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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郎咸平
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我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绝不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在本书中，我要告诉那些“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国人和官员，今天的中国经济有多危险、多可怕。我们身处世界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却浑然不知，我们习惯低估我们的对手，又习惯高估我们自己的实力。我今天就是要把我们的危机说清楚，以唤起国人的危机感。否则，我们的经济就要真的翻车了。看看美国，今天之所以强大，靠的就是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已经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了。因为只有危机才能凝聚人心，才能增强国家的向心力。
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危机视而不见，粉饰太平；更可怕的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制造更大的危机。我们常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些我们的媒体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我就不说了。我在本书中，将专门谈我们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危机。我经过研究发现，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依靠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手段，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还应该寻找其他办法。“功夫在诗外”，对此，读者可以详细阅读本书。同时，通过本书我也试图理清一条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路线图”来，供大家评判。
我在此再强调一遍，我的预言从来没有错过。在2010年初出版的《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中，我就告诫大家美国要对我们发动汇率大战、成本大战和贸易大战，多少人觉得我是痴人说梦，多少人说我是杞人忧天。当时，我还告诫大家不要以明天的产能过剩解决今天的产能过剩，否则等我们花光了财政积蓄，经济肯定又要二次探底。
如今呢？汇率大战导致中国出口失去竞争力，高端就业岗位回流到美国，低端就业转移到东南亚。成本大战导致中国进口持续飞增，2011年石油进口消耗的美元激增了45.3%；贸易大战导致中国从光伏到轮胎的每一种快速增长的出口产品都被精确斩首。不仅仅是外贸企业被折腾得一塌糊涂，成本大战也精确狙击了4万亿受益的企业，比如铝业60%的铝土矿都靠进口，钢铁行业80%的铁矿砂都靠进口，这些在4万亿拉动下风生水起的产业，如今无不陷入全行业的巨亏。
更可怕的是，4万亿引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又直接导致老百姓的财富严重缩水；内需因而欲振乏力，又造成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进一步打击了制造业。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制造业出现一场静悄悄的大裁员，这次裁员的力度和经济下滑的幅度在很多行业甚过2008年金融危机。而带头大裁员的竟然是行业领军企业，裁员的重点又往往是其核心业务的制造环节，比如美的和小天鹅的家电业务、比亚迪的手机和电池代工业务、雅戈尔的服装业务，而不敢裁员的国企只好选择大幅度降薪。直接反映内需冷暖的零售行业更是一片狼藉，从李宁陨落到国美利润衰退，都说明老百姓的购买力在大幅下挫。
一、我们就是没有美国的危机意识
但是即便如此，很多国人还是很有优越感，总是喜欢把别人的威胁当成自己强大的证明。美国战略重心重归亚洲，从军事、贸易、经济等方面全面遏制中国，可是我们很多人对这种威胁视而不见。无论是南海危机、东海危机，还是中东变天，都无法唤醒这些人自大的美梦。反倒是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有危机意识。可以说，美国危机意识之强甚至已经到了“妄想狂”的病态。当初，美国之所以捏造证据，“诬陷”萨达姆，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也要单边主义行动、发动战争，就是因为美国觉得萨达姆是威胁。
其实这才是美国的常态。回望历史，美国不只是对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这样的大国奉行遏制战略，对小国也从不手软。只要美国觉得你对它的地区利益构成了挑战。各位晓不晓得，世界著名的旅游工业城市夏威夷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得来的。美国带领军队直接推翻了当地王室，其导火索就是在夏威夷的美国糖商利益受到了威胁。此外，美国对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智利、秘鲁、阿根廷这些拉美国家都搞过颠覆，甚至怂恿军人武装推翻民选政府。遗憾的是，我们国人对这些历史似乎从来都不感兴趣。
我说点儿国人比较感兴趣的吧，还记得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吗？也许，很多人会说记得，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根本就忘了。首先，北约这次行动根本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其次，事后所谓“前南国际法庭”对南联盟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指控了60多项罪行，审了五年，也没审出什么结果。美国甚至拒绝批准其保外就医， 2006年米洛舍维奇惨死狱中。这种以空袭打垮正规军、扶植反对派颠覆现有政权的手法，随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都曾上演过。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美国的军事行动从来没有消停过。
我们总是指责美国是冷战思维，其实我们完全搞错了，这种危机意识从来都深植于美国精神，它不仅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际政策，也时刻作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在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2009年提到四次“挑战”、四次“威胁”; 2010年提到三次“挑战”、一次“威胁”; 2011年提到三次“挑战”; 2012年提到四次“挑战”、四次“威胁”。而在美国眼中，中国既是挑战，又是威胁。
让人担忧的是，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危机意识，反而充满了错误思维，比如“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以及“跨越式发展” (其实就是“大跃进”式思维)。就好像妄想症、迫害症与美国如影随形一般，这四种错误思维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二、“非左即右”让改革发生严重偏差
“非左即右”导致中国经济的总体改革思路发生严重偏差。右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造成了今天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遭到“左”的反弹，而左右相争使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看不见的手”把一切推向市场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退休之后养不起老。
我们对所谓的“看不见的手”非常痴迷。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就连我们的菜市场都是市场化的。市场化的结果是什么呢？以上海为例，上海奉贤区五四农场生产的卷心菜卖到一级批发市场是三毛，当天卖到二级批发市场是七毛，也是在当天卖给消费者就成了一块二。从一级批发到二级批发再到零售，距离总共才一公里，价钱却从三毛钱涨到一块二。中间的九毛钱是什么？经过调研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都是政府的税费，包括进场费、摊位费、工商税务费用、城管卫生费用等多如牛毛。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香港特区，香港有93个菜市场，谁是老板？香港政府。香港过去是英国殖民地，现在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但菜市场怎么会是香港政府持有的呢？我告诉各位，正是因为香港政府非常理解什么叫做市场经济。政府收购了93个菜市场之后，在这里卖菜的人只要交水电费和极少的摊位费就可以了，其他税费全免。所以，香港老百姓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10年前香港老百姓要到内地的深圳罗湖“打酱油”。现在反过来，深圳老百姓到香港去“打酱油”，为什么？因为香港物价便宜，尽管很多东西都是从内地运过去的。
我花了20年时间研究马克思，直到最近才写成薄薄的一本《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最后得到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他真正追求的是和谐社会，其他都不过是手段而已。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出的另外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是，人类历史是一部透过法治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阶级斗争史，法治与民主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目标，是为了反腐败开展阶级斗争的结果。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之父的亚当·斯密简直就是马克思的前身。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更感到痛心的是劳动者薪资的衰退。他甚至像列宁一样大力抨击英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民，同时他自己的人民也被剥削。从亚当·斯密的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想达到和谐社会这样一个目的。不同的是，马克思希望透过阶级斗争打击腐败，实现民主与法治，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而亚当·斯密希望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杜绝腐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那么，我想请问各位，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如果各位跟我们的想法一致的话，那各位会发现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所以，我要给出自己的建议，我们一定要务实，千万不要把手段当做目的，为“左”而“左”，为右而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希望。
三、“非公即私”，僵化了经济，割裂了社会
“非左即右”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形成“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进而导致我们习惯把所有问题都当成经济问题来解决。更糟糕的是，我们意识不到当今很多问题，比如国企改革、房地产调控等其实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非公即私”的思维不仅割裂了“国企和民企”、“政府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天然联系，也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对立。我告诉各位，任何一种产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其实都能做好，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定位和管理。任何一种事业，政府和社会都能办好，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公平有效地分配资源。
看看今天的英国，在经济领域里是资本主义，英国的电网、民航、石油、电信等等在撒切尔夫人时代都民营化了，而英国的金融、银行、保险等等一直都是私营的。但是，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是社会主义——医疗是免费的，教育主要是对外国人收费，房子有廉租房，有租房津贴，有按揭减税。
我们呢？我们很多应该公有的却比英国还市场化。我们坚持“非公即私”，因此很多行业都不许私有机构进入。可遗憾的是，我们所谓公有的却被特殊的方式“市场化”。医疗机构表面上是公有为主，但是这些机构却一边拿着财政拨款，一边推行以药养医。教育机构表面上也是公有为主，但是很多公有学校一边拿着财政拨款，一边以各种名义收取填坑班、择校费这些极具“创新”的费用。那我请问，既然教育、医疗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民营学校、民营医院提供平等的财政补贴？为什么不能给私立机构的教师、医师以平等的职称待遇？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打破公私偏见？
我们大学的改革之所以怎么改都失败，其根源就是这种“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我们除了公办大学，就是私立大学。我们的公办大学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而主管官员都是政绩导向，不是在拼招生数量、校区面积，就是在拼本校老师发了多少论文、接了多少课题。而我们的私立大学竟然全是产业化，投资人从建校开始就想着怎么从学生身上捞钱，怎么控制成本。
可是，你去看美国，美国顶尖的大学没有一所是政府所有的，也没有一所是私人所有的，而是信托所有的。信托的资金来源是社会的支持、校友的捐赠，信托由独立的校董会来管理，校董会由校长、校友、老师和学生代表构成。美国政府最多通过科研经费和学费补贴来引导学校的发展，但是绝对无权任命校董，更无权干预学校聘任谁当老师。美国政府无论是对基础教育的补贴，还是对大学科研经费的拨款，从来不会因为你是私有的就歧视你，你是州立的就“厚爱有加”；至于教师职称评定更是完全放权给学校，根本不像我们只给公立机构。
在基础资源领域，我们表面上强调要坚持公有制，实际上是一种偷懒，一种回避。我们习惯在产权上玩“花拳绣腿”，我们喜欢承包、股份制这种企业层面的小改革，不喜欢对资源的产权体系、价格体系、分税体系、反垄断体系进行系统改革。我们航空企业的航班时刻、电信企业的无线频谱资源、能源企业的税费体系，还有电力企业的双轨制价格管控，这些重要的资源产权制度都有极为严重的改革偷懒。我们习惯把这些都笼统归为公有制，不仅造成了低效腐败，更是使我们的国企、民企都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房地产最有意思，名义上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一级土地开发权被地方政府垄断着，建设用地指标被有关部门把持着。除此之外，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的特色，石油、铁矿石的进口大部分都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航表面开放但是航线却被国有企业垄断，金融表面开放但是却以审慎监管为名始终不给民营资本真正的空间，连出租车这么个完全无关经济安全的行业竟然大部分都是公有。而这些领域，在人家那里都是彻底的市场化。
这些问题，我在本书的“序言”里就不多说了，各位读者可以好好读读本书的相关章节。我想说的是，“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如果不得到改变的话，我们经济行为的社会成本就会非常高昂。国企能做好的就交给国企去做，民企能做好的就该允许民企去做；政府能做好的就由政府去做，市场能做好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自己能做好的就该允许社会自己去做；都能做好的，就该放开了让大家都去做。不要总把“公”与“私”对立起来，“公”与“私”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凭什么把它们对立起来？
四、“宏观调控，微观搞活”成了新教条主义
我们的“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已经僵化为教条主义。我们总说“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就人为制造了宏观和微观的割裂和对立。我们爱说宏观调控，结果是很多人就把调控简单地理解为只有宏观就够了，“宏观调控”好像就是拨点预算、搞搞投资、加息减息、调调准备金、正回购逆回购这么简单。“微观搞活”就变成了微观层面什么都可以搞，于是，各地产业园遍地开花，食品安全屡出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却觉得这些只是微观问题，产业还是要扶持。“绿大地”从筹备上市到上市之后的财报一直蓄意造假，恶意圈钱3亿多元，被披露之后，不断有人找理由说它是地方龙头企业，这么做也是为了搞活经济。结果是，地方法院不对大股东本人罚款也就罢了，竟然只判了三年，而且还缓刑了四年！处罚之轻，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反垄断调查、行政法院体系、行业合规监管、价格听证制度、吹哨检举揭发制度、知识产权体系，而这些都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挥调控经济的作用，也没能成为维护经济公平秩序和市场竞争伦理的基石。
在宏观调控方面，我觉得我们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营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可是我们没有。我们留给民营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辛苦行业。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现在都集中在四大产业：一是房地产及中介；二是批发零售和商贸物流；三是制造业及进出口；四是餐饮服务及农副产品。这些行业都是利润最薄、税负最重的。但是，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却创造了85%以上的就业，吸纳了85%以上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劳动力，上缴了83.5%的税金。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这么辛苦地工作，却只存钱不敢花钱。我们应该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让他们敢花钱敢投资。
用“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种思维管理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随意，没有科学性。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因为过去我们把很多该“搞活”的都给“宏观”起来了；把该“调控”的都给“微观”起来了。直到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仍是这样。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地价和地产方面都是国家调控的重要领域。而我们呢，地方政府、国有房企和私营房企，都在积极地“搞活”，其中地方政府“搞活”的力度最大。我们地方政府的很多行为在德国和法国都属于违法行为。我告诉各位，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就是地价和地产“搞活”造成的，包括制造业萎缩、服务业不振、高利贷、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等。
五、“大跃进”式思维，扭曲了改革路线，不断地制造经济灾难
公路、风电、高铁这些项目一窝蜂地上马，都说明我们还是没有离开“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思维。我们喜欢从一开始就制定高目标、大目标，然后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跃进”式的目标，甚至连动员口号都还是“大跃进”式的。比如几年前刘志军治下的铁道部天天喊着“跨越式发展”；比如首钢搞世界最大的高炉——1号高炉，到最后炼钢质量不过关，还亏损了50亿元。这不都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吗？我们的产业振兴，比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定下年产5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因为得不到市场认可，一年产量才7 181辆，这不是在“放卫星”吗？
还有保障房建设，各地一窝蜂地开工，可是有没有人仔细想过，资金怎么周转、怎么回笼？本来挺好的政策，完全可以透过循环开发，持续十年造福亿万百姓，却非得一口气花光所有的钱，造成现在这种遍地开花、遍地停工的局面。我们总是以建房为目的，却忘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现房，而是稳定的预期。
六、经济改革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理经济不能靠“运动”
经济改革不应该在原地打转，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无法靠经济改革本身来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经济改革已经无法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功夫在诗外”，经济改革需要以社会改革和社会公平为突破口，重新进行设计。
我们迫切需要重塑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个改革的目标，既不是过去的效率至上，也不是过去的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更不是只问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忽视经济增长的方法和路径，我们需要的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所有人都受益的经济增长。我们不能再搞国富与民富的对立，不能再为了追求国富而牺牲民富，更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社会公平和市场伦理。国企不应该成为通货膨胀的帮凶，更不应该成为民营企业的杀手。我们应该以“藏富于民”的理念重新构建国企的改革目标，让国企成为社会分红的基础，透过给民企减税等方式为民企创造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改革正确的路线图应该是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而这个“富”不应再被掠走，而是藏富于民，并且让富裕起来的老百姓能够得到政府“以民为本”的公共服务。我们要透过有效的预算改革，把钱花在民生保障上。让老百姓无需再为看病、上学、住房、养老发愁，让老百姓放心地把钱花在其他消费上，以此拉动内需。
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些人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同时，透过这些人形成的强大购买力，为民营企业提供强劲的利润增长点。企业赚钱后，就能雇更多人、发更多工资，然后这些钱又回到中产阶层手中形成又一轮购买力。这样，无需政府大举投资，经济就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实现自我平衡，进而持续发展。
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经济治理方式。我们不能过分干预经济，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和参与者，干预多了就变成了政府在办市场，这是违反市场基本法则的。政府要做的就是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执法、反垄断执法等方面。如果这些做不好，就根本不可能调整好结构，更谈不上创新。
为什么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的思路是错的。在现有经济治理的思路下，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只能沦为运动式的整治，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里，只有零碎的物价部门、工商部门、卫生部门、食品药品管理部门、税务部门，缺少捍卫市场秩序的社会目标。我们更习惯把社会上的事情当成政府的事情来抓，而不习惯把市场上的事情还给社会自己来管理。我们应该鼓励这些无良企业的内部员工，像美国那样能用《吹哨法案》来检举、揭发自己的企业；我们应该允许社会自己成立民间组织，关注和调查食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鼓励老百姓和民间消费者团体参与制定产品标准，而不是任由企业绑架产品标准，我们更不能期待通过几次“运动”就能把公平的市场秩序建立起来。
我们的分配政策也是如此。我们总有计划经济的思维，政府一看居民收入不高、内需不振，就要求调整分配，不断提高最低工资。这种漠视经济基本规律的结果就是沿海制造业企业痛苦不堪，少数有实力的企业向内陆转移，以此逃避沿海地区不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大多数企业只好无奈地裁员。我们这种靠政府来建立工资增长机制的思维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收入差距被拉得更大了而不是缩小！
我们的证券监管部门也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一提严刑峻法，就好像等于证监会要勤政吏治，搞几次运动、抓几个典型。可是这样做真的有效吗？学术界对全世界49个国家的资本市场研究发现，证监会这样借公权力执法，对资本市场发展基本没用。而有用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强制上市公司披露的越多越好；另一个是私人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能基于虚假披露或者欺诈披露到法院起诉的立案门槛越低越好。
就拿重庆啤酒案来讲，一个卖啤酒的去搞疫苗，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披露。证监会只是琢磨怎么修改披露规则，根本就没有考虑怎么事后问责。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们给予投资者足够的权利保护自己，支持大成基金把重庆啤酒管理层告到法院去，同时也支持大成基金的基民把大成基金管理层告到法院去。然后，给这些公司开出天价罚单，那别的上市公司还敢瞎玩儿什么矿业概念、新能源概念吗？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而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是，如何化危机为机会。这也正是我和我的学术助手孙晋写作本书的目的。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另外一个学术助手马行空先生，他在数据和资料准备方面，对本书的写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