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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4日，张维为教授主题演讲《在全球比较中看“中国模式”》暨观察者网读者见面会，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顺利举行。张维为教授以他行走100余个国家的经历得出结论：中国不害怕国际竞争，尤其不害怕制度竞争。这场精彩的演讲被编辑为《中国人，你要自信》，以飨读者。】
大家好！过去三十多年，世界上对中国发展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的，悲观的几乎都错了。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邀请我去他们演播室。这个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见到我坐下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啊，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召开，即将召开。我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说我都记不起来，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有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媒体人、西方学者，他的思想里还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只要你做的和我西方做的不一样，你就不对，你就要走衰，你最后就要崩溃。
大家知道《历史的终结》的作者是福山先生，美籍日裔的学者，他跟我有过一场辩论。2011年时在上海，我说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它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革命时期设计的），美国政治改革的迫切性绝对不亚于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比中国还要迫切。
这场辩论已经过去将近四年了，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加细化、深化。但福山先生在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务》杂志，那是美国的一个顶尖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就是“America in Decay 衰败中的美国”。我自己看了这篇文章，英文，还有中文的翻译，我说其中95%的内容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报》上没有问题。（观众大笑）
我之所以谈问题比较自信，恐怕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系。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中国最底层工作过，我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常荣幸，有机会直接为当时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我接触过中国的最底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
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泰国曼谷，当时觉得不可思议：泰国怎么这么发达，领先上海至少二十年。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晚上九点钟商店还都开着。当然，去过曼谷的人都知道，现在的泰国已经落后上海至少二十年。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在西方长期生活过，所以对于西方世界的很多忽悠，我是不会上当的。 我在那儿用过律师，用过会计师，交过税，打过官司，买过地，建过房子，等等。总的感觉是，西方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客观存在的。但现在，西方体制中的短处，开始慢慢压倒它的长处。
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之后，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我发觉我们相当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我们知识界、媒体界，这些人不自信，总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在西方，特别是美国。
一次，我在上海一个大学里讲课，讲中国崛起。一个青年教师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他说张老师啊，听完你的讲座，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移民呢？你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待在中国？我也笑了，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对人了，我说我不做这样的傻事情，我鼓励他们移民。因为我做过一个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人，出国之后会变得更加爱国。不管他加不加入那个国家的国籍，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观众大笑）
而且我仔细查了有关移民的数据。我们国家现在移民人数还非常少，过去三年平均的移民人数，是每年19万。一年19万人是什么概念？小小的波兰，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人口4000多万，2013年移民人数是50万。台湾省人口比上海还少，2300万，现在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有多少人？
150万。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我说这是围城现象啊！如果你想移民美国的话，我给你支个招。我对纽约还算熟悉，恐怕不亚于上海。我说这样吧，你可以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到纽约任何一个机场——纽约有三个机场，现在跟上海联系比较多的是纽瓦克机场。
我说你先感受一下，什么叫作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美国基础设施都是20世纪60年代建的，怎么跟中国比？我说如果你有胆量的话，如果你是八尺男子的话，试一试，敢不敢在纽瓦克这个镇，就像我们虹桥镇一样，住一夜？我住过。你体验一下晚上敢不敢出去？我一个朋友在纽瓦克一个医院，做过博士后。我问他这个医学院怎么样？他说不错的。我说这个医学院哪个专业是最好的？他说枪伤科，（这个镇）天天有火并，那枪伤科自然发达了。（观众大笑）
只要你对美国这个国家稍微有点知识、常识，你就知道，这个国家由三个世界组成：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移民后）不幸地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对不起，我估计你的寿命和非洲人差不多，五十来岁。如果你像我们很多的留学生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进入美国所谓的第二世界，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你可以问问这些人，过去二十年，他们的实际收入有没有增长？你买了房子的话，你的房子有没有增值？你对以后在美国的退休生活有没有信心？
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不好，美国有很多地方不错的。但是，我们应该平视美国，平视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这样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国忽悠。
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西方被美国这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嘲笑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打成那个样子？”我自己觉得中国（当下）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我们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80%，我们的成就恐怕超过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
如果看经济总量，最保守的估计，十年之内，根据官方汇率计算的GDP，中国就能超过美国了。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就是你的货币实际能够买到多少东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有的人还是不自信，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即使你超过美国，你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对不对？你的人均GDP还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我说你换一个指标系统，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我自己用两个不同的指标来看世界各国：
第一个就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说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 你的房产、你的股票、你的债券、你的储蓄等加在一起，去掉你所有的债务，你有多少净资产？我现在看到的，美联储每年都出报告：2010年，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百分之五十比这个高，百分之五十比这个低——是7.73万美元。有人说美国（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怎么就这么一点呢？
实际上，美国已然是债务驱动型的国家经济，老百姓消费也是债务型的消费。你把债务都去掉以后，资产自然不是特别高。这个水平和中国今天的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美国人口一样多的、三亿多人的发达板块，坦率地讲持有47万元人民币（7.73万美元）资产的家庭，在当地属于弱势群体了。
第二个重要的指标系统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居民可以活多久。 中国现在是75岁，美国是78岁，就比中国多3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我们整个发达板块，北京上海都是82岁，纽约才79岁，这个79岁还是最近的，前两年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为什么名义GDP、人均GDP美国比中国高得多，但实际上，家庭净资产和人均寿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差距不是很大？一种解释，我觉得邓小平当时讲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我自己亲耳听他讲过，他说因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人民得到的实惠可能会比较多。
第二种解释就是，最富的一百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现在美国连竞选的政治献金都不封顶了，个人捐款也不封顶了。那就不是Democracy，是Moneytalkracy，不是民主是“钱主”，是“钱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改善？
但是，我们国内一些人还是不自信，西方还是在天天骂我们，骂我们用得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你们是专制国家。”民主与专制，这是西方常用的话语。所以，我们讲超越美国，超越西方，不仅是经济总量，不仅是百姓财富，而且也是话语的超越： 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
今年3月，我们有一个小组去德国首都柏林开会。BBC正好在播一个电视节目，叫“Freedom2014”（自由2014）。这里面一个退役的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冷战时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说：“你们看，这是冷战时期，我从外太空拍的柏林的夜景。东柏林，你们看是黯淡无光的，西柏林非常明亮。这说明了什么？”他说：“一边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另外一边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但我们这些从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觉得：“这个机场怎么这么小啊？”确实，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么简陋的机场了。“这个街道里的商店空空荡荡没有人气”“这个夜景比上海差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所以，如果套用这个宇航员的话语，那么也可以说，今天中国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观众大笑）
实际上，我想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德国或中国——民主还是专制；而是这种话语，“民主与专制”这种话语，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已经远远不能解释我们这个非常复杂又非常精彩的世界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种新的话语来代替这个范式的话，我想就是“良政还是劣政”，就是国家治理的好坏。良政的英文是Good Governance，劣政的英文是Bad Governance。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国家治理得还可以，有些就治理得非常糟糕。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非西方的模式，我把中国也放在这一类，虽然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经得起国际比较。
关键的一点是，劣政（Bad Governance）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举出一百个例子，从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利比里亚，到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破产的希腊。我到希腊的时候就说了，我们可以从上海派个团队来帮你治理，因为希腊治理水准太低了。冰岛也破产了，也是所谓的发达国家，我也去过，治理得并不好。
实际上，我们讲超越，还是一个政治制度的超越。政治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产生国家的领导人？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编辑给我来了一个邮件，说张教授，能不能写篇评论？我后来写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
我就和他讲一个简单的故事，看一看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最高执政团队，政治局常委们的履历，基本的要求：两任省委书记。也就是说，至少治理过一亿人口，而且要有政绩。
我说你看一下习近平，他治理过三个省，福建、浙江、上海，这三个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约是一亿两千万。这三个省的经济规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经济规模。治理过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经济板块之后，才得以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给他五年的时间熟悉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最后再出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我说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你们怎么能比？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中国现在的这个选贤任能制度虽然还可以完善，但我已经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产生像美国小布什那样的领导人。
西方媒体很有意思，我对西方政治制度批评得比较尖锐，但是正因为批评得比较到位，它有时候还不得不引用你。所以，今年3月，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一篇封面长文，标题就是《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里边引用了我的一个观点、一句话，说是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说：美国政治制度有太多的问题，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我是讲过这个意思的话，但它引用得不准确，我讲的是（美国政治制度）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观众大笑）
尽管中国在赶超的路上做得相当不错，但是西方和相信西方这些政治理论的人还是觉得，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
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模式的研讨会，我还是介绍我所理解的中国模式，他们的一些学者还是质疑，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统统质疑。
我说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们的模式，我坚持我们的模式。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模式会逐步地演进，它与时俱进，它不断地进行改革、自我调整。我说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
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 中国人，你要自信！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