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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大石油巨头公布了财报，老百姓都吓了一跳。媒体都在讨论说三大石油商2010年利润总额高达2 650亿，折合每天净赚7.3亿元。其实大家还少算了呢，2 650亿不过是归属母公司的利润，三巨头们真正赚的净利润是2 819亿。
最近几年央企的利润飙升，让我们怀疑GDP是不是造假了，但不是怎么那么高，而是怎么可能这么低？国资委的网站显示，央企的营业收入由2008年的1.19万亿上升到2011年的1.67万亿，平均年增长率为10%。净利润增长更高，2009年是14.6%， 2010年是40.2%。要是我们所有企业都像央企这样，GDP增长率应该在20%。
我要提醒各位的是，国资委旗下的央企的收入还没有包括四大国有银行，也不算保险、券商、基金这些国有企业，以及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所属的6 000多家企业。2010年仅国有四大银行净利润总和就达到了5 056亿人民币，再加上地方的银行，全年的利润高达8 991亿元，和中国所有私营企业辛辛苦苦干一年的利润差不多。
那各位晓得我们的国企为何能有如此暴利？很遗憾地告诉各位，那是因为我们政府对国企的补贴高得离谱。
首先是直接补贴：1994—2006年国家财政对经营性的国企亏损进行补贴，共计3 653亿元，而且这期间没有一毛钱的分红。2007年之后名义上补贴取消了，事实上依然存在，2007—2009年仅中石油、中石化就获得774亿元补贴，相当于每天7 000万。
其次是信贷补贴：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刘小玄的研究，国有及控股企业实际利息率1.6%，个人及控股企业实际利息率为5.4%。如果按照5.4%融资费率进行测算，国有企业在2001—2008年间少支付的利息为28 46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利润总额的58%。
当然，我不确定刘小玄估算的利率是否准确，因为我确实看到银行在放贷时的不同标准。对国企，只要国资委有批文，银行甚至可以提供无抵押贷款，而且还能享受9折利率。民企贷款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没有抵押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有抵押也不一定能贷到款。所以说已经不是利息多少的问题了。
再次是地租补贴：国有企业占地基本上是白用，如果按工业用地价格3%的比例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2008年国有企业共应缴纳地租34 391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利润总额的70%。
最后再看看资源税补贴：我国的资源税现行税率非常低，开采一吨石油最高只要交24元钱，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采石油每吨只要交8元钱，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不到1%，加上1%的资源补偿费，我们的石油资源税费不足价格的2%，而世界上资源税的平均水平是10%左右。虽然我国2010年开始在新疆试行资源税改革，征收5%的资源税，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天然气都一样，在这方面税率非常低。
说实话，在这方面伊拉克都比我们聪明！过去伊拉克政府搞拍卖的时候要收取拍卖费，等开采出来之后就和开采者分成。这个模式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究竟开采多少石油这个主导权不在伊拉克政府手里，而在西方石油公司手里，这样伊拉克政府没法直接控制原油产量和定价权。但是这也总比我们中国现行的办法好多了，因为毕竟资源没被廉价卖掉。
后来美国把伊拉克“解放”了，伊拉克新当选的石油部部长很聪明，改变了玩法。中标企业必须与以南方石油公司为首的伊拉克国有企业合伙，在完全独立融资的前提下与之分享管理权；中标企业以每桶原油为单位收取固定服务费，但若未能达到伊拉克政府所设产量标准，将无法得到任何利润分成和服务费。
这个规矩一变，外国石油公司就彻底成“打酱油”的了，基本上沦为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了。我给大家做个计算，按照100美元/桶计算，一天400万桶石油产量的收入就是4亿美元，但是，伊拉克政府支付的服务费只有2美元/桶，这样外国石油公司只能收到800万美元。所以，各位明白为什么美国“解放”了伊拉克却不占领它们的油田了吧？不需要啊，规矩变了，让我们的中石油当苦力去开采，美国石油公司直接出钱向伊拉克的南方石油公司购买就可以了。这就是中石油联合英国石油中标伊拉克最大油田的悲惨内幕！
再说说我们的通信行业。各位晓不晓得全世界的通信行业使用无线频谱都是要交牌照费的？因为这个无线频谱是属于大家共同的自然资源。可是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中移动缴费呢？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国家的无限频谱是免费用的。欧洲拍卖3G无线频谱运营牌照的人均价格是219欧元，那么，按照中移动有5.4亿用户来估算，中移动的运营牌照至少需要支付1 182亿欧元，折合人民币10 964亿。而中移动2010年的净利润是1 196亿，2009年1 152亿，2008年1 126亿，2007年807亿，2006年660亿。5年全部加起来也不过是4 941亿人民币，都不够付牌照的运营费。即使我们给中移动打5折，它都付不起。中移动尚且如此，联通和电信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我们的资源税改革和电信改革都没抓住问题的本质，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加盟KFC竟然不付加盟费，甚至连店面的固定资产都是免费占有；而我们的资源税相当于既不跟加盟店要500万的加盟费，也不要12%的销售抽成。有人说，无所谓啊，反正国有企业和政府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关系。我觉得是我们根本就不懂KFC这种模式的本质。500万的加盟费就是十年特许经营权的收益，我预先拿走三五年的，之后每年再以管理费和广告费的名义抽走你12%的销售收入。这样，作为加盟商如何才能赚到钱呢？就是努力提升服务，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以此吸引顾客，降低成本，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宝贵的品牌资源充分开发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的电信运营商几乎都不怎么赚钱的原因，因为只有你不怎么赚钱，才说明无线频谱的定价没有被低估，这样宝贵的无线频谱才会被善用。如果无线频谱完全免费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呢？估计会像我们的电信运营商一样，根本不理会消费者，反正我怎么做都能赚钱，这样，自然资源也没被善用，消费者也得不到好的服务。
中石油副总经理喻宝才在2011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员工的工资待遇并不像外界猜想的那么高。但是，根据中石油2010年的年报，中石油的职工费用是827.37亿元，平均每个职工的薪酬为14.97万元。这差不多是北京平均工资的4倍，而北京又是全国平均工资最高的城市，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倍。
还有中石化，表面上，职工费用为337亿元，除以37万职工，人均年薪是9.1万元，好像比中石油低了不少。但是，透过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中石化职工其实更幸福，因为中石化的员工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职工只有23.6%，而中专、高中、技校及以下学历的员工竟然占到了55.4%，要是把大专的也算上，低学历的超过四分之三。各位晓得这是什么概念吗？这意味着这些和富士康的工人学历差不多的员工，每天工作八小时，一个月就能拿到7 600元。富士康的工人呢，一个月基本工资也就2 000多元，要每天拼命地加班才能拿到3 000多元。
两大石油企业员工的幸福还不止如此。中石化年报写得非常清楚，除了绩效薪酬和企业年金，1998年12月31日以来参加工作的职工都能拿到住房补贴。中石油更实在，2009年8月25日，央视曝光了中石油在北京以超低价格“团购”太阳星城8栋房子，团购价不到市价的40%。除此之外，一线销售人员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都在销售费用里报销了，包括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办公费、水电费、后勤以及工会经费，等等。所以，仅仅中石油一家这两项成本每天就高达3.32亿元。
其实，如果是因为管理水平高、销售业绩好，有这么高的支出，我们没有意见。但实际情况呢？2010年，中石化职工费用大涨16.5%，表面上看没有营业额42.6%的增幅多，但是，这42.6%是怎么取得的呢？原油、汽油和柴油的销售量增幅分别是13%、11.4%和10.3%，但是单价却平均上涨了45.4%、14.6%和17.7%。其实就是说，业绩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大幅加价。如果就销售量而言，就算所有的增长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的，也不可能涨这么多工资！
透过对这两大石油企业员工待遇的分析我们发现，现有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可能在5—10倍之间。2009年，上市央企的高管团队平均年薪31.3万元，比民企高出61%，较地方国企的高管高出37.3%。上市央企的CEO平均年薪达到了61.6万元，较民企CEO的平均年薪47.9万元高出28.8%，较地方国企CEO的平均年薪50万元也高出23.3%。
而糟糕的是我们国企的高薪高福利，不是因为这些企业的效益好或者级别高，而是因为国资委不是称职的股东。我们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薪酬管理方法还不如KFC。我们央企高管的薪水基本上是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来制定的，还不算特别离谱，但是，高管以外的员工工资是由董事会制定的。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董事会的股东根本不是国资委，而是企业高管。比如中石油有14位董事，除了5个花瓶独立董事，其他9位董事都是企业高管。这就好比是加盟店的股东失踪了，让经理随便决定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其后果可想而知。更为糟糕的是，国企的这些经理不仅可以恣意干预薪酬制定权，而且霸占了属于股东的利润。根据规定，部分央企须上缴5%—10%的利润，而据统计2010年共上缴红利440亿元，相当于央企2万亿元利润的2.2%，这个比例简直比个人所得税还低！
其实，直到现在我们仍存在一个误区，我们既没有搞清楚国企利润的来龙去脉，也没有搞清实际分红比例和决策分红权的差别。我们专家常说的是，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通常是税后利润的30%—40%，所以，他们给出来的建议是提高上缴的比例就行了。实际状况是怎样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旗下有房地产企业、港口企业、零售企业。按我们专家的建议就是零售企业只上缴5%—10%的利润就行了，可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李嘉诚透过和记黄埔，对这个子公司的所有利润有100%的决定权。这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不管李嘉诚实际上每年的分红比例是多少，可能是5%，也可能是30%，但是他完全有100%的权力来决定怎么处置这个利润。也就是说，李嘉诚可以决定让零售企业所有的利润，甚至之前所有积累的利润都以分红的方式返还给母公司，然后母公司根据整体战略，决定是把这笔钱用于投资港口，还是房地产，或者电信业务。
而对于我们的央企来讲，股东国资委代表的是谁？因此，不是说只有上缴的红利这部分钱才归国家，而是所有利润都应该归股东所有。如果是国家全资的，就应该全部都归国家所有；如果是部分上市的，那就是由国家和其他股东共同所有。可现在，我们的央企管理层竟然荒谬到把97.8%的利润据为公司所有，而代表国家的国资委竟然只能支配2.2%的利润！
更让人生气的是，在如此暴利之下，“三桶油”竟然还要年年上演油荒气短的闹剧。我给各位看组数据，2010年中石化自营加油站数量由27 367个增至29 601个，加油站总数位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交给个体户做的特许经营加油站举国上下竟然只有515个。中石油自营加油站有17 996个，特许经营的只有602个。其实加油站这种业务，特许经营就可以了。可为什么非要收购过来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中石化和中石油手里剩余的资金都太多了，如果中石化不去收购加油站，中石油就会收购，收购以后就只销售中石油炼制的汽油、柴油。如果民营加油站拒不出售呢？中石化就会借着油荒给你断油，逼着你必须投靠中石化。
天然气市场更可怕，年年都气短，你能给老百姓一个像样的交代吗？我们的国企把上游完全垄断，这样天然气批发市场根本无法形成，下游零售企业要不然接受批发价涨价，要不然离开这个市场。石油市场至少有三大阵营，第一阵营是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炼油厂，第二阵营是正在崛起的中海油的炼油厂，第三阵营是地方的炼油厂，全国只有山东比较多，其他地方几乎都没有。可是，在燃气市场，70%—80%以上的份额都被中石油旗下的昆仑能源独家垄断。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最近几年开始大幅涨价呢？因为这个独家垄断格局就是2008年中石油以昆仑能源为平台全面垄断天然气上游产能之后形成的。连中石化都不是中石油的对手，因为中石油手里有两把互补的利器：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而中石化只有液化石油气。
过去为什么没有垄断提价呢？因为过去虽然众多液化气厂是中石油旗下的，但是这些厂是各自为政的，相当于有一个充分竞争的上游批发市场，所以，价格一直没有大幅上涨。之前民营的下游企业一般是直接从资源丰富的新疆乌石化等企业直接进气，哪里的价格便宜、供货付款方式有利，就采购哪家的。
一切的转折点就在2008年。这一年中石油制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布局：以香港上市的昆仑能源为平台对全国范围内的天然气中上游业务进行整合，以昆仑天然气为平台对天然气下游业务，特别是车用压缩天然气CNG业务进行整合和扩张。此外，以昆仑能源旗下的昆仑燃气为平台对全国的液化石油气下游销售业务进行整合，其重点是将中石油旗下各炼油厂的液化石油气资产全部纳入，并以统一的价格进行销售。
在这个战略部署下，昆仑能源相继收购了中石油旗下的大连、江苏、青海、山东、四川、天津以及沧州的天然气和燃气资源。此外，中石油在建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也都交给昆仑能源来实现。按照媒体的披露，这包括新疆新捷LNG、和田LNG、华油内蒙LNG、陕西安塞LNG、四川广安LNG、四川广元 LNG。未来，广东、河北等地的 LNG 接收站或将陆续注入。
这样，过去下游企业选厂家的权利没有了；而且，只要资源供应稍微有点紧张，昆仑燃气就控制给下游企业的资源量，昆仑自己的库不满，绝不会给下游的民营企业。上游企业利用自己在上游的绝对垄断优势，进军下游，威胁下游，不断推高批发价，从而逼迫下游企业不断调高零售价，这就是典型的“加州悲剧”。
什么叫“加州悲剧”呢？当年加州的油价一直是美国最高，常年比美国全国的平均价要高出来30%—40%。为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美国的加油站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加盟店，这种店是个体老板跟大的石油公司承包的，每年交租金、交品牌使用费和管理费。与加盟店相对的商业模式是另一种独立店，也就是你自己的品牌，然后去批发市场上找石油公司买油。换句话讲，独立店相当于中石油成立昆仑能源进行垄断之前的中国产业格局，而加盟店相当于2008年之后被昆仑能源全面垄断之后的状况。
恰恰这点，是加州与美国所有其他州不一样之处。在其他州，独立店的份额是60%，加盟店是12%，而在加州情况几乎完全反过来，加盟店的份额一直在50%以上，独立店的份额不到20%。直到之后加州出台了密集的监管法案，这种趋势才得到遏制。这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中石油旗下的昆仑能源一家独大，才是最近两三年来天然气不断上涨的根本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监管的话，我敢预言我们的天然气零售价格还要大幅上涨30%。
我们的汽车产业政策不重视自主开发，把重点放在产业集中度和单个企业的规模上。为了追求产业集中度，为了追求规模，限制国内竞争，实行高关税。中国规定了外资进入中国汽车产业就必须合资，而且外资比例不许超过50%。结果，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只能选择合资。比如，福特的轿车是和长安汽车合资的，商用车是和江铃汽车合资的。通用基本上都是和上海汽车合资。按照我们的规定，通用不能在华独资运营，但是上汽却可以同时和大众合资，同时搞自己的荣威汽车。
外资企业其实还不是最倒霉的，因为最起码还能以合资的形式曲线进入。2001年以前，民企和地方国企都不许涉足这个被三大汽车国企牢牢把控的行业。比如安徽芜湖当年搞奇瑞的时候，只能偷偷摸摸，代号951工程，意思是安徽省第九个五年计划的1号工程，好不容易在1999年造出来了，国家竟然不许销售，最后争取了2年，送给了上海汽车20%的股权，才弄来一张许可证。
为什么如此严格的行业准入？因为中国汽车工业有个“神话”，说中国汽车要想有竞争力就必须得上规模。为了上规模，就不能让小企业进来。曾经任职北汽的一个领导说，“要搞自主开发，必须以规模为前提”，如果只有10万辆规模只能小打小闹，搞像样的开发至少得50万辆的规模。一汽的领导说，要耐住寂寞20年，规模不到600万辆是没法开发的。可是，世界第二的丰田2010年才过600万辆，这相当于说世界上除了通用，别人都不能搞自主开发！丰田从来没跟人合过资，从来都是自主开发，从它几万辆、十几万辆时就是自主开发的。更有意思的是，2001年奇瑞获得“准生证”当年，卖了2.8万辆，赚了8亿元的利润，2002年卖了5万辆，一举进入八强，一下就戳穿了汽车工业的“神话”。
我们为什么编造这样一个神话呢？因为社会舆论压力那么大，这些人要搪塞一下。东风的领导说，自主开发要至少达到200万辆的规模，还要10亿元的固定资产的投资，10亿元的运营费用，8 000到10 000人的开发队伍，大约30个实验室。你一听就别做了，肯定做不到。所以他说，自主开发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然后上面提到的那位说要有50万辆规模才能自主开发的北汽领导人说，自主开发的企业一定会出现的，前提是当中国汽车市场达到1 000万辆的规模时，而且产业基础完备，法规完善。你看，这个神话的门槛在不断地提高。这样下去，再过两年你就会听到这些人说，不是600万辆，而是1 000万辆才能自主开发了。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连奇瑞都能造出来发动机，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国有汽车公司没有一个能造出来？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盘剥”外国企业了，过去还是盘剥整车，现在，更是有了要求连零部件都不能超过50%的限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此前我们在政策上对外资在华建零部件企业没有过多的限制，对合资没有股比限制，并且允许外商独资。现在呢，我们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规定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企业中外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0%。我们这样搞，不是要把我们最需要的关键技术赶出中国吗？我实在想不出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真的想搞好汽车产业，就必须得逼这些企业和外国企业竞争，这样才能激发它们的创新能力。你让它们的日子过得太舒服的结果就是今天这样，合资30年连一台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车都造不出来。
而且，我还要提醒各位，我们以前搞的所谓“市场换技术”也是瞎掰。因为事实证明，到最后市场给人家了，但技术却没换来。我告诉各位，现在的合资汽车企业，说白了就是国外汽车企业的“代工企业”。这样的企业还不如富士康，不仅渠道、售后服务的利润让外资企业拿走一半，就连加工生产部分的利润也让人家拿走了一半。
我还想说说出租车这个行业。各地的出租车公司大部分都是地方国企或准国企，永远都是只爱涨价不爱改革。
2011年各地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特别多。2008年11月10日三亚部分出租车罢运；2008年12月广州出现出租车罢运事件；2010年4月20日，福州出租车罢运；2011年1月14日，郑州出租车停运。为什么会接连发生这样的事情？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租汽车企业“份子钱”过高。
我们来做个计算，就拿北京为例，北京的出租车双班车一个月的份子钱是6 000元，一个月的油钱要8 000元，剩下的才是司机的。一般情况下，一个月落一个司机手里只有3 000元左右。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没日没夜地工作所拿到的钱，还没有出租车公司拿的钱多。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成品油价格节节攀升，这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讲又要增加不少成本。出租车司机当然不干了，所以说，出现罢工的情况根本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出租车公司又是涨燃油附加费，又是涨每公里打车费。但我告诉各位，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改革现有的管理模式。如果让出租车司机自主经营成为个体户，这样一下子就可以减少30%的成本，不仅能让出租车司机拿到更多的钱，还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纽约和特区香港的经验。首先由政府计算出究竟需要多少辆出租车，然后拿出相等数量的车牌进行拍卖。出租车公司想要经营，就去市场上买私人车主的车牌。纽约总共有12 400个出租车车牌，20年来这个数字从没有变过，现在一个出租车车牌大约值50万美元。香港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车牌一直维持在18 138个，现在一个牌照最高能卖到400万港币，即使在低价的时候也能卖到350万港币。这样做，政府既能收钱，又能让利于民。
所以我们能看到，纽约和香港的思路都非常简单，就是不要搞中间一层的公司，即便存在也不许在获得牌照上有什么特别优势，这样出租车司机就不会被剥削。如果再加上一条，规定开车的只能是牌照持有者本人，违者被交警抓到就吊销牌照，那么投机者也不敢涉足了。这样的话，牌照价格也不会太高，也不会出现温州那样的情况——出租车公司被消灭掉后，牌照持有者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剥削者。
很多人可能会问，要是我们牌照也是几百万一张，不是成本更高了吗？那我们就看看上海吧，上海既有出租车公司，也有几千个属于个人的牌照。问问那里的出租车司机就知道了，出租车司机每个月给公司交的份子钱，比个人买牌照、买车平摊到每个月的钱多得多，而且这个还是在假设个人的车5年就报废掉的情况下。所以在上海，自己有牌照的出租车司机的日子要比给出租车公司开车的司机好很多。
分析了这么多国企，我们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国企根本不赚钱，国企红火是因为无偿占据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国企不但享有大量特许经营资质，更享有巨额补贴、低息贷款等民企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倾斜。
在这里我想表个态，我们对国企的看法和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不同，也与世界银行截然不同，虽然他们也呼吁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我们希望和这些人划清界限：他们盯着的是国企的产权，他们呼吁把国企卖掉，他们在贩卖“一卖就灵”的假药，他们这些假市场化之名搞改革的，其实是希望这些巨额补贴和免费资源随着企业改制，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腰包，随后再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把这种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认为他们完全在误导改革。国企现在的种种弊病是因为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国企治理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这种偏差让国企看起来虚胖。对于我们来说，正确的做法是限制国企享受补贴和免费资源，这样才能逼着国企靠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提升管理来赚钱。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国企赚钱、赚大钱，但是有两个前提：第一，国企赚的钱不是靠滥用垄断地位搜刮老百姓；第二，国企赚的钱不能自己留着，必须上缴财政，然后返还给老百姓。
国企确实需要改革，但我们需要正确的国企改革，更需要让人民受益的国企改革，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假改革之名，行盗窃之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此，我们需要推进的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之前某些学者鼓吹卖掉国企、分掉国有股的想法太天真。对于这些人，我想请问：你天天惦记着那点儿国有股，是何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