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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逻辑方向的“女性解放”以焚毁女人为条件，但魏宁格意识到作为男人欲望的投射物——女人——一旦被取消，其结果不是取消男人，而是获得了一个更纯净的男性主体，魏宁格所隐含的意图才浮出水面：女人解放不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在《性与性格》的结尾，他谈到灵魂永生必能克服在世的孤独与死亡的恐惧。
可见，魏宁格从经验事实出发，指责女人相对男人而言，不符合做人的真理，仿佛女人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破绽和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秽的存在，他建议女人放弃做女人，依靠道德律令重新做人，解放自己，并指出人性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是“从男人和女人中演化出第三种自我”。在魏宁格的启蒙方案中有个明显的挪用与错置，首先先验主体否决了女人的存在，然后将这逻辑层面的非存在归咎于经验事实中的人性问题，因此我们不清楚的是，究竟是预设的主体制造了人性问题，还是人性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不可弥合的深渊——这深渊被表征为“女人”？是直面深渊与否定性，还是像魏宁格那样，直接取消问题，以先验的方式解决实存性的难题？我们发现魏宁格唯一的哲学行动就是“杀死女人”以便人能得救，那么回避否定性是否就意味着理性的胜利？黑格尔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需要知道主体精神之于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这力量是如何运作的？主体和实体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写道：
精神所以是这样一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这就是一种魔力，这魔力就是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而这魔力就是上面称之为主体的东西；主体当它赋予它自己的因素里的规定性以具体存在时，就扬弃了抽象的、也就是说仅是一般地存在着的直接性，而这样一来，它就成了真正的实体……
坚称“实体就是主体”的黑格尔已经暗示了这样的出路，主/奴斗争难道不是纯粹的角力吗？欲求承认的主体是在无限的否定之中生成的，没有先验的根据来衡量这是或不是人，这是男人或是女人，那么主体无疑成了一种斗争的场所，而非一种预设。因此，就女性解放而言，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提供了另外的方案，即作为女人的解放，必须首先承认作为人的哲学失败，如果有一种关于女性主义的自我理解，不必援引这个已然失败的人性根据，相反，女性意识就是那个已经搭建起来的精神内战的舞台，那么女性解放的逻辑表述就应该是解放了的女人还是女人，和差异同在，差异本身就是存在。女性自我在没有人性预设的前提下，只能依靠自身敲打出那个无从定义的自我，她们无枝可依、无据可证。因此，女性主义所提出的问题是：当我们说“人”的概念的时候，总有“女人”拽住人的衣角，好让人与女人相遇，然而，他们彼此之间是否已经为这种相遇做好准备？当普遍遭遇特殊的时候，为什么后者一定被当作非存在，但现实往往是特殊性或者差异性紧紧地将“人”包裹其中，那么谁会比谁更加虚无呢？
期望做人的意图让女性解放与“杀死女人”的哲学方案合谋，这是本质主义无法解决的逻辑困境，于是我们发现尼采的现代性批判精微的地方正是同时成为“神—动物”，他没有像魏宁格那样为了纯然主体给男人们施行“阉割术”，尼采真正不满的恰恰是现代性作为“阉割术”导致了文化—政治的衰竭，因此，针对现代性的极度敏感所引发的不满，尼采左翼才成长为那群欲望饱满的文化—动物—英雄，他们在乎的是创造与文化生产如何成为可能。而其右翼关心的是统治如何成为可能，他们只记住了无上的权威“上帝”，而彻底遗忘了“女人”。
在尼采思想的昭示下，所有的思考重返大地，直面这个漏洞百出的“生活世界”，经验的正当性作为问题被提出，与此相应的就是“女人显形”的现代性批判被激发出来。无可否认的是只有在主体论前提之下，权利的普遍性才使得女性赋权运动成为可能，就是说作为人在逻辑上优先于作为女人。而与此同时，女人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那么到底是作为人还是作为女人感受到了不公正？实际情况恰恰是作为女人的经验事实与作为人的价值预期不符，那么在逻辑上就应该遵循魏宁格式的解放之道：女性解放应该是转向女人自身的自我解放，而非借助外在的价值标准，自己反对自己就是最大的解放。从“我是我的身体”走向“我是我”的解放，这样一来，普遍性的意图是否就是消灭“女人”呢？同理，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于是，针对启蒙逻辑之下的19世纪女权运动，尼采大声疾呼：
10【70】一种信念，它自称为“理想主义”，不愿让平庸状态保持平庸，不愿让女人成为女人。不要千篇一律啊！我们要清楚，得为一种德性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且德性绝不是通常值得想往的东西，而是一种高贵的疯癫，一个美好的特例，具有获得强大心情的优先权……
生活在19世纪的尼采，当然清楚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他领悟到了其中所隐含的虚无的形而上学气息，并在《权力意志》中区分了“女人”和“女权主义”两个概念，前者作为真理的人性面目不可抹除，后者是效仿“男人逻辑”的女权主义，销毁“女人”，排斥一切与感受、心理、意识以及身体相关的存在，因为这些存在的任意性与杂多在羞辱理性的规范能力。“让女人成为女人”，即让真理自行展开，而不必求助于启蒙方案，后者让一切事物变得千篇一律，平权与千篇一律就这样画上了等号。解放逻辑的现代性歧义由此产生：要么消灭“女人”，要么“让女人成为女人”。
可见，启蒙逻辑同样隐含了一种虚无主义，没有给实存意义上的女人留下任何余地，女性解放被等同于解放女人，即把女人从女人那里解放出来，要斩草除根一样地把女人当作人性的恶习克服掉。如果将尼采的“幸福女人”当作启蒙逻辑之外的别样的解放的话，要克服的不是女人，而是那些将女人核定为恶习的价值谱系。那么，取消了意图和标准的解放，就理论而言，“女人”作为真理的形象而存在，女权主义才能够在更加积极的意义上回应人的问题。
因此普遍的人性概念不可能为其自身所制造的裂痕负责，当我说是其所是的时候，应该追加一个切切实实的是其所不是，这个如影随形的否定性，在尼采那里被表述为意愿无（will to noting）。是其所是只能在自然界获得确切的回答，而当我们思考人的时候，就会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古老箴言：人是动物但又不同于动物，我们聆听到的是什么，是悖论还是辩证法？或者在人群之中以及在人自身之中，我们拣选了哪些部分？让这些部分持留在自然之中，是当作人的否定性存在，还是当作是其所是的证据，来夯实这人之为人的同一性命题？
将女人划拨在自然这一边，这是理性主义在其诞生之日起的习惯做法，但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理性主义强调的是对自然的领悟，由此获得的形而上启示包括理念、自然法则和逻各斯，然后再次指认作为对象与质料的自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到女人是质料，就是说作为自然物质的一部分，女人存在；而在模拟自然的逻各斯中，为了保持住人的同一性，女人不存在。这里的难题是，作为质料的女人显然又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物质，正如一棵树变成了小提琴，这个改变蕴含了人的劳动，劳动的行为本身否定了树原来的属性，人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创造。显然，树的例子放在作为质料的女人身上有些不妥，但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生命的诞生一如理性活动，男人提供理型，女人提供质料，正是男人之于女人的否定性，让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但问题是树枝变成了小提琴，而女人依然还是女人，不可能成为她的孩子。如此，同样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句式：女人是自然的但又不同于自然，绝对的差异性体现在女人身上，正因为她与自身不同，这明显的哲学失败，使得女人必须在失败之中不停追逐那个虚无的“自我”，才有可能眷望“存在”，她欲求自身就是在欲求“无”。这个无限的否定性，不是男人—理型对她的施为，而是她自身就蕴含了这种否定性，她横跨“自然”与“人”这两个对立的范畴，或者她对这两个范畴都不满意，她必须永不满足，与匮缺相伴。当我们说性别差异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人与女人的差异，为了让这个差异成立，一个更为潜在的自异性就会接踵而来。不仅是女人的存在现象在嘲弄人性概念，更为关键的是她还嘲弄自身，于是这个有关差异的差异，被尼采表述为：女人作为真理的形象。当真理被改写成哲学行动，“成为动物—女人”，就是一种诚挚的邀约，即可否在哲学的阴面，在现象、客体、他者、身体、女人、疯癫、梦—非实存、图像这边展开行动，现代性批判不是反现代，借用尼采的话，应该是“让现代成为现代”。
生成性得到了尼采之后的哲学关注，尼采抨击的是目的论，对于意图的惯性依赖形成了人们所谓的信仰。永恒女性与第一原理同构，使得人们对陌生经验免于恐惧。“不要千篇一律啊！”这疯人的叫喊实际上像忧郁症患者一样，对未曾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差异原则的永恒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终于“千篇一律”地成为直观的理念了，黑格尔的这个论断没有给出时间表，但时间坍缩，人们仿佛嗅到了历史终结的气息。
因此，关注现代性话语起源的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位具有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哲学家，理性只是还在行进的过程中就被打破了，黑格尔的后继者记住了他所创造的否定性范畴，使得现代性话语在认识论层面，强化了非存在与变化等领域的显示度。
如果黑格尔所说的“精神”还在行进之中，那么理性反思必将与其并肩而行。在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两个面向上，启蒙逻辑的悖论才充分展现出来：启蒙究竟是确立了人在世界的中心位置？还是将人从自身之中连根拔起，成为了法则与规范？相应的回答出现在两个方向上：一个是尼采意在取消主体中心的霸权；另一个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康德的形式自由与工具理性的批判。众所周知，启蒙的一个重大成果表现为人对制度性的信赖与忠诚，在同一认知框架中，人的普遍性概念与现实尽量达成和解，在经验层面，把爱情交给婚姻，把幸福交给制度，这就是让尼采不能容忍的“千篇一律”。现代性批判就像传说，人的证成同时意味着人的终结，这样的情景到底是一个解放了的动物世界，还是野蛮的文化废墟，在尼采左翼和右翼看来区别不是很大，因为启蒙逻辑的推导必然走向这样的事实。与此相应的就是，尼采主义的文化英雄成为主角，道德与制度是为普通人准备的，精神等级制才是永恒的，企图僭越这个内在的等级，在现代性批判看来，是荒谬的。精英的消亡是大面积的事实，这从文化的产业化开始，忧心忡忡的法兰克福学派所宣告的文化终结，预示了历史的终结。
那么，如果我们矫正逻辑起点，从“无”开始，人文科学所能说出的知识与其所意愿的目的之间，一定存在着空白或者间距，与之相应就是，扣动启蒙批判扳机的现代性话语，似乎不约而同地都会谈及“女人”。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男性思想家们的批判理论，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女人”这一概念的，如果精神现象的暗流持续奔涌，“女人”又将会掀起怎样的思想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