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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处境”，波伏娃在《模糊性的道德》中写道：“处境的意义并不是强加给被动主体的意识的，它只能通过自由主体在投射（project）中所进行的揭示行为来展示。”
女性意识必然与一个“做女人”（being woman）的计划或者目的相关，因此人可以是抽象定义，但“女人”一定不是，那么女性意识就是这样一种意识，自我意识减去无差别意识的那个存在。可见，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路是险峻的，人被投射到世界之中，成为人的目标不是他的障碍，但成为女人却是女人自身的障碍，这是一个与女性自由并行不悖的绝境。换句话说，女人只能通过女人—第二性在世界之中揭示自己，在哲学意义上，揭示和显现就是自由的，而女人在显现自己的那一刻成了一个自由/不自由的表征。波伏娃和其爱侣、哲学家萨特的思想不同之处正在于此，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萨特之所以是萨特，是因为他假定了他作为男人的处境。”
同样的句式还可以适用于黑格尔: 黑格尔之所以是黑格尔，是因为他假定了作为男人的意识。
于是，我们发现在黑格尔那里，女性伦理—意识发生现场中的“无差别的自我”遇到了“处境”的质询。在《模糊性的道德》中，这个无差别的自我在波伏娃看来是儿童的处境，而不是女人的处境，因为儿童的处境是暂时的、被动的，而女人的处境则是女人成为是其所是的东西，是她们所意愿的，是被意愿的自由。自由不是作为目标，而是作为障碍被女人所遭遇。
欲求承认作为人的内部力量，经由黑格尔的精湛读者科耶夫的阐释，表述为斗争与劳动，人才得以在世界之中显现。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主/奴意识首先是人的意识的两个方面，人正是这样的矛盾统一体，矛盾术语被存在主义强化为“否定性”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劳动与斗争必须在和一个称作“历史”的概念发生关系的时候，其价值才得以显现。我们不可以想象没有历史脉络的黑格尔哲学，这是黑格尔与康德的重要区分。精神如果有客观性可言，那么精神一定是“时代精神”或“国家精神”。在这样的精神格局中，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之前的困惑，即女人为何总是生活在一种“表象的氛围”之中，黑格尔自己制造了这种困惑，历史性的人原来是指男人。
于是，波伏娃包括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发现这个哲学自身所设下的陷阱，并以黑格尔的方式质疑黑格尔。如果黑格尔比康德更加现代的特性是，经验第一次走进了哲学家的视野，这经验首先是被意识到的经验，从此意识经验与知识经验判列两厢。一个被意识到的经验，需要客体实存的“他者”作担保。对此，萨特提出了异议，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否决了这种需要距离才能成立的客观性，反观是不可能的，他者与“我”共同处在一种稠密的黏连情景之中，与其说我与他者是面对面，不如说是肩并肩
。无差别的自我不可能遭遇他者，这遭遇的故事构成像空气一样看不见但能呼吸到的“处境”，包括“我的位置、我的身体、我的过去，我的已经被他人的指示决定的立足点，最后是我与他人的基本关系”。
萨特所说的基本关系就是“共在”（mitsein），他赞赏黑格尔的“天才直观”，使得“我思”的封闭性找到了自身的外延，从而排除了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嫌疑。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坚持认为那个普遍的无差别的自我，在经验世界中，更确切地说是成人世界中，根本没有。于是，黑格尔的意识哲学起点即普遍的个别性，被萨特修改为个别的普遍性——处境。而波伏娃所跟进的女性主义维度提出的问题是：就意识哲学而言，女人的实存性究竟是什么？要么直面这个问题，要么回避，像黑格尔那样，将女人看作植物性的存在，而自我意识所要求的承认欲望，主奴故事、斗争和劳动以至于历史，完全将人类的另一性别排除在外。一个重要的分歧如萨特提出的质疑，黑格尔的他人—对象和我—主体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尺度，对象是不是生命存在？我—对象共在，还是个别生命总是相伴而在（being-with）？
在存在主义的方向上而不是主体理论的方向，才能发现“女人”，《第二性》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毕竟“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是一个男性的形象，历史书里也没有女人的身影，但这些“失踪者”分明存在着，是的，魏宁格说得没错，她们和世界连成一片，并被主体学说遮蔽了。
在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发生现场，只有主人和奴隶两种意识。自我意识作为结果，被表征为这两种意识的辩证过程，其动力机制就是承认与被承认，征服与被征服。主/奴故事的精彩讲述者科耶夫，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将绝对统治的意志称为“主人的悲惨”之处：“就承认而言，他必须接受一个他不承认的奴隶来承认他，可见主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满足；再者，主人无法超越这个给定的世界，即被他统治的世界，他若想超越，必然与世界一起灭亡，才能实现否定性的自由。”
这个“悲惨”的主人形象怎么看，都很难与形而上的大全者脱离干系，这个主人不停地发号施令，完全的主动性就像那双被施予了魔法的红舞鞋，在自身的旋转中被彻底消解。因此，《精神现象学》的存在主义意味油然而生，这也是黑格尔与此前主体学说不同之处，在世的存在必然起源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初次相遇，我们无法设想的是，黑格尔是否意识到了他的“绝对精神”的孤独属性，他的历史哲学无疑就像科耶夫描述的那个绝对主人的惨境，与其《精神现象学》的“主人”惺惺相惜。
不是说人与人相遇，激发了人的奴役欲望，这是普遍的人人为敌的自然场景——当然在霍布斯那里，这催生了“主权—国家”，但就生命事实而言，存在主义者更关心的是人自身的自异性，作为“处境”概念的第一要义，这种来自内部的变化的力量，在道德领域之外是如何显现的？
因此，波伏娃改写了黑格尔式的意识哲学，讲述着另外的与他人相遇的故事。在女性意识发生现场，并不存在主人意识和奴隶意识这样的两个互现端点，而是一开始，女人就处在一种模糊性的道德境况之中。女人没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基于历史性条件，或者黑格尔说得没错，女人并没有也不适合参与历史，安提戈涅不可能像她们的兄弟那样，天然就具有超越自然属性的品质。黑格尔并没有去探究这植物般的存在，其内部的事实是怎样的，他也不可能去以女性的方式来陈述这样的经验，当他说经验自身具有辩证结构，他的“精神现象学”是在描述这个结构而已，那么在普遍的经验事实之中，“女人”只不过是其逻辑推演中的一个环节，但他同时承认，任何环节都是一种意识形态。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也在这里，即自由的实现是被否定性的力量所推动，这一点提醒了科耶夫，后者强化了奴隶意识的价值与使命，并在逻辑上证成解放只能是作为奴隶的解放。如果我们粗略地将主人意识与奴隶意识安放在女性主义的框架中，就会发现，相对于男性主人而言，女性解放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命题，摆放在一度被哲学所遗忘的任务之中。
但与黑格尔具有叛逆性的辩证法不同的是，《第二性》中的女性处境与奴隶处境稍有不同。一个显著的原因是主人不会与奴隶相爱，但在广泛的意义上，男人和女人会相爱并结成夫妻，黑格尔的权利哲学也是从这里起步的。但《法哲学原理》中的女人，其独立人格只在婚姻缔结的那一刻闪现，之前和之后的故事里，这个“独立女人”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