放到脑后,倚着船壁僵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她的面孔阴暗,铁青,瞎子一般,她两眼紧闭,老是一声不响,人完全变样了,变成了一个新的人,连她穿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
外祖母不止一次低声对她说:
“瓦里娅 ,我说,你最好吃点东西,少吃一点,好不好?”
她沉默着,一动不动。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轻声细语,和母亲说话时,声音高一点,但不知为什么很小心,胆怯,而且话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我看出这一点,这使我对外祖母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那个水手呢?”
连她说的话也很奇怪,令人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穿着一身蓝衣裳,拿来一个小匣子。外祖母接过小匣子,把小弟弟的尸体放到里面,装好后,外祖母伸直胳膊托着小匣子向门口走去,但是她太胖,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她停在门口,可笑地不知所措。
“看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从她手里夺过棺材,于是她们俩不见了,我还留在舱里,仔细地打量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
“怎么样,小弟弟死了吧?”他弯下身来对我说。
“你是谁啊?”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是谁啊?”
“是城市。你往窗外看,那不是!”
土地在窗外移动着;黑暗而陡峭的土地雾气腾腾的,像是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面包。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外孙子去了。”
“把他埋到地底下吗?”
“不埋到地底下埋到哪儿?”
我讲给水手听,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他抱起我,搂紧我亲了亲。
“唉,小弟弟,你还不懂事呢!”他说,“用不着可怜青蛙,不要管它们!你可怜可怜妈妈吧,你看她难过得成了什么样子!”
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了。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所以不害怕。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下,拔腿就往外跑,一面还说:
“要快跑!”
我也想跟着跑。我走到门外。在半明半暗的夹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离门不远,楼梯上的镶铜闪着光。我往上一看,看见一些人背着背袋、提着包袱。很显然,大家都要下轮船了,那我也应当下轮船。
可是,当我和一群男子一起走到船舷踏板前面,大家都对我嚷起来: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有老长时候,人们挤我,扯我,摸我。最后,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来了,抱起我,解释说:
“这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跑到舱里,把我往行李上一丢,就走了,一面指着我吓唬说:
“再动我就打你了!”
我头顶上的吵闹声渐渐地静了,轮船已经不在水上噗噗地响,也不打颤了。舱里的窗户给挡上了一堵潮湿的墙;变得又黑又闷,包袱好像胀大了,挤得我难过,一切都变得不好了。也许,我就这样永远一个人留在这空荡荡的轮船上吧?
我走到门跟前。门开不开,铜门把拧不动。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使大劲儿朝铜把打过去。瓶子碎了,牛奶溅了我满腿,流进了靴筒里。
我因遭到失败而感到懊丧,便躺到包袱上,悄悄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噙着泪水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轮船又颤动着噗噗地响了。船舱的窗户明晃晃的,像一个太阳。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头,皱着眉头,老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她的头发多得出奇,密密地盖着两肩、胸脯、两膝,一直垂到地上,乌黑乌黑的,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从地上把头发兜起来提着,挺费劲地把稀疏的木梳齿儿梳进厚厚的发绺里;她的嘴唇歪扭着,黑眼珠儿闪耀着气愤的光芒,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
她今天样子很凶,但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这样长的时候,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而柔和的腔调说:
“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上帝说:给你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年轻的时候,我夸耀过这一把马鬃,到老来,我可诅咒它了。你睡吧!还早着呢,——太阳睡了一夜刚起来……”
“我不想睡!”
“不想睡就不睡好了。”她马上表示同意,一面编辫子,一面往沙发那边瞧,母亲就在沙发上躺着,脸朝上,身子直得像一根弦。“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破了?你小点声说!”
外祖母说话好似在用心地唱歌,字字句句都像鲜花那样温柔,鲜艳和丰润,一下子就牢牢地打进我的记忆里。她微笑的时候,那黑得像黑樱桃的眼珠儿睁得圆圆的,闪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快光芒,在笑容里,快活地露出坚固的雪白的牙齿,虽然黑黑的两颊有许多皱纹,但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明朗。但这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胀大了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她从一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里嗅烟草。她的衣服全是黑的,但通过她的眼睛,从她内心却射出一种永不熄灭的、快乐的、温暖的光芒。她腰弯得几乎成为驼背,肥肥胖胖,可是举动却像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并且柔软得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
在她没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用一根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连结起来,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她马上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最知心的人,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的。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我们坐了好多天的船才到尼日尼,我清楚地记得最初的几天是多么美。
天气变好了,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都待在甲板上,头上是明净的天空,伏尔加两岸被秋天镀上一层金,又缝上了绸缎。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徐徐地、懒懒地拍打着瓦蓝色的水,发出隆隆的声音,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样子像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静悄悄地浮动着;周围的景致时时刻刻变换着,时时刻刻都是新的。翠绿的山好似大地的富丽衣服的华美褶儿。沿岸有城市和乡村,远远看去宛如一块块的甜点心。水面上漂着金黄色的秋叶。
“你瞧,多么好啊!”外祖母不断地这样说,一会儿跑到船这边,一会儿跑到船那边,她容光焕发,高兴得睁大了眼睛。
她常常对着河岸出神,把我也给忘了;她站在船边,两手交叉在胸前,微微笑着,一声不响,眼里含着泪水。我拉拉她的挑花的黑裙子。
“啊?”她抖擞了一下。“我仿佛在打瞌睡,做了一个梦似的。”
“你哭什么?”
“亲爱的,我哭是因为快乐,因为年老,”她微笑着说,“我已经老了,你知道吧,我的岁月过了六十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珍奇的故事:讲慈善的强盗,讲圣人,讲各种怪兽和妖魔。
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声音很低,很神秘,她俯下身子凑近我的脸,睁大了眼珠儿注意地看着我的眼睛,就仿佛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使我振奋的力量。她说话像唱歌似的,越说越流畅。听她说话使人有说不出的愉快。我每次听完以后,总是要求:
“再讲一个!”
“好,再讲一个:有一个老家神坐在灶炉底下,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掌儿,他摇来晃去的,哼哼吱吱地叫:‘哎哟,小老鼠,疼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啊!’”
外祖母抬起一只脚,两手握着它,悬空摆来摆去,可笑地装出一副苦脸,仿佛她自己感觉疼痛似的。
水手们(一群长胡子的和蔼的男人)站成一圈儿,他们一面听,一面笑,夸奖外祖母,也要求说:
“老太太,再讲一个吧!”
然后他们都说:
“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香瓜。这都是偷偷地做的,因为船上有一个人禁止吃瓜果,他会把瓜果夺走扔到河里的。他穿得很像警察,制服上钉有铜扣子,整天价醉醺醺的,人们都躲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总是躲开我们。她始终沉默着。她身躯高大,挺直,面孔发黑,铁似的冷静,粗大的浅色辫发像王冠似的盘在头上;她全身结实而有力。我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一层雾或者透亮的云包围着她,她那对跟外祖母一样大的灰色的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
“人家笑您呢,妈妈!”
“管他们呢!”外祖母满不在乎地回答。“让他们笑去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记得,外祖母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像小孩子似的。她拉着我的手,推着我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
“你瞧,你瞧,多么好看!那就是尼日尼,我的天啊!瞧它,简直像神仙住的地方!你再瞧那教堂,活像在空中飞翔似的!”
她几乎哭了出来,央求我母亲说:
“瓦留莎,你倒是看一看啊,嗯?大约你把这些地方都忘了吧?高兴高兴吧!”
母亲阴沉地笑了笑。
轮船停在美丽的城对面河心当中,河上挤满了船只,几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一只满载着人的大船向轮船靠拢来,钩杆抓住放下来的梯子,人们一个个地从那只大船走上甲板。有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在最前头飞快走着,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胡子是赤金色的,有着一个鸟嘴鼻子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叫了一声,就扑到他的怀里,他抱着她的头,急忙用那通红的小手抚摩着她的两腮,声音尖厉地喊道:
“怎么啦?傻孩子。噢哟!原来是这么着……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乱转,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过,亲吻过;她推着我走到人们面前,急忙地说着:
“快点快点!这是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卡捷琳娜表姐,这都是我们一家子,你看有多少!”
外祖父问她:
“你身体好吗?老妈妈。”
他们对吻了三下。
外祖父把我从挤在一起的人堆里拉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外祖父问我母亲,没等回答,就推开我说道:
“颧骨跟父亲的一样……下船吧!”
下了船,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坡上铺着大鹅卵石,两旁高高的陡坡长满了枯黄的践踏了的野草。
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他的个儿只到她的肩膀,他走起路来步子细而快,她却宛如在空中飘浮着,从上往下望着他。两个舅舅默默地在后面跟着:米哈伊尔 舅舅的黑头发梳得光光的,像外祖父一样干瘦;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曲卷着;还有几个穿着鲜亮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比我大,都是安安静静的。我和外祖母、小个子舅母纳塔利娅一块儿走着。她面色苍白,蓝眼睛,挺大的肚子,常常停下来,气喘喘地低声说:
“噢唷,我走不动了!”
“他们干吗要惊动你?”外祖母气愤愤地说,“一家子蠢货!”
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自己在他们中间是陌生人,甚至连外祖母也有点失去原先的光彩,显得疏远了似的。
特别使我不喜欢的是外祖父;我在他身上立刻闻到敌意,他引起我对他的特别注意和一种畏惧的好奇心。
我们上了坡。坡顶上靠右边斜坡开始有大街的地方,坐落一所低矮的平房,涂着脏污的粉红油漆,房盖低低地压下来,窗户是往外鼓的。从外面看,我觉得很大,可是里面,分成一间间的半明半暗的小房间,很拥挤;像在靠码头的轮船里似的,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人忙来忙去,小孩子像一群偷食的麻雀乱窜乱跳,到处闻到一种刺鼻的从未闻过的气味。
我到了院子里。院子也令人不愉快:满院子挂的都是整幅的湿布,到处摆着桶,桶里盛着稠糊糊的五颜六色的水,里面泡着的也是布。在墙角一间低矮的快要倒塌的旁屋里,炉子里木柴烧得正旺,有什么东西煮沸了,嘟嘟地响,一个看不见的人高声说着奇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