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问题”的起兴内在于启蒙逻辑，早期的女权理论奠基于大写的“Human-being”，并在社会层面，为女性争取人权承诺中的具体权利和权益，在这个意义上，女权犹如人权的增补项目写入实体法，这就是西方历史上历经百年的女权运动。1949年，法国作家德·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这部经典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女人”作为存在主义的哲学问题，贯穿在人的处境与经验之中，而自由/女人如何成为可能，这类康德式的提问方式，第一次在女性经验之中得到检视，这将意味着启蒙逻辑的理论内核，即人是什么，必须在性别经验的差异性之中得到回应并接受挑战。由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其出发点与传统主体性理论息息相关，或者说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抗辩性的主体理论，在“是什么”的肯定性命题之中，启动了“如何是”的现代性诘问，从而为“是什么”开拓疆域。

但就主体性理论而言，女性一直是哲学史上的失踪者，性别问题尽管偶尔会闪现在政治学与神学之中，但在超验存在与形而上存在的哲学视野中，性别之别一直被当作自然对象，但又和与“人”相对的“自然”概念不同，这是人身上的自然残留，正如肉体机能与生理属性的一样，不可能在抽象人性的议题中成为一种可思的对象。

启蒙之后，人的自我信靠成为新的起点，世俗化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现代政治学的兴起。当人自身成为尺度，有关人的自我理解就成为一切学说的奠基性议题。这样一来，认识论取代了形而上学，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取决于人如何认识自己，那么总是处在经验之中的人就得检视、测度、观察与判断，这些经验是否与人的本质相符，是否与本质化的主体性结构相适应，经验自身就不可避免地被这样的理性形式所规制、缩减乃至变形，仿佛经验对象是静止不动的，以便打造出一个亘古不变的人性装置。

启蒙理性向我们展示了人的条目，但内容却被抽空了，启蒙反思正是从这里出发，去识别经验之中的人。庞杂的经验是令人畏惧的，为了克服这样的阻碍，经验自身如何获得规定性，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在辩证逻辑的支持下，经验内容的可靠性得到承认，于是有关人的经验，从知性化的条目辨析，走向了经验自身的逻辑化过程。特殊性与偶然性、任意性划出了界限，特殊的事物正如性别差异，作为否定性环节，展示出精神自身的魔力。在这样的哲学方向上，我们才能看见女人，女人才能在经验中显现……

哲学宗师苏格拉底得到的神谕是：认识你自己，说的是人必须在知与无知之间展开永无止境的往返运动，作为一种积极的怀疑主义，苏格拉底可谓哲学史上第一位有关人的真理的殉道者，此后，人有关自我的理解托付给了神学，人的神性根基是进行自我的理解的出发点，良心就成了在世之人的先验规定。启蒙之后的科学理性回避了这个出发点，而是注重这种自我理解的知识规范，即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一套理性范式中，为庞杂的、偶然的、个别的经验定秩，秩序感与稳定性经由现代政治哲学强化，个人即成了无差别的单子，就是说当启蒙哲学家在说到人的时候，他们指的是理性能力，其实康德要说的是越普遍的理性形式就是越普遍的善。 mURHZl9r0OYIt0BVFIjq4FBI51UL5dqGZZEFJuzuqhQJe52LrVj21Zsw9zKesr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