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式的“幸福女人”

如果我们能像魏宁格那样诚实地接受普遍人性的“罅隙”（gap），同时又跳出他的逻辑陷阱，就会遭遇尼采的“女人观”，并抛开真理实存的逻辑前提，直接朝向“虚无”，于是在尼采那里，“女人”就获得了第四种哲学形象：

20【48】真理——只不过是一个女人，羞涩中藏着狡猾，她不想知道她最想要的是什么，她伸出手指……谁能让她屈服？惟有暴力！——因此需要暴力，要强硬，你们最智慧者，你们必须强迫她，那羞涩的真理……为了她的福乐，即需要强制力——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

如果要把主体精神打扮成男性形象，尼采也有理由效仿黑格尔，那就是把真理打扮成女性形象。“真理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取决于我们与其打交道的方式，尼采的方案是在“强力意志”的驱动下，擒获把捉“真理”，于是“真理”的确定性不再与本质的持存性相关，在此换成了一种“力的较量”，强者胜出即是真理显形的时刻，那么“自我肯定”的否定性前提就是：男人/女人、主体/客体、信仰或普遍性统统不存在，魏宁格式的存在论难题也就自行取消了。

在《权力意志》写作提纲中 ，尼采拟下了“女人本身”这一议题，或者说“真理本身”，但尼采不同于黑格尔的是，真理如何自行展开不是他关心的问题，尼采关心的是如何与真理打交道，他甚至在《权力意志》手稿中还拟定了这样的认识论命题：论打女人的必要性。“打—交—道”的打，还意味着照面、相遇、争斗、擒获、指认——这样的场面其实并不陌生，我们在黑格尔的主/奴意识的搏斗中见识过，谁在打女人并不重要，没有主体，只有对“打”的意志的欲求；没有意图和目的论，康德式的知识求索与合乎理性的训练与这样的搏斗没有关系，因为目的论预设了“真理”，仿佛有个女人在那里，在邀约人们去思慕和求索。尼采的认识论成了一场凶险的“暴力事件”，或者力量的二元论。要么虚弱挨打，要么强大发力，唯一的检测标准是“肌肉判断”，因为第一原理就是女人：

15【118】女人，永恒女性，只有男人才会相信的完全虚构的价值。人们把女人视为深刻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从不在女人那里追根究底，但女人根本就没有根和底，女人是漏水的桶，女人甚至还谈不上肤浅。

女人/真理是虚幻的、无言的、软弱的，只不过人们不喜欢对此追根究底，换句话说，本质的持存性与求知的意志没有直接关系，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真理是好的、值得追求的呢？因为在有无之间、显隐之间，女人的沉默和意志无关，女人既不相信肌肉，也不相信良心，她们不相信任何东西，她们既不做作，也不自然，或者自然就是一个大做作，这是无解的谜。但尼采相信“肌肉判断”。何谓好女人？一切能增强你力量感的东西。何谓坏女人？一切让你虚弱的东西。何谓幸福女人？给出了一种自我理解的深度，于是真理不是真理，女人不是女人，紧随其后的宾词与属性无关，既有的价值规定作为阻力出现，需要不断克服。

好女人—坏女人—幸福女人，这是三种有关真理的形象，相对应的是求真意志、求知意志以及权力意志，尼采在《超越善恶》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他的女人—真理观：好女人生活在古希腊，坏女人生活在现代世界，幸福女人则是尼采的女人，她自我创造，自行成为其所是（becoming）。尼采喜欢的女人，手里拿着鞭子，有照片为证：莎乐美手里拿着鞭子——尼采递给她的，尼采和他的朋友保罗，高高兴兴地伫立两旁，伟大的三角关系，不是爱情，但很伟大，尼采说阻碍能带来情感的极乐。尼采的痛苦是：一个哲学家找一个合适的女人结婚，怎么就这么难呢？

与魏宁格站在主体立场上的“厌女症”不同的是直面虚无，尼采的厌女症或虚无主义与其理想中的女人相对应，他没有向主体论求援，他制造了或者生产了“强力意志”，与这个哲学概念相匹配的女性形象，尼采称之为母兽，或原始母性（maturity）。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恰恰是，真正严肃地思考女人问题的哲学家，其运思的前提条件是憎恨女人。憎恨不是指日常经验中的厌恶情绪，恰恰是憎恨启动了现代性批判，厌女症在此必须与存在主义的“自我厌弃”相关联，“男子气”反而成了一个对立面，并非评判标准。针对男子气，尼采挂念“贞洁男人”，他们不喜欢“野蛮”，也不喜欢“病态”与“明智”。在此，尼采借用他们与真理—女人的性爱关系，来喻指三个世纪的价值样态，这三个世纪分别是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并锁定其现代性批判的三大主题。

9【178】三个世纪

它们各个不同的敏感性的最佳表现：

贵族主义：笛卡尔，理性的统治地位，意志的自主性证明

女权主义：卢梭，情感的统治地位，感觉的自主性证明（虚伪的）

兽性主义：叔本华，欲望的统治地位，兽性的自主性证明（更诚实，但也更阴暗）

理性主义的现实表现，就是男人失贞过程的症状。理智、情感、兽性如三种哲学趣味交错缠绕，在一片混沌与暧昧性之中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及其生活世界，尼采称之为现代人的“虚无主义”。这虚无主义的根源在于对“自然—人性”的发现，他将此罪责归咎于卢梭，并用“女权主义”一词来标示18世纪，特指女王们统治的世纪。女人掌权显然与通常意义的基于平等价值之上的女权运动不同，这种政治风格“销魂”“明亮”“奔放”，但否决权威，普遍地虚弱自恋，他将经验之中所习得的女性印象与情感主导的哲学趣味相对应，认为这是“心灵”之于“理性”的胜利，他在这里找不到意志那绝对的力量感。卢梭式的多愁善感在道德主义的激发下，声讨强者与权威，由此在19世纪最终展现为兽类般的粗鄙，既没有17世纪的刚毅头脑，也缺乏18世纪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情感力量，理性、感性、心灵、浪漫主义溃散分裂，卑微的个人仿佛就得救了。当然，在现代虚无主义的危难时刻，尼采没有忘记“女人”——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当彻底的否定性意志与笛卡尔式的对“思”的明澈的贞信携起手来，铸造真理—女人的另类形象，这是一只讨人喜欢的动物：

11【296】像我们这样的男人，就得有个女人，不那么高雅，没有多少教养，只是生性快乐，有着自然的精神，因为这样一个女人会让我们愉悦，让我们着迷，如同一只讨人喜欢的动物，我们能够喜欢这种动物。

与男人的贞洁相匹配的真理形象，是一只动物或者母兽。迄今为止，人们对动物知之甚少，那是因为在严格的规则性信条之下，主体将不可理喻的事物排除在外了。正如魏宁格的困境，他发现了女人存在的事实，但在主体逻辑的公式中剔除她们，并指出女人的解放只能从“作为女人的女人灰烬中诞生”，这里的言下之意还是，理性的火焰可以烧毁他的敌人。 可见，康德主义的自由命题无法在现象界完全自足，“女人是非存在的”本体论断言并不是对女人的冒犯，恰恰是本体自身的纯粹性不存在的表征。如果我们朝向真理的意愿没有更改，那尼采发现可更改的就是真理的形象以及我们与真理的关系。

于是，在性别问题的哲学意向上，我们可获得两义的理解：一种就是魏宁格式的，保留主体，让女人成为“人的女人”，就是说像中世纪扑杀女巫一样，烧毁作为女人的女人；另一种就是尼采式的：我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我们只是行进在成为“女人—动物”的无限运动之中。这个“成为”其实还不够充分，尼采的雄心是要同时成为上帝和女人—动物。尼采说同时成为两者，这样就把意愿“无”（nothingness）与价值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区分开来：

9【35】1.虚无主义是一种常态……它的两义：A）虚无主义作为提高了的精神权力的象征：作为积极的虚无主义。它是强者的标志：精神力量可能如此这般地增长，以至于以往的目标（信念、信条）已经与之不相适应了……B）虚无主义作为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消极的虚无主义。作为弱者的象征：精神力量可能已经困倦、已经衰竭，以至于以往的目标和价值不适合了，再也找不到信仰……2.上述假设的前提：没有真理；没有事物的绝对性质，没有“自在之物”——这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

当人指认价值虚无主义的时候，尼采的意思是你的根据本身就是虚无的，你悄悄地把价值塞进了自在之物（康德的道德本体），怎么可能期望实在与价值的适应性呢？这也是魏宁格所挑明的：在要求女人全体的贞洁或者纯粹性的时候，男人全体必须同时停止其性活动，但是这可能吗？如果像魏宁格那样，将经验层面的性别差异当作人性问题，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魏宁格推崇禁欲主义，这是纯粹理性的宣言，被禁止的并非具体的性欲，而是说直接取消任何意愿，隔断与现实世界的任何联系，做人（纯粹理性、道德主体）的律令先行于一切，至于如何做人、做什么人不在这个指令之内。可见，不是要取消性行为，而是自行取消性对象，因为这个律令已经包含了纯粹实践自身，只要满足逻辑和道德这两项基础原则就可以了。 在这样的主体看来，关键不是与谁发生性行为或者有没有性欲望，而是实践的确定性与“我是我”的同一律保持统一。可是，这律令恰恰在女人这里出现了阻碍。之于男人，自我解放不成问题，也没有在男人的灰烬中解放男人这样的说法，做人与做男人是一回事。在主体层面，男人不是一个与女人相对的概念，而是说人—男人（human/man）这样的全称判断里没有女人的位置，否则概念和实存的统一性就会出现偏差。作为彻底的康德主义者，魏宁格只能诚实地指出这样的解放图景：放弃作为女人的存在，就是彻底清除与现实世界相关的一切意愿，做一个纯粹的哲学意义上的人——排除生物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这就是尼采说的“无意愿”（not will at all）。绝对自在显形的时刻，世界终结于寂灭，与人何干？ O8A03iCfNfjKXnPjbR+qLvnoCaB3Pi89wOayCk0nKeu0BsR6d2DMWk9gsYGrN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