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11年初，我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告诉大家这一年宏观调控的主线就是“三个精准打击”。什么叫精准打击呢？就是说打击的核心目标不是价格本身，而是交易量。到现在来看，可以说是一一应验了。
为什么我能预测得这么准呢？因为诊断宏观经济，就和中医号脉一样，最重要的是看你是不是清楚内在的机理和相生相克的矛盾。中国经济在2011年初最大的病灶是什么？就是4万亿及其后的十大产业振兴方案。这个是一切预测的基础，因为这一年我们所有的调控都是以此为核心的。我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实施这一方案的钱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很让人担心，这些钱都是靠印钞票得来的。我们印钞票的速度快到让人不敢相信。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的到来，这个预警信号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我们看看官方数据，2010年10月，通货膨胀率在24个月内首次破4， 11月破5。与此同时，央行启动三年来首次加息。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 2011年最重要的事情是防止通胀失控，全面收紧信贷。但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欠了一屁股债，所以只能想办法把其他的资金收住。而其他资金的三个大头自然是楼市、股市和民间投资信贷，只有这三个领域都不敢投资了，资金才能留在银行里，这样既能控制通货膨胀，又能给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以信贷接济。而如果楼市垮掉，受累的首先是国有银行而不是老百姓，而国有银行因为有大量坏账，所以又必须依赖股市补充资本金。这就是2011年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格局。
因此，用一句话来总结2011年，就是强咽通胀之苦。可以说直到现在，我们才完全搞明白201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真正意思，重点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什么叫稳定价格总水平，什么叫经济结构调整呢？现在看来，就是以自上而下的产业链通胀来强咽苦果。
我先跟大家讲两种通货膨胀。一种就好像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国民党政府直接印纸币来买粮食买日用品，老百姓会发现过去是100块钱对应100斤大米了，但是在多印了100块钱纸币之后，就变成200块钱对应100斤大米了，这样物价就会翻一番。这种通货膨胀是立竿见影的，从下游开始直接影响到老百姓。
另一种通货膨胀更为高明，就是反过来从上游开始，印10万亿的纸币来建造高铁、高速公路这些项目。这就需要在短时间内制造很多的钢筋水泥机械。怎么办呢？扩大产能。但是扩大产能的过程又产生新一轮的钢筋水泥需求。而所有这些都靠印纸币来支持，因此我们就多印了30万亿的纸币。表面上，这些多印的纸币没有用来买粮食和日用品，而是用来支付基建项目，所以不会影响到老百姓，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说4万亿基建投资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所在。但是这种说法是错的，错就错在，企业的利润和工程的腐败最终都进入了个人腰包，这笔钱还是会进入流通领域用来购买粮食和日用品。这种通货膨胀就像大水漫灌一样，它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只要哪里的物价低哪里就会像洼地一样被迅速灌满。最终所有的物价和所有的消费偏好都会被重构。
第二种通胀高明在哪里呢？首先比较隐蔽，因为对于第一种通胀，老百姓手里的钱是足值的，而国民党政府手里的钱是多印的，所以大家很容易发现通胀的源头是国民党政府。可是对于第二种通胀，与4万亿配套的相关国企员工和地方政府官员手里的钱是多印的，但是你很难直接觉察到，你感觉到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分配不公，你觉得是他们的待遇比你好。
结果是更有钱的这些人变得对物价不那么敏感了，这样就会产生第二种现象：一部分物价先涨起来，而且涨幅也比较大，比如豆油。可是一般老百姓呢，也不是就不给你出路了，你可以购买价格没涨那么多的商品，比如说调和油，这个比较便宜，那我们老百姓就多吃调和油。所以你最后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很无奈，一般老百姓越难割舍的东西，涨价越厉害。比如说，一开始虽然只有少数人能够负担得起6块钱一斤的苹果，但是真的涨到这个价格了，一般老百姓也不能说就完全不吃了，到最后，还是要接受这样的价格。
我们再推广来看，像苹果这样的商品还有很多，比如衣服，特别是棉衣。夏天衣服可以少买，但是秋冬的风衣、棉衣总得买吧。北京各商场内的高中档品牌秋季新款外套，标价动辄上千元，市面上基本找不到500元以下的风衣。国产女装的涨幅甚至超过了进口女装，平均达到10%，个别品牌的涨幅甚至超过了30%。
因此，我们总结商品涨价有三个硬性条件：第一，少数人对这个价格一点都不敏感；第二，大部分老百姓无可奈何，最多只能少买但不能不买；第三，供给是有限的。那么，有什么是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垄断行业！比如机票的燃油附加费，2011年调高了几次，甚至就算年中油价大跌的时候，航空公司仍然搞特殊，将800公里以下航段燃油附加费下调至7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该附加费维持不变。为什么？因为800公里以下要面对铁路的竞争。还有油价，2011年我们的成品油价格飙升得有多厉害，相信各位都应该有所体会。可是，在油价提高几次后竟然还闹油荒！各位想想看，汽油和柴油是一起从原油里炼出来的吧，可是汽油从来不荒，柴油却年年闹油荒。为什么？答案很残酷，因为柴油车要不然是运货运菜的，要不然就是无权无势的大客车。
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通货膨胀发酵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上游印票子，带动大宗商品和工业制成品大涨；第二阶段，上游的票子以利润和灰色收入的形式窜入了下游，带领豆油、苹果、鸡蛋、猪肉、服装乃至城里的租金进入疯狂上涨时代；第三阶段，在大家都发现钱不值钱之后，垄断企业带头把钱不值钱的这部分商品的价格涨上去。那么最后呢？在全面卡紧信贷后，第一个被刺破的泡沫就是大宗商品泡沫。也就是说，纸币超发是从上游开始的，也是从上游开始撤去的。所以，2011年可以说是大涨价的一年，也是大洗牌的一年。
2011年中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猪肉价格的暴涨，看得我都有点不明白了。按媒体的说法，好像我们的猪肉价格是一天之内或者一个月之间忽然升高的。我们有些网站给出了很多惊悚的数字，比如说一个月内猪肉价格暴涨50%。实际上呢？根据商务部的监测数据，全国36个大中城市鲜猪肉批发价格在过去的6个月里涨了19.2%，过去12个月里涨了50%。透过这个数据，我们发现一个特点：猪肉价格是非常平稳的一点点走上来的，结果加在一起之后就很恐怖。我当时在电视节目里就说：猪肉价格告诉我们真实的通货膨胀正式到来了，所以，猪肉价格再也不会降下来了。
到了2011年10、11月份，猪肉价格终于“下滑”了，环比降幅分别为1.3%、6.2%。但是我要告诉各位，11月份猪肉价格为28.12元/公斤，比上年同期上涨31.8%。通过与2007—2010年四年平均水平对比来看， 2011年猪肉价格上涨走势异常突出，即便在春节过后的传统消费淡季仍呈上涨势头，且远高于前四年平均水平。
大家从图2-1中发现什么趋势没有？每年夏天都应该是肉价比较便宜的时候，2008年如此，2009年如此，2010年也是如此。可是，唯有2011年是个例外！为什么？想必各位看到过跟我不同的说法，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你们看到的大部分分析都是错误的。
图2-1 2008年5月至2011年6月北京市
谬误一：猪肉供给不足
商务部针对这次猪肉价格上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姚坚分析猪肉涨价的原因是2010年肉价太低，养殖减少。但起初的情况是怎样的？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1年一季度，生猪出栏2.3亿头，比2010年同期增长2.5%；猪肉产量1 773.4万吨，增长3%，猪肉供应来源充足。我们看到的民间的猪肉价格网统计的结果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猪肉的供给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谬误二：疫病导致生猪供给不足
不少媒体都说：2010年以来，高热病等疫病造成大量生猪死亡，使得母猪的产仔率、仔猪的成活率都很低，许多散养户没有能力再补养母猪。推翻这个结论其实很简单，就只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猪肉产量同比增长3%，就知道疫病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不想再做推理了，就直接看数据吧：根据农业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2011年5月底生猪存栏量是4.528亿头，而2010年同期生猪存栏量仅4.3亿头。这说明生猪是增加了，而不是在减少了。民间的猪肉价格网对此的统计结果也是与农业部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生猪和母猪存栏量都是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而且，母猪存栏量最低的是2010年夏天，但是2011年的猪肉价格远远比2010年高得多。在这里，我补充个农业常识：生猪出栏仅仅需要4个月。因此，我们可以顺便排除2011年“3·15”双汇事件的影响了。
谬误三：饲料的价格大幅上升
我们商务部发言人姚坚解释的另一个原因是，养猪的饲料——玉米价格同比上涨9.8%。那好，我们一起来做个计算吧：
2010年5月北京生猪价格为10元/公斤，2011年6月为20元/公斤，上涨100%。2010年5月东北玉米价格为1 800元/吨，2011年6月为2 050元/吨，上涨14%。一头猪长到100公斤，要吃550公斤的饲料，玉米价格上涨14%，平均一头猪多花费137元。也就是说，生猪价格一公斤应该涨1.37元。但是，实际上生猪平均一公斤价格涨了10元！
谬误四：养猪成本大幅上升
当然，饲料占了猪肉60%的成本，还有40%呢？我们先不说北京100%的涨幅，就按全国平均50%的涨幅来说，余下40%的成本必须翻番才行。可是，我们的电价、水价、劳工价格虽然都在涨，但是没有达到翻番的程度吧？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价格上涨完全是成本推动的，那么猪农的利润肯定要大幅下降。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从2010年年中开始，生猪价格进入稳定上涨期，打破以前每四个月一次调整的规律。随着生猪价格的上涨，每头猪盈利先后突破100元、200元关口，而在2010年11月期间，每头猪盈利突破300元。2011年，生猪养殖盈利情况进一步提高，每头猪能盈利600元。从经济学角度上讲，成本上涨只可能导致利润下降，而不是持续上涨。
因此，供给没有问题，疫病影响有限，饲料成本仅是小幅上升，甚至猪农的利润是在上涨而不是在下降。由此，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物价本身涨了，同样一斤猪肉，过去标价是7.5元，现在是11.2元，猪肉本身其实并没涨价，只是你手里的钱不值那么多钱了。
猪肉连续涨价意味着通胀即将失控，失控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看看印度的情况，印度央行行长表示：“大家都希望通胀能够降下来，但是财政部和央行都没有所需要的魔棒来降低通胀。”一年半的时间里，印度央行已经试图通过10次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印度通货膨胀率依然保持在9%左右。
印度为什么会通胀失控呢？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个经济学术语，叫做“螺旋式通胀”。它是什么原理呢？起初是食品价格上涨，老百姓就不满，工人就不高兴，就要求加工资。但是，工人工资的上涨反过来就造成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和农业成本上升，这样的话，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肯定又要上涨。结果就是进入新一轮的工资上涨。由此恶性循环，到最后，政府也好，企业也罢，都控制不了了。
我们政府当然知道通货膨胀失控的可怕，所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以牺牲经济为代价，全面打压通货膨胀。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我们每次通胀的原因基本都是货币超发，这次也不例外。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曾经经历过的三次通胀。
1985年第一次通胀，通过压缩基建控制。几年内货币流通量增加63.3%，大大超过了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6%的幅度。当时，通货膨胀达到6%。解决这次通胀的方式为改革开放之后历次通胀的解决埋下隐患，就是扩大货币发行量。同时，也正是因为当时的决策者都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导致通胀失控。到最后，又采取急刹车手段，压缩基建、收缩银根、打击经济，在付出极大的代价之后才重新控制住通货膨胀。
1988年第二次通胀，60%的民营企业破产埋单。当时的四五年内，货币供应量增幅为174%。同时，政府又宣布工资改革，大幅提高工资，结果物价急剧上涨，大米的价格几乎是一夜之间从0.15元涨到0.8元，上涨了6倍。抢购风潮随之而来，所有的商店都在排队。最后没办法了，除了政治上的激烈手段，全国几千个建设项目一起下马。“破产”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普通百姓的口头上。
其实我觉得这次通胀非常有借鉴意义，表面上看当时的问题是价格改革和价格双轨制，通胀的原因是所谓的“官倒”和腐败。可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我们应该由此记牢弗里德曼的告诫：通货膨胀说一千道一万都是货币的幻觉，但是想看穿这层面纱却是非常之难。当时的决策者和弗里德曼有次对话，透露了他的想法，他觉得价格改革不可怕，物价大幅攀升也不可怕，他甚至认为如果在通胀的同时把老百姓的工资也大幅涨上去，那么从改革中取得灰色收入的那些人，他们的财富会因而缩水。张五常后来的文章里记录了这次对话。讽刺的是，在这次对话中，当时决策者的危险想法却得到了弗里德曼本人的肯定。这种想法最危险之处在于：一是完全搞错了灰色收入的政治经济学，因为这些灰色收入恰恰会在通胀之中坐收渔利；二是工资与物价交替上涨会产生最具破坏力的螺旋式通胀，这种通胀到目前为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应对办法。而对于今天的借鉴意义在于，本轮通胀之中，这两条诅咒依然存在：其一，在全面压紧信贷的背景下，那些能获得廉价贷款的都从大通胀中大赚特赚；其二，现在这种通胀总是挥之不去。
1995—1996年第三次通胀，楼市破产，股民埋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谁阻碍改革谁就是历史的罪人。可是央行却因而失去了审慎监管，货币敞开供应的结果是1993年通货膨胀率为13.2%， 1994年达到21.7%。此次通胀恐怕是中国货币当局第一次领教市场的力量，前面两次多少都有改革的特殊国情和缺少经验的成分在里面，但这次一马当先投资的是民营资本，民营资本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涌入股市、楼市。因此，也是这次通胀让决策者当局痛下决心对国有银行进行系统性重组。而与以往的直接打压经济、关停取缔企业不同，这次开始运用“软着陆”，存款利率一度上涨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保值储蓄还可以得到12%左右的保值利息。也就是说，长期存款的利率几乎达到25%。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与美国里根总统时代沃克尔的美联储如出一辙。最终的结果是，以虚拟经济的泡沫代替了实体经济的倒闭，1995—1996年的两次股市大跳水，中国股市进入长达数年的熊市，同时也造成海南等地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这也为今后出现的状况埋下了隐患——出问题的是国有银行，挨板子的是民营企业。
回顾了历史再来看现在这轮通货膨胀就非常有意思了：有立竿见影的，也有早晚要显现的。各位要晓得4万亿投资及其配套的16万亿地方政府贷款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我们GDP的一半！投进去之后，我说中国要陷入滞胀，谁都不信！当然，通胀的显现是需要时间的，因为这个贷款不是一天放的，铁路也不是一天修的，传导下去就要一年半载。这还不算，我们偏偏又遇到了美国出招，美国搞量化宽松袭来输入型通货膨胀。但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国家队”，包括“三桶油”在内，却借机带头拉高油价、电价、钢价这些基础价格，让这些压力立竿见影地传递进来。现在美国量化宽松终于结束了，可是这20万亿天量投资的恶果却如期而至了！
2007年的通胀又告诉我们，如果猪肉价格控制不住了，政府就会担心通胀会进入螺旋式上升的失控阶段，那政府会怎么做呢？他会断然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大幅加息，或者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规模缩紧银根。因为如果不果断采取行动，通胀会完全失控，到时候就不是说加7%或者8%的利息就行了，很可能是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加25%的利息才能遏制住了。
因此，顺着这个逻辑，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央行终于开始松刹车了。因为既然从2011年11月开始猪肉价格的连续上涨已经被遏制住了，那么中国式的通货膨胀在央行看来就算控制住了。所以，央行终于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而且确定2011年的信贷政策是有控有扶。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4万亿引发的发烧虽然暂时退了，可是4万亿及背后十几万亿的债务可还欠着呢！
这一节本来是没有的，因为前面我已经跟各位说清楚中国式通胀是怎么来的了。但是，我在反复改稿过程中夜不能寐，因为我知道经济界的同仁们一定有不同的看法。这让我觉得很矛盾，因为已经说清楚的问题似乎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但是，在我第四次修改书稿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不同的见解，不仅仅是属于经济学家的，更是属于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原谅我再用一点篇幅和我的同仁们讨论讨论。我为了写这一节，专门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除了看统计资料，就是跑出去到处转，开出租的、端盘子的、卖水果的、卖猪肉的我都问遍了，问人家一个月赚多少钱，房租多少，吃饭多少，能剩下多少。
我发现我们老百姓普遍都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票子不是央行故意多印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用美元买我们东西，又爱用美元对中国投资，央行也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只好对应发行人民币，这样就多印了一堆人民币。另一种观点说别光看票子，看看各地的民营企业吧，到处都缺人，不涨工资能行吗？再看看房价，大家都往城里挤，房价一涨，什么成本不都得跟着涨？还有自然资源，中国人口这么多，有钱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有钱了就买车，买车就要更多的钢铁、石油，这物价不就涨起来了？
我简单总结一下，前面这个是说多印的票子是从外面来的，后面这个是说尽管有外因，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这两种观点其实来自于两位知名经济学家，外因论属于周其仁，内因论属于夏斌。两位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了，都曾经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我为什么要和两位专家辩论呢？因为这个问题必须要讨论清楚，外因论、内因论，再加上我的政府投资论，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释现在的通货膨胀。但是，三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会给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议。这就好像郎中诊病，都看出来是体温过高，可是三个郎中诊断的病理却不同，开的方子自然完全不同。
首先，我们先问自己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三大因素，即外汇储备、内部要素价格和政府投资，谁是当前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很得罪人，但是我希望读者不要觉得是我在故意制造一个擂台，我们只是为了搞清楚一个事情的真相而已。
最公平的方法是我们悉数退场，数据上场，让数据本身来说明问题。
外因论：金融海啸和4万亿后不再有效
先看外汇储备，2011年我们的外汇储备是3.18万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0万亿元，而2011年底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即M2是85万亿元。然后我们再考虑到杠杆乘数，外汇给我们带来的票子是不是非常惊人？
可是我们要晓得，外汇储备不是一天囤的，而通货膨胀也是时高时低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通胀完全是外面来的美元给冲高的，那么我们应该能看到潮起潮落吧？按照官方统计，我们的通货膨胀在2008年和2011年都破了5%的警戒线，分别是5.9%和5.4%，而在2006年、2007年、2009年和2010年分别是1.5%、4.8%、-0.7%和3.3%。外汇储备的增幅呢？2006年到2011年，每年的增幅分别是30.21%、43.32%、27.34%、23.29%、18.68%和11.72%。
可能一般读者不能一眼看出结论来。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从印票子到买材料，再到制造出东西来让老百姓消费，都是需要时间的，大概12个月左右。至于细节我就不多说了，经济学界已经有不少计量分析结果了。想知道外因论对还是不对，就看前一年囤的美元和接下来一年的通胀有没有关系就好了。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周其仁的外因论在金融海啸和4万亿之前是相当靠谱的。当然，严格来说应该用月度数据来做计量分析，虽然结论基本一致，但是怕有些读者看不懂，所以这里我就用年度数据来说明。2006年、2007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加得非常厉害，结果2006年虽然通胀很低，但是传递一年下来，2007年、2008年的通胀就守不住了，2007年这么疯狂的美元洪水紧接着就是2008年的剧烈通胀。
但是，紧接着就出问题了。2009年通缩的前一年即2008年的外汇储备增幅和2006年的差了不到3个百分点，但是通货膨胀率却截然不同。再看2010年的外汇储备，不仅增长幅度比2009年要小，绝对额也在减少， 2010年外汇储备增加了4 481亿美元，而2009年却增加了4 532亿美元。这样，从外汇储备来看，2011年完全不该有什么通货膨胀。
请读者注意，我并不是说外因论都是错的。我只是说单纯地用外汇储备不足以解释2009年的通缩，也不足以预见2011年的通胀。外因是绝对存在的，而且是重要前提，所以周其仁的观点并没有错。但是，为何通胀不跟着外汇储备上下起伏了呢？我后面会解释。
内因论：究竟是“民工荒”，还是“招工多”？
内因论说到底是短缺论，由供不应求助推物价上涨。具体来说，劳工不足所以工资上涨，其他的生产要素依此类推，都是短缺导致价格上涨，因此出现通货膨胀。可是，我想先请问一句：要是工资涨了，物价房租水电煤气也都涨了，那么，工资究竟是涨了还是没涨？如果工资实际上没涨多少，那么短缺论之下的通胀是不是只看名义物价，而不管纸币本身的购买力？这一两年，超市里的东西，不管是大米豆油还是瓜果蔬菜，都翻了一番吧，不少水果的涨幅恐怕还不止这么点儿，可是，有多少老百姓的收入也翻了一番呢？
如果我们承认纸币购买力在下降，那么工资名义上的上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纸币贬值，又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工短缺呢？因为我们的统计极度不完善，所以我只能用生活里的经验观察来进行估计。先参照富士康，假设工资涨幅是30%，但是你觉得纸币贬值了50%，那么劳工工资实际上是在下降；而如果你觉得纸币贬值了20%，那么劳工短缺也只能为劳工争取到10%的好处。换言之，在纸币购买力贬值的情况下，要素短缺对要素价格的上涨并没有那么大的实际影响。
但是，我不是说夏斌的观点是错的，相反，顺着他的思路，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短缺究竟是因为需求增长过快，还是供给不足？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着它自身的逻辑。“民工荒”这个概念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我们误以为是劳工供给不足，所以导致各地招工难。实际上呢？根本不是“民工荒”，而是“招工多”。统计局有很多不同数据，这些数据差距很大，但是人口普查是基本靠谱的，特别是第六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纠正了一个长期以来的谬误，我们过去一直觉得四川、河南是人口大省，这怎么可能呢？全世界每个国家内部的人口都是跟经济成正比的，哪里钱多，哪里人就多，就这么简单。这次普查告诉我们，广东省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过去10年里，东部人口的比重一直在增加，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更重要的是，过去10年里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增加了1亿人。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被低估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定义劳动力是指年龄在16岁至59岁之间的人口，而实际情况是超龄继续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这个对短缺论有什么影响呢？根据统计局对人口的分析，劳动力供给的拐点是2013年。也就是说，过去四五年里，我们年年开春都能听到所谓的“民工荒”，这种“荒”的背后，劳动力其实一直在增加，只不过这个增幅不及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幅，所以才招不到人。
政府投资论：这才是一切的根本！
内因论留给我们的问号是：哪里来的亢奋需求？外因论没解决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明明外汇储备增速开始放缓，可为什么2011年通货膨胀异常抬头？与此同时，外因论在宏观总量上的蔚然效果在哪里？20万亿元人民币可都是央行真金白银注入了银行体系，即便在85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面前也是个庞然大物，可是怎么就看不见了呢？
政府投资论恰恰能统一这两个理论并回答其派生的三个问题。不可否认，20多万亿元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给我们打下了殷实的基础。各位应该都晓得，我们外汇储备的基础是贸易顺差，我们在2004年以前10年里贸易顺差每年不过只有三四百亿美元，但是到了2005年破千亿美元，2006年1 775亿美元，2007年2 622亿美元。可是我们用得非常省，因为2007年就开始了通货膨胀，一直到金融海啸前夕，我们还在“双防”，毕竟2008年的官方通胀高达5.9%，于是我们就严格控制信贷，打压经济。现在看来，和今天相比，那时的CPI和房价都是那么温和。
到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从2005年开始我们的外贸赚了不少美元，由此给银行体系注入不少人民币，但是2007年就开始打压通胀，所以这个殷实的家底直到2009年之前一直没用上。
但是，4万亿改变了一切。有一个指标最具说服力，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了让各位更容易理解，我通常把它叫做钢筋水泥。我计算了2005年到2011年的增速，2009年之前的增速都在25%左右，可是到了2009年突然升至30%，一举突破20万亿元。货币供应量也非常惊人，从不足50万亿元一下子突破了60万亿元。可怕的是，本来经济已经企稳，可我们依然继续亢奋投资，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因为基数太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相对货币供应量的比例竟然达到了破天荒的38.32%。这股庞大的支出，从上游到下游，驱使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非理性的亢奋需求。
按照内因论，既然劳动力价格上升，企业就应该少招人，怎么会招不够呢？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最缺人的是基建、建筑和房地产行业，这些行业出现“民工荒”的背后其实是因为需要的工人太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量信贷资金被投入到了这些行业。
所以，内因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短缺不是因为什么结构调整，也不是因为什么资源短缺，更不是因为人口红利衰减而带来的劳工紧缺，而是因为需求的异常亢奋。当然，我不是说内因论是错的，人口拐点不是2013年到来吗？就像日本制造业腾飞的过程中饱受劳动力短缺之苦一样，我们中国经济马上也要迎来这种内生性通胀的考验了。如果再不进行科学调控，三大因素叠加在一起，一定会造成更可怕的后果。
那么如何防范这三大通胀风险呢？
第一，外因论提醒我们外汇储备这个殷实的家底是源头祸水，因此必须釜底抽薪，加以控制。周其仁对此已经提出了很不错的建议，就是用财政资源购买美元，使本来流向民间的资金被政府收回。我顺着这个思路讲，长期的做法应该是控制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具体手段包括适度启动人民币升值，调低出口退税，或者其他综合手段如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度控制贸易顺差的规模。同时，修改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有效优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从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
第二，外因之所以能传递进来，也是因为我们内部的问题。按照内因论的思路，我们需要加快经济转型，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我顺着夏斌的思路作出推论，内因论等于承认了工资和生活成本都在快速上涨，如果政策得当，让工资上涨的幅度快过生活成本，那么，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的伤害就能降到最低。
第三，一切的根本都是因为政府投资，由此带来的非理性亢奋盘活了汹涌而来的货币。有了大量涌入的货币，这个异常亢奋的需求就导致国内要素全面紧缺，从劳动力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因此大幅上涨。对我们来讲，当务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冲动，调整商业银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现在这种“上市圈钱补充资本，大举放贷，再去排队圈钱”的怪圈。现在，地方政府跟国有银行借钱，因为两头都是国家的，而且国有银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计提坏账，影响自己的仕途，所以国有银行往往对地方政府网开一面。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两个重大改革：其一是利率市场化，这样非国有银行才能对国有银行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其二是银行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这样民营资本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如此既能吸回流动性资金，又能给予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带来真正的约束。
第四，我们还应该警惕行政型通货膨胀和垄断型价格上涨。比如石油，现在的国际油价并没有2008年高，可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却比那时候要高出不少，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燃油税的问题、多少是所谓暴利税的问题，又有多少是垄断企业借优势地位垄断定价的问题呢？再比如电价，电厂亏损的根本原因是上网电价偏低，而不是居民零售电价的问题，电厂的成本利润还相对透明，可是中间抽成赚大钱的垄断电网是不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种情况下，贸然调高电价和以阶梯电价之名提高电价都会推高物价。类似的，银行、民航、公路、土地一级开发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垄断国企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其任何涨价行为都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因此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相反，我认为在必要情况下，应该让部分垄断企业适当亏损，以此补贴老百姓。针对这一点，北京就做得比较好。北京推出了交通补贴，王岐山任北京市市长时压低了公交价格，把补贴从20亿元增加到40亿元。现在就这个政策每年的补贴有100亿元。这样既能引导老百姓出门多采用公共交通，缓解交通压力，又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到我们三个人的理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我再把脉络理一下，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外因驱动，而央行没有从源头处理，错失改革良机；积攒下来的20万亿元存底，乘上杠杆效应，烧起了2010—2011年的通货膨胀。而无论是高铁还是基建的热情本来应该至少提前6个月熄灭的，可惜迟疑了。当然，我们能体会到货币当局的苦心，毕竟中国的统计数据基础如此不堪，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体系如此特殊，美联储有格林斯潘尚且会犯错，我们也不必对自己的货币当局过分苛责。
但是，留下来的残局才是最难收拾的，现在因为害怕通胀抬头所以不敢放松信贷，结果经济萎靡不振。可是经济下滑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恶化，所以又得想办法宽松货币。更不幸的是，人口红利已经没了，未来中长期我们要持续面对内生压力带来的通货膨胀。因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我必须再次发出我的警告：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中长期都摆脱不掉通胀这个瘟神，地方政府这种重投资、重税收的GDP主义一日不改，中国就无法摆脱通胀的魔咒，我们千万不要看着通胀落了一点就又跃跃欲试放开货币闸口。这就像一个有肺炎的病人，别以为感冒好了、高烧退了，病就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