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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真姓名是威廉·西德尼·波特。他于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一日生于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的家庭。
从十五岁开始，欧·亨利就在他叔父的药房里当学徒，工作了五年，后来由于健康关系需要更换环境，便到得克萨斯州一个朋友的牧场上做了两年牧童。辽阔的西部草原和粗犷的牧人生活，给了欧·亨利深刻的影响。
一八八四年以后，他调换了不少职业，做过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和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员。这期间，还办过一份名叫《滚石》的周刊，发表了一些讽刺性的幽默小品，但由于经营不善，不久这份周刊就停刊了。欧·亨利在奥斯汀国民银行工作时，银行短缺了一笔现金，为了避免受审，他抛下妻女，到中南美流浪了几年。后来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冒险回到家里，以致被捕，在俄亥俄州监狱坐了三年多牢。
出狱后，欧·亨利迁居纽约，专门从事写作。他曾经和纽约《世界报》签订合同，每星期提供一个短篇，同时还替别的报刊撰稿。正当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欧·亨利健康日益恶化，于一九一〇年六月五日在纽约病逝。
不幸的遭遇、流浪的岁月、监狱的禁闭，以及和多种多样的人物接触，给了欧·亨利丰富的创作题材。他一生写下了将近三百个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在逝世前八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的。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美国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这里面包括百万富翁、农场主、将军、律师、法官、商店老板、证券经纪人、牧师、警察、书记、女店员、演员、艺术家、音乐家、女打字员、侍者、水手、骗子、小偷、强盗、牧童、医师、小孩、酒店掌柜等；尤其是居于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所谓小人物，更是他经常描写的对象。他的小说因此曾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的百科全书”。
从题材的性质来看，欧·亨利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以描写美国西部生活为主；一类写的是美国一些大城市的生活；一类则以拉丁美洲生活为对象。这些不同的题材，显然与作者一生中几个主要生活时期的不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三类作品当中，无疑又以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意义最大。
作者描写拉丁美洲生活的最主要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这部小说出版于一九〇二年，以拉丁美洲一个虚构的安楚里亚共和国为背景，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推行侵略掠夺的殖民主义政策的种种罪行。《白菜与皇帝》是欧·亨利唯一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四五条并行的线索，试图描绘出一幅广阔的画面，在写作方法上有它的别致之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小说的章与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够紧密，各有独立的内容，当做几个不同的短篇来看亦无不可。
欧·亨利是十分喜爱美国的西部的。我们从他早年在朋友牧场上养病时的一些书信，可以看出他对美国西部辽阔自由的草原和浪漫奔放的牧人生活的热爱，以及他对草原上的人们所抱的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心目中，美国西部草原与美国东部城市大不相同，这里仿佛感觉不到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压迫，人们纯朴、勤劳、正直、勇敢、充满活力和生气，还没有沾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恶习。一个几乎给城市吞噬掉的赌棍，凭着偶然的机遇来到草原上，通过劳动，接近大自然，重新获得了健康的生命（《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欧·亨利描写美国城市生活，特别是住在这些城市里的普通人生活的作品，比起他的西部作品来，似乎更值得重视。我们知道，欧·亨利对于美国下层社会生活是非常熟悉的。他的一位朋友，早年与他一同办过《滚石》周刊的丹尼尔，在谈到他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他从来不大关心所谓‘上流社会’，而只注意大街上和商店、咖啡馆里的人，一夜接着一夜地从他们身上汲取思想。我想，正是由于这样，他才能够逼真地去描绘普通的人。”
在居住纽约期间，欧·亨利的确常常坐在自己家里的窗口，密切地观察行人，或者在街上徘徊，在小饭馆、香烟铺、小客栈，在排队领取救济金的失业工人中，甚至在公园的长凳上找寻和人们接触的机会，从周围的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
欧·亨利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各式各样小人物和流浪汉的同情，充分表现在他的许多短篇里。《麦琪的礼物》这篇脍炙人口的小说，描写了一对穷困的年轻夫妇相互赠送圣诞礼物的故事。妻子卖了引以为自豪的头发去买一条表链，殊不知丈夫正好卖了祖传三代的金表，换来一副装饰头发的梳子。最后，丈夫对着这两件残缺不全的礼物笑了，可是他的笑声中包含着多少辛酸的眼泪呵！在《警察和赞美诗》中，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想进监狱，谋得食宿，以便度过即将来临的严冬。他到处为非作歹，作奸犯科，都没有给逮去；然而正当他思想上发生变化，忏悔了过去，立志重新做人的时候，警察却把他抓走了。
贫病和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的天生伴侣。在《最后的常春藤叶》这个非常感人的短篇里，作者描写了这些小人物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彼此间的友爱与同情。一个贫病交加的年轻女画家，在病床上待毙，居然被一个同样贫困的老画家救活了，但这个老画家却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穷途末路的失业者，只有绝望在等待他们（《供应家具的房间》）。
作者在不少的短篇中，对拜金主义作了入骨的讽刺和嘲笑。一个暴发的肥皂商，认为爱神遇到财神也要甘拜下风。他给他的儿子作了一场实地表演，用钱去制造出一个交通阻塞事件，使他儿子得到求婚的机会，好像真的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钱能通神似的（《财神与爱神》）。又如，一个只图发财的经纪人，除了金钱，别的都不放在心上，忙得竟连自己已经结婚都忘掉了，居然再次去向妻子求婚（《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拜金主义不仅流行于资本家中间，同时也影响到了某些小人物。有些可怜的小职员也做着发财的梦，往往在上下班之间，或者在忙碌了一个星期之后，还要去冒充阔佬或富家的小姐，闹出种种笑话（《华而不实》《汽车等待的时候》）。而那种死装门面的风气，有时竟牢牢地扼制着快要饿死的人，使人既感觉可笑，又觉得可怜和可悲（《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欧·亨利曾经写过不少的小说，描写美国城市生活的黑暗；也写过许多小说来专门描写美国的骗子，并出版过一个题名《高尚的骗子》的集子。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杰甫·彼得斯，是个很爱吹嘘他的行骗本领和勾当的骗子。他有一套行骗的哲学和道德观。他自诩说：“我从没有在辛辛苦苦干活的人身上弄过他们得来不易的小钱。我弄的钱都是傻瓜笨蛋口袋里装不安稳的多余的钱。”有人拿杰甫·彼得斯和洛克菲勒相提并论，杰甫·彼得斯觉得是侮辱了他。通过作者的描写，我们很容易看出，作者是把整个美国社会当做一个骗子社会来看待的。行骗这门行业，在美国真是无所不包。婚姻、官职固不消说（《精确的婚姻学》），其实所谓慈善事业，也是个行骗的绝好法门（《慈善事业数学讲座》）。骗子手法各有高低，但本质都是一样。
欧·亨利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幽默风趣和诙谐机智。他的语言生动精炼，留有想象的余地，耐人寻味。他用寥寥几笔就能刻画出一个人物，以一个情节能同时写出几个人物，或者是一个人物性格的几个方面。他善于把平常的生活现象加以概括综合，然后以不平常的形式表现出来；能抓住生活中的偶然因素，给予故事一个意外的结尾。
的确，“欧·亨利式的结尾”，在美国文学中一直是负有盛名的。他的短篇小说，常常一开始就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和兴趣。每篇小说都有一些费人猜测的地方。他常常引着读者顺着逻辑的线路思索，以为已经可以测知故事的结局，但情节往往忽然一转，使故事达到一个完全没有想到，但又合情合理的结局。这些都是欧·亨利创作技巧中的长处。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幽默和诙谐是美国文学中的一大特色，也是它的一个深厚的传统。民间传说和故事，在这方面，给许多美国作家提供了大量的营养。我国读者已经熟知的马克·吐温，就喜欢采用民间说书人的形式，以第一人称来写小说，辛辣地讽刺和批判了十九世纪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欧·亨利在描写美国下层社会的一些短篇中，也常常采用这种形式。比方说，他喜欢让小说中的人物自己讲故事，喜欢在小说中开玩笑。这些说故事的人学问并不渊博，可是喜欢炫耀卖弄，穿凿附会，引用一些毫无关联的比喻和典故。而在这些人物上下古今、乱扯一通的时候，作者就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许多讽刺。
不过，从思想方面来说，欧·亨利却是一位十分矛盾的作家一。方面，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虚伪、丑恶和痛苦，对它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讽刺；一方面，他却又始终不曾与这个社会决裂，而且还对它抱有幻想。因此，他常常一方面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的苦难一，方面又企图通过所谓人与人的相通处、人情味和爱情等，给这些痛苦敷上一层止痛剂，甚至给悲惨的故事加上一个圆满的结局。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不仅决定了欧·亨利作品价值的不平衡，决定了他的幽默的调子与同时代其他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而且也使他在描写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概括力受到了限制。他的幽默有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有时却仿佛纯然属于消遣性质，只是为了娱悦读者。而他幽默的调子，也是“温和”的多，“辛辣”的少，讽刺之中常常隐含着无可奈何的悲哀。
欧·亨利思想的矛盾和他作品的弱点，与他的创作环境有很大关系。即使在他已经成名，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时候，他的生活也依然经常处于拮据状态。他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为面包而写作的。”
不过，欧·亨利在这种不自由的庸俗环境中的苦闷，还要更深一层。他一面“为面包而写作”，一面却深深地厌恶资产阶级文学的虚伪，憧憬着另一种不同的文学。在他的遗稿中，有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他在信里宣称想写一部他所谓的“只讲真话”的长篇小说。
作者谈到了这部未动笔的小说的特点，以及小说的人物和内容。谈到怎样讲真话的时候，作者写道：“假定他是被放逐到大海中心的一个孤岛上，永远没有获救的希望；于是，为了消磨一点时间，他就对自己讲起故事来了，其中包含着他的种种奇遇、经历和见解。”
作者反复强调这个人物说的必须是真话。他想说真话的心情是那样迫切，要求是那样严格，他甚至说：“如果你在我的稿子上找出一字、一行或一句假话，你就把它删去，扣除版税好了。”
可是，在信的末尾，作者忽然一转，作了这样的声明：“请不要有一星半点认为这部小说将是一部什么自传。我心目中有个很清楚的角色可以做这个人物，他根本不是……”这位主人公“根本不是”谁呢？作者想说的，大概是“根本不是”他本人。正像在他所有的作品里一样，作者始终喜欢把他自己隐蔽起来。我们读他的小说，常常可以感到，作者仿佛有意在避免和他的读者直接见面。他老是戴着一副面具，企图使读者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摸不透他的真见解，虽然他到底还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整个显示在读者面前。不过，可惜的是，欧·亨利并没有实现他要写一部“只讲真话”的小说的愿望。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幽默家自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很像作者本人的自白。小说主人公说：“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和善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幽默家的幽默很受欢迎。可是一旦做了职业的幽默家，他就说：“五六个月之后，我的幽默仿佛逐渐枯竭了。”由于不得不向人榨取幽默材料，小说主人公对他的朋友们，竟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个莫洛克、约拿和吸血鬼”。他的生活因此变得极不自然，丧失了一切乐趣，简直过不下去。最后，只有在他不再闭门写作、毅然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他才破除了笼罩在他头上的“魔咒”，重新感到生活和创作的快慰。作者在这里很幽默地描绘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说明一个作家脱离了生活，将一无所能。
关于写作的方法，欧·亨利是主张自然、直接和简洁的。他曾经在给他的朋友阿尔·杰宁斯的一封信中，劝后者在写作时尽可能注意“简单、明白和不加修饰”。阿尔·杰宁斯这个人，原先做过拦劫火车的强盗，后来成了俄克拉荷马州一个赫赫有名的检察官。他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欧·亨利后来与他合作，写成了短篇小说《拦劫火车》。在上面所引的同一封信中，欧·亨利替阿尔·杰宁斯拟了一个写作提纲，劝他“单刀直入地开始，不要扯什么道理”。又说：“写事实和细节——我们要的是真实见闻——顶重要的是，要自然、直接和简洁。”我们从欧·亨利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这些见解是身体力行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