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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历经百年的女权运动，在行动层面将女人塑造成了大写的人，这是政治人权的胜利。因此，在“人权”名义之下，任何因性别差异而遭受的区别性对待，都被认为政治不正确，这样一来，是否就意味着性别平等就在于取消差异？而现实经验中的性别也仅仅作为自然生理的差别而存在，它无关紧要？就像阿伦特认为的那样，再强调“我是一个女人”已显多余，这种生理差异被归入一种纯粹的自然事实，生理属性的强制性只能铸就行动上消极的个体，与人的自我认知以及创造一种独有身份的关系不大，正如饥渴难耐（生理反应）的人突然闯入政治现场，使得社会民生问题干扰了政治议题的公共性。
因此，当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被冠以“女”字称谓的时候，会有一种文化反应上的不自然，有被冒犯的感觉，因为启蒙逻辑告诉人们的是，生活已经被理性形式组织起来，在理性眼中，“差异”被纳入表象层面，主体性的核心就是战胜并独立于自然事实，“自然”已无神秘可言。那么，坚持启蒙逻辑的人们，一定会承认“女人”是表象，其本质是“人”，但是这样的断言首先遭到了男性哲学家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