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轮大通胀最可怕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中国制造最为依赖的成本优势一去不复返。前程无忧网发布的《2012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称，2011年员工离职率仍处高位，但同时预计2012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平均调薪9.8%，超8%的GDP增幅。2011年各行业的员工离职率平均达到18.9%，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其中传统服务业2011年员工离职率达到了21.2%，制造业员工离职率也高达20.5%。
2010年那波涨工资潮已经让东南沿海的企业没办法了，比如说宁波，竟然要由外经贸局副局长亲自带头去四川广元招聘，企业组团一次性招聘5 000个岗位。大部分到场的宁波企业都将薪酬提高了10%—15%。不仅仅是东部的宁波，在中部的武汉，普工工资已提高到1 600—2 800元，服务类工种也达到了不低于1 200元的高水平线；2011年有超过八成的企业主动提高了薪资标准，平均涨幅都在15%左右。
没了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会发生什么呢？事实表明，中国制造的高端工作会回流到美国本土，低端工作则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 (BCG) 近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中国工人工资上涨、美国生产效率提高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导致两国生产成本差距越来越小的情况下，至2015年前后，北美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在美国某些地区生产成本将与在中国制造不相上下，这种前提或将促使家电等制造行业回流美国。咨询公司埃森哲 (Accenture) 的报告显示，受访的制造业经理人有约61%表示，正在考虑将制造产能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而随着“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日益显现，今后五年间，美国将新增200万至300万个工作岗位。
2007财年，位于中国的代工厂为美国耐克公司生产了35%的耐克品牌的鞋类产品，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的代工厂分别为耐克公司生产了31%、21%和12%的耐克品牌鞋类产品。到了2010财年，越南代工厂所占的比例上升为37%，中国以34%的份额位居第二，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所占的比例分别是23%和2%。“越南制造”凭借其成本优势取代了“中国制造”，一跃成为耐克品牌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
而对于工资上涨，大家不要以为是工人的待遇变好了！而是4万亿造成的通货膨胀导致月薪必须调高，特别是东部地区。过去东西部制造业工资相差15%，而现在却只有不到5%。富士康是反映中部和东部收入差距变窄的典型例子。富士康 (昆山) 的工资涨了400元左右，再加上加班费大概月薪是2 300—2 400元；而富士康 (武汉) 2011年的员工工资比2010年涨了400元左右，员工通过考核以后，加上加班费月薪基本维持在2 200元。
但是东部的生活成本上升幅度早就超过了15%。所以，东部企业自然会遇到“用工荒”。各地方政府对低收入人群一直缺少应有的转移支付，东部地区的当地人口能享受到政府的补贴，对于生活成本上升还能应对，但是外来务工人员却什么都没有，他们自然不愿意去长三角和珠三角。
由此造成的东部制造业衰退，比两年前金融危机的时候还要严重。根据《华夏时报》2010年底的采访，温州中小企业外迁，温州传统制造业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空心化现象。整个温州的打火机、鞋革、灯具、塑编、纽扣、服装等行业近年来都呈现出行业的群体性迁移倾向。温州只剩下触目惊心的高房价与高地价，工业用地价格已经涨至200万元/亩的高位，温州的商品房价格已经超过了杭州。
也许现在还有很多人觉得无所谓，认为把这些企业搬到西部去就能解决问题了，可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让人遗憾的是，我发现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重复当年亚洲四小龙的老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我先读几个数字给大家听听：
·GDP一直在双位数增长，除了短期的波动，几乎每年保持GDP增长率超过10%。
·出口扩张迅速。十年之间，各个地区的出口都是之前的10倍以上。
·GDP里面工业比重将近一半，消费比重一直不高。
·工资开始一直不怎么上涨，但是出口导向型搞了10年之后，劳动力忽然全面短缺，工资大幅上涨，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抬头。
通过以上几点，大家一定会以为我是在说中国经济。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是亚洲四小龙在出口导向型模式后期的真实写照。
顺着这个思路比较一下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发展速度甚至还不如亚洲四小龙当年搞出口导向型的水平！中国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而2010年中国大陆的出口总额约为1.6万亿美元，不过是2001年的出口总额 (2 662亿美元)的6倍。
但是，工资快速上涨很快让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是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走的路，其实就是和日本一样的道路；另一条就是中国香港走的路。
而从一开始，香港就比其他地区幸运，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香港始终有大量从内地偷渡进入的劳动力，这使中国香港一开始的工资上涨压力就没有日本那么大。在60年代，中国香港的纺织工人平均每年工资上涨幅度是5.6%， 10年下来是之前的2倍左右。但是在日本，社会工资总额累计增长245%，各行业人均现金收入由1.85万日元/月增至4.89万日元/月，名义累计增幅164.3%，远高于日本GDP 增长的幅度。各位有没有发现，香港这段时间很像我们过去10年的东部沿海地区，我们东部沿海地区也一直有中西部的廉价富余劳动力补充，所以工资上涨幅度并不大。
但是这反过来决定了两条道路截然不同的命运。从1965年到1980年，香港的经济命脉都是纺织成衣产业，而机械、造船、电子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与之完全不同的是，韩国、中国台湾及新加坡都像日本一样，由以劳动密集为主的纺织服饰转变为以电机机械设备为主的技术密集工业国家和地区。
本来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机会，但是香港又有了一个独特的优势——工厂可以北迁，就是把自己的制造业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广东。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79年到1996年内地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里面60%来自香港，而广东省这个比例高达80%。1996年港商制造业企业在珠三角直接投资有600多亿港元，40多万家企业，直接雇用了400多万人，而直接为这些企业服务的还有100多万人。我引用这些数据，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港商曾经是多么辉煌，而这种辉煌是今天我们根本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根据香港工业总会的数据，港商在珠三角的企业只有7万家。实际上，珠三角现在比较知名的企业都没香港人什么事儿，比如腾讯、华为、比亚迪。
与此相反，韩国比较倒霉，本来在1970年纺织服饰在韩国出口额的比重比中国香港还高。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贸易局势风云突变。首先是发达国家的发难，这也是国际贸易里非常罕见的篇章，贸易进口国不制裁，但是出口国自己主动限制自己，所以韩国和日本一起对本国纺织品产业采取了出口配额等非常严厉的管制手段。不仅如此，韩国这个四小龙之一又遇到了东南亚的四小虎，当然了，四小虎这个称谓已经消失了十几年了，但是当时的确给了韩国很大的压力。用过索尼随身听的人可能还有印象，索尼随身听的产地基本都是马来西亚。而日本的企业都愿意往泰国搬，而不愿意去韩国。与此同时，中国特别是广东开始承接香港的加工贸易，这时候韩国劳动力不足使工资上涨的弱点开始暴露，在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韩国已经开始失去优势。
于是韩国选择重化工的道路，最典型的就是大宇，本来是做纺织贸易起家的，从那时开始涉足汽车这类重化工行业。韩国的重量级企业，比如SK、LG、浦项制铁，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重化工行业进行密集投资。于是，冶金机械电子这些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占总出口比值由70年代的7.2%，上升为90年代的35.5%， 2005年甚至升至69%。纺织服饰业大幅下降，它占出口的比值从1970年的44.3%，下降到2005年的4.56%。
首先，日韩的工资上涨机理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过去对工资完全是压制的，缺少健全的工会制度保护工人的利益诉求，现在又因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租金上涨，所以倒逼工资不得不上涨。但是，我们只是名义工资在上涨，实际可支配收入却在下降，前者让企业痛苦，后者让老百姓受难。与此相反的是，日本工资上涨之后，结果是内需更强了，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后，1973年日本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按现价美元计算) 为49%，比1970年上升1个百分点，到1982年达到55%，比1970年上升7个百分点。实际上，日本从来没在腾飞期把工资当做问题来面对，日本政府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汇率和通货膨胀，而日本的政策目标就是让老百姓的工资翻番。日本企业反而是有意把用工较多而产值较低的一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韩国和中国台湾去。
其次，只要我们的教育体系和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工资上涨就能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内需消费型经济。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是无能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因此无法顺利地进行经济转型。举例来说，日本的电池产业应对工人工资大幅上涨之路是搞全自动生产线，但是中国呢？你想贷款，政府信贷调控，就连买设备还得缴纳17%的增值税，而且过去还不允许抵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还没开工呢，就得先缴税。这就逼得我们的企业不得不选择半自动生产线，因为这种生产线资本投入小，可以随时开工，随时加班，随时休班。
韩国也为自己找到了出路，韩国选择的出路之一是扶植游戏和数字内容产业。韩国人的逻辑很简单，这个产业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在地域上没有限制，且市场潜力巨大，非常适合韩国的国情。目前，韩国数字内容产业已经超过传统的汽车产业，成为韩国第一大产业。
韩国为数字企业提供了上千亿韩元的支持，其中包括350亿韩元的游戏产业专项投资，100亿韩元的文化产业振兴基建，还有信息化基金、文化产业基金。此外，韩国还为游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税收优惠，而在通信基础设施领域，韩国不仅仅完成了电信的民营化，更是以市场化的充分竞争来保障廉价高速的宽带基础，可是韩国的信息通信部为此不过投资了约合人民币4 900万元的前导资金。所以，最近中国发生宽带风波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全世界上网速度最快的国家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而是韩国。
此外，韩国政府建立了培养数字内容专业人才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从职业教育到大学教育等各个教育层次，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企业对各个层次人才的需求。据有关研究统计，韩国共有游戏相关教育机构84家，研究生院8个，大学院校5个，私立教育机构22个，高中学校3个。在基础教育之外，韩国还非常重视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而且积极参与调查行业人才供需状况，甚至对从事游戏产业的高技术人才免除两年的强制义务兵役。那我们再看看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我们现在甚至连一套公平透明的研究经费拨款体系都没建立起来，更别谈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了！
那么，是什么打垮了香港企业家？很简单，就是泡沫经济！香港企业因为有内地这个港湾，所以就“不思进取”，直接把工厂转移到内地。与此同时，香港又推行了错误的政策，由此催生了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这样，中国香港企业透过制造业积累起来的资本并不像中国台湾那样投入了IT产业，也不像日本、韩国那样投入了半导体产业和造船这些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股市和楼市泡沫崩溃，香港透过出口导向型积累起来的这些财富顷刻间付之东流了。
有关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1997年这7年间，香港房价和股价的增值一共是7万亿港元，而这恰恰相当于香港在这7年间GDP的总和。也就是说，1997年以前香港所有的财富都被股市和楼市的泡沫吸走了。除了少数在卖空中大赚特赚的投机者，大部分人这么多年的辛苦所得全部化为泡影，整个社会的财富也都付之一炬。社会财富被掏空的结果就是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泡沫经济毁掉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创业热情、公众信心和社会基础。因为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中产阶级都沦为事实上的房奴，这样整个经济都由创业经济变为收租经济，经济不管是涨还是不涨，都是拥有土地的少数人借由租金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1997年香港人均收入28 000美元、2011年32 000美元，90%的港人生活条件在过去14年里没有得到改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1%的人占去社会总资产的43%， 5%的人占去72%。
在这种情况下，善政都会造成一场大洗牌，洗牌的结果就是社会中下层更加苦不堪言。比如中央政府出台了自由行，香港政府默许内地人赴港生子，还有批准内地巨型国有企业赴港上市。自由行毫无疑问是善政，但是在香港却造成了更严重的财富分化，仅仅是2011年自由行就给香港送去了4 000万游客，可结果是什么？租金疯狂上涨！图利了谁呢？拥有酒店的老板赚得盆满钵满，但是酒店员工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又绑架了政策，基本不允许拍卖更多的酒店用地，这样就使得他们的租金可以涨得更高，于是本来可以创造就业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再说内地人赴港生子，这完全是因为在香港的中产阶级被洗劫一空之后连孩子都不敢生了，所以香港政府偷偷修改政策默许内地孕妇赴港生子，可是内地产妇是要付钱的！这本来是繁荣香港医疗服务业的极佳机会，但是当地决策者研究了多年之后还是不批准新的医院用地，最后还荒谬地迁怒于内地。大家都看过那个“蝗虫”广告吧？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报纸在香港都是私有的。那么，究竟是谁有钱投放这种大广告？又是谁在误导民意？在这种现象的背后，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最后再说说允许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事情，这个帮香港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当然内地也从中受益，唯独香港老百姓在受难。香港现在的房价就是在既得利益者绑架了土地供应量的情况下，被金融新贵的旺盛需求给推高的。美国市场研究公司Demographia发布了最新的全球住房负担报告，在调查的全球325个大城市中，香港房价负担水平已经达到家庭年收入的12.6倍，成为全球房价负担最重的城市。大部分人为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一生都要背上沉重的债务。但是，香港有三分之二的可利用土地根本没有被开发。我们都晓得，香港本土既不需要制造业也不需要农业，那为什么没有去开发这些土地呢？答案很明显，就是有一股势力不允许政府去开发。
但愿，我们能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