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9日

夏天已经很长，此时仍然没有结束。6月26日，我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卷，此后一个多月，幼儿园放假了，我们将万妮娅和海蒂接回家，日子变得更加忙碌。我从来不明白假日有什么意义，从来感觉不到对假日的需要，总是一心想做更多的工作。可如果我非得如此，那就如此吧。我们本来计划头一个星期到木屋里过，那是去年秋天琳达让买下的，一方面是为了有个写作的地方，另一方面用于周末隐居，但是三天过后我们就待不下去，回了城里。把三个小孩和两个大人放进一个很小的空间，前后左右都是人，除了收拾花园、修剪草坪，也就没什么事情好干，这未必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出发之前气氛就已经别别扭扭。我们在屋外狠狠吵过几架，想必让邻居们看了笑话，而置身于几百个精心打理的花园和那么多半裸的老人中间，更让我感到幽闭恐惧和焦躁易怒。孩子们很快会察觉出这种情绪并加以利用，特别是万妮娅，她对声音高度和力度的变化几乎马上就能做出反应，而如果变化明显，她就开始做她知道我们最不喜欢的事，没完没了，最后必定导致我们大发脾气。我们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此时实际上根本没法应付各种情况，只好任由大难临头：尖叫，咆哮，一塌糊涂。第二个星期我们租了辆车，向哥德堡外的雪恩岛开去，琳达的朋友米凯拉，也是万妮娅的教母，邀请我们去她伴侣的夏屋同住。我们问她知不知道和三个小孩住在一起是怎么回事，问她是不是当真想让我们过去，但她说她是当真的，她已经计划好了，要跟孩子们一起做烧烤，带他们去游泳、捉螃蟹，好让我俩有时间独处。我们接受了这番好意。我们驱车驶向雪恩岛，夏屋位于南挪威风景怡人的乡间地带，我们停车入内，用孩子和大包小包把房子填满。我们本打算在那儿待上一整个星期，但三天后就把全部家当塞进车里再度南下，米凯拉和埃里克明显因此得到了解脱。

没有孩子的人很难明白要应对什么，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多么成熟与睿智，起码我自己有小孩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米凯拉和埃里克都是事业型的人：我认识米凯拉这么多年，她的履历上无一不是文化行业的顶尖职位，埃里克则是某家总部位于瑞典的跨国基金的主管。雪恩岛之后他在巴拿马有个会议，此前他俩还要去普罗旺斯度假，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些我只是听说过的地方却是他们常来常往的居所。我们一家子就这样杀进去了，带着婴儿的湿巾和尿布，约翰到处乱爬，海蒂和万妮娅连打带叫，又哭又笑，孩子们从来不在桌上吃饭，从来不听大人的话，连我们去别人家拜访，真心 希望 他们听话时他们也不听，因为他们知道审时度势看穿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处境越危险，他们就越不守规矩。夏屋高大而宽敞，但也没大到和宽到足以令大人对他们视而不见的程度。埃里克假装不在意，他想表现出慷慨和喜欢小孩的样子，可他的身体语言不断地出卖了他：两条紧贴着肋骨的胳膊，走来走去把各种东西放回原位的动作，还有眼睛里那恍惚的神情。他亲近这些他本已如数家珍的物事和场地，却与那些刚刚占据这里的人保持距离，对待他们或多或少拿出了对待鼹鼠或刺猬的同样方式。我知道他的感受，我也喜欢他。但这一切都是我带来的，情意相投也就无从谈起。他在牛津和剑桥上过学，还在伦敦金融城做过几年经纪人，但有一天到海边散步的时候他和万妮娅上了山，竟让她一个人在前面爬出去好几米远，而他动都不动，干站着看风景，完全没考虑到她只有四岁而且没有评估风险的能力，弄得我不得不抱着海蒂一路小跑赶去救援。半个小时过后我们在一家饭馆落座——我因为经历了突然的运动而两腿僵直——我把一盘小圆面包递到他手边，请他给约翰拿一点儿，因为我边思考该给孩子们来点什么吃的，边得照看海蒂和万妮娅，他点了点头说行，可就是不放下手里正在读的报纸，甚至头都没抬，根本没注意到离他只有半米远的约翰正变得越来越烦躁，最后无望地涨红了脸，终于放声尖叫，因为他想要的面包就在眼前，却怎么也够不着。此情此景激怒了坐在桌子另一端的琳达——我能从她眼睛里看出来——可她咬紧牙关，不作评论，一直等到大家出来，只剩我们的时候才说我们应该回家了。就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她的喜怒无常，于是让她闭嘴，保持克制，少在一肚子气的时候做那样的决定。这自然让她更为光火，就这么耗到第二天早晨，我们爬进汽车，动身离去。

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被大风摇撼后仿佛东拼西凑起的乡村景色不减魅力，孩子们的快乐，全家老小挤在一辆车里，而不是火车车厢或飞机的机舱，那一直是过去几年旅行的常态，此时这一切舒缓了气氛，但没过多久便故态复萌，因为得吃饭，而我们找到一家餐馆，停车登门，却发现是一家游艇俱乐部的内部餐厅，服务员告诉我，只要过桥，步行到镇里，大概五百米便有另一家餐馆。于是二十分钟之后，我们上了一座又高又窄、交通繁忙的桥，费力地推着两辆童车，饥肠辘辘，出现在眼前的却只是一片工业区。琳达大发雷霆，两眼泛着凶光。我们总是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她咬牙切齿地说，谁都不会这样，我们真没用，现在早该吃上饭了，全家老小，本来能吃顿正经饭的，却要晾在这儿顶着大风，一辆辆汽车嗖嗖驶过，尾气简直要把人呛死在这破桥上。谁见过别人家带三个孩子出门却搞成这副样子的吗？我们沿路走到头，最后是一道铁门，上面刻着某家保安公司的标志。镇里看上去破败凄凉，要想到那儿，我们就得绕路，花至少十五分钟穿过这片工业区。我应该把她丢下，因为她总是抱怨不停，总是想要好的结果，却从来不做任何事情让局面得以改观，只是抱怨，抱怨，抱怨，对困难的情况从来不能直面，如果现实无法与她的期望合拍，那么不管事情大小，她会统统怪罪到我的头上。唉，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早已分道扬镳，但是和往常一样，现实因素又把我们拉回到同一条船上：我们有一辆汽车和两辆童车，所以你只好假装那些说过的话根本没有说过，推起弄脏的、要散架的童车过桥，回到光鲜亮丽的游艇俱乐部，把它们塞进汽车，给孩子们系好安全带，开车驶向最近的麦当劳。结果它就位于哥德堡市中心外的一个加油站，我坐到店里的长凳上吃香肠，万妮娅和琳达则在车里吃自己的那一份，约翰和海蒂睡着了。我们抛开去利瑟贝格游乐园的原定行程——考虑到目前我们之间的气氛，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所以几个小时后，我们心血来潮，止步于一个假冒的所谓“童话世界”，每样东西的质量都差到了极点。我们先带孩子到了一个小“马戏团”，里面有只狗，跳起来钻过抬到膝盖位置的呼啦圈，一位男人长相的壮硕女士，大概来自东欧的什么地方，身穿比基尼，把狗钻的同款呼啦圈抛到空中，再套到屁股上大力摇摆，这些把戏我刚上学时随便哪个女孩子都会。还有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金发男子，穿卷头鞋，围女式头巾，腰上成圈的肥肉挤在灯笼裤外，他往嘴里灌满汽油，朝着低矮的顶棚喷火四次。约翰和海蒂看得目不转睛，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万妮娅的心思都在我们刚才经过的抽奖摊上，那儿可以抽到玩具，她一个劲掐我，不停地问表演什么时候结束。我偶尔看一下琳达。她抱着海蒂坐在边上，眼里含着泪。我们出来，往小型游乐场走去，每人推着一辆童车。我们经过了一个配有长长的滑梯的巨大游泳池，滑梯顶部后耸立着一个巨大的转轮，也许有三十米高。这时我问她怎么了。

“我不知道，”她说，“可是看马戏我总是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

“嗯，那么悲伤，那么小，那么便宜。可是又那么美。”

“这一场也是？”

“是的。你没看到海蒂和约翰吗？他俩完全给迷住了。”

“万妮娅可没有。”我说着笑了笑。琳达回以微笑。

“什么？”万妮娅问，“你在说什么，爸爸？”

“我就说你在马戏场里想的全是你看到的玩具。”

万妮娅笑了，跟我们谈到她做过什么时她笑的样子一样。开心，但也很机警，想知道更多。

“我干什么了？”她问。

“你掐我来着，”我答，“还说你想去抽奖的地方。”

“为什么？”她问。

“我怎么知道？”我说，“我猜你想要玩具。”

“那咱们这就去吗？”她问。

“对，”我说，“过去就是。”

我指了指通往游乐场的柏油小道，我们可以从小树林穿过去。

“海蒂也有吗？”她问。

“她想要就有。”琳达说。

“她想要。”万妮娅说着，朝童车里的海蒂俯下身。“你想要吗，海蒂？”

“想。”海蒂说。

我们不得不花了九十克朗买票，这才让她们每人手里拿上一个小布老鼠。烈日灼人，树下的空气是静止的，游乐场传来各种喧闹不休的声音，混合着货摊上八十年代的迪斯科音乐，一起包围着我们。万妮娅想吃棉花糖，于是十分钟过后，我们便坐到小卖部外一张桌子边上了，愤怒的黄蜂固执地围着我们嗡嗡不停，滚烫的阳光让糖粘到了所有能碰到的东西上，桌面、童车背面、胳膊和手，孩子们气得大喊大叫，这跟他们刚看见小卖部大瓶子里装的螺旋形糖果时想的可不一样。我的咖啡太苦，难以下咽。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蹬着三轮脚踏车冲我们过来，一头撞上海蒂的童车，然后满脸期待地看了看我们。他长着黑头发，黑眼睛，大概是罗马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要不就是希腊人。他又拿脚踏车挤了几下童车，横过来挡住我们出去的路线，然后就站在那儿，眼睛看着地面。

“咱们走吗？”我问。

“海蒂想骑马，”琳达说，“骑了再走不行吗？”

一个长着招风耳、黑脸膛的壮汉走过来，提起男孩和他的脚踏车，把他带到小卖部前的空地，朝他脑袋上拍了几下，然后便往他负责操控的机器章鱼那边去了。章鱼的腕足上装有可以让人坐进去的小筐子，慢慢转起来便一起一落。男孩骑上脚踏车从入口前横行而过，那里穿着夏装的游客络绎不绝。

“当然行。”我说，然后起身，拿过万妮娅和海蒂的棉花糖，丢进垃圾筒，再推起约翰，他脑袋左摇右甩，正在捕捉各种有趣的东西。我们穿过广场，走向通往“牛仔镇”的小路。可这牛仔镇只是一堆沙子和三个新搭的棚子，挂着牌，分别写着“矿山”、“警局”和“监狱”，后两处还贴有“悬赏捉拿，不论死活”的告示，一边围有桦树，还有条坡道，有些青少年在那儿玩滑板，另一边便是骑马区，已经关门了。正对着矿山的围栏内，那东欧女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正在抽烟。

“骑马！”海蒂说，左顾右盼。

“咱们得去入口那边骑驴了。”琳达说。

约翰把自己的水瓶扔到了地上。万妮娅从围栏底下爬过去，跑向矿山。海蒂看见，也爬出童车跟在后面。我发现警局后有个红白相间的可乐机，便摸索短裤口袋里的东西，仔细一看：两个发卡，一个瓢虫发夹，一个打火机，三块石头，还有万妮娅在雪恩岛捡到的两个白色的贝壳，一张二十克朗纸币，两枚五克朗的和九枚一克朗的硬币。

“我这会儿先抽支烟，”我说，“去那边。”

我指了指这片区域远端的一截树干。约翰举起了双臂。

“去吧。”琳达说着把他抱起来。“你饿不饿，约翰？”她问道，“天好热。就没个阴凉让我带他坐下来吗？”

“那边。”我指着山头的餐厅说。它形同火车，柜台在机车里，车厢内摆着餐桌。那里连个人影也看不见。椅子紧挨着餐桌。

“我这就过去，”琳达说，“然后喂喂他。你能看着女儿吗？”

我点点头，走向可乐机，买了一听，坐到树墩子上，点了支香烟，抬头看着仓促搭建的棚屋。万妮娅和海蒂正在门口跑进跑出。

“这里头黑咕隆咚！”万妮娅叫道，“快来看！”

我抬手摇了摇，庆幸她似乎对这个回应满意。她还在用一只手把老鼠捂在胸前。

对了，海蒂的老鼠哪儿去了？

我抬眼向山上瞭望。它在那儿，就在警局外面，头朝下扎在沙子里。琳达在餐厅拉过一把椅子，靠着墙坐下，开始给约翰哺乳，他刚开始还在蹬腿，后来便安静下来。马戏团的女士正在上山。一只马蝇在我腿肚子上蜇了一下，我把它拍死了，力道之足打了它一个稀巴烂。香烟在高温下味道很差，但我毅然将其吸入肺中，抬眼盯住云杉的树冠，阳光捕捉到的绿色何其强烈。又一只马蝇在我腿上降落。我不耐烦地赶跑它，站起身，把香烟扔到地上，手里拿着仍然冰凉的半听可乐，走向两个女儿。

“爸爸，我们在里面，你绕到后面去，看看能不能透过裂缝看见我们，行吗？”万妮娅抬头眯着眼睛对我说。

“可以。”我说，然后绕到棚子后面。只听她们在里面乒乓作响，咯咯乱笑。我低下头，挨近一条裂缝，往里瞧。但是外面的阳光与里面的黑暗反差过于强烈，我什么也没看见。

“爸爸，你在外面吗？”万妮娅喊道。

“在。”我说。

“你能看见我们吗？”

“看不见。你们隐身了？”

“对！”

等她俩出来，我假装看不见她们。直愣愣地盯住万妮娅的方向，叫她的名字。

“我在 这儿 。”她挥舞着胳膊说。

“万妮娅？”我喊道，“你在哪儿啊？快给我出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在这儿呢！在这儿！”

“万妮娅？”

“你真看不见我？我真隐身了？”

她听上去带着无穷的喜悦，可我也从她声音里听出了一丝不安。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开始尖叫。我抬头看去，琳达怀里紧抱着他站起来了。约翰哭起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咦，你在这儿啊！”我说，“你一直都在这儿？”

“是……是啊。”她说。

“你能听到约翰哭吗？”

她点点头，往上看去。

“咱们得走了，”我说，“走吧。”

我伸手去牵海蒂的手。

“不要，”她说，“不要拉手。”

“好吧，”我说，“那你跳到童车里。”

“不要童车。”她说。

“那我抱你？”

“不要抱。”

我下去取童车。回来时她已经爬到围栏上面去了。万妮娅坐在地上。山头上，琳达已经离开餐厅，正站在路上往下看，一只手朝我们挥舞着。约翰还在尖叫。

“我不想走路，”万妮娅说，“我腿疼。”

“你一整天也没走一步路，”我说，“腿怎么会疼？”

“我腿麻了。你得抱我。”

“不，万妮娅，你胡说。我不能抱你。”

“你能。”

“进童车，海蒂，”我说，“然后咱们去骑马。”

“不要童车。”她说。

“我腿麻——！”万妮娅说。最后一个字是尖声叫出来的。

我感到怒火中烧，真想一把抓起她俩就走，一条胳膊底下夹一个。那不会是我第一次夹着又踢又叫的她们走开，同时无视行人的目光，他们总是带着莫大的兴趣，看我们上演这小小的一幕，好像我正戴着猴子面具什么的。

但是这一次，我努力压住了脾气。

“你能进童车吗，万妮娅？”我问。

“除非你抱我起来。”她说。

“不，你得自己来。”

“不，”她说，“我腿麻了。”

如果我不让步的话，我们会在这儿站到第二天早晨。别看万妮娅缺乏耐心，一遇障碍就会放弃，但她真要认准什么事，会变得极其固执。

“好吧，”我说完便抱起她放进童车，“你又赢了。”

“又赢了什么？”她问。

“没什么，”我说，“来，海蒂，咱们走吧。”

我把她抱下围栏，几声不那么坚决的“不，不要”之后，我们便迈步上山了，海蒂被我抱着，万妮娅在童车里。我在半路上捡起海蒂的布老鼠，拍掉上面的土，把它塞进网兜。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琳达在我们走到山上后说，“他突然开始哭。没准让黄蜂什么的蜇了。看这儿……”

她拉起约翰的套头衫，给我看一个小红点。他在她怀里扭动，因为不停地哭闹，脸红红的，头发也湿了。

“可怜的小家伙。”琳达说。

“我也给马蝇咬了一口，”我说，“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先把他放童车里吧，咱们好走。反正咱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给他系好安全带，他左右扭动，厌倦地低下头，还在叫唤。

“咱们上车吧。”我说。

“好，”琳达说，“但是我得先给他换尿布。那边有个换尿布的儿童屋。”

我点点头，然后我们开始下山。我们到这儿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天上的斜阳，林间洒落的阳光，不由让我想起家乡的夏日午后，我们要么开车去岛的另一边，爸爸妈妈下海游泳，要么走上居民区下方海湾的山坡。这些记忆在几秒钟内便注满我的脑海，没有确切哪个事件的外形，更多只是气氛、味道、感觉。中午更清亮也更透彻的阳光，到了下午就深郁起来了，把一切事物变得浓墨重彩。啊，七十年代的一个夏日，在小路上奔跑，穿过浓荫里的森林！一头扎进咸咸的海水，游向对岸的耶尔斯塔岛！阳光照耀着海边光滑的岩石，几乎把它们变得通体金黄。岩石之间中空的地方，生出了挺直的枯草。感受到海面以下的深沉，一旦进入山影，竟是如此黑暗。鱼儿一掠而过。然后是我们上方的树冠，细长的枝条微微抖颤，迎着海上的轻风！薄薄的树皮，下面是腿一样光滑的树。绿色的植物……

“就在那儿，”琳达说着，朝一幢八角形的木制建筑努了努嘴，“你能等一下吗？”

“我们慢慢走。”我说。

围栏里的杂树丛中，有两个木雕的地精，这就是此地可以名正言顺地叫做“童话世界”的原因了。

“快看，通彭！”海蒂叫了起来。“通彭”正确的发音是“通滕”，也就是地精。

她对地精念念不忘已经很长时间。直到春天，她还在指着圣诞前夜地精出现的门廊说“通彭要来了”，玩地精给她的礼物时，她总要提前对礼物来自何处做一番说明。不过，通彭在她心目中的地位还很难讲，因为圣诞节过了以后，她在我的衣橱里发现地精的行头时，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或难过。当时我们什么也没说，她只是对着衣橱喊“通彭”，好像那是他的更衣室似的，我们遇见白胡子老流浪汉在屋外广场上闲荡的时候，她也会从童车里站起来，撕心裂肺地喊“通彭”。

我俯身向前，亲了亲她胖嘟嘟的小脸蛋。

“不亲！”她说。

我大笑起来。

“那我亲你行不行，万妮娅？”

“不！”万妮娅说。

一道稀疏但前后相连的人流经过我们身边，大部分人身穿夏装——短裤、汗衫和凉鞋——有些人穿着运动裤和运动鞋，胖子的数量惊人，衣着光鲜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我爸进监狱了！”海蒂欢快地大叫。

万妮娅在童车里转过头。

“没有，爸爸没有进监狱！”她说。

我再次大笑，然后停住了脚步。

“咱们得在这儿等等妈妈了。”我说。

你爸进监狱了，幼儿园的孩子相互之间经常这么说。海蒂把它理解为莫大的恭维，于是想拿我吹牛的时候便常常这样讲。据琳达说，上一次我们从木屋回来时，海蒂就是这样对公共汽车上一位坐在她们身后的老太太说的。我爸进监狱了。因为我不在场，正带着约翰站在公共汽车站，所以这句评论便久久地回荡在空中，无人加以争辩。

我低下头，用汗衫袖子擦去脑门上的汗。

“我能再买张票吗，爸爸？”万妮娅问。

“不行，”我说，“你已经赢到玩具了。”

“好爸爸，再要一个嘛。”她说。

我转过头，看见琳达走过来，约翰端端正正地坐在童车里，戴着遮阳帽，看上去蛮开心的。

“没事吧？”我问。

“呣，我拿凉水洗了蜇过的地方。不过他累了。”

“待会儿上车他就会睡觉的。”我说。

“几点了你看？”

“约摸三点半？”

“八点到家？”

“差不多。”

我们再次穿过微型游乐场，经过海盗船——其外观惨不忍睹，后设舷梯，站着几个不是独腿就是独臂的汉子，裹着头巾，挥刀舞剑——然后是美洲驼和鸵鸟的围栏，一小块铺过的地面，有些孩子在上面骑四轮车。终于到了入口区，这里简直像障碍训练场，其实只是几根木头，三三两两的木挡板，中间挂着网子，还有一个带蹦床的高空弹跳架和骑驴用的跑道。我们在跑道边停下，琳达抱起海蒂，带她去排队，又把一个头盔戴在她脑袋上，而万妮娅和我带着约翰站在围栏边观看。

跑道上一次有四头驴，分别由家长牵着。一圈不足三十米，但大部分牲口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它们是驴，不是小马，驴子一来劲便停下不动。绝望的家长使尽全身力气拉扯缰绳，但这些畜牲就是不肯挪窝。他们徒劳地拍弄驴儿的侧腹，这些蠢驴照旧纹丝不动。有个孩子在哭。收票的女人不停喊叫，向家长提供建议。使劲拉啊！使劲儿！快拉，它们不怕疼！用力！就是这样，对！

“看见了吗，万妮娅？”我说，“驴拒绝动。”

她哈哈大笑。她开心我就开心。与此同时，我也有点儿担心琳达会怎样对付这种局面；她的耐心不比万妮娅多多少。但轮到她时，她应对得很沉着。只要驴子一停下，她就站过去，背对着驴肚子，嘴里发出一连串欢快的声音。她是骑马长大的，马在她的生活中曾经非常重要，肯定是这一点让她知道现在该怎么做。

海蒂跨骑在驴背上，喜气洋洋。当驴子对琳达的把戏不再买账的时候，她就特别用力地拉着缰绳，仿佛绝不允许它有半点儿固执。

“你真是个好骑手！”我对海蒂大声说道，又低头看看万妮娅，“你想试试吗？”

万妮娅坚定地摇摇头，扶正眼镜。一岁半的时候她骑过小马，我们搬到马尔默的那个秋天，她两岁半就开始上骑术学校。地点在人民公园的中心地带，一座破败的训练厅，地面铺着锯末，这对她而言堪称绝佳的经历，她全神贯注，下课后还要继续谈论。她在掉队的小马身上坐得笔直，让琳达牵着一圈又一圈地转，有时我自己陪她上课，便由那些好像在马校长大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牵马，一位指导老师在场中央来回走动，做着讲解。老师讲的万妮娅不一定全能听懂，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马和马所处的环境带来的经验。马厩，在草垛上养育小猫的母猫，当天下午谁要骑哪匹马的名单，她挑选的头盔，马被牵进训练厅的那一刻，骑行本身，上完课她在咖啡厅要的肉桂小面包和苹果汁。那是一周当中最重要的事。但第二年秋天再上课时出现了变化。他们换了一位新老师，因为万妮娅看上去不止实际的年龄四岁，于是她被派到一些自己完成不了的要求。虽然琳达跟老师谈过，情况却没有好转，得去上课万妮娅却开始抗议——她不想去，一点儿也不想——最后我们罢手了。现在看见海蒂在公园里骑小驴子，就算没有任何要求，她也不想骑。

我们还替她报过一个游戏小组，孩子们有时在一起唱唱歌，或者画画，或随意消磨时间。她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要画房子，万妮娅把草地涂成了蓝色。游戏小组的负责人走到万妮娅身边说，草地不是蓝色而是绿色，她能再画一遍吗？万妮娅撕碎了自己的画，还表现出生气的样子，让家长们纷纷侧目，并为自家孩子很有教养大感庆幸。万妮娅有很多特点，但首先她很敏感，这种态度的形成连同它固化的事实让我担心。看到她成长也改变了我对自己童年的看法，原因不在于质而在于量，在于你单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海量的时间。那么多个小时，那么多天，那么多突然出现又安然度过的状况。对我自己的童年，我只记得很少的一些事件，我认为它们都很重大，但现在我懂了，它们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事情的意义已被冲刷殆尽，我怎么能知道那些存放在我脑海里的特殊事件，而不是那些我什么也记不起来的事情才是决定性的呢？

我和盖尔每天在电话上交谈一个小时讨论这些问题，他常常引用斯文·斯托尔佩，说他在某个地方写过贝里曼 ，意思是不管他在哪里长大，都会成为贝里曼，也就是说，无论环境如何，你都能成为你自己。塑造你的是你面对家庭的方式，而不是家庭本身。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的教育，是为不同环境下产生的不同的人类品质、行动和现象寻找解释。在生物或遗传上的决定因素方面，即既定的条件，鲜有选择余地，但即使有选项存在，选项往往被置以怀疑。乍看上去，这种态度似乎是人本主义的，原因在于它和人人平等的概念有关，但进一步审视之下，它便恐怕与机械论无异了，认为人降生时一片空白，任由环境塑造人生。很长时间以来，我采用了一种纯理论的立场，来看待这个其实非常根本、可以用做任何讨论出发点的问题——环境是不是有效的因素。举例来说，如果人一开始既是平等的又是可塑的，而好人也可以通过改造其环境来加以塑造，这样才有了我父母一代对国家、教育制度和政治的信心，才有他们排斥一切陈规旧习的愿望，才有他们的新真理，就人的内在生命和个体的独特性而言，它们无从得见，而是正相反，它们存在于人的固有自我之外的区域，存在于大千世界和人类集体。对此最清晰的表述也许来自达格·索尔斯塔，他始终是他那个时代的记录者，“我们不会给咖啡壶安上翅膀。”这句著名的论断见于他1969年的一篇文章：去掉崇高，去掉感觉，代之以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但可能正是同样的态度促成了老城区的拆迁，以腾出空间用于道路和停车场的建设，左派知识分子自然要加以反对，或许过去他们对此无动于衷，直到如今在平等理念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消费社会之间的联系已显而易见的现实下才意识到，因为人人平等的最大创造者是金钱，金钱消弭所有的差异，如果你的性格和命运是可塑的实体，那么金钱便是最自然不过的塑造者，这还催生出一种迷人的现象，大众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购物，以此声张自己的个性与独创，而那些曾经心怀平等理念、强调物质价值、信奉变革并为此敞开大门的人，如今却在对自己造成的结果猛烈攻讦，他们相信那是敌人的创造——但是像所有简单的推理一样，它也并不完全真实：人生不是数理意义上的量，没有理论，只有实践，而尽管有一种诱惑，要把一代人激进的社会反思以怎样看待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来加以理解，这种诱惑却显得像是空中楼阁，相较于通过宣告真相来获得愉悦，这种诱惑的愉悦更多是思虑性的，是通过人类活动种种最不相干的区域来把一个人的想法编织到一起的乐趣。索尔斯塔的书贴近大地，显示出对诸多现代思潮难以置信的觉悟，从六十年代对异化的感知，七十年代初对政治主动性的弘扬，直到后来随着变革之风始起而最终选择保持距离。对作家而言，这些风向标一样的品质既不需要力量，也不需要软弱，而仅仅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他判断力的一部分，以索尔斯塔观之，他最重要的特色总是体现在别的地方，那就是他的语言，它闪耀着让人耳目一新的老式的优雅，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光辉，不可仿效，又充满锐气。这种语言是学不来的，这种语言也无法用钱买到，这就是其价值所在。并不是说我们生来平等，也不是说生活的条件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不平等，而是正相反，我们生来是不平等的，而生活的条件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平等。

当我想到我的三个孩子，出现在眼前的不只是他们各具特色的面孔，还有他们传递出的迥然相异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未改变，让他们在我眼中“如其所是”。而这些“如其所是”的东西从我看到他们第一天起就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了。那个时候他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能做的一点点不外乎吮吸乳房，出于本能反应抬抬胳膊，看看周围环境，模仿一下，这些他们都能做，因此他们的“如其所是”无关才能，无关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更多是一种发乎本性的光辉。

仅仅几周之后，他们的性格特征便开始慢慢显现，并且从未改变，每个孩子的本性都是那么不同，以至于很难想象我们的行为和处世方式对他们产生过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约翰性情温和、友善，喜欢两个姐姐，喜欢飞机、火车和公共汽车。海蒂性格外向，遇见任何人都肯讲话，她对鞋子和衣服着迷，只想穿礼服，对自己的小身体颇为自信，举个例子，她曾在游泳馆光着身子站在镜前，对琳达说：妈妈，看我屁股长得多棒！她讨厌挨训，如果你凶巴巴地对她讲话，她会扭过头，开始哭。可万妮娅是要跟你顶嘴的，她脾气相当大，相当固执，很敏感，但对人也颇为随和。她记性好，我们给她读过的书，所看电影的台词，大部分她都记在脑子里。她有幽默感，在家里总是把我们逗得大笑，但出门后她很容易受周围的影响，如果情况太新或太不熟悉，她便自我封闭。大概七个月大的时候，她已经显出了羞怯的迹象，可资为证的是，只要有陌生人接近她便闭上眼睛，只是闭上眼，好像睡着了一样。她偶尔还会这样做，比如她坐在车里，我们与幼儿园的某位孩子家长不期而遇，她的眼睛还会突然闭上。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家正对面的那座幼儿园，经过扭扭捏捏和手足无措的开始阶段，她和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同龄男孩变得形影不离，两人一起在游戏场的器材上胡打乱闹，玩得太起劲了，老师说他们有时不得不把两人隔开，好保护亚历山大，因为万妮娅的猛攻让他难以招架。但总的来说，万妮娅一来，他就开心，她一走，他就难过，而从那以后，万妮娅便更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了，在他们粗野的、无拘无束的举止中，显然有她需要的某种东西，也许因为这并不复杂，大概也带给了她一种支配的感觉。

我们搬到马尔默后，她进了一家新幼儿园，靠近西港，位于大多数富人所住的新建城区。由于海蒂太小，必须由我负责安顿她。每天一早，我们骑车经过老造船厂，朝着大海的方向穿城而出，万妮娅戴着小头盔，两条胳膊搂住我，我骑在小号的女式自行车上，膝盖顶到肚子的高度，轻松而快乐，因为城里的样样东西仍然让我觉得新鲜，在早晨和下午的天空中，阳光的变化还没有在渐成积习而不断减弱的注视下变得枯燥无趣。但万妮娅每天早晨告诉我的头一件事，就是她不想去幼儿园，偶尔还会为此哭鼻子，而我以为这仅仅是个过渡阶段，过一阵子她就会喜欢上幼儿园，一定会喜欢的。可是等我们到了那儿，任凭三位年轻的女老师百般引诱，她就是不肯从我腿上下来。我想，最好把她丢到紧里头，然后走掉，留她自己照管自己，可是无论她们仨还是琳达，肯定谁也听不得这样残忍的恶行。于是我在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把万妮娅放到我腿上，孩子们在周围玩耍，屋外阳光炫目，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秋意已然渐浓。休息时间到了，老师们在院子里摆好了小吃，有切成片的苹果和梨，要她参加也可以，我们得坐在离别人十米开外的地方，我照办了，脸上挤出歉意的笑，对此我并不惊讶，因为这正是我跟别人打交道的方式，而她只有两岁半，又是怎么学会这一套的呢？当然，老师最后还是成功地把她从我身边哄开，让我得以骑车回家写点儿东西，留她撕心裂肺地哭叫。过了一个月，她便让我正常接送了。不过有时到了早晨，她还是会说不想去，偶尔还是会哭鼻子，因此当另一座离我们家很近的幼儿园打来电话，说他们有个空出来的名额时，我们没有犹豫。它名叫“山猫”，采用家长合作社的形式，这意味着所有家长都必须在一年内拿出两个星期，像老师一样上工，还要充任许多行政岗位或杂务中的一项。这座幼儿园会在多大程度上侵蚀我们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谈了它会带来的好处：我们将了解万妮娅的小伙伴，通过互助服务和开会，也将了解他们的父母。我们听人说，孩子们一起回家很常见，那么用不了多久，我们可以在情况需要的时候有所解脱。此外，还有一个也许最具分量的理由，我们在马尔默谁也不认识，连一个可以联系的人都没有，而这是个培育人际关系的捷径。此言不虚，才过两个星期，我们就接到了参加小朋友生日派对的邀请。万妮娅对此真心期待，尤其是她有一双刚刚得到的金色宴会鞋要穿出去，但与此同时，她又不想参加。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她与别的孩子仍然不是很熟。请柬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放到了幼儿园的书架上，派对时间是一周后的星期六。那个星期的每个早晨，万妮娅都要问斯黛拉的派对是不是当天，我们说不是，她就问那是不是后天，这大概就是她心目中最遥远的未来了。到了那个早晨，我们终于能点头说：是的，咱们今天去斯黛拉家。她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直奔小柜子穿她的金鞋去了。每个小时她都要问两三遍，是不是到时间了，该不该走了，眼瞅着这就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上午，絮絮叨叨，吵吵闹闹，幸亏还有可以打发时间的活动。琳达带她去了书店买了一份礼物，后来又坐到厨房的桌边弄生日贺卡。我们给两个女儿洗澡，梳头，穿上白色长袜和派对礼服。突然之间，万妮娅的情绪一落千丈，她不想穿长袜了，也不想穿礼服，还去什么派对，问都不要问，她把两只金鞋扔到了墙上，但是我们耐心地坐着，熬过她大发脾气的几分钟之后，还是努力把各种东西穿到了她身上，就连海蒂受洗时送给她的那条白色针织披肩也没落下。最后，等两个小姑娘坐进我们身前的童车，她们又一次充满了期待。万妮娅一只手拿着她的金鞋，另一只手拿着礼物，严肃而安静，她回头和我们讲话的时候，双唇已经绽开了微笑。海蒂坐在她旁边，又激动又高兴，别看她不明白我们要去哪儿，可这些打扮和之前的准备工作必定让她感觉到某种不寻常之事即将发生。开派对的公寓只有几百米远，就在我们住的这条街上。市声鼎沸，足见又到了星期六的傍晚，最后一批购物者提着袋子，与来到市中心、在汉堡王和麦当劳外闲荡的小孩们交汇混杂，人流已不再抱有一个单纯的目的，通往多层停车场的路上，一家又一家人来来往往。此刻，二十来岁的男性移民驾驶着的车身锃亮、底盘低稳的黑色轿车越来越多，汽车声音低沉，车身通体震颤。超市外面的人如此之众，我们不得不暂且驻足，有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太，这个时间经常坐着轮椅在此出没，此时一眼看到万妮娅和海蒂，屈身向前，冲她俩摇响了挂在棍子上的铃铛，还露出微笑，满心要以慈爱示人，却吓了两个小姑娘一跳。可她们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她。入口另一侧坐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吸毒者，向前伸出的手里抓着一顶帽子。他有只猫，关在他身边的笼子里，万妮娅一见，就朝我们转过头。

“等咱们搬到乡下，我想要只猫。”她说。

“猫！”海蒂用手指着说。

我掌控童车，翻过路缘，上了马路，好超过三个慢得要命的行人，他们大概以为这人行道是自己家的。我尽力加快脚步，走了好几米，超过他们以后才折回人行道上。

“那可能还挺远的呢，你知道的，万妮娅。”我说。

“你不能在公寓里养猫。”她说。

“太对了。”琳达说。

万妮娅又一次想到了未来。她用两手紧紧抓着装礼物的袋子。

我看了看琳达。

“他叫什么来着，斯黛拉的爸爸？”

“哦，大脑一片空白……”她说，“对了，埃里克，是不是？”

“没错，”我说，“他干什么的？”

“我说不准，”她说，“跟设计有关吧。”

我们经过戈特格鲁万，万妮娅和海蒂都伸长脖子盯着橱窗。下一个是当铺。接下去的一家商店卖各种各样的小雕像和首饰，有天使和佛像，还有香、茶叶、肥皂，以及其他“新纪元运动”风格的小摆设，橱窗内的海报宣告着瑜伽大师和著名灵媒到访本城的确切日期。街道另一边，有家卖平价品牌的服装店，力科牛仔服饰，“时尚为全家”，旁边是TABOO，所谓的情趣小店，用紧挨着门的橱窗里的假阳具、穿各种女便装和束身内衣的玩偶来引诱行人，店面藏身巷内。挨着它的是贝格曼手袋帽饰店，想必从四十年代创办时起这里的内部装潢和在售品种便不曾有过更易。然后是无线电城，刚刚破产，但仍然能看到橱窗里摆满了发光的电视屏幕，周围还有各式电子产品，价格写在大幅的、隐隐发光的橙色和绿色卡纸上。有个规律，你越往街里走，商店就越便宜，越可疑。这同样适用于经常在这一地区出没的人。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我也住市中心，但这里不一样，这里的贫穷和悲惨明摆在大街上。我喜欢这样。

“就是这儿。”琳达边说边在一道门前停下了。在一家宾戈游戏厅外，有三个五十来岁、面无血色的女人站在那儿抽烟。琳达扫视着对讲机旁边的名单，然后按了一个号码。两辆公共汽车相继轰然而过。我们走进黑暗的门厅，靠墙停好童车，爬上两段通往公寓的楼梯，我抱着海蒂，琳达牵着万妮娅。我们上去的时候公寓的门开着，里面也很黑。我觉得这样直接走进来很别扭，更想按一下门铃，好让我们的到来更加为人所知。现在我们站在过道里，没有任何人给予哪怕最轻微的注意。

我把海蒂放下，脱掉她的外套。琳达本来也要给万妮娅脱外套的，可她不干，得先把她的靴子脱下来，好让她穿金鞋。

过道两边各有一个房间。孩子们在其中一间兴奋地玩闹，另一间有些大人站着说话。在通往公寓更里面的过道上，我看到埃里克背对我站着，正和幼儿园的一对父母聊天。

“你好！”我说。

他没回头。我把海蒂的外套放到椅子上的另一件外衣上面，然后碰到了琳达的目光。她正在找地方挂万妮娅的外套。

“咱们进去？”她说。

海蒂双臂环住我一条腿。我抱起她，往前走了几步。埃里克转过身来。

“嗨。”他说。

“嗨。”我说。

“嗨，万妮娅！”他说。

万妮娅把脸扭开了。

“你不是要把礼物给斯黛拉吗？”我问。

“斯黛拉，万妮娅来了！”埃里克说。

“你给。”万妮娅说。

斯黛拉从地板上一堆小朋友中间站起来。她笑了。

“生日快乐，斯黛拉！”我说，“万妮娅有礼物给你。”

我低头看着万妮娅：“你想把礼物给她吗？”

“你给。”她低声说。

我接过礼物，递给斯黛拉。

“这是万妮娅和海蒂送的。”我说。

“谢谢。”她说完扯掉包装纸，一看是本书，就把它放到桌上的礼物旁边，然后回到别的孩子们那里去了。

“嗯，”埃里克说，“都还好吧？”

“还好，还好。”我说。我能感到衬衫粘在胸前。会有人注意吗？我不知道。

“这房子真好，”琳达说，“三室的？”

“对。”埃里克说。

他总是一副精明相，看上去总像已经从自己的说话对象身上得到了什么东西，你弄不清他的深浅；他浅尝辄止的微笑可以有三种解读：讽刺挖苦，情投意合，犹豫不决。哪一种都完全说得过去。如果他个性鲜明或有棱有角，很可能会让我感到焦虑，但他是那种犹豫不决的人，意志薄弱，优柔寡断，所以不管他此时在想什么，我都毫不担心。我的注意力放在万妮娅身上。她紧挨琳达站着，低头看着地板。

“另一拨人在厨房，”埃里克说，“你们想喝的话，那儿有酒。”

海蒂已经进了房间，此时正站在一个架子前，手里拿着一只木头蜗牛。它是带轮子的，还有根绳子，可以拉着走。

我朝过道里两位家长点点头。

“嗨。”他们说。

他们叫什么来着？约翰还是雅各布？那她呢，米娅对不对？不，见鬼，他叫罗宾。

“嗨。”我说。

“你好吗？”他说。

“是的，”我说，“你们呢？”

“都挺好，谢谢。”

我朝他们微笑。他们回以微笑。万妮娅松开琳达，犹犹豫豫走进了孩子们正在玩耍的房间。她站着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好像决定要采取决然的行动了。

“我有金鞋了！”她说。

她弯腰脱掉一只鞋，举到空中，好让大家看个清楚。可谁也没有看。等她意识到这一点，便把鞋穿回到了脚上。

“你不想跟那边的孩子玩吗？”我说，“你看到了吗，他们有个大娃娃屋。”

她照我说的过去了，坐到他们旁边，但什么也没干，只是坐着观望。

琳达抱起海蒂，带她去了厨房。我也跟过去了。每个人都说了你好，我们回以问候，坐到长桌边上，我挨着窗。他们正在谈廉价机票，一开始便宜得要命，但慢慢就贵起来了，因为你得一笔接一笔地掏附加费，最后到手的票价也就和那些收费更高的航空公司所差无几了。然后话题转向了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继而是新设立的旅游专列。我当然能就此谈谈看法，可我没有，闲聊是我没掌握的无数技能之一，所以我干坐着，不管说什么都点头，跟平时一样，别人微笑我也微笑，同时全身心地希望自己飞到千里之外。在厨房的工作台前，斯黛拉的母亲弗丽达正在做某种色拉酱。她已经和埃里克分手，虽然遇到跟斯黛拉有关的事他们能很好地协作，但是在幼儿园的委员会开会时，你还是能偶尔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紧张和恼怒。她是金发女郎，高颧骨，小眼睛，高个子，身材苗条，而且懂得怎样装扮，但她对自己太满意，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不觉得她有什么魅力。我对无趣的人、对人云亦云的人都没成见，他们也许有别的更重要的品质，比如热情，体贴，友善，幽默感，或是具备某种才能，比如让谈话行云流水，创造出一种人人轻松适意的氛围，再比如让家庭有效运转，但是碰到无趣又认为自己特别有趣，还要自吹自擂的人，我甚至会感到一种生理上的厌恶。

她把平碗放进托盘，我以为那是调味汁，原来只是蘸料，旁边有一盘胡萝卜条和一盘黄瓜条。此时万妮娅进了房间。当她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走过来站到很近的地方。

“我想回家。”她温和地说。

“我们才到啊！”我说。

“我们再待一会儿，”琳达说，“快看，现在你们有好吃的了！”

她指的是托盘里那些蔬菜吗？

肯定是。

这个国家的人都疯了。

“我跟你去，”我对万妮娅说，“走吧。”

“你能把海蒂也带上吗？”琳达问。

我点点头，抱起她，走进孩子们待的房间，万妮娅跟在我身后。随后弗丽达端着托盘也进来了。她把托盘放到地板中央的一张小桌上。

“这儿有些吃的给你们，”她说，“蛋糕待会儿上。”

孩子们——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继续在玩娃娃屋。另一间屋里，两个男孩在乱跑。埃里克站在音响旁边，手里拿着一张CD。

“我这儿有几张挪威爵士，”他说，“你喜欢爵士吗？”

“还……还行。”我说。

“挪威的爵士搞得不错。”他说。

“这张是谁？”我问。

他把封面给我看。是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乐队。

“挺棒的。”我说。

万妮娅站在海蒂身后，想把她抱起来。海蒂不干。

“她不干了，万妮娅，”我说，“把她放下。”

她还是要抱，所以我朝她们走过去。

“你不想吃胡萝卜？”我问。

“不想。”万妮娅说。

“那儿还有蘸的呢。”说完，我走到桌边，拿了一块胡萝卜条，放进白色的、大概是奶油打底的蘸料里浸了浸，然后放进了自己嘴里。

“呣，”我说，“真不错。”

他们为什么不能给小朋友准备香肠、冰淇淋和汽水？棒棒糖？果冻？巧克力布丁？

见鬼，多么愚昧、无知的国家！所有年轻的女人都在大量喝水，耳朵都快成喷泉了，她们认为这是“有益的”、“健康的”，但这样做的唯一效果不过是大大推高了失禁青年的统计数字。儿童吃的是全麦面条，全麦面包，加上各种稀奇古怪的糙米，他们的胃却难以消化，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是“有益的”、“健康的”，是“卫生的”。唉，他们混淆了食物和思想，他们认为自己能吃成更好的人类，却不理解食物是一回事，食物观是另一回事。而如果你这样讲了，如果你表露出了这样的想法，那你不是反动分子就是挪威佬，也就是说，落后十年。

“我不想吃，”万妮娅说，“我不饿。”

“好吧好吧，”我说，“但是看看这儿。你以前见过吗？这是铁路模型。要不要搭起来？”

她点点头，于是我们在别的孩子身后坐下。我开始按照弧线摆铁轨，同时帮万妮娅找零件。海蒂已经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沿着书架边走边研究里面的每样东西。每当那两个男孩闹得太欢，她就整个转过身来，瞪人家一眼。

埃里克终于放好CD并调高了音量。钢琴，贝司，加上无数的打击乐器，某一类型的爵士鼓手就喜欢这样——拿石头敲石头的那种，要不就逮着什么敲什么。有时我对此无动于衷，有时我感觉这很荒唐。我讨厌观众在爵士音乐会上喝彩。

埃里克合着音乐点着头，然后转过身，朝我挤挤眼，便走进了厨房。此时门铃响了。是利努斯和他儿子阿基里斯。利努斯的上嘴唇的下面贴着一颗口含烟，他穿黑裤子，黑外套，里面一件白衬衫，金发略显蓬乱，往屋内看着，目光诚实而天真。

“嗨！”他说，“咋样？”

“很好，”我说，“你呢？”

“还行，按部就班。”

阿基里斯个头很小，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他一边脱外套和鞋，一边注视着我身后的孩子们。儿童像狗，总是扎堆儿。万妮娅也在看他。她最喜欢的就是他了，她选出来接替亚历山大角色的就是他。但是他一脱下外面穿的衣物，便直奔其他小孩而去，万妮娅无计可施，根本拦不住。利努斯溜进厨房，我想我在他目光中发现的光芒可能只是他对有机会聊天的渴望。

我起身看看海蒂。她站在窗下的丝兰植物旁边，正从花盆里往外抓土，已经有一小堆弄在地板上了。我走过去把她抱开，尽可能用两只手捧起土放回去，接着走进厨房找抹布。万妮娅跟在我身后。一进厨房，她就爬到琳达腿上去了。客厅里海蒂哭起来了。琳达对我投来质询的目光。

“我会照看她的，”我说，“只是要找个能擦东西的。”

大伙围在工作台周围，好像要准备弄饭了，我没往里挤，而是去了卫生间，扯了一大条手纸，在水龙头下打湿，再返回客厅擦地。我抱起还在哭的海蒂，进卫生间给她洗手。她在我怀里扭来扭去。

“好啦好啦，好姑娘，”我说，“这就好了。还剩一点儿。好，完工！”

我们出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哭了，但一点儿也不高兴，不愿意下地，只想让我抱着。罗宾双臂交抱站在客厅里，注视着他女儿特雷莎的一举一动，她只比海蒂大几个月，但已经能讲长句子了。

“嗯，”他说，“现在还在写东西？”

“对，一点点。”

“你在家写？”

“对，我有自己的房间。”

“不难吗？我是说，你就没想过先别写了，看看电视，要不洗点衣服什么的？”

“这样挺好的。有写字间的话，我的时间更少，但是……”

“是啊，那当然了。”他说。

他一头相当长的金发，蜷曲起来盖住了后颈，蓝眼睛鲜亮，鼻子扁平，下颚宽大。他不算壮，也说不上单薄。他打扮得好像二十五六，不过他已经快四十岁了。他心里琢磨什么我不知道，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但他并不神秘。相反，他的长相和气质都给人坦率的印象。但他还是有些什么，我感觉到了，是别的什么，是一道阴影。他的工作是让难民融入社会，他以前告诉过我，然后我问过几个问题，无非多少难民获准留下什么的，此后便丢开了这个话题，因为我的意见和同情心与我自行揣度的他的标准差别甚大，迟早会表现出来，于是我会给人留下非蠢即坏的印象，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刨自己的墙角。

万妮娅在朝我们这边看。她坐在地板上，离别的孩子稍微隔了一点儿距离。我放下海蒂，万妮娅好像一直在等我这样做，马上起身走过来拉住海蒂的手，领她去了摆放玩具的架子，递给她木头蜗牛，如果你在地板上拉着它走，两只触角就会嗡嗡转动。

“看，海蒂！”她说着把从蜗牛从海蒂手里拿过来，放到地板上，“你像这样拉绳子。然后它就转了。看见了吗？”

海蒂抓住绳子就扯。蜗牛翻了。

“不，不是这样，”万妮娅说，“看我的。”

她把蜗牛扶正，慢慢拉着它走了几米。

“我有个妹妹！”她大声说道。罗宾已经走到窗边，站在那儿望着后院。斯黛拉精力充沛，想必还平添了些额外的活力，因为这是她的派对。她兴奋地喊叫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指着两个比她小的女孩中的一个要人家把手里的娃娃递给她，然后她拉过一辆小推车，把娃娃放进去，便推着车往过道去了。阿基里斯发现了本亚明，这是个比万妮娅大一岁半的男孩，通常都坐在某处，全神贯注于一幅画，一堆乐高积木，或是一条有塑料海盗的海盗船。他很有想象力，很独立，行为也很得体，此时正和阿基里斯坐在一起，搭建我和万妮娅丢下的铁路。两个小一些的女孩在追斯黛拉。海蒂在呜咽。她大概饿了。我走进厨房，坐在琳达身边。

“你过去看看她们行吗？”我说，“我觉得海蒂饿了。”

她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然后起身。我花了好几秒钟才弄清桌边正在进行的两个谈话主题。一个关于汽车合作社，另一个关于汽车，我猜他们已经各谈各的了。窗外暮色已深，厨房光照不足，桌边这些瑞典人脸上的皱纹在黑暗中隐没，眼睛却在烛光中闪烁。埃里克和弗丽达，还有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女人站在工作台边，背对着我们正在准备食物。我感到心里充满了对万妮娅的柔情。但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看着正在讲话的人，听到妙语便奉上淡然一笑，抿一口别人放在我面前的那杯红酒。

坐在我正对面的是唯一一个给人突出印象的人。他有一张大脸，两颊瘢痕累累，容貌粗粝，目光如炬。放在桌上的两只手堪称巨大。他穿一件五十年代的衬衫，蓝色牛仔裤卷到腿肚子上。他的发型也是典型五十年代的，还留着连鬓胡子。但让他与众不同的并非这一切，而是他的气场，你能感到此人昂然在座，哪怕他没怎么说话。

我曾在斯德哥尔摩去过一个派对，有位拳击手也在。他坐在厨房，那种肉体的存在感触手可及，虽然隔着一段距离，还是让我充满了讨厌的自卑的感觉。一种我不如他的感觉。颇为奇怪的是，那天晚上证明我是对的。派对主人是琳达的朋友科拉，她家很小，所以大家都四处站着聊天。客厅里的音响传出响亮的音乐。室外，雪让街道披上了银装。琳达挺着大肚子，在孩子出生并改变一切之前，这大概是我们能参加的最后一个派对了，所以她尽管很累还是要尽力多待一会儿。我端着一杯酒和托马斯聊天，他是摄影师，也是盖尔的朋友；科拉通过托马斯的伴侣玛丽与他结识，玛丽是诗人，在毕斯科普斯—阿尔内北欧人民高等学校做过科拉的老师。由于肚子的原因，琳达仰坐在从桌边拉开的椅子上，笑了又笑，很开心的样子，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过去几个月来她已有轻微的内向，这样的容光焕发何其浅短。过了一会儿她起身出去了，我微笑着看了看她，将注意力转回到托马斯身上，他正在谈红发人的基因问题。当晚红头发可谓满目皆是。

有人敲门。

“科拉！”我听见有人在叫，“科拉！”

难道是琳达？

我起身走进门厅。

敲门声是从卫生间里面传出来的。

“是你吗，琳达？”我问。

“是我，”她说，“我想门锁卡住了。你能把科拉叫来吗？肯定有什么小窍门的。”

我走进客厅，拍拍科拉的肩膀。她一只手端着一盘子吃的，另一只手拿着杯红酒。

“琳达反锁在卫生间里了。”我说。

“噢，不！”她说着放下杯子和盘子就往外冲。

她们隔着锁住的门商量了一会儿。琳达努力按指示去做，但无济于事，门还是打不开。公寓里所有人都知道了现在的状况，气氛变得既欢快又兴奋，一大帮人挤在过道里为琳达支招儿，科拉手忙脚乱，焦躁不安，不停地说琳达挺着大肚子呢，咱们得做点儿什么啊。最后的决定是打电话找锁匠。等人来的时候，我站在门边和里面的琳达说话，不自在地意识到人人都能听到我在说什么，人人都知道了我的无助。我就不能一脚踹开门救她出来吗？岂不是既简单又有效？

我以前从来没踹过门。我不知道门有多结实。万一踹不动，那又会显得多愚蠢？

半小时后锁匠到了。他在地板上打开一个装工具的帆布包，对着门锁一通拨弄。他很瘦小，戴眼镜，脑袋上有一块已经开始谢顶。他对身边围观的人什么也没说，只是一个工具接一个工具做着徒劳的尝试，那该死的锁纹丝不动。最后他放弃了，告诉科拉没有用，门他是打不开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科拉问，“她这就要生了呀！”

他耸耸肩。

“你们得把门踹开。”他直勾勾地看着自己那一堆工具说。

由谁来踹门呢？

非我不可。我是琳达的丈夫。这是我的责任。

我的心在怦怦跳。

我该踹吗？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退后一步，用尽全力踹一脚？

门要不动怎么办？飞出去打到琳达怎么办？

她必须在角落里找到藏身之处。

我平静地做呼吸了几下。可这不管用，我心里仍然在颤抖。像这样引起别人的注意简直是自寻死路。如果还有失败的风险，那只能更糟。

科拉环视左右。

“我们得把门踹开，”她说，“谁上？”

锁匠已消失在门外。如果那个人注定是我，那么挺身而出的时候到了。

我挺了，可是没出。

“米克，”科拉说，“他是拳击手。”

她转了一圈，准备去客厅把他拉过来。

“我可以去叫他。”我说。用这种方式我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自己的耻辱，我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本人，作为琳达的丈夫，是不敢踹门的，所以我要请您，作为一位拳击手和巨人，为我把门踹开。

他站在窗边，手拿啤酒，正在和两个女孩聊天。

“你好，米克。”我说。

他看看我。

“她还锁在卫生间里。锁匠也弄不开。你能把门踹开吗？你觉得行吗？”

“当然。”他说完，虎视眈眈地看了我一会儿，才放下啤酒，走进门厅。我跟在后面。他走向卫生间的过程中，大伙纷纷让路。

“你在里面吗？”他问。

“在。”琳达说。

“尽量离门远点儿。我要踹了。”

“好的。”琳达说。

他稍等片刻，然后抬起一只脚，跺到门上，力量之大连门锁都瘪了。碎片飞溅。

琳达出来的时候，有些人鼓了掌。

“小可怜，”科拉说，“真对不住，让你受这份罪，而且还……”

米克已转身离去。

“你还好吧？”我问。

“还好，”琳达说，“但是我觉得咱们该回家了。”

“当然。”我说。

客厅里的音乐调低了音量，两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即将朗诵自己艳丽奔放的诗作。我把琳达的外套递给她，穿上自己的，跟科拉和托马斯道别，耻辱在我内心烧灼，但最后一份责任还未履行，我必须去感谢米克所做的一切。我挤过诗朗诵的观众，走到窗边停下，站在他面前。

“非常感谢，”我说，“你救了她。”

“咳，”他耸了耸一对巨大的肩膀说，“没什么。”

在打车回家的路上，我几乎不能看琳达一眼。我没有挺身去尽我的职责。我是那样懦弱，竟至于让别人为我兼差。一切历历在目。我是个可怜虫。

我们上床睡觉时，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因为没踹门而感到羞耻。她惊讶地看着我。她从未有过这种想法。为什么该我踹？我不是那种类型对不对？

坐在桌子对面的男人发散出与斯德哥尔摩那位拳击手相同的气场。这与他身材的高矮或肌肉的质量无关，因为虽然这里好几个男人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强健躯干，但他们对我的影响微不足道，他们在房间里的存在感是稍纵即逝的，无关紧要的，就像一片不经意的思绪，不，是别的什么，只要我碰到它，感觉就变得更糟，我看到自己还是那个脆弱的、受缚的男人，在语词的世界里过他的生活。我坐在那儿深思的当儿，也不时偷偷地看他两眼，兼拿半只耳朵听着别人不间断的交谈。现在话题已经转向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以及正在为他们的孩子考虑哪家学校的事。在短暂的间奏当中，利努斯谈起了他参加过的一次学校运动会，而后话题便转入房价。共识是近年来房屋价格飙升，但斯德哥尔摩比这里涨得更多，也许跌价只是个时间问题，搞不好跌起来会像上涨时一样剧烈。后来利努斯把脸转向我。

“挪威房价怎么样？”

“跟这里一样吧，差不多，”我说，“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一样贵。其他省市要便宜一些。”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稍作停留，以备我能展开论述他交给我的这个话头，但是在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之后便转过头继续聊。我们第一次参加全体大会时，他就做过一模一样的事，不过当时隐含了一种批评的意味，因为，按照他的说法，琳达和我临近会议结束都还没有开口，而会议的要点是每个人都应该发言，这才是家长合作社的真谛所在。我对正在讨论的事情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所以由琳达代表全家来分析利弊，她脸上稍稍泛红，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第一个议题是幼儿园该不该遣散目前雇用的厨师，转而向更便宜的餐饮公司采办。第二项，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应该选择哪类食物：素食还是标准餐？山猫其实是个素食幼儿园，当初就是以此为原则建园的，但现在只有四位家长是素食者，又因为准备了品种丰富的素食，孩子们却吃不了多少，很多家长便认为不妨摒弃这一原则。讨论持续了几个小时，犹如海床上的拖网一般拉扯着议题。例如各种香肠里的肉类比例；从商场买来的香肠是一回事，它们的肉类比例就印在标签上，而餐饮公司的香肠是怎么做的则是另一回事，你怎么能知道里面放了多少肉？对我来说，香肠就是香肠。对那天晚上呈现在我眼前的世界，我没有一丁点儿概念，尤其无法理解有人会钻研得如此之深。孩子们有个厨师，在他们自己的厨房里给他们做饭，不是挺好的吗？我想归想，但没说出口。我正开始祈祷我们不必发言整场讨论就此结束，这时利努斯用他那敏锐又天真的目光盯上了我们。

客厅传来海蒂的哭声。我又一次想到了万妮娅。通常这种情况她的解决之道是与别人做一模一样的事。如果人家拉出椅子，她也拉出椅子，如果人家坐下，她也坐下，如果人家笑，她也笑，哪怕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如果人家高喊着什么乱跑，她也高喊着什么乱跑。这就是她的方法。但被斯黛拉看穿了。有一次我刚好在，只听她说：你就知道学我们！你是鹦鹉！鹦鹉！这并未阻止她继续如此，因为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此前一直极为有效，但斯黛拉当权后，对她可能的确有所抑制。我知道万妮娅理解个中奥妙。有好几次她对海蒂说了同样的话，说她学她，说她是鹦鹉。

斯黛拉比万妮娅大一岁半，万妮娅对她最为仰慕。她能做上跟班全仗斯黛拉的恩典，而斯黛拉对幼儿园的所有孩子都有这样的控制力。她是个漂亮的小孩，金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穿衣打扮总是得体又引人注目，而她身上的那点儿残忍，与同样处在等级体系最上层的其他孩子们的作为相比，既不更坏，也不更好。这并非我看她不顺眼的原因。对我而言，问题在于她太清楚自己对成年人的影响力了，还有她利用这种迷人的天真无邪时所采取的方式。在我出于义务到幼儿园上工期间，我是从不吃她这一套的。不管她在提出要求时怎样冲我忽闪亮晶晶的眼睛，我都不为所动，漠然视之，她无疑感到不解并使出双倍力气，对我发动魅力攻势。有一次幼儿园放学，她跟我们一起去了公园。她和万妮娅并排坐进双人童车，而我一只手抱着海蒂，另一只手推车。离公园还有几百米远，她就跳出去了，要跑完最后一段距离，我对此反应激烈。我把她叫回来，告诉她老老实实地坐进童车，直到我们抵达公园，这里到处都是汽车，她看不见吗？她惊讶地看着我，她不习惯这种腔调，尽管对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满意，我还是认为一个“不！”字真算不上这小崽子可能会碰到的最糟糕的事。但她怀恨在心。半个小时过后，我抓住她们的脚，让她们在空中转圈，这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快乐，然后我又跪下和她们战斗，万妮娅喜欢这样玩，尤其是助跑之后冲上来把我撞倒在草地上，轮到斯黛拉她却一脚踢在我小腿上，踢一次没关系，两次也没事，但她第三次这么干的时候我告诉她：很疼，真的很疼，不要再踢了，斯黛拉。这些话她当然是不听的，这事已经变得让人兴奋了，于是她又一次踢了我，还伴随着响亮的笑声，一向模仿她的万妮娅也笑起来了，因此我站起身，抓住斯黛拉的小腰，让她立正。“听着，你这小屁孩，”——我很想那样说，如果不是再过半个小时她妈妈就要来接她的话，我真就那么说了——“听着，斯黛拉，”事实上我这样说，语气严厉，带着不悦盯住她的眼睛，“如果我说不要，那就是不要。听懂了吗？”她低着头，拒绝回答。我托起她的下巴：“听懂了吗？”我再次问道。她点点头，于是我放开她：“我要去那边的长椅上坐着。你妈来之前你们自己玩吧。”万妮娅冲我做了个不解的表情，但随即又笑着跟在斯黛拉身后。对她来说这样的一幕每天都会上演。幸运的是斯黛拉马上把此事抛到了脑后，因为事实上我这是在薄冰上滑轮滑——万一她哭起来、叫起来，我到底该怎么办？但她和万妮娅一起跑到小孩成群的大“火车”那里去了。她母亲来的时候，手里有两杯拿铁。平时她一到我就走，但她递给我一杯咖啡，我没了选择，只能坐下，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工作，一边眯起眼睛看着十一月的太阳，并不时朝孩子们的方向瞟上一眼。

在幼儿园上工的那个星期，我和一个正常的上班族差不多，基本上按部就班；我以前在公共机构有过不少工作经验，所以很快摸清了路数，老师们都不习惯看到这样的家长，能给小朋友穿衣服，脱衣服，换尿布，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做游戏，我都不是生手。很自然，孩子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我的出现作出了反应。例如，其中一位到处瞎晃的小朋友，他一个朋友都没有，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一头白发，随时想爬到我腿上，要么让我讲故事，要么只是在我腿上干坐着。还有一位，别人都走了以后我陪他玩了半个小时，他母亲迟到了，我们玩海盗船的时候他把母亲没来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不断加入了新的特色，比如鲨鱼、抢劫艇和火，让他大喜过望。第三个男孩就不一样了，他年龄最大，马上发现了我的弱点，我们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他从我口袋里抢走了一串钥匙。事实可以简单看作即使我已经生气了，但也没有约束他的行为，这令他得寸进尺。首先，他问我里面有没有汽车钥匙。我摇摇头，他问我为没什么没有。我说我没买汽车。他问为什么没买。我说我没有驾照。他说你不会开车？他说你不是大人吗？所有大人都会开车对不对？然后他把这串钥匙在我眼皮底下晃得叮当乱响。我由他闹，心想他很快会感到厌倦，可他没有，反而越发起劲。他说我抢了你钥匙，你拿不着。他不停拿钥匙在我眼皮底下叮叮叮。别的孩子看着我们，三位老师也在看。我错不该猛地出手去抓钥匙，他及时往回一缩，把钥匙收回去，接着大笑，奚落我。哈哈哈，你够不着！他欢叫着。我尽量不表现得气急败坏。他开始啪啪地往桌子上摔钥匙。我说：别这样做。他仍然厚颜无耻地笑着，不肯停手。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告诉他住手，他这才停下，但是继续在手里晃着钥匙。他说你永远也够不着。这时万妮娅突然插话了。

“把钥匙还给爸爸！”她说。

这是什么情况？

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再度埋头吃饭。但小恶棍继续捉弄我。叮叮叮，叮叮叮。我决定钥匙先让他拿着，吃完饭再说。喝了点儿水，我发现自己为了这样一件小事居然脸莫名其妙地红了。是不是让幼儿园的园长，那个什么奥拉夫，看见了？不管怎么说，他命令约克把钥匙还给我。约克立马照办，一点儿不拖泥带水。

我在整个成年生活中始终与他人保持着距离，这是我一向的处理方式，因为在思想和感情的世界里我和别人的亲近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当我内心有情感的爆发，他们所需做的只是轻蔑地扭过脸去。这种亲近自然也说明了我与儿童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坐下来和他们玩耍，但是由于他们不具备成年人才有的谦恭与礼貌的外表，意味着他们能无拘束地刺穿我个性的外部屏障，进而随心所欲地大肆破坏。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仅有的防卫措施要么是纯粹的身体力量——这我可不能用；要么只能假装满不在乎——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可我实在不擅此道，因为孩子们，至少是他们当中最机灵的，会立刻发现我在他们面前是多么不安。

唉，真是毫无威风可言！

突然一切都颠倒了。我，一个对万妮娅上的幼儿园没有好感的人，只想让它为我照看万妮娅，好让我每天能有几个小时安安静静地工作，不必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怎么样；我，一个在生活中不想要任何密切关系的人，一个得不到足够距离也得不到足够孤独的人，却一下子不得不到那儿上一个星期的班，什么都得过问，可是这事儿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你送孩子、接孩子的时候，通常都会在游戏室、餐厅或是他们所在的其他地方坐上几分钟，跟别的家长聊聊天，也许还要和孩子们玩一会，一整周里天天如此……通常这件事我会尽量速战速决，不等有人注意，赶快接上万妮娅，给她穿好外套就走，可仍然不时在过道里陷入困境，交谈开始了，然后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坐在一张又矮又深的沙发上，不断就某件事向他人发出附和，而人家对我的一切毫无兴趣，那些无礼的孩子则对我又拉又拽，想让我扔，让我抱，让我甩，至于约克——顺带说一句，他爸爸是和蔼的、喜欢读书的银行家古斯塔夫——只是喜欢拿尖尖的东西扎我而已。

在桌边挤在别人中间吃着蔬菜，脸上挂着勉强但谦恭的微笑，一起度过星期六的下午和晚间，这也属于同样的义务。

埃里克从台面上方的橱柜里拿下一摞盘子，弗丽达数着刀叉。我喝了一小口酒，能感到自己有多饿。斯黛拉在门厅止步，红扑扑的脸蛋挂着细小的汗珠。

“现在能吃蛋糕了吗？”她叫道。

弗丽达朝她转过身。

“快了，宝贝。咱们先得吃点儿正经的食物。”

她将注意力从孩子们身上转向坐在桌边的人。

“食物好了，”她说，“大家随意。那边有盘子和餐具。也可以替孩子们拿点儿吃的。”

“啊，有吃的太好了，”利努斯说完站了起来，“都有什么？”

我本来计划多坐一会儿，等不用排队再说。当我看到利努斯端着豆子、色拉、总少不了的蒸粗麦粉和我猜是砂锅鹰嘴豆的热食回来时，便起身走进厨房。

“食物在那边。”我告诉正站着和米娅聊天的琳达，她抱着海蒂，万妮娅搂着她的两条腿。

“咱们换换？”我说。

“好，太好了，”琳达说，“我快饿死了。”

“现在能回家吗，爸爸？”万妮娅问。

“可是咱们要吃饭了呀，”我说，“后面还有蛋糕呢。我帮你拿些食物好不好？”

“什么都不想吃。”她说。

“我还是给你拿点儿。”我说着，一边牵起海蒂的胳膊。“你和我一起。”

“对了，海蒂吃了根香蕉，”琳达说，“不过她可能也想来点儿食物。”

“过来，特雷莎，咱们去给你拿点儿吃的。”米娅说。

我跟上她们，抱起海蒂站进队列。她头靠在我肩膀上，只有累的时候她才会这样做。衬衣粘在我胸前。我看到的每张脸、每道目光，听到的每个声音，都像铅块一样压着我。每当人家问我问题或我问人家问题，字字句句都好像马上要爆炸似的。海蒂让事情变得轻松：有她在手就像一种保护，既因为我有事情要忙，也因为她的在场分散了别人的注意。他们对她微笑，问她累不累，摸摸她的脸蛋。我与海蒂关系中的很大一部分，以我抱着她为基础。这是我们关系的依据。她总想让我抱着，从来不愿走路，只要一看见我就举起双臂，只要获准离地坐进我怀里，露出开心的笑。我也喜欢让她紧挨着我，这个长着大大的眼睛和贪婪的嘴巴、胖嘟嘟的小东西。

我往盘子里舀了些豆子、两勺砂锅鹰嘴豆和一份蒸粗麦粉，端着它们进了客厅，孩子们围坐在屋中央一张矮桌边，身后是伺候他们的父母。

我刚把盘子放到万妮娅面前，她马上说：“什么都不想吃。”

“那好吧，”我说，“不想吃就不吃。你觉得海蒂想不想来一点儿？”

我用叉子舀了几颗豆子，举到海蒂嘴边。她紧紧闭上嘴巴，把头扭到一边。

“吃点儿吧，”我说，“我知道你们饿了。”

“我们能玩火车吗？”万妮娅问。

我看看她。通常这种情况她不是盯住铁路模型，就是仰起脸看着我不停地哀求，这一次她却直视着前方。

“当然可以。”我说。我把海蒂放下，走到房间角落，不得不膝盖顶着身体，几乎顶到胸口，才能在小小的儿童家具和一堆玩具盒子之间挤出一点儿空间。我拆开铁路模型，一片一片递给万妮娅，她已经厌倦了重新组装。零件不对时，她就用尽全力把它们按到一起。我等着，眼看她开始发怒要把零件扔出去，才出手干预。海蒂老想掀翻铁轨，我四下打量想找个东西来分散她的注意力。拼图怎么样？来个毛绒玩具？一匹长着大睫毛和长长的粉红人造鬃毛的塑料小马？统统让她扔了出去。

“爸爸，帮帮我行吗！”万妮娅叫道。

“当然行，”我说，“你看，咱们在这儿搭一座桥，然后火车就能从桥上开过去，还能走桥下。肯定好玩，对不对？”

海蒂抓起一片桥。

“海蒂！”万妮娅叫道。

我从海蒂手里拿桥，她开始尖叫。我抱过她，站起身。

“我拼不起来！”万妮娅说。

“我马上回来。把海蒂给妈妈就回来。”我说，然后像一个很有经验的主妇那样背着海蒂去了厨房。琳达在和古斯塔夫聊天，山猫所有的家长里唯一一个从事传统职业的就是古斯塔夫，不知道为什么，琳达跟他很谈得来。他天性快活，容光焕发，身材矮小但结实强壮，保持着衣着整洁，脖子粗，下巴宽，脸虽然胖，但显得爽朗，喜气洋洋。他喜欢聊读过的书，刚刚读了理查德·福特的作品。

“真是棒极了，”他会这样说，“你读过吗？写的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很普通的男人，没错，还有他的生活，那么平凡，那么普通。福特抓住了美国的灵魂！美国的调子！美国的脉搏！”

我喜欢他，特别是他的正派，这可以不必太复杂地归功于他有一份简单诚实的工作，而我的朋友们无一具备，尤其我自己。我们同龄但是我认为他在外表上要老十岁，他的那种老成正是我小时候父母那一辈的样子。

“我看海蒂很快就该睡觉了，”我说，“她好像累了。可能也饿了。你能带她回家吗？”

“好的，吃完就走，行吗？”

“当然行。”

“现在我可是亲手翻过你的书了！”大卫说，“我去书店来着，正好看见它。感觉很有趣的样子。出版社是诺尔斯泰特吧？”

“是的，”我强作笑颜说道，“是他们出的。”

“这么说你没买喽？”琳达问，声音里不无笑谑的腔调。

“没，暂时没买，”他边说边用餐巾纸抹了抹嘴，“写天使的对吗？”

我点点头。海蒂在我怀里往下滑，我再把她抱起来时发现她的尿布沉甸甸的。

“我给她换完尿布你们再走，”我说，“你带了尿布包吧？”

“带了，放在门厅里。”

“那好。”我说完便去拿尿布。万妮娅和阿基里斯正在客厅里疯跑，从沙发跳到地板上，大声笑着，爬起来再跳。我感到胸口涌起一股暖流。我俯身去拿尿布和湿巾的时候，海蒂就像考拉一样紧抓着我。卫生间里没有母婴台，于是我把她放到瓷砖地上，脱掉她的长袜，撕下尿布顶端的胶纸丢进洗脸池下方的废纸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海蒂一直用一种严肃的表情看着我。

“只有嘘嘘！”她说。然后她把头扭到一边，盯着墙看，显然对换上干净尿布一事无动于衷，从婴儿时起她就是这样的态度。

“好啦，”我说，“大功告成。”

我抓住她的双手拉她起身，然后叠起她稍微有点儿湿的紧身裤放到婴儿车的袋子里，又找出一条运动裤给她换上，然后是有泡泡衬里的棕色灯芯绒夹克，这是一周岁生日时英韦送给她的。我正在给海蒂穿鞋时，琳达进来了。

“我也很快就走。”我说。我们亲了一下。琳达一手拿着袋子另一只手抱起海蒂，然后她们走了。

万妮娅高速跑过过道，身后紧跟着阿基里斯，冲进一间想必是卧室的房间，没过多久里面传出她过度兴奋的声音。既然走回去再坐到厨房桌边的想法没有什么切实的吸引力，我便推开卫生间的门，把自己锁在里面一动不动站了几分钟。然后我用冷水洗了脸，拿一块白毛巾仔细擦干，然后接上了镜子里的自己的目光，它如此阴郁，表情因为沮丧而如此僵硬，这幅脸孔让我心生戒备。

厨房里没人注意到我回来了，只有一个表情严峻的小个子女人透过眼镜盯住我看了一小会儿，她留着短发，一副朴素、呆板的模样。她想干什么？

古斯塔夫和利努斯正在讨论退休后的安排，穿五十年代衬衫、郁郁寡欢的男人让儿子坐在他腿上，那是个顽皮的男孩，长着几近白色的金发，正和他讨论马尔默足球队，弗丽达在跟米娅聊她和一些朋友打算发起的俱乐部性质的晚会。与此同时，埃里克和马蒂亚斯比较着电视屏幕的优劣，利努斯也想加入这一讨论，他偶尔盯着古斯塔夫，偶尔快速瞥他几眼，我看出这是他不想显得有失礼貌。那个留短发的女人是唯一一个没有加入聊天的，就算我想方设法不往那个方向看，她还是从桌对面探身问我对幼儿园满不满意。我说我满意。我又说，也许园里要做的事儿确实多了一点儿，不过多投入一些时间肯定是值得的，你可以了解孩子们的小伙伴，我认为这是好事。

她对我的话报以淡淡的一笑。肯定有什么事情让她伤心，让她发愁。

“搞什么？”利努斯突然说道，同时猛地推开他的椅子，“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他起身走进卫生间。片刻之后，他押着身前的万妮娅和阿基里斯出来了。万妮娅脸上笑得开了花，阿基里斯却是一副有罪的模样。他身上小西装的两只袖子已经湿透，万妮娅光着的胳膊因为有水也反着光。

“我进去一看，他俩的手都插在马桶里，要多深有多深。”利努斯说。我和万妮娅对视了一下，没忍住笑了出来。

“咱们得把这衣服脱掉，年轻人，”利努斯说着，便领阿基里斯往门厅的方向走，“你可得好好洗洗手。”

“你也一样，万妮娅，”我边说边站起来，“我跟你一起去卫生间。”

她把两条胳膊伸到洗脸池上方，仰起脸看着我。

“我在跟阿基里斯开玩笑！”她说。

“我看出来了，”我说，“那你也用不着把手伸到马桶里啊，对不对？”

“是不用。”她说完，哈哈大笑。

我在水龙头下打湿双手，抹上肥皂，从指尖到肩膀给她洗胳膊，然后擦干，又亲亲她的脑门，这才带她出来。我坐下时堆起的歉意的微笑其实毫无必要，没人有兴趣过问这个小小的插曲，连利努斯也是，他一回来就接着讲起了在泰国看见猴子围攻一个男人的故事。其他人大笑而他一丝笑意都没有，好像在吸收大伙的笑声来让这故事持续焕发活力，笑声确实起到了效果。大伙又一次爆出大笑，这时他才露出笑容，只是浅浅的，不是为他的机智而笑，我意识到是因为他对自己引发的欢声笑语感到惬意，才露出了更像在表达满足的那副表情。“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他边说边伸出一只手在空中挥着。那个表情严峻的女人本来一直看着窗外，现在拉过椅子，再度从桌面上倾过身。

“有两个年龄这么近的孩子不容易吧？”她问。

“也是，也不是，”我回答，“有点儿磨人。但两个还是比一个好。一个小孩的情况好像有点儿可悲，要我说……我一向觉得我得要三个孩子。这样他们做游戏就会有很多组合。孩子们在和父母面对面时也能有人数上的优势……”

我笑了。她什么都没说。我突然意识到她只有一个孩子。

“不过只有一个也挺好的。”我说。

她用一只手撑住下巴。

“但是我希望古斯塔夫有个弟弟或妹妹，”她说，“只有我们俩，太不容易了。”

“一点儿也不，”我说，“他在幼儿园会有很多小伙伴，那样也挺好的。”

“问题是我还没有丈夫，”她说，“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这 他妈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对她投以同情的目光，一边努力集中注意力不让自己的眼神四处游移，通常这种时刻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

“我也没法想象我见的那些男人能给我孩子当父亲。”她接着说。

“别瞎说，”我说，“这些事情自然会有答案的。”

“我不相信他们做得来，”她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

我眼角的余光探知到有物体在移动。我扭头朝门的方向看。是万妮娅过来了。她在我身边停下脚步。

“我想回家，”她说，“咱们现在能走吗？”

“得再多待一小会儿，”我说，“很快就要上蛋糕了。你也想来一点儿对吗？”

她没有回答。

“你想坐我腿上吗？”我问。

她点点头，我移开酒杯，把她抱上来。

“你跟我坐一小会儿，然后咱们再进去。我可以跟你待在一起。行吗？”

“行。”

她坐在我腿上，看着桌边的其他人。我想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怎样领会眼前这一切？

我观察着她。长长的金发已经过了肩膀。小鼻子，小嘴，两只小小的耳朵都有小精灵似的尖角儿。那双总让情绪暴露在外的蓝眼睛有点儿轻微的斜视，因此戴上了眼镜。一开始她为之骄傲，现在生起气来头一件事情就是把眼镜摘掉。也许这是因为她知道她戴眼镜对我们很重要，是这样吗？

和我们在一起，她的眼睛是活泼而喜悦的，除非她大发脾气时给眼睛上了锁，变得不可接近。她有极为戏剧化的性格，可以用自己的喜怒统治全家，她用玩具上演一出出关系复杂的大戏，也喜欢听故事，但看电影更让她乐在其中。她尤其偏爱那些性格鲜明、情节曲折的影片，为之苦思冥想并和我们反复讨论，时常提出问题，不时重述剧情也会令她快乐。有一段时间，她对林德格伦笔下的马迪根特别着迷，忍不住跳下椅子闭起眼睛躺到地板上，由我们扶起她。我们必须先以为她死了，再发现她只是昏倒和有脑震荡，她闭着眼睛耷拉着胳膊，我们抱起她放到床上，她要连躺三天；要是我们把电影里这一幕悲伤的主题曲也哼出来，这一切会更合她心意。然后她一跃而起冲向椅子，将一切从头来过。在幼儿园的圣诞晚会上，她是唯一一个对掌声鞠躬致谢，且显然为受人关注感到开心的孩子。对她而言，事物的概念常常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就拿糖果来说，她能谈一整天，巴望得到一些；但是等到糖果装在碗里放到她面前，她只是稍稍尝点味道便很快吐掉。不过她不懂得从经验中学习，下个星期六她对神奇糖果的期待会再度高涨。她非常想滑冰，但我们一踏上冰场，穿着外婆给买的冰鞋、头上戴着小号的冰球头盔的她竟然气得直哆嗦，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根本站不住，而保持平衡好像也没法很快就学会。因此，发现自己竟然会滑雪实在让她喜出望外，那一次是在她奶奶家的花园里，我们找了一小块雪地想试试她刚得到的滑雪装备。然而还是老样子，滑雪的概念和学会滑雪的喜悦大过了实际滑雪的本身，不用滑她也能得到莫大的快乐。她喜欢和我们一起旅行，喜欢看到新的地方，也会在之后好几个月里谈论所经历的一切，但她最喜欢的无疑还是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对她来说，幼儿园别的孩子能和她一起回家是特别棒的经历。本亚明第一次来之前，她整晚走来走去检查自己的玩具，固执地担心它们不合他的心意。她那时刚满三岁。可他一来他们马上打得火热，先前的所有顾虑都在一连串的激动和兴奋中一扫而空。本亚明对父母说，万妮娅是幼儿园里最可爱的女孩；当我转告她时，她正坐在床上玩芭比娃娃。她用一种我前所未见的态度给出了反应。

“你知道本亚明怎么说的吗？”我在过道里问。

“不知道。”她边说边抬头看着我，突然来了兴致。

“她说你是幼儿园里最可爱的女孩。”

我从来没见过她脸上洋溢着这样的光彩。她因为幸福而面色发红。我知道琳达和我谁也说不出能让她这样高兴的话，也马上清楚地意识到她并不属于我们。她完全掌握着自己的人生。

“他说什么来着？”她说。她想再听一遍。

“她说你是幼儿园里最可爱的。”

她的笑容羞怯但快乐，我也为之高兴，然而也有一片阴云笼罩着我的幸福，她是不是太早过于看重别人的想法和意见了？难道不是一切来自于她自己、植根于她自己才好吗？还有一次，她也像这样让我感到惊讶，那是在幼儿园，我去接她，她沿着走廊跑过来，问我斯黛拉过一会儿能不能和她一起去骑术学校。我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必须提前安排，必须先跟她父母打招呼。她站着听我这样说完，明显感到失望，但当她走过去把这消息告诉斯黛拉的时候并没有使用我的理由。我听到了。当时我正在走廊里到处找她的雨具。

“你去马校肯定会觉得有点儿无聊，”她说，“只在旁边看着，一点儿也不酷。”

这样的思维方式，即优先考虑别人的反应，我也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当我们冒雨走向人民公园时，我很想知道她是怎样学会的。它就在那儿吗，围绕着她，看不见但是存在着，如同她呼吸的空气？抑或得自遗传？

我从未透露过关于孩子的这些想法，当然对琳达除外，因为这些复杂的问题只属于它们所在的地方，在我心里、在我和琳达之间。在现实中，在万妮娅生活的那个世界，每件事都很简单，都能找到简单的表达方式，复杂性只在所有这些部分汇总时才会出现，她对此自然一无所知。关于孩子我们谈得再多也无助于日常生活，事事一团糟，常常濒于彻底的混乱。我们和园方第一次的所谓“发展谈话”时，谈及很多情况万妮亚的情况，她不与老师交流，不愿坐到老师腿上，不愿让老师做出轻拍轻抚的动作，以及她的腼腆。他们说，我们应该努力让她变得强硬，教她在游戏中扮演更具支配性的角色，采取主动，多跟人讲话。琳达说，万妮娅在家里足够强硬，所有游戏都要当头儿，总是表现出主动，讲起话说个不停。他们告诉我们，她在幼儿园说话极少，而且说不清楚，不正确，她的词汇量还不够多，他们很想知道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语言障碍矫治。谈话至此，他们递给我们一份本城语言矫治师的宣传册。这个国家的人真是疯了，我心想，语言矫治师？难道要把一切都制度化吗？她才三岁！

“不，不考虑语言矫治，”我说，直到此时都是琳达在负责讲话，“顺其自然就好。我三岁才会说话。之前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讲一些单字，除了我哥哥谁都理解不了。”

他们笑了。

“我一开始说话就说得很流畅，往外冒长句子。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不会送她去看语言矫治师。”

“好的，这由你们做主。”园长奥拉夫说。“但这本小册子你们可以拿着，不妨再考虑考虑。”

“好的。”我说。

我把她的头发拢在手里，用一根指头抚摸她脖子和脖子根儿。平时她很喜欢我这样做，尤其是入睡前，直到她完全平静。但这一次她扭动着躲开了。

桌子对面，那位表情严峻的女人已经开始和米娅投入交谈，米娅对她给予了一心一意的关注，与此同时弗丽达和埃里克正在收走盘子和餐具。下一个环节是白色的多层蛋糕，上面装点着树莓和五只小蜡烛，骄傲地立于台面，旁边有一排方形纸盒，里面装着布拉沃牌无糖苹果饮料。

古斯塔夫到目前为止一直坐在我旁边，半个身子背对着我。现在他转过身看着我们。

“嗨，万妮娅，”他说，“玩得开心吗？”

万妮亚没有应声回答，也没看他，于是他看了看我。

“改天你一定要来我们家，跟约克一起玩，”他说着冲我眨了下眼，“愿不愿意？”

“愿意。”万妮娅看着他说，眼睛突然睁大了。约克是幼儿园里最大的孩子，去他家可是她想不都敢想的事。

“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古斯塔夫说。他举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红酒，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巴。

“这么说，你在写新东西？”他问道。

我耸耸肩。

“对，正在忙这个。”我说。

“你在家工作？”

“对。”

“你是怎么干的？坐下来等着灵感出现？”

“不，那样没用。我必须像你一样每天工作。”

“有意思。有意思。在家里分心的事不多吧？”

“我应付得了。”

“那当然。那当然……”

“大伙都到客厅里吧，”弗丽达说，“一起给斯黛拉唱个歌。”

她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点着了五根蜡烛。

“多漂亮的蛋糕啊。”米娅说。

“就是，”弗丽达说，“而且健康。奶油里基本上一点儿糖都没有。”

她端起蛋糕。

“埃里克，你能进去把灯关掉吗？”她说。大家从座位上起身，离开房间。我跟在后面，牵着万妮娅的手在最远处找到个靠墙的位置，这时弗丽达端着点亮的蛋糕走进了黑暗的客厅。一走到桌子边的人能看到的地方，她唱起了《是的，祝她长命百岁》，其他大人立刻开始合唱，生日歌响彻小小的房间，弗丽达将蛋糕放到斯黛拉面前的桌上，她睁着亮闪闪的眼睛看着它。

“现在就吹吗？”她问。

弗丽达一边唱歌一边点头。

然后全体鼓掌，我也鼓了。接下来灯光恢复，又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切蛋糕给孩子们分发。万妮娅不想上桌，要靠墙坐到地板上。我们就此安营扎寨，蛋糕盘子放在她腿上。这时我才注意到她脚上没穿鞋。

“你的金鞋在哪儿？”我问。

“愚蠢的鞋。”她说。

“不，不愚蠢，很可爱，”我说，“那是正宗的公主鞋！”

“愚蠢的鞋。”她再次说道。

“可它们在哪儿？”

她不答话。

“万妮娅。”我说。

她抬头看着我，满嘴白奶油。

“那边。”她说，朝另一个房间点点头。我起身走进去，看了一圈，没鞋。我走回来。

“你把鞋放哪儿了？我到处都没找着。”

“花旁边。”她说。

花？我走回去，把窗台上各个花盆之间看了一遍，不在那儿。

她说的会不会是丝兰？

果然。它们就在花盆里。我抓起鞋，把土掸回花盆里，又去卫生间擦掉剩下的土，然后搁到放她外套的椅子下。

蛋糕这个插曲占据了所有孩子的注意力，也许这会给她一个机会重新开始，我想，过会儿大概能容易一些。

“我也要来块蛋糕，”我对她说，“我就在厨房坐着。如果想要什么就过来找我，好吗？”

“好的，爸爸。”她说。

根据挂在厨房门口的钟现在刚六点半。还没有人告辞，那么我们也得等一会儿再走。我在操作台上给自己切了薄薄一小片蛋糕放进盘子里，再坐到桌子另一边。我的座位被别人坐了。

“还有咖啡，你想喝吗？”埃里克问。他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好像在这句问话和他的言语里还有比所闻所见更多的东西。就我所知，这是他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举足轻重而耍的把戏，类似平庸作家要赋予其小说无比的深刻时使用的伎俩。

不然就是他确实看出什么来了？

“好的，谢谢。”我说，然后起身从杯子堆里拿了一只，从附近灰色的斯泰尔通壶里加满咖啡。等我回座位，他正往门外走。弗丽达在谈她刚买的咖啡机，贵得让她下了狠心，但她不后悔，钱花得绝对值，咖啡棒极了，为这样的东西放纵一下自己还是很重要的，也许比正常的想法还要重要呢。利努斯谈起了他以前看过的喜剧小品《史密斯和琼斯》的一集，两个家伙坐在桌边，面前摆着一只滤压式咖啡壶，一个人往下按活塞，但每样东西包括咖啡粉都给压下去了，最后壶里什么都没了。没人笑，于是利努斯缩起肩膀，扬起双手。

“一则单纯的咖啡轶事，”他说，“谁还有更好的？”

万妮娅站在门厅。她的目光慢慢滑过餐桌，看到我她走了过来。

“你想回家？”我问。

她点点头。

“好的，你猜怎么着？”我说，“我也想。我先吃掉这块蛋糕，再喝掉这杯咖啡。现在你想坐我腿上吗？”

她又点点头。我把她抱上来。

“很高兴你能来，万妮娅，”桌子对面的弗丽达微笑着对她说，“很快就到钓鱼时间了。你也想参加，对吗？”

万妮娅点点头，弗丽达转回到利努斯的方向。她看过一部HBO的电视剧，利努斯没看过，于是她对它赞不绝口。

“你想参加吗？”我问，“咱们要等钓鱼比赛开始再走吗？”

万妮娅摇了摇头。

玩游戏时，每位小朋友都能拿到小鱼竿，把它甩过挂起的被单，后面有位大人等着往上挂礼包，里头装着糖果或小玩具一类的东西。这户人家大概会往里装豌豆或菜蓟吧，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操控叉子，向下越过万妮娅抵达蛋糕盘，用叉子边儿切下一块——白色奶油下的褐色脆皮，黄色的内层，带着果酱的红色条纹——再扭转手腕，让这块蛋糕平躺在叉子上，上抬，越过万妮娅，将它插进本人的嘴巴。底部太干，奶油里的糖又少得可怜，但是就着一口咖啡吃起来还不算太坏。

“想不想来一点儿？”我问。万妮娅点点头，我叉起一块喂到她张开的嘴里。她仰起脸笑了。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客厅，”我说，“那样咱们就能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说不定还要一起玩钓鱼游戏呢。”

“你说过咱们要回家的。”她说。

“我是说过。咱们走吧。”

我把叉子放到盘里，喝光咖啡，放她落地，然后起身。四下看了看。没有遇到别人的目光。

“现在就撤。”我说。

正在这时埃里克进来了，他一手握着小竹竿，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亨雪普超市的塑料袋。

“我们这就去玩钓鱼。”他说。

有些人站起来加入了游戏，剩下的坐着没动。没人注意到我已经说了再见。既然桌边各位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去了不同的方向，我认为没必要再说一遍再见了。于是我用一只手扶着万妮娅的肩膀带她往外走。埃里克在客厅里大喊：“钓鱼喽！”全体小朋友从我们身边急急经过，跑向过道尽头，一条白色被单作为遮挡挂在了两堵墙的中间。埃里克像牧羊人一样跟在他们身后告诉大家坐下。我站在过道里给万妮娅穿外套，正好能看到他们。

我替她拉上红色泡泡外套的拉链——衣服已经有些小了——再拿过波朗皮雷牌的红色羊毛帽子，戴到她头上，扣好颏带，靴子放到她身前，好让她自己把脚伸进去。等她穿好，我再从后面给她拉上靴子的拉链。

“好了，”我说，“现在要做的就是说谢谢，然后咱们就能走了。来吧。”

她朝我举起双臂。

“你能自己走吗？”我问。

她摇摇头，胳膊继续举在空中。

“好吧，”我说，“但是我自己得先穿好。”

在过道里，本亚明是头一个“钓鱼”的。他甩出鱼线，然后有个人——我猜是埃里克——在另一边抓住它。

“鱼上钩了！”本亚明大叫。

家长们脸上带笑靠墙站着，孩子们则在地板上大叫大笑。紧接着，本亚明使劲一拉鱼竿，一个红白相间、用衣夹固定的亨雪普袋子便飞过了被单。他取下袋子，走开几步再打开，既平和又安静；下一位小朋友是特雷莎，她在妈妈的帮助下抓过了鱼竿。我把围巾绕在脖子上，扣好去年春天大减价时在斯德哥尔摩的保罗·史密斯商店买的双排扣短外套，戴上同一个地方买的帽子，弯腰从墙边的鞋堆里找出我的鞋，那是一双黄鞋带的黑色威格，是我去哥本哈根参加书展时买的，我从来没喜欢过这双鞋，买的时候就不喜欢，现在它更为失色，因为我想到了书展上的灾难性遭遇，台上的主持人热情而富于洞见地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却不能聪明地作答。我之所以没有早早把这双鞋扔出去，只是因为我们手头紧。还有那么黄的鞋带！

我系好鞋带站了起来。

“我好了。”我说。万妮娅再次伸出双臂。我抱起她穿过过道，把头探进厨房看看，四五个家长还在聊天。

“我们走了，”我说，“各位保重，今天晚上很开心，谢谢了。”

“谢谢你才是。”利努斯说。古斯塔夫单手半抬致意。

然后我们进了过道。我拍拍弗丽达的肩膀，以引起她的注意。她正靠墙站着，面带笑容地全神贯注于地板上的游戏。

“我们走了，”我说，“谢谢你邀请我们。真是可爱的派对，非常棒的聚会。”

“可是万妮娅不钓鱼了吗？”她说。

我扮出一脸苦相，潜台词是“你知道小孩子做事有多莫名其妙”。

“也好也好，”她说，“好吧，感谢光临。路上小心啊，万妮娅！”

米娅搂着特雷莎站在一旁，说：

“等一下。”

她弯腰钻过被单，问蹲在地上的埃里克能不能给她一个礼包。他说当然可以，于是米娅把礼包给了万妮娅。

“给，万妮娅。你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分给海蒂一点儿。”

“我不想。”万妮娅说着，把袋子抱在了胸前。

“非常感谢！”我说，“嗨多 ，各位！”

斯黛拉扭头看见了我们。

“你要走，万妮娅？为什么？”

“再见，斯黛拉，”我说，“谢谢你邀请我们参加你的派对。”

我转身离去。走下黑糊糊的楼梯，穿过门厅，走到街上。说话声、喊叫声、脚步声和马达的声音在街道上此起彼落。万妮娅双手搂着我的脖子，脑袋靠着我肩膀。她平时不是这样的。海蒂才喜欢这样。

一辆出租车亮着顶灯快速驶过。一男一女推着婴儿车经过我们身边，女的扎头巾，很年轻，也许二十岁。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她的长相我只看了个大概，不过她脸上擦了很厚的粉。男的岁数要大一些，我这个年纪，一直心神不安地左顾右盼。婴儿车很可笑，车轮部位伸出一根细细的、花茎般的杆子，上面是孩子的座兜。一帮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从马路对面走过来，全是黑发、背头，黑色皮夹克，黑裤子，其中至少两人穿着商标印在鞋尖位置的彪马运动鞋，我一向觉得这愚蠢至极。金链子在他们脖子上轻轻摇晃，双臂难看地摆动着。

鞋！

该死，那双鞋还在别人家里。我停下了。

留在那儿行吗？

不行，那太说不过去了。我们就在门口。

“咱们得回去，”我说，“忘了拿你的金鞋。”

她挺直了身体。

“我不想要了。”她说。

“我知道，”我说，“可是咱们不能把鞋留在那儿。得拿回家，但你不必非得留着。”

我再度冲上楼梯，放下万妮娅，打开门走进屋里，目不斜视直接抓起那双鞋，但直起身时还是没躲过本亚明的目光。他穿着白衬衫坐在地上，一只手里拿着辆小汽车。

“嗨多！”他说，然后摆了摆另一只手。

我笑了一下。

“嗨多，本亚明。”我说完，走出屋子关上门，抱起万妮娅走下楼梯。户外空气冷冽，但城中所有的光无论街灯、橱窗、车灯，都渐渐上行，如同一个微光闪烁的穹顶，铺展在远远近近的楼顶之上，全部的天体都隐没不见了，只有近乎圆满的月亮高悬在希尔顿酒店的上方。

我沿街疾行，万妮娅紧紧搂着我，我们呼出的气如同白色烟雾，笼罩在脑袋周围。

“也许海蒂想要我的鞋？”她说。

“等她像你一样大就可以给她。”我说。

“海蒂喜欢鞋。”她说。

“没错，她喜欢。”我说。

我们继续沉默了一会儿。走到地铁站，我看到紧挨着超市的巨大的三明治餐吧里，那个白发疯婆子正透过窗户盯着我。她经常在我们的街区出没，具有攻击性且难以捉摸，喜欢自言自语，总是把白发扎成一个紧紧的髻，无论寒暑都穿同一件米黄色外衣。

“爸爸，到我过生日能有派对吗？”万妮娅问。

“你想要就有。”我说。

“我想要，”她说，“我想让海蒂还有你还有妈妈来参加。”

“看样子是个蛮好的小派对。”我说着，把她从右手换到了左手。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不知道。”

“一条金鱼，”她说，“可以吗？”

“嗯……”我说，“要想养金鱼的话，你得能好好照顾它才行。喂鱼食，换水，等等。我觉得，你得比四岁再大一点儿才行。”

“可是我能喂！伊洛就有一条。他比我还小呢。”

“那倒是，”我说，“咱们再看。生日礼物应该要保密，你知道的，这样才有意义。”

“保密？意思是保守秘密？”

我点点头。

“啊，他妈的！他妈的！”疯婆子叫道，现在她就在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我们惊动了她，她转过身看着我。糟糕，她两眼冒着凶光。

“你拿的什么鞋？”她在我们身后说，“那爸爸！你拿的什么鞋？现在我有话跟你讲！”

接着她的嗓门更大了：

“他妈的！啊，妈的！”

“老奶奶说什么？”万妮娅问。

“没什么。”说着我把她抱得更紧。“你是我最好的宝贝。最最好的。”

“比海蒂还好？”她问。

我笑了。

“你们都是最好的，你跟海蒂。 一模一样 。”

“海蒂比我好。”她说。她的语调完全是中性的，仿佛在宣布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

“别瞎说，”我说，“你这小傻瓜。”

她笑了。我的目光越过她，望向浩大的、几乎空无一人的超市，货架间和柜台间的狭窄通道上正闪烁着商品反射的光。两个女人坐在收银台后直视前方，等待着顾客。我们对面的红绿灯下，一辆轿车的引擎正在加快转速，可我扭过头才看见这声音出自一辆巨大的、类似吉普的汽车，这样的汽车最近几年开始充斥我们的街道。我感到我对万妮娅的柔情如此强烈，几乎要把我撕成碎片。为了抵抗这一波情感，我开始小跑。我经过了安卡拉，一家土耳其餐馆，里面有肚皮舞也提供卡拉OK，晚上经常有衣着光鲜的东欧男人站在门外，散发出须后水和雪茄烟的味道，但里面这会儿空着；又经过汉堡王，这里有个极胖的女孩，戴着帽子和无指手套，一个人坐在门外的长椅上吞食汉堡；又穿过十字路口，经过酒类售卖店“制度公司”和商业银行，这时红灯亮起，我停下了脚步，尽管所有车道上都没有车。从头到尾，我始终把万妮娅紧紧抱在胸前。

“你能看见月亮吗？”停下来等待绿灯的时候，我指着天空问她。

“呣。”她说。接着，过了片刻她问：“有人去过那上面吗？”

她当然知道有人去过，但她也知道我喜欢讲这些事。

“去过，有人去过，”我说，“就在我出生以后，有三个人飞上去了。路程很长，花了七天。然后他们就绕着它飞啊飞。”

“他们不飞，他们坐飞船。”她说。

“你说的对，”我说，“他们坐火箭去的。”

绿灯亮了，我们走到马路对面，这里下去有个广场，我们的家就在这儿。一个身材瘦长、穿皮夹克、长发过肩的男人站在自动取款机前。他伸出一只手来取卡，用另一只手拔开脸上的头发。这是一个女性化的动作，真有意思，除此之外他身上的一切，他全套重金属的装扮，都是按照又黑又硬、充满男性气质的风格来设计的。

一阵狂风把一小堆银行收据从他脚边的地上吹起。

我把手挤进衣服口袋，拿出一串钥匙。

“那是什么？”万妮娅指着两台冷饮机问，它们挨着我们公寓正门摆在泰式外卖的门口。

“冷饮，”我说，“你认识的。”

“我想要！”她说。

我看看她。

“不行，你不能要。但是你饿了吗？”

“饿。”

“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些鸡肉串。你想要吗？”

“想。”

“那好。”说完我把她放到地上，打开饭馆的门。它不过是墙上一洞，面条和炸鸡的气味每天上行七层，在我们家的阳台里飘荡。他们卖的是一盒两菜，四十五克朗，严格地说这不是我第一次站在玻璃柜台前，向那位骨瘦如柴、面无表情、努力工作的年轻亚洲姑娘订餐。她的嘴总是张开着，牙齿上的口香糖清晰可见，眼神从来没有感情色彩，仿佛不会有任何波动。厨房里有两个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我跟他们只有过短暂的眼神交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他同样面无表情，不过略显友善，最起码我们在地下室长长的、迷宫般的走廊里碰到对方时他是友善的：他要去贮藏室取放东西，我要洗衣服、扔垃圾，把我的自行车推进推出。

“你能拎一下吗？”我问万妮娅，把订餐后二十秒就出现在柜台上的饭盒递给她。万妮娅点点头，我付了钱，一起穿过下一道门走进门厅，万妮娅把饭盒放到地板上，去按电梯的按钮。

上行途中，她为每一层楼大声报数。等我们站到自己家门口时，她把饭盒递给我，打开门，还没进屋就喊起了妈妈。

“先脱鞋。”我拉住她说。这时琳达从客厅出来了。我听到电视开着。

角落里，折起的双人童车旁，一大袋垃圾和角落里的两个小尿布包正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腐败的气味和另一种更难闻的味道。海蒂的鞋和外套在童车旁的地上。

真见鬼，她为什么不把东西放进衣橱？

过道里到处都是衣服、玩具、旧宣传单、风车、袋子、水瓶。她一下午干什么去了？

但是她可以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没钓鱼就得了个大礼包！”万妮娅说。

这就是她心目中的大事了，我一边想，一边弯腰给她脱鞋。她不耐烦地扭动着身体。

“我还和阿基里斯一起玩来着！”

“很好，”琳达说着蹲到她身前，“让我看看礼包里都有什么。”

万妮娅打开给她看。

不出所料。生态零食。肯定是从我们楼对面的商场里买的，那里头新开了一家商店。各种颜色的巧克力坚果。冰糖。一些葡萄干模样的糖球。

“我现在能吃吗？”

“先吃鸡，”我说，“到厨房里吃。”

我把她的外套挂到衣钩上，鞋放进衣橱，然后走进厨房把鸡肉摆好，春卷和面条放进一个盘子，取出一副刀叉，倒一杯水，把这些东西统统放到她面前的桌子上。签字笔、水彩颜料盒、装水的杯子、画笔和纸仍然在桌面上散落着。

“那儿还好吧？”琳达问，坐到了她旁边。

我点点头，抱着胳膊倚着操作台。

“海蒂睡得早吗？”我问。

“不早，她发烧了。怪不得她提不起精神。”

“又发烧？”我说。

“嗯，不过烧得不厉害。”

我叹了口气，扭头看了看旁边和水槽里成堆的脏盘子。

“乱如猪圈。”我说。

“我要看电影。”万妮娅说。

“现在不行，”我说，“早就该睡觉了。”

“我要！”

“你在看什么电视？”我问琳达。我们四目相对。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们回来时你正在看电视。我很好奇你在看什么。”

这回轮到她叹气了。

“我不要睡觉！”万妮娅说着，举起鸡肉叉子作势要扔。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放下。”我说。

“你可以看十分钟，吃一小碗糖果。”琳达说。

“我说了她不能。”我说。

“就十分钟，”她说完起身，“然后我带她去睡觉。”

“是吗，”我说，“那就该我洗盘子了，对不对？”

“说什么呢你？你随便吧。你非要知道的话，那我一直陪着海蒂，她病了，不舒服，而且……”

“我出去抽根烟。”

“……怎么都哄不住。”

我穿上外套和鞋走到朝东的阳台上，我经常来这儿吸烟，因为有顶棚，而且从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人。另一边的阳台横跨公寓，长度超过二十米，没有顶棚但可以看到下面的广场，那里总有人，还能看到马路对面的酒店和商场，以及由此直抵治安官公园的沿线房屋。不过我要的是平和与安静，不想看到人。所以我上了小阳台，关好门，坐进角落里一把椅子，点着香烟，两只脚搁到栏杆上，注视着后院与远处的屋脊，粗糙的轮廓映衬在盛大的天幕之下。景观不断变化。前一刻还见浩瀚的云团积聚，如群山，悬崖和陡岸，峡谷和洞穴，神秘地在蓝色天空的中央徘徊，下一刻便有湿冷空气的锋面从极远处向前推进，在天际线上铺展成一床巨大的、灰黑色的羽绒被，如果这发生在夏天，那么几个小时之后最壮观的闪电便可能每隔几秒钟将黑暗撕破，伴随着惊雷从屋顶滚滚而过。但我偏爱天空的素颜，即使平滑，即使灰暗，即使飘着雨，但有我脚下后院那深深的颜色衬托，于是也显得明亮，亮得几乎眩目。瞧那屋顶的锈绿！瞧那墙砖的橙红！还有起重机的铜黄，在一片灰白的映衬下又是多么艳丽！或者一个平常的夏日，当天空晴朗，蔚蓝，当太阳即将燃尽，只有几朵浮云轻薄而近于无形，然后星星点点，灯光闪烁，那是广阔的屋宇铺向远方。夜幕落下的时候，天际线首先发散出红光，一如大地燃起了火焰，此后是明亮而轻柔的黑暗，在它友善的手下，今夜的城市可以安眠，仿佛它已经疲惫不堪，结束了阳光下这愉快的一天。星光照亮夜空，人造卫星高悬，一架架飞机闪烁着灯光，在凯斯楚普和斯图鲁普两座机场飞进飞出。

如果我想看的是人，就得探身向前俯视对面的中庭，在屋与屋、门与门之间，看不到脸的人形偶尔出现在别人的窗户里，出现在永远没有变化的旋转楼梯上：一扇冰箱的门打开了，只穿短裤的男人从里面取出某物，关上门，坐在厨房的桌边，某户人家的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一个穿外套的女人肩上背着包，匆匆走下楼梯，一圈又一圈，那边还有个男人在熨衣服，从侧影和迟缓的动作判断，他必定已经上了年纪，熨完以后，他关了灯，房间沉于黑暗。这时你该往哪里看呢？往上看，看那个男人吗？他有时舞动双臂，在地板上跳上跳下，身前有什么东西，你看不见，但无疑是个婴儿。或者看那个女人？她五十多岁，常常站到窗边，向外眺望。

不，这些生命不会在我的视野里停留。我让目光向外，向上，无心于所见，也无心于美，只为休息。绝对的独处。

我从地上抓起挨着椅子、还剩半瓶的两升装健怡可乐，从桌上的几个杯子里拿了一个倒满。瓶盖不在，可乐已经没气儿了，随着碳酸散逸，本略带刺激的口感消失，甜味剂的口感现在更加明显了。但是没关系，对于味道我一向不太在乎。

我把杯子放到桌上，取出香烟。过往几个小时接触过的那些人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感觉。他们就是全被烧死了我也毫不在意。这是我生活中的一条法则。当我和他人共处，我跟他们密不可分，我感到我们之间感受着无限亲密的接近，有极其强烈的共鸣。可以确凿地说，这种感觉如此强烈竟至于他们的幸福总是比我的幸福更重要。我让自己低人一头，濒于自轻自贱；某种无法控制的内部机理，使我把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置于自己的之上。但我独处时，他人对我毫无意义。这并非我不喜欢他们，也不是对他们怀有恶感，恰恰相反，其中的多数人我都喜欢，而从那些确实谈不上喜欢的人身上我也总能看到某些价值，某种我能够认同的品质，最起码也能发现能让我心动一时的有趣之处。但是喜欢他们不等于关心他们。让我囿于其中的是社交环境，而不是环境中的人。这两种观念之间无法折中，小而谦卑和大而疏远，非此即彼。而我的日常生活介于两者之间。也许这就是我活得如此艰难的原因。日常生活连同其义务与惯例，是一件我必须忍受而非享受的事，更不是一件有意义或能使我感到快乐的事。这与不情愿擦洗地板或换尿布无关，而是涉及某种更为本质的东西：我置身其中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总渴望着离它而去。我的生活因此不属于我。我努力让它成为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奋斗，我为之向往，却铩羽而归，对其他东西的渴望摧毁了我的一切努力。

症结何在？

是那种刺耳的、乏味的、我到处都能听到而又无法忍受的声音吗？它出自我们在生命中要经历的一切虚伪的人和虚伪的地点，虚伪的事件和虚伪的冲突，是我们看到但并不参与的事物，以及现代生活以这种方式向我们呈现出的、和我们现今难以逃脱的自身生活的距离。如果是这样，如果它有我所渴望的更多的真实、更多的介入，那么我是否应该拥抱周围的一切？如果是这样，我是否不应该渴望逃离？或者，也许在这个我要作出反应的世界上，症结就是那种预先设定的、天天如此的行为模式，是我们需要遵从的例行轨道？是它使一切变得可以预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在娱乐上消费来体验哪怕一丝的紧张感？每次出门，我都知道要发生什么、要做什么。这是微观层面的表现：我去超市购物，我拿着报纸到咖啡馆坐下，我到幼儿园接孩子；这是宏观层面上的表现：从首次踏进社会的幼儿园，到最后退出时的养老院。或者，我所感知到的剧烈变化只是基于那种让世界变平、让万物变小的同一性？如果现在你到挪威各地旅行，会看见到处都是一样的。一样的道路，一样的房屋，一样的加油站，一样的商店。至迟到六十年代，当你驾车经过古德布兰斯达伦山谷，还能看到地方文化的变迁，例如那些奇异的黑色木屋，极为纯粹而阴郁，现在却在一种与你已离开或即将前往之地无异的文化中，被封装成了小博物馆。欧洲也正在日益融合为一个大的、同质化的国家。一样的，一样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或者，也许症结是那照亮了世界、让一切变得可以理解、却也将意义抽离其中的光？也许症结在于那些消失的森林、灭绝的物种，和永远不会复原的生活方式？

是的，我想到了这一切，我带着悲哀和无助想到了这一切，如果我心里有一个向往的世界，那就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世界，连同它广袤的森林，帆船和马车，风车和城堡，修道院和小城镇，画家和思想家，探险家和发明家，祭司和杂货店。生活在一个万事万物都凭着手工、风力或水力制造的世界上又当如何？生活在一个美洲印第安人仍然安居乐业的世界上又当如何？当人生拥有切实的可能性？当非洲未被征服？当日落则黑，日出则明？当人口少而工具差，尚不足以对动物造成影响，遑论把它们杀光？当你耗尽气力才能完成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当安逸的生活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当海洋遍布鲸鱼，森林还有熊与狼随时出没，当无一探险故事能够正确描述的陌生国度仍然存在，如中国，前往那里的旅程不仅要花费数月，不仅只有极少数海员和商人才有这样的特权，路途也充满了危险。诚然，那个世界是艰辛的，多难的，污秽的，苦于疾病、酗酒与无知，充满了痛苦，短暂的寿命和猖獗的迷信，但它也诞生了最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仍然未被后人超越——这一时期何以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就？是由于死亡更近，生命因此变得更为强健吗？

谁人知道？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让时间逆转，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可挽回，如果回首，我们看见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任何相信这个时代的环境和特性要为我们的不适应负责的人，不是患上了夸大妄想，便是十足的愚蠢，从这两个角度来说都是没有自知之明。我对所处的这个时代甚为憎恶，但这不是意义缺失的原因，因为这种憎恶并不是一定不变的……例如，我搬到斯德哥尔摩并遇见琳达的那个春天，世界突然打开了，充实感增强的速度堪称惊心动魄。我深陷于爱情，一切都有可能，我终日洋溢着幸福，愿意拥抱一切。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谈起意义的缺失，我一定会嗤之以鼻，因为我是自由的，周围是开放的世界，充满了意义，从我公寓下方飞速穿过斯卢森区的闪亮的、未来主义的火车，到十九世纪风格的、邪恶又美丽的日落，数月里每天晚上我都能看到，太阳就这样染红了里达尔岛上座座教堂的尖塔；从刚刚采摘的罗勒的芳香、新熟的番茄的味道，到深夜时分希尔顿酒店前鹅卵石斜坡上脚步的叩击声，那时我们坐在长椅上，手牵着手，只知道在二人世界里地久天长。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那半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幸福，真切地感受到了与世界、与自我的亲近，然后它慢慢失去了光泽，世界也又一次与我拉开距离。半年后，那样的状态又回来了，不过是以一种颇为不同的方式。那是万妮娅出生的时刻。那个开放的世界已然不再，我们把它关在了门外，而全神贯注于发生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奇迹，不，毋宁说是我发生了变化。相较于恋爱时的不切实际和狂放不羁，朝气蓬勃和感情洋溢，这一次的表现却是小心翼翼和悄无声息，对眼前的一切都倾注了无尽的关心。它持续了四个星期，也许是五个星期。当我不得不到城里采购些东西时，我便 跑 过街道，抓起我们需要的随便什么东西，付钱时急得直哆嗦，然后双手提着袋子往回 跑 。我连一分钟都不愿错过！日与夜合为一体，一切都是温暖的，一切都寄托着柔情，如果她睁开眼睛，我们便马上扑到她身边。啊，你醒来了！但是这一次也过去了，我们同样习惯了这一切，我开始工作，每天前往达拉街的新写字间，坐下来写作，留琳达与万妮娅在家，午饭时来看我，她虽然时常有些焦虑，但还是快乐的，她对孩子和对当时的情况的态度比我更加贴近，因为我在写作，一开始是按照长篇随笔来写的，但慢慢现出端倪朝着小说一路前进，而且很快进入了状态，它主宰了一切，写作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我搬进了写字间，没日没夜地写，抽空儿睡上一个小时。我充满了一种奇妙至极的感觉，火焰在内心燃烧，不灼人也不毁伤，而是冷静，清晰，明亮。在夜里，我拿着一杯咖啡，坐到医院外面的长椅上吸烟，周围的街道一片静谧，我却无法安坐，因为幸福是那样的强烈。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有了意义。我在小说里的两个地方达到了超出预想的高度，仅就这两处而言，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我的手笔，无人注意或对此有所评论，但它们让我此前五年徒劳而失败的努力写作终有所值。它们堪称我人生中最好的两个时刻。我指的是我全部的人生。它们给了我全身心的幸福和一往无前的感觉，而这样的幸福我之前一直在寻找，却总是两手空空。

小说写完后，过了几个星期，居家丈夫的生活就开始了，并计划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琳达在此期间将修完戏剧学院的学业。小说写作已经对我们的关系造成了损害，我在写字间睡了六个星期，极少见到琳达和我们五个月大的女儿，及至这段时间终于结束，她如释重负，面露喜色，而我自感亏欠了她，我应该在场，不只人应该待在同一间屋子里，还要拿出我全部的关心全力参与。我没有做到。有几个月我感到难过，因为我没有待在老地方，那个寒冷、干净的环境，我要回那儿的渴望大过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快乐。小说反响很好也无关紧要了。每次有好评出现，我便在书上画个叉，然后等着下一篇，每次在出版社与代理人谈完话，得知有外国公司表示了兴趣，或提出了报价，我便在书上画个叉，然后等着下一家，而当它终于得到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提名时，我已经不太关心了，因为如果说过去半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写作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写作。全部的价值都在其中。然而我又想得到更多随之而来的东西，因为公众的关注犹如毒品，它给予满足的那种需要固然不是天生，但一旦你尝过它的味道，便会欲罢不能。就这样，我推着婴儿车，在斯德哥尔摩的动物园岛上转个不停，等着电话铃响，有某位记者向我提问，某位活动组织者邀我前往某地，某份杂志向我约稿，某家出版社向我提出报价，直到最后，我承担了这种令人不快的爱好在我身上留下的恶果，开始对一切人和一切事说不，同时，随着这种兴趣渐渐消退我也重新开始了每日的苦差。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无法深入其中，总是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我推着婴儿车在城里艰难行进，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万妮娅坐在里面东张西望；不然她就手拿铲子，坐在胡姆勒公园儿童游戏区的沙箱里，周围是斯德哥尔摩的母亲们，又高又瘦，总在不停地打着电话，看上去好像荒诞时装秀上的一景；再不然，万妮娅坐在家中厨房的高脚餐椅上，大吃着我喂给她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厌倦到发狂。在屋里走来走去跟她瞎聊时，我感觉自己很蠢，因为她什么都不说，只有我的蠢话和她的沉默，快活的咿咿呀呀或不快的哭泣，然后给她穿好衣服，又一次跋涉进城，比方说去船岛上的现代美术馆，到了那儿我最起码可以一边照看她，一边欣赏优秀的画作，或者去市中心的某家大书店，或者去动物园岛或布伦斯维肯湖，那是城中最接近的自然地方，不然就走远路去看盖尔，当时他在大学有办公室。点滴积累，我掌握了有关小孩子的一切，她没有一件事情我处理不了，我们什么地方都去，但不管我如何得心应手，对她的柔情如何地不顾一切，我的厌倦和冷漠还是日甚一日。百般努力把她哄睡，我才能看看书，熬过这些日子，把它们从日历上划掉。我知道了城里最偏僻的咖啡馆，几乎坐遍了公园里的每一张长椅，有时一手拿书，另一只手推着婴儿车。我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群魔》，后来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又一次在书中找到了光。但这不是崇高、明静和纯洁的光，不是荷尔德林的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没有高地，没有山脉，也没有神圣的图景，一切都在人的范畴之内，周围环绕着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不幸、肮脏、病态的气氛，几乎无处不在，与歇斯底里相距不远。这就是光之所在。这就是激荡的神性之所在。然而这是要去的地方吗？有必要俯身相就吗？像平时一样，我看书的时候不去胡思乱想，而务求全神贯注，花上几天时间，读过几百页后，便突然眼前一亮，煞费苦心而慢慢积聚的种种细节开始互相作用，其强度之大，竟让我深深为之感动而完全沉醉其中，直到万妮娅从婴儿车的深处睁开双眼，目光中甚至含着怀疑，这才让我如梦初醒：你把我带到了什么地方？

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合上书，抱起她。如果我们在室内，便取出调羹、食品罐子和围嘴，如果在户外，便赶快择路前往最近的咖啡馆，拉过一只高脚餐椅，把她放进去，然后走向柜台，请店员将食品加热，这种事他们做起来并不情愿，因为那个时候正值婴儿潮，斯德哥尔摩满街都是宝宝，由于大量三十来岁的女人做了母亲，她们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办给母亲们看的时髦杂志开始出现，孩子成了装饰品，一个又一个女明星同意和家人一起在照片上亮相，在采访中谈及家庭。以前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此时纷纷涌进了公共竞技场。到处都能读到产前阵痛、剖宫产和母乳喂养，婴儿装，婴儿车，供年幼子女的父母参考的度假指南，这些东西纷纷成书出版，其作者既有居家丈夫，也有苦大仇深的母亲，她们被工作和生育弄得精疲力竭，身心俱废，感觉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一些过去还属于正常的话题，现在你最好不要说三道四，这就是儿童，儿童问题如今被推到了人生大义的最前沿，充满了人人应该为之侧目的狂热——这能有什么意义？这种蠢行我也有份，我用小车把孩子推来推去时，与众多把父亲的身份看得高于一切的爸爸们并无二致。每次我坐在咖啡馆给万妮娅喂吃的，店里至少有另一个做父亲的，他们多半与我年纪相当，三十五六的样子，剃着光头以掩饰脱发。谢顶和发际线高企如今几乎成了绝响。看到这些父亲我总是感觉有点儿不自在，感觉自己很难接受他们的女性化神态，可我自己的举手投足也跟他们一样女性化。不夸张地说，我对推婴儿车的男人所抱有的轻微蔑视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在我看到这些爸爸的场合我自己就正推着婴儿车。我不相信只有我才有这种感觉，在儿童游戏区，我感到偶尔能从某些男人脸上看到一种不自在的神情，当孩子在周围玩耍时，他们的身体显出坐立不安的迹象，恨不得抓挠游戏设施。每天跟你的孩子在儿童游戏区花几个小时也就罢了，可还有更糟糕的事。琳达刚刚开始带万妮娅去斯德哥尔摩公共图书馆，那里有一个为刚学走路的宝宝开办的儿童舞蹈班，等我开始带孩子时，她也想让万妮娅接着学下去。我隐隐感觉自己大难临头，所以一口拒绝，这事用不着讨论，万妮娅现在由我带，所以儿童舞蹈班不上就是了。但琳达隔三差五就提起，几个月之后我对承担软男任务的抵抗已全盘瓦解，又考虑到万妮娅长得快，每天的活动确实需要多些花样，于是有一天我同意了，转天我们便计划到公共图书馆上儿童舞蹈课的事。记得早点儿到，琳达说，很快就满员了。于是一天下午，我早早推着万妮娅上了瑞典路，走到乌登广场，过马路走进国家图书馆的大门。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没来过这儿，虽然这是斯德哥尔摩最漂亮的建筑之一，由阿斯普隆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设计完成，那一时期在我看来当属上个世纪最好的一个阶段。万妮娅吃好了，睡好了，穿着为上课而精心挑选的干净衣服。我推着婴儿车走进馆内宽阔的圆形空间，向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打听儿童区怎么走，随即按照她的指示走进侧面一个排列着儿童书架的房间，屋子紧里面的一扇门上贴有海报，说本次儿童舞蹈班下午两点在此开课。三辆婴儿车已经到场。车主们坐在稍远处的椅子上，那是三个穿厚外套、面带倦容的女人，都是三十五岁上下，而小孩们流着鼻涕，正在她们之间的地上爬来爬去。

我把婴儿车停到她们的车旁边，抱出万妮娅。我坐到一个小架子上，把她搁在我腿上，脱掉她的外套和鞋，把她轻轻放到地上。本以为她也能爬一爬，可她不愿意，她不记得以前来过这儿，只想和我粘在一起。她伸出双臂。我把她抱回到腿上。她带着好奇注视着别的小孩。

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吉他，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她肯定只有二十五岁左右，一头金色长发，外套及膝，下穿黑色长靴，走到了我的面前。

“嗨！”她说，“以前没见过你。你是来上儿童舞蹈课的吗？”

“是的。”我抬起头看着她说。她真的很漂亮。

“你报名了吗？”

“没有，”我说，“必须报名吗？”

“对，必须报名。今天恐怕没有空位了。”

好消息。

“太可惜了。”我说着站起身。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她说，“我想我们可以让你加个塞儿。下不为例。过后你要先报名才能上下一次的课。”

“谢谢你。”我说。

她笑起来实在漂亮。然后她打开门进去了。我伸长了脖子，看到她把琴盒放到地板上，脱去外套，摘下围巾，搭到房间靠里的一把椅子上。她有一种清新、轻盈、春天般的气质。

我猫腰看着这一切。我应该起身走掉，可是我不是为了自己到这儿来的，我来这儿是为了万妮娅和琳达。所以我坐定下来。万妮娅已有八个月大，对任何类似演出的活动都万分着迷。眼下这场演出，她是其中的一部分。

更多推婴儿车的女人零零星星地到了，房间里很快充满了说话声、咳嗽声和笑声，衣服窸窣作响，袋子开合有声。大部分母亲来的时候都似乎是两人结伴或三人同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好像是唯一的男人，形单影只。但就在两点钟之前，又来了两个男人。根据他们的身体语言，我能看出他们彼此认识。其中一位大脑袋，小个子，戴眼镜，冲我点了点头。我差一点儿要踢他。他想什么呢？以为我们属于同一家俱乐部吗？这时大家纷纷脱掉外套和鞋帽，拿出奶瓶和拨浪鼓，跟孩子一起坐到地板上。

母亲们早就开始进到儿童舞蹈班上课的屋子里去了。我等到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才站起来，单手抱着万妮娅走进去。地板上已经摆好了给我们坐的小垫子，那位年轻女人是指导老师，坐在我们前方的椅子上，腿上放着吉他，面带微笑，扫视了一下观众。她穿一件米黄色的羊绒衫，胸部曲线优美，腰肢纤细，两腿修长，上下交叠，上面那一条轻轻摆荡，脚上仍然穿着黑靴子。

我在小垫子上坐下，把万妮娅放到腿上。拿吉他的女人讲了几句欢迎的话，万妮娅的两只大眼睛紧盯着她。

“咱们今天有几位是新来的，”她说，“也许你们愿意做个自我介绍。”

“莫妮卡。”一位说。

“克里斯蒂娜。”另一位说。

“卢尔。”第三位说。

卢尔？这算什么鬼名字？

屋里安静下来。这位漂亮的年轻女人看着我，投来鼓励的微笑。

“卡尔·奥韦。”我阴沉地说道。

“那我们先来唱一首欢迎曲。”她说完便弹出了第一个和弦，琴声回荡，她继续讲解，当她朝某位家长点头时，家长应该说出自己小孩的名字，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名字唱出来。

她轻轻弹出同一个和弦，大家开始合唱。这首歌的用意是每个人都对朋友招手说你好。孩子如果太小还不能理解，就由父母抓住他们的手腕帮他们招手，这个动作我也做了，但是第二段歌词开始后，我再也没有理由坐着不出声，不得不唱起来。在女人们的高音合唱中，我低沉的声音仿佛受着病痛的折磨。我们先对朋友唱十二遍你好，再唱每个小孩的名字，然后才能继续。下一首唱的是身体部位，让孩子们唱到哪儿摸到哪儿。脑门，眼睛，耳朵，鼻子，嘴，肚子，膝盖，脚。脑门，眼睛，耳朵，鼻子，嘴，肚子，膝盖，脚。接下来，我们拿到了有点儿像拨浪鼓的乐器，看来唱新歌的时候要摇一摇。我不觉得难堪——坐在这儿不是难堪，而是受辱和失去人格。一切都是温柔、友好与可爱的，所有动作都是小号的，我蜷缩着坐在小垫子上，跟妈妈们和宝宝们挤在一起，哼哼唧唧地唱歌，更有甚者，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我想跟她睡觉的女人。但是，坐在这儿让我看起来完全无害，没有尊严，阳痿不举，我和她之间仅存的差别是她更有吸引力，这种自发的均平——我因此丧失了所有的自我，甚至我的尺寸——这一切让我充满了愤怒。

“现在该让宝宝们跳跳舞了！”她说着把吉他放到地板上，起身走向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面放着一台CD播放机。

“大家站成一个圆圈，我们先朝一个方向走，边走边跺脚，就像这样，”她说着跺了跺她漂亮的脚，“转过身，然后反方向回来。”

我直起身，抱起万妮娅站到大家排成的圆圈里。我看了看另外两个男人，他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照料自己的小孩。

“对，对，万妮娅，”我小声说，“各有各爱，你曾爷爷过去老这么说。”

她仰起脸看看我。到现在为止，她对孩子们要做的任何事情都毫无兴趣。她连响葫芦都不想摇。

“那我们开始了！”漂亮女人边说边按下了CD播放机的按钮。

一支类似民歌的旋律飘荡在屋子里，我开始跟随别人，和着音乐的节奏迈着步子。我双手托着万妮娅的两条胳膊，让她靠在我胸前摇来晃去。接着我得跺脚，让她打转，然后转身返回。很多人乐在其中，笑声不断，甚至能听见兴奋的尖叫。这一轮结束之后，我们得单独跟自己的孩子跳舞。我一边搂着万妮娅左摇右摆，一边想着这像什么鬼样子，装温柔、扮可爱，跟带着孩子的素未谋面的妈妈们在一起。这个节目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活动，要用到一块蓝色的大帆篷，一开始假装那是大海，我们唱起了关于波浪的歌，大家一起上下摆动帆篷，弄出波浪的样子，然后让孩子们到下面乱爬，最后我们突然掀起帆篷，这一幕同样有我们的伴唱。

等她终于向大家道谢并说了再见，我赶紧往外冲，到外面给万妮娅穿上衣服，谁也不看，只盯着地面，周围的欢声笑语比他们进去之前更愉快。我把万妮娅放进婴儿车，系好安全带，推上她出了门，动作之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到外面的街上，我就想撕心裂肺地来一番狂喊，把什么东西砸得粉碎。但我必须让自己尽快远离这个耻辱之地。

“万妮娅啊，万妮娅，”我一边说，一边沿着瑞典路一溜小跑，“你觉得好玩吗，嗯？我可真没觉得好玩。”

“达，达，达。”万妮娅说。

她没笑，可眼睛里透着高兴。

她伸出手指。

“噢，摩托车，”我说，“你跟摩托车有什么关系，嗯？”

走到滕纳尔街拐角处的孔苏姆商店，我进去买些晚餐要吃的东西。幽闭恐惧症的感觉挥之不去，但攻击欲已经消失，当我推着婴儿车在货架之间的过道内穿行时，已经感觉不到愤怒了。商店唤起了回忆，三年前我刚搬到斯德哥尔摩时经常光顾此店，当时我在诺尔斯泰特出版社安排的公寓里暂住了几个星期，就在这条街上，只有几步路。我那时体重有两百多斤，深陷紧张症似的黑暗状态，一心逃离从前的生活。那段日子没有多少乐趣可言。但我决心重新振作，于是每天晚上我都到小扬森林去跑步。连一百米都没跑到我的心脏便开始狂跳，气喘吁吁，几欲痉挛，只好停步。再跑一百米，两腿已哆嗦个不停。然后，我只好以步行的速度回到旅馆式的公寓，就着汤吃干面包。有一天我在这商店里看见一个女人，忽的她就站到了我的身边，正好挨着肉食柜台。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她的外表有一种纯粹的肉体性，一瞬之间令我充满了几欲爆炸的性欲。她用双手把篮子提在身前，头发是赤褐色的，苍白的脸上长着点点雀斑。我捕捉到了她的一点儿体味，一种淡淡的汗味和肥皂的味道，立时目瞪口呆，心怦怦直跳，嗓子一阵阵发紧，呆立了大概十五秒钟，与此同时她正走过我身旁，从柜台上拿了一袋莎乐美肠，接着自顾走开了。付款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她，她站在另一个收银台前，始终未曾尽退的欲望又一次在我体内迸发。她把东西装进口袋，转身走出门外。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万妮娅从她在婴儿车里沉坐的位置往外看，发现了一条狗，她用一根指头指着它。我总是禁不住去想，她在观察周围世界的时候看到了什么？这无尽的人流，这面孔、汽车、商店和标志的长河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并没有以一种不加鉴别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最起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她不仅有规律地指向摩托、猫、狗和其他婴儿，而且就周围的人构建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等级体系：第一等级是琳达，然后是我，然后是姥姥，再然后是其他人，以此前几天他们在她身边出现的时间长短为序。

“对，瞧啊，一条狗。”我说。我拿起一盒牛奶放到婴儿车上，又从旁边的餐柜上拿了一袋新鲜的意大利面。接着我又拿了两袋塞拉诺生火腿，一罐橄榄和莫扎雷拉奶酪，一盆罗勒，还有一些西红柿。在以前的生活中，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去买这样的食物，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可现在我还是来这儿了，置身于斯德哥尔摩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心脏地带，但是像这样迎合意大利的、西班牙的和法国的各种东西，而排斥瑞典的一切，在我看来很蠢，而且渐渐地，由于越看越多，我也觉得这令人厌恶，不值得我浪费精力。当我思念猪排卷心菜、炖牛肉、蔬菜汤、土豆团子、肉丸子、肺糊糊、鱼糕、炖羊肉、熏香肠、鲸肉、西米露、粗面粉、米布丁和挪威米粥的时候，这正是我思念的七十年代的味道。但是吃什么对我并不重要，所以我倒不如投琳达之所好。

我在报摊前稍停片刻，合计要不要买两份晚报，这是瑞典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阅读它们就像一袋垃圾整个倒在你头上。感觉头上再多一点儿垃圾也无妨的时候，我偶尔会买。但今天还是算了。

我付完钱，又上了街，温暖的冬日天空之下，人行道上反射着暧昧的光，十字路口的每个方向都有汽车排队，仿佛原木在河上重重堆叠。为了避开车流，我上了滕纳尔街。这里有一家我关注的二手书店，我在橱窗里看见一本马拉帕尔特的书，盖尔曾经非常热切地说起过，还有一本收入“亚特兰蒂斯丛书”的伽利略作品。我掉转婴儿车，用脚后跟慢慢把门顶开，然后拉着车倒退着进了屋。

“窗户里有两本书我想要，”我说，“伽利略那本和马拉帕尔特那本。”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掌柜的说。他五十多岁，穿一件带领扣的衬衣，鼻尖上架着一副方框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我。

“橱窗里，”我用瑞典话说，“两本书。伽利略，马拉帕尔特。”

“那本天上的和那本打仗的吧？”他说，然后转身替我拿书去了。

万妮娅已经睡着了。

儿童舞蹈课这么累？

我拉起头枕下的小把手，朝我的方向轻轻放低，让她躺到婴儿车内。她的手在睡梦中摆了一下，又紧紧握住，和她刚出生时的动作一模一样。这样的动作得自天生，后来慢慢地被她自己的行为所取代，但是在她睡着以后这动作再度浮现。

我把婴儿车推到靠边，好方便别人经过，然后转向艺术书的架子，等着书店老板在老式收银机上录入那两本书的价钱。既然万妮娅睡着了，我就有了几分钟自己的时间，我第一眼就看见了佩尔·曼宁的摄影画册。真幸运！我一直喜欢他拍的照片，尤其是这些动物系列，牛啊，猪啊，狗啊，海豹啊。他总有办法捕捉到它们的灵魂。要理解照片里这些动物的表情，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完全的呈现，有时苦恼，有时空虚，有时目光敏锐，直抵人心。但也令人迷惑，就像十七世纪画家笔下的肖像那样高深莫测。

我把书放在柜台上。

“这一本刚到，”老板说，“好书。你是挪威人？”

“是的，”我说，“我再看看别的。”

有一本德拉克洛瓦的日记，我拿了。然后是一本关于透纳的书，虽然没有谁的画作像他的作品一样，在被拍成照片后会失掉如此多的东西。我又拿了一本波尔·瓦德关于哈默休伊的论著，以及另外一本讲艺术中的东方主义的大书。

刚把这几本书放到柜台上，我的手机就响了。基本上没人知道我的号码，所以铃声从我黑色风雪衣一侧的口袋深处闷声传出时并没有让我觉得心烦。自从琳达这天早晨骑车去了学校，除了跟儿童舞蹈班的那个女人有过几句简短的交流，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呢。

“喂？”盖尔说，“你在忙什么？”

“忙着得意忘形，”我说着转过脸，对着墙，“你呢？”

“我什么也没忙。在办公室干坐着，看着大伙走来走去。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吗？”

“我刚碰见个很漂亮的女人。”

“噢？”

“跟她聊了聊。”

“噢？”

“她请我进屋。”

“你进了？”

“那当然。她还问我叫什么了。”

“可是？”

“她是儿童舞蹈班的老师。所以我得坐下来，拍巴掌唱儿童歌曲，当着她的面。万妮娅在我腿上。坐小垫子。跟一堆妈妈和小朋友在一起。”

盖尔哈哈大笑。

“我还弄了个拨浪鼓来摇。”

“哈哈哈！”

“从那儿出来的时候我气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还有机会秀一下自己的新腰围呢，可是没人在乎我肚子上一圈圈的肥肉。”

“不，它们又软又好，真的。”盖尔说着又笑出了声。“卡尔·奥韦，今天晚上咱们聚一下吧。”

“别逗我了。”

“没逗你，我是认真的。我打算工作到七点，大概吧。之后咱们可以随时在城里见个面。”

“不可能。”

“咱们要是老不见，那你住在斯德哥尔摩干吗呢？”

“你知道自己刚刚这句话串到瑞典语去了吧，啊？”我说。

“还记得你刚到斯德哥尔摩那次吗？”盖尔说，“你在出租车里给我上课，大谈‘惧内’，就因为我不想跟你去夜总会。”

“瞧瞧，又串了。你的挪威语现在真是完蛋了。”我说。

“拜托别闹，伙计。咱们谈的是你那个说法，‘惧内’。还记得吗？”

“记得，恐怕记得。”

“所以？”他说，“你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了？”

“今天跟那时不一样，”我说，“我不是惧内。我就是那个‘内’。而你就是‘内’玩意儿。”

“哈哈哈。那就明天？”

“我们要跟弗雷德里克和卡琳出去吃饭。”

“弗雷德里克？那个笨蛋电影制片人？”

“我不会那样称呼人家，不过是的，是他。”

“噢天啊。好吧好吧，星期天呢？不行，你那天要休息。星期一？”

“可以。”

“到时候城里人也多了。”

“星期一在鹈鹕餐馆吧。”我说。“对了，我现在手里正拿着一本马拉帕尔特的书。”

“是吗？你在二手书店？他的书蛮好的。”

“还有德拉克洛瓦的日记。”

“应该也不错。托马斯说起过，我知道。还有别的吗？”

“《晚邮报》昨天打过电话。他们想做个特写采访。”

“你没答应吧？”

“我答应了。”

“你这傻瓜。你说过你不再干这种事的。”

“我知道。可是出版社说这个记者特别好。所以我想就最后一次吧。这之后 就好 了。”

“不，好不了。”盖尔说。

“对，我知道，”我说，“但是不管了，反正我都答应人家了。你有什么新消息？”

“什么都没有。跟一帮社会人类学家吃了些圆面包。后来系里的老主任晃过来了，要跟我谈谈，他胡子上挂着面包渣，裤子前门儿也不关。我是唯一一个肯搭理他的人，所以他就来了。”

“特别强硬的那位？”

“没错。他现在就怕失去自己的位子，当然这是他仅剩的了。所以他学乖了。这是个能不能适应的问题。能强硬才强硬，该学乖就得学乖。”

“明天我也许顺便过去看看，”我说，“你有时间吗？”

“当然有啊。只有一点：别带万妮娅就行。”

“哈哈。好了，我现在得付钱。那明天见。”

“好的。给琳达和万妮娅带好。”

“也给克里斯蒂娜带好。”

“再见。”

“嗯，再见。”

我挂了电话，把它装进口袋。万妮娅还在睡觉。书店老板在研究一本书目。我站到柜台前，他抬起了头。

“总共一千五百三十克朗。”他说。

我把信用卡递给他，然后把收据放进了裤子后袋，因为这是我对自己购物行为的唯一证明，可以拿来抵税。我把两袋子书放到婴儿车的底层，随着门铃在耳边叮当一响，我推车出了书店。

已经三点四十了。我凌晨四点半就起了床，给达姆出版社看一份有问题的译稿，一直看到六点半，这是一件乏味的工作，我要做的只是比对原稿中的文字，但即便如此，比起我要忙活整整一上午的换尿布和哄孩子，这也要有趣和有益一百倍，因为这些家务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是白白占去我的时间。我没有被这种生活搞垮，它并不会耗尽人的心力，但是这些事擦不出一丁点儿灵感的火花，总归它们让我沮丧，好像皮球被扎穿一样。

走到德贝恩街的十字路口，我左转上了圣约翰教堂下方的小山，教堂有红色的砖墙和绿色的铁皮屋顶，很像卑尔根的圣约翰教堂和阿伦达尔的三一教堂，在山脊街上走一段，拐进面包师大卫街，然后就进了我们后院的门。对面咖啡馆外的人行道上点了两支火炬。墙边的一排垃圾桶散发着臭味，还有一股尿臊气，因为老有人夜里从斯图雷广场回家途中在这儿停下，往栏杆后撒尿。墙角有只鸽子，两年前我们搬过来的时候她便已在此安家。那会儿她住在墙上的一个洞里。后来洞被人拿砖堵上了，高处但凡平整些的地方也都用水泥加装了尖利的墙钉，所以她只好搬到地面上。这里也有老鼠。夜里出来抽烟时，我偶尔见过它们，黑色的背脊在矮树的缝隙中滑行，突然急速跑过灯光下没有遮拦的空地，奔向对面花坛的安全地带。这会儿，有个发廊里的女人站在那儿，一边抽烟一边拿着手机打电话。她肯定有四十岁了，我猜她年轻时是个小镇美人，不管怎么说，她都让我想起夏天时在阿伦达尔的饭馆里会见到的那类女人，四十来岁，头发染得不是太黄就是太黑，肤色也总是太深，媚眼太多，笑声也过于响亮。她嗓音沙哑，讲一口明显的斯科纳方言，今天穿了一身白，看见我的时候点了点头，我也点头回礼。虽然我几乎没跟她讲过话，可我喜欢她，她和我在斯德哥尔摩见到的所有人都大不一样，这些人要么在往上爬，要么爬上去了，要么以为自己爬上去了。不夸张地说，她一点儿也没有这些人身上千篇一律的格调，而那样的格调不仅反映在服装和物事上，也体现于他们的想法和态度。

我在门前停下，取出钥匙。洗涤剂和干净衣服的味道从地下室窗户上方的通风口里涌出。我打开门锁，尽量不出声地走进门厅。万妮娅非常熟悉这些声音和它们发生的顺序，只要我们一进门，她差不多次次都会醒来。这一次她也醒了。还发出了一声尖叫。我没有去管她的尖叫，打开电梯门按下按钮，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电梯正上行两层。琳达肯定听到了万妮娅的叫声，我们上楼时她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

“嗨，”她说，“你们玩得好吗？小宝贝，你刚醒是不是？快过来让我……”

她解开安全带，抱起了万妮娅。

“我们挺好的。”我说着把空车推进屋，琳达解开了开襟羊毛衫的扣子，走进客厅，给万妮娅喂奶。

“但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决不再踏进儿童舞蹈班一步。”

“有那么差吗？”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笑意一闪，便赶紧低头看着万妮娅，把她抱稳，让她贴住自己裸露的乳房。

“差？那要算我这辈子最糟糕的经历了。我走的时候肺都要气炸了。”

“我懂了。”她说，之后对这个问题再无过问。

她对万妮娅的照料是那么不同。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透着百分之百的真诚。

我拿着买来的东西走进厨房，把容易坏的食物放进冰箱，罗勒连盆搁到窗台的盘子上，浇了点儿水，又从婴儿车底下拿了书放进书架，然后坐到电脑前打开邮箱。我从早晨起就没检查过电子邮件。有一封卡尔—约翰·瓦尔格伦的来信，恭喜我获得了提名，说很可惜这本书他还没读，又说我哪天想喝啤酒，打个电话就成。我真心喜欢卡尔—约翰，我欣赏他的放浪不羁，有些人对此感觉不快，认为他有些势利或愚蠢，我却不以为然，而且不是在瑞典生活了两年之后才这么认为的。不过，我没办法跟他一起喝啤酒。我只会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我知道我会的；我已经这样干过两次了。还有玛尔塔·诺尔海姆谈及采访的一封信，事关我得到的挪威广播公司二台的小说奖。还有我叔叔居纳尔的来信，他感谢我给他寄书，说要鼓足勇气来读，并祝我好运，一举拿下北欧文坛的锦标，结尾加了一句“又及”，说英韦和卡丽·安妮离婚实在可惜。我没回信就关了电脑。

“有什么好消息？”琳达问。

“嗯，卡尔—约翰恭喜我。挪广想在两个星期后做个采访。偏偏居纳尔也来信了。他只是感谢我给他寄书。这倒也不算很糟，想想他以前对《出离世界》有多生气。”

“那倒是，”琳达说，“你为什么不给卡尔—约翰打个电话，请他来坐坐，嗯？”

“你心情这么好？”我说。

她冲我一撅嘴。

“我只想对你好点儿。”她说。

“我懂，”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好吗？”

“没关系。”

我从她身边走过，拿起《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册，它就放在沙发上。

“那我走了，”我说，“待会儿见。”

“开心点儿。”她说。

现在我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时。这是我接手白天照看万妮娅的任务时提出的唯一条件，我必须在下午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时。虽然琳达认为这不公平，因为她从来没像这样有过属于自己的一小时，但她还是同意了。要我看，她从未有过一小时的原因在于她从没想到过这一个小时。我进一步认为，她从没想到过这一个小时的原因，是她宁愿跟我们待在一起，而不是一人独处。可我不愿意那样。于是，每天下午都有一个小时，我可以坐在附近的咖啡馆里抽抽烟。我从来不连续四五次去同一家咖啡馆。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把我当成瑞典话所说的“死大米斯” ，也就是说，我一进门他们就对我笑脸相迎，用他们对我偏好之物的了解来加深我的印象，经常就人人挂在嘴边的某个主题发表几句友善的评论。但是我在大城市生活的唯一的意义，就在于我即使置身人海也能保持完全的孤独。那些人的面孔我以前统统没见过！新面孔汇聚成河，源源不断奔流而过，能在这河里游弋才是一座大城市于我的真正魅力所在。地铁里挤满了不同类型的人，各具特色。广场如此。步行街如此。咖啡馆如此。大商场也是如此。距离，距离，我从未有过足够的距离。因此，当某位咖啡师一看见我就开始说你好和面露微笑，不等我张嘴去要就端出一杯咖啡，而且可能再给我来一份免费的羊角面包之时，我就该离开了。找到另一家店作为替代并不是很难，我们住在市中心，步行十分钟的半径之内有好几百家咖啡馆呢。

这一次我沿内阁街走向市中心。街上到处都是人。我一边走，一边想到了儿童舞蹈课上那位漂亮的女人。到底怎么回事？我想跟她睡觉，但不相信能得到机会，而就算有机会我也不会那么干。那么，就算我在她面前表现得像个女人一样，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关于我的自我形象有很多说法，但它绝对不是在理性的冷库里形成的。思想或许能理解它，却没有力量控制它。一个人自我形象的构成不仅包括你是什么人，也包括你想成为什么人，能成为什么人，或曾经是什么人。就自我形象而言，实际的与假想的没有区别。它包含了所有的年龄段，所有的情感，所有的驱动力。当我推着婴儿车在城中游走，花去大量时间照料我的小孩，我并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任何东西，人生没有因此变得更为丰富，相反，某些东西失去了，那是一部分自我，一点儿与男性气质有关的东西。看清这一点靠的并不是我的理智，而是情感，因为理智知道我这样做是出于一个很好的理由，也就是说，在带孩子的问题上我必须和琳达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把自己塞进一个又小又紧让我动弹不得的模子，那么情感便会使我充满沮丧。问题在于哪个指标才是有效的。如果平等与公平可以作为指标，那么对男人处处身陷温柔与亲密的束缚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更不用提这样做还能赢得一轮又一轮的掌声，因为如果平等和公平是首要的指标，那么所出现的变化就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提高与进步。但指标不只这些。幸福感是一个指标，生命的活力是另一个。也许女人可以一心在事业上发展，差不多过了四十岁，才抓住最后的机会要个孩子，由父亲照看几个月，等找到幼儿园，父母都可以继续工作，也许她们比前几代的女人更加幸福吧。男人在家待上半年照看婴儿，也许反倒能够增加自己生命的活力。女人们大概也真心渴望家里那些长着细胳膊和大屁股、脑袋剃得光光、戴名牌黑框眼镜的男人们聚在一起，不仅能兴高采烈地探讨熊牌宝宝婴儿背带的优劣，还能同样开心地讨论自制婴儿食品和购买现成的生态果泥哪个更好。他们也许就盼着这些呢，怀着满腔热忱，调动了全部身心。但即便他们不是这样，那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平等和公平才是指标，它们胜过生活和男女关系中的一切。这是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已经做出。我同样如此。如果想要不同的安排，我得在琳达怀孕之前就告诉她：听着，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待在家里照看他们，你觉得这样行吗？这当然意味着此事非你莫属。然后她可能说：不，我觉得这样不行，或者说行，没问题，还要以此为基础规划我们的未来。可我没有那样做，我没有足够的先见之明，因此必须遵守既定的规则。在我们所属的阶级与文化中，这意味着扮演相同的角色，以前称之为女人的角色。我已经绑定在这个角色上了，就像奥德修斯绑在桅杆上一样：如果我想得到解脱，我是可以做到的，但不可能在不失去一切的情况下做到。结果，我走遍斯德哥尔摩的街巷，看上去既摩登又女性化，内在的我却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怒汉。从外表上看我已经变了，仿佛魔杖一点我就马上把两只手放上了婴儿车。我总是一边走路，一边像男人那样到处看女人，这真是谜一般的行为，因为它什么也引发不了，至多得到一个回看的眼神，如果我确实看见一个真正漂亮的女人，我兴许还扭头去看她，当然最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可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些眼睛，这些嘴巴，这些胸和腰，腿和臀，究竟起着怎样的功用？看这些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而只需几秒，偶尔几分钟，我就会把她们忘得一干二净？有时我也有眼神的交流，而如果对方的目光多停留几毫秒，我便会感到热流涌动，因为那目光发自人群中的一员，我对她一无所知，不知道她来自何地、怎样生活，什么都不知道可我们还是看见了对方，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就结束了，她成了过客，并从记忆中永远抹去了此事。当我推着婴儿车走过，却没有一个女人看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有人也许觉得，这是因为我发出了一个如此清晰的信号，表示我已有所属，但是我和琳达手牵手走在一起时发出的信号同样明显，却从来阻止不了任何人看我。天啊，我只是得了应得的报应，这只是为了让我有几分自知之明，因为我走来走去色迷迷地盯着女人们看的时候，却把给我生小孩的那一位丢在家里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这样不好。

当然不好。

托妮耶有一次告诉我，她曾在餐馆遇见一个男人，天已经很晚，此人走到她们桌边，他喝多了，但不想闹事，或者她们认为此人不想闹事，因为他告诉她们他是直接从产房来这儿的，他的女友当天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现在他出来庆祝。但是接下来他就不老实了，变得越来越急切，最后竟然提议她们跟他回去……托妮耶的内心深处大受震动，充满了厌恶，不过我怀疑她也被他吸引住了，因为这怎么可能呢？他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能想象还有比这种行为更大的背叛。但是当我搜寻这些女人的目光时，难道不是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吗？

我的思绪不可避免地回到琳达身上，想到她待在家里陪着万妮娅打发时间，想到她们的眼睛，万妮娅时而好奇、时而兴奋、时而困倦的眼睛，琳达美丽的眼睛。那时，除了她我谁都不想要，可现在我不仅得到了她，还得到了她的孩子。为什么这还是不能让我满足？为什么我不能停笔一年，专心给万妮娅做父亲，好让琳达完成学业？我爱她们，她们爱我。那么为什么其余的一切还要不停地困扰我、折磨我呢？

我必须更加专心。白天的时候，忘记周遭的所有事情，一心扑在万妮娅身上。给予琳达所需的一切。做个好人。天啊，做好人对我就那么难吗？

我已经到了新开的索尼专卖店门口，正在思忖要不要去一趟街角的学院书店，买几本书，在那儿的咖啡馆坐一会儿。就在此时，我一眼看见了马路对面的拉尔斯·诺伦。他提着一个耐克购物袋，方向与我相对而行。我第一次看见他是我们搬进这座公寓几个星期之后，在胡姆勒公园，树林上空漂浮着薄雾，一个男人朝我们迎面走来，酷似霍比特人，一身黑衣。我与他四目相会，他目光暗如黑夜，看得我脊背发凉，这人什么来头？巫师吗？

“你看见 他 了吗？”我问琳达。

“那是拉尔斯·诺伦。”她说。

“ 那 是拉尔斯·诺伦？”我说。

琳达的母亲是演员，很久以前曾与他在皇家剧院合作过一出戏，琳达最好的朋友海伦娜也是演员，同样与他有过合作。琳达告诉我，他曾与海伦娜谈话，态度和蔼地指点她以后怎样在这出戏里拿捏台词，让台词融入她所扮演的人物。琳达老缠着我推荐我读《混乱与上帝为邻》和《黑夜是白日之母》，她说这两个剧本妙不可言，但我没读，我要读的书单已经很长。眼下我得赶紧打理这次意外的眼福，因为像这样在街上碰到他殊为不易，而在我们常去的土星咖啡馆，他经常要么在接受采访，要么在和别人谈话。我碰见过的作家不只他一人；有一次在我们家附近的面包店，我看见了克里斯蒂安·彼得里，差一点儿张嘴打招呼，可我一遇见以前看过的脸就觉得别扭，还有一次我们在体育咖啡馆，正好彼得·恩隆德也在，然后拉尔斯·雅各布松也进来了，他写过一部奇妙之作《在红色女王的城堡》，还有斯蒂格·拉松，我二十多岁时对他的作品爱不释手，他那本《他们记忆中的夜晚》曾像一记重拳将我击中，我是在斯图雷霍夫餐馆的露台上看见他的，他当时在读书，我的心怦怦乱跳，好像看见了一具死尸。还有一次我在鹈鹕餐馆见到他，我们这一帮有人认识他们那边的人，所以我握到了他的手，干得像一捆枯草，伴随着他给予我的冷漠微笑。某天晚上，我在当代文化中心见到了阿里斯·菲奥雷托斯，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也在那儿，我还在南马尔姆的一个派对上遇到过安·耶德隆德。这些作家我在卑尔根都读过，那个时候他们只是一堆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外国姓名，现在看到被时代光环所遮蔽的活生生的真人，却让我对当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写作，而未来的世代会通过他们笔下的色调来理解我们这一代。新千年之初的斯德哥尔摩，这就是我看到他们时所产生的感觉，一种又美好又振奋的感觉。这些作家中，很多人已经过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全盛期，现在已有很长时间被边缘化，我不管这些，我想要的不是现实，而是魔力。在卑尔根读过的年轻作家里，我只喜欢耶尔克·维德堡，他的小说《黑蟹》别具一格，超脱于道德和政治的迷雾之上，而别的作家往往深陷其中。原因不在于这是一本奇幻小说，而是他在寻觅一种不同的东西。这是文学独有的义务，从其他任何方面来说文学都是自由的，唯独这方面是个例外，如果作家对此无动于衷，那么除了蔑视他们不配得到任何关注。

我真是讨厌他们的报刊，他们的文章。加西列夫斯基，拉塔马，哈尔贝里——这些作家糟糕至极。

不，不进学院书店。

我停在人行横道旁边。另一边，通往老旧的北方百货公司的人行道上有一家小咖啡馆，我决定就去这一家。尽管我经常去那儿，但是由于店里客流量很大，环境特征又不明显，所以大可以隐身其中。

通往地下五金超市的楼梯扶手旁有一张空桌，我把夹克搭在椅背上，书放到桌上，封面朝下书脊朝里，这样就没人能看见我读的东西了，然后走过去排队。柜台里有三个人当班，两女一男，看上去像是姐弟关系。年龄最大的一个站在嘶嘶作响的咖啡机旁，外貌和神态只能在杂志上看到，当我看着她在柜台里来回移动时，她那照片般的外貌几乎抵消了我生发的所有情欲，仿佛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无法连通她的，而且我认为确实如此。除了目光，我们再无一物相通。

该死，我又来了。

我就不能停下这些念头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一百克朗钞票，用手抚平。扫视了一下店内的客人，差不多每人坐一把椅子，亮闪闪的购物袋占着另一把。锃亮的靴子和鞋，讲究的正装和外套，奇特的毛领，奇特的金项链，苍老的皮肤，苍老的眼睛，镶嵌在苍老的、涂过睫毛膏的眼眶里。喝着咖啡，吃着丹麦酥皮饼。我若有幸，真想看看这些人坐在那儿心里想什么，他们眼里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我想象着他们眼中的世界与我看到的是否截然不同。是否觉得沙发的黑皮子、咖啡的黑色表面和苦涩味道充满了乐趣，更不用说松饼一圈圈盘绕、破裂，围出的中心地带那座黄色的奶油岛。说不定整个世界正在他们内心欢唱。说不定这一天赠予他们的喜悦实在太多，多到鼓胀欲裂。就拿他们的购物袋来说，其中一些配有精致奢华的提绳，绝非超市里那种纸做的、粘在袋子上的提手。还有那些商标，不仅需要某些人穷尽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艺，花费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星期进行设计，还要反复开会，听取其他部门的反馈，进而投入更多的工作，对设计加以改进，也许他们会把小样展示给亲朋好友，也许他们夜不能寐，因为就算他们一丝不苟、精心打磨，还是会有人不喜欢他们的设计，但它总算面世了，继而停在某人的膝头，比如店内那位年过半百的女人，她僵硬的头发染成了金色。

也许她没有那么欢欣，更像陷入了温和的冥想。难道是因为经历了漫长而幸福的人生之后，此时充盈着巨大的、内在的平和？难道在咖啡杯又冷又硬的白色瓷体与咖啡热乎乎的黑色液体之间形成的完美对比，只是穿过世界本体与现象的旅程中短暂停靠的一站？难道她不曾见过毛地黄在碎石里生长？难道她不曾见过一条狗在某个夜晚往公园的一根灯柱上撒尿，那些十一月的雾夜给城市注入了如此的神秘和美丽？啊，啊，难道空气中不是充满了细雨的微粒，不仅像一层薄膜包覆着皮肤和羊毛，金属和木头，而且周身反射着光芒，使得灰色天地中的一切都闪闪发亮了？难道她不曾见过一个男人先把后院对面地下室的窗子捣碎，接着拉开锁扣，爬到里面遇到什么偷什么？人的办法真是奇特而怪异！她的盐瓶子和胡椒瓶子没有金属的底座吗——两个瓶子都是槽纹玻璃的，但顶端是用与这种底座相同的金属制成，穿有很多小孔，好让盐和胡椒能够从各自的瓶子里撒出来？她见过它们往哪儿撒吗？叉烧肉，羊腿，带有切碎的绿葱的香喷喷的黄色煎蛋饼，豌豆汤，还有大块的牛肉。这些印象装得满满的，每一种都带着自己的味道、气息、颜色和形状，它们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经验，这一幕或许因此不足为奇了——她坐在那儿寻找平和，只求一静，看上去再也不想接受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排在我前面的男人要的东西终于放到了柜台上，三份拿铁咖啡，绝对够他喝的，女服务生留着齐肩的黑发，两片柔和的嘴唇，黑色的眼睛看到认识的人便瞬间一亮，但现在它们是中性的，它们看着我。

“一杯黑咖啡？”没等我张嘴，她就问。

我点点头，趁她转身的时候叹了口气。看来她也注意到了这个又高又邋遢的男人，毛衣上沾着婴儿食品的污渍，头发从来不洗。

她拿过杯子加满咖啡，我用这几秒钟上下打量着她。她也穿着及膝的黑色长靴。这是今年冬天的时尚，我希望它永远不要过时。

“给。”她说。

我递给她一张一百克朗的纸币，她用修剪整齐的手指接过，我注意到她的指甲油是透明的，她到收银台数好找零，放到我手里，给我的微笑也同时一变，投给了排在我身后的三位朋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放在桌上，看上去并不特别有吸引力。阅读的阈限变得越高，我读的就越少；这是典型的恶性循环。此外，我不喜欢置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个世界。无论我对这本多么入迷，也无论我对他的作为多么钦敬，都不能使自己摆脱阅读他作品时的恶感。不，不是恶感。是文字引起的不安。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感到不安。可我到底还是把书翻开了，靠到沙发上开读之前还匆匆扫了一眼店里，确保没人看见我在做什么。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理想，甚至是基督教的理想形象，总是单纯而强大的，它是天堂的一部分，几乎无人可以企及。肉体是虚弱的，心灵是脆弱的，但理想不可弯折。理想关乎抱负，坚忍，战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里，一切都是属人的，更准确地说，人的世界就是一切，理想也包括在内，并已全然改观：如果你放弃，松手，心怀非意志而不是意志，它们现在就能实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几部小说里，谦逊和不事张扬就是理想，在故事情节的框架内，它们从不引人注意，因此才显出他的伟大，因为这正是他本人作为一个作家谦逊和不事张扬的结果。与大多数伟大的作家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自己的小说里是无法辨识的。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可以算到他头上，也不存在可以宣读的道德真谛，他使出浑身解数赋予人物以个性，而由于人内心积聚过多，势必不能让自己卑微或埋没，因此斗争与行动总是强过仁慈与宽恕的被动，其结局亦然。由此出发，你可以更进一步，例如，检视他作品中虚无主义的观念，它似乎毫无真实感可言，总像一种成见、观念史当时的一个片断，原因就在于人性涌流，无处不在，任何形式都有，从最怪异的和最野蛮的，到贵族般优雅的和遭人毁谤的，一贫如洗的和拒绝世俗荣华的耶稣的理想形象，无所不包，也有关于虚无主义的探讨，意义颇为丰富。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写作与工作，那个时代动荡剧烈，苦于各种宗教与道德上的疑虑，一切面目全非。大段的文字用来描写风景与场所，习俗与服饰，射击后冒烟的枪管，微弱的回声，受伤的动物激烈地跳动，然后倒伏死去，血流到地上冒着热气。对打猎进行冗长的分析并加以探讨，没有假装成其他事情，而是作为一份对客观现象的详尽记录，插入其他头绪众多的叙述之中。这种事无巨细、自成一体的描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总有什么东西藏在它们背后，一出心灵的戏剧，这意味着总是有人性的一个方面他没有包括在内，也就是让我们与外在世界相连的东西。人将要迎受各种风，他内心除了灵魂之深还有其他存在。《旧约》各卷的作者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一点。各种可能的人性例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丰富至极的表现，生活的所有形式在此都有体现。除了一种，对我们而言唯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种，也就是我们内在的生活。对人性加以意识和潜意识、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让一个总是可以对另一个做出解释或说明，把上帝视为可将灵魂沉浸其中的事物，以使斗争结束，安宁胜出，它们实为新观念，与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无法解脱地联系在一起，这并非无缘无故，也已让事物脱离了我们的掌控，允许它们融入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或看法，与此同时让人与世界的关系为之一变：以前人漫游于世界，现在则是世界漫游于人。当意义变了，无意义也随之改变。抛弃上帝不再让我们面对黑夜，像十九世纪那样留下人接管一切，正如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蒙克和弗洛伊德的作品中看到的，也许出于需要，也许出于欲望，那个时候的人变成了自己的天堂。然而只要从那天堂后退一步，一切意义便将丧失。很明显，本来有一个天堂高居于众生之上，不仅空虚、黑暗、冰冷，而且没有穷尽。人在宇宙背景下有多大的价值？众多昆虫里的一种昆虫，众多生命形态里的一种生命形态，也许只是湖藻，或森林地表的真菌，鱼腹中的卵，洞里的老鼠，或暗礁上的一串贻贝，与它们相比，人活在地球上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当人生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无非挤在一起混吃等死，我们为什么还应该做这件事而不是那件？当生命一去不返，变成一捧潮湿的泥土，一小堆发黄松脆的骨头，那时又有谁询问这生命的价值？那死人的脑壳难道不是在坟墓里带着嘲弄的笑吗？从这种观点来看，再多几具死尸又有什么不同？是啊，确实还有别的观点论及这同一个世界：难道不能把它看作奇迹吗——它有冰冷的河流与广袤的森林，有漩涡状的蜗牛壳和深深的地洞，有血管和脑灰质，还有荒凉的行星和扩张的星系？能，当然能，因为意义并非我们获得的东西，而是来自我们的给予。死亡使生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一俟生命停止，我们勉力追求的一切也就结束了，同时它也使生命有了意义，它的存在让我们拥有的短暂时间变得不可让度，每一刻都非常宝贵。但是在我有生之年，死亡已经被移除了，它不再存在，而仅仅作为一个常项，在各种报纸、电视和电影里出现，它在其中并不代表某一过程的终止和中断，恰恰相反，由于日复一日的重复，它代表着那一过程的延伸和持续，并意外地以此方式成为我们安全感和精神支柱的源泉。飞机坠毁堪比仪式，周期性地发生，一连串同样的事件，而我们从未亲身参与其中。一种安全的感觉，但也有兴奋和紧张，想象那些乘客在最后时刻遇到了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看到和做过的一切都包含着我们内心激起的紧张感，却与我们毫无干系。这算什么？我们在过着别人的生活吗？是的，虽然我们不曾拥有也未曾经历这一切，却还是拥有了、经历着这一切，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参与了，哪怕没有亲身前往。不仅偶尔为之，而是天天如此……不仅是我和我认识的每个人，而是所有主要的文化，实际上几乎是每个存在着的人，人类的全体。它遍览一切，化为己有，如海洋容纳雨雪，已不再有任何事和任何地方我们不曾拿来变成自己的并赋予它们人性：那里有我们的思想。在一切神圣的事物面前，人总是渺小的和无足轻重的，一定是因为这种观点意义重大——也许只有相信知识越多越堕落，其意义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当初催生了神，现在则已经走到了尽头。谁还在苦苦思索生命的无意义？青少年。只有他们关心存在主义的命题，结果让命题染上了某种幼稚的、不成熟的色彩，因此那些老成持重的成年人更不可能去碰这些问题了。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决不会像青少年时代那样强烈而热情地去感受生命，仿佛我们第一次迈入世界，一切感觉都像新感觉。就是他们，在小道上，带着大概念，随着压力增强，左顾右盼，寻找着出击的机会。可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叔，他们还能会遇见谁？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成了青少年作家，虚无主义的主题也成了青少年的主题。很难说这是怎么发生的，结果却是无论如何这个巨大的问题受到了全然的忽视，与此同时所有重要的力量都流向了左翼，任其鲸吞公平与正义的思想，当然，正是这些思想确立了我们社会进步的合法性，并确保我们过上脱离苦海的生活。十九世纪虚无主义与我们的虚无主义的不同，正是空虚与平等的不同。1949年，德国作家恩斯特·云格尔曾说，将来我们会建立起一个世界政府。现在，由于自由民主制已称雄于现代社会，似乎他所言不虚。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我们都是自由派，各个国家、文化和人民之间的差异正在普遍瓦解。而这场运动从本质上说又何尝不是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世界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个日益缩减的世界，自然而必然地与趋向零点的运动相符。”云格尔写道。有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样的缩减，那便是把上帝视为“善”，再比如那种要为世界上所有复杂趋势找到一个共同特性的嗜好，又比如专门化的倾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缩减，又比如要把一切转化为数字的决心，美，森林，艺术，身体，概莫能外。因为如果金钱不是一种实体，将大部分不同的事物加以商品化，那它又是什么呢？抑或如云格尔所说：“渐渐地，所有领域都被归到这个独一的共性之下，即使与因果关系所处的距离像梦一般遥不可及的领域也不例外。”在这个世纪，就连我们的梦境都是相似的，就连梦境都是可以出售的东西。注重平等不过是冷漠的另一种说法。

这就是我们的黑夜所在。

我感觉周围的人越来越少，外面的街道暗了，但直到我放下书起身去给咖啡续杯，才惊觉这是时间流逝的证据。

已经五点五十了。

我的天。

我五点钟就该到家的。而且这是星期五，我们一向要在晚饭和饭后额外找些别扭。起码有找别扭的念头。

操。真操蛋。

我穿上夹克，把书塞进衣袋，匆匆出门。

“嗨多！”女服务员在我身后说。

“嗨多”。我头也没回地说。到家之前我还得买些东西。首先，我进了对面的制度酒水商店，胡乱从最贵的架子上抓起一瓶红酒，只看见酒标上有个牛头，然后沿着通道走进商场，里面又大又奢华，总让我感觉像流浪汉一样寒酸，我走到楼梯口，下到地下超市，此处出售的货品在斯德哥尔摩是最独一无二的，我们的收入当中有一大部分花在这儿了，这并不是说我们能算得上什么美食家，而是因为我们太懒，不愿走路去比耶尔·亚尔街地下通道的平价超市，还因为我对金钱的价值漠不关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一有钱就毫不迟疑，像泼水一样把它们花掉，没钱的时候我也没什么花钱的念想。这当然很蠢；生活因此变得难上加难。我们的进项虽然有限，但本来也能保持稳定、良性，而不是让我一有钱就到处乱花一气，导致接下来的三年都要捉襟见肘地过日子。可谁去琢磨这些事呢？说什么也不会是我。所以钱就丢给了卖肉的柜台，那里有上好的、成熟的、累累垂垂的，但以我们的标准又贵得吓人的牛排，来自哥得兰岛的一家牧场，连我都吃得出来这种肉的味道特别好，还有一些装在塑料罐里的自制沙司，我赶紧抓过来，再拿一袋土豆，一些番茄、西兰花和蘑菇。我看见他们有新鲜的树莓，就赶快拿了一篮子，又冲向冰柜挑了贴有新上货标签的香草冰淇淋，最后到商店的另一头拿了些相当不错的法式饼干；幸运的是，这儿也有个收银台。

妈呀，妈呀，妈呀，一刻钟过去了。

不仅因为我离开的时间已经比应该的多出一个半小时，也不仅因为她在等我，还因为这样一来晚上的时间会变得太短，因为我们睡得非常早。对我来说无所谓，坐在电视机前吃几块三明治我就挺开心，如果有必要七点半就能上床睡觉。我担心的是她。

此外，我最近刚做过一次为期三天的小旅行去参加朗读会，下星期还要去奥斯陆做个报告，所以我脖子上的皮带比平时还要紧。

金属盘缓缓地朝收银员的方向接次前行，我把货品放到上面，她一件件提起在空中扭转，直到条形码面朝下对好激光读码器，哔的一声，再把它们搁到到小小的黑色传送带上，全程梦游般的动作，仿佛她在睡梦里活动。我们头顶的灯光刺目，她皮肤的每个毛孔都一览无遗。她嘴角耷拉着，不是因为她上了年纪，而是由于她的脸如此之大，如此丰腴。她整颗头因多肉而肿胀。她大概花了很多时间打理发型，可这无助于改善整体形象；这就像装扮胡萝卜长着绿樱子的那一头。

“五百二十克朗。”她边说，边伸出指甲看了它们一小会儿。我掏出卡刷，按密码。等待交易完成的间隙，我凝视着陈列品，这才一下子想起我忘了买购物袋。每当发生这种事，我总是认真付钱，好让他们不会觉得我故意忘事，希望他们说我可以拿个免费的，他们经常这样做。但这一次我身上没有零钱，为这么小的数字再刷卡也太可笑了。可话说回来，她怎么看我有关系吗？她那么胖。

“我忘了拿袋子。”我说。

“两克朗。”她说。

我从收银台下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袋子，然后再次掏出信用卡。

“你没有现金吗？”她问。

“恐怕没有。”我说。

她摆了摆手。

“但我想付钱，”我说，“不是那样的。”

她不耐烦地笑了笑。

“拿走吧。”她说。

“那谢谢你。”我说着把东西装起来朝楼梯走去，这边的楼梯通往一条通道，两边的墙上有一些拍卖行的陈列柜。我走出那里的大门，街对面就是北方百货公司，在地下商业街上灯光闪烁，左侧和另一家名叫加莱里安的商场相连，同一侧再远些便是文化宫，直接走下去，就到了塞格尔广场，然后是地铁中央站，这里有地下通道通往火车站。下雨天我总是走这条路，其他时间也这么走，因为我发现地下世界引人入胜，如同观奇探险，我猜这必定源于我的童年，那会儿一个洞便足以成为我们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下了两米多厚的雪，肯定是1976年或1977年，有个周末，我们挖了好几个雪洞，中间有坑道相连，从花园一直通到邻居家的院子。我们像着了魔一样全然沉醉于这一天的成果，当夜幕降临，我们就能坐在厚厚的雪层底下聊天。

我走过拥挤的美国酒吧，时值星期五，人们下班后来这儿喝杯啤酒，或者把这里作为寻欢之夜真正开始之前的前奏，人们坐在搭着厚夹克的椅子上，微笑，喝酒，脸泛红光，大部分人年过四十，而纤瘦的男女青年系着黑色围裙走来走去，记下客人点的酒水，把啤酒托盘放到桌上，收起空杯。这些快活人的声音，这种温暖、友善、闹哄哄的人声，偶尔插入一阵轰鸣的大笑，在门打开的时候扑向我，还有停留在外面的五六个人，他们都有事情可忙，不是在口袋里翻找香烟或口红，便是在手机上按下号码，然后有所期待地把它举到耳边，一边等待，一边扫视着街道，抑或从路人当中挑一个出来，奉上微笑，仅此而已，只是一个友善的微笑。

“出租车，到内阁街……”我听见身后有人说。路边一溜儿小汽车滑行而过，缓慢而阴郁，街灯的微光短暂照亮了车里的面孔，给它们罩上一层神秘的光，司机们的脸则映出仪表盘上微蓝的光。有些脸在贝司和鼓声里颤动。街对面，人流涌出北方百货大楼，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大喇叭广播，说商场将在十五分钟之后关门。厚厚的皮衣，呜咽的小狗，深色的羊毛外套，皮手套，成堆的购物袋。间或出现一件年轻的羽绒衣，间或一条吊在胯上的裤子，间或一顶羊毛的无檐小便帽。后来有个女人跑过去，一只手按住帽子，大衣的下摆在腿上拍打。她为什么这样匆忙？好像很紧急的样子，我便扭头去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她在通往国王花园的街角消失了。三个乞丐靠墙坐在箅子板上。其中一位身前放着一张硬纸壳，上面用粗笔写着他需要钱来找个地方过夜。他身边放着一顶帽子，里面装了几枚硬币。另两位在喝酒。我从他们身前经过时，眼睛看着别处，走到学院书店过马路，快步经过它那刻板而面目模糊的门脸，脑子里想着琳达，她大概在发脾气吧，大概在想这个晚上又给毁了，在想我怎样不愿意见到她。过了另一个十字路口，经过昂贵的意大利餐厅，抬眼瞥一下格伦·米勒咖啡馆，那里有两个人正从出租车上下来。然后往纳伦的方向走，一辆带拖车的巨型乐队大巴停在那里，后面有一辆瑞典电台的白色大巴，一捆粗重的线缆从车上一直拉到了人行道，我使劲地回想今晚到底是谁要在这儿演出，却终归徒劳，此后跨了三个台阶，便到了我们楼门口，按密码，进门。开始爬楼梯的时候，我听到楼上有扇门开了又关。听那摔门的声音，我就知道是那俄国女人。这时候坐电梯已经太迟了，所以我还是爬楼梯，果不其然，片刻之后真碰到她正在下楼。她假装没看见我。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打了招呼。

“嗨！”我说。

她嘟囔了一句什么，不过是走过去以后才出声。这俄国女人是来自地狱的邻居。我们搬进这幢大楼的头七个月，她的公寓还是空的。后来有天夜里，已经一点半了，我们被走廊里的乒乒乓乓声给吵醒了，那是她家摔房门的声响，后来开始不间断地放音乐，声音大到我们都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欧式迪斯科、贝司和大鼓让地板颤动，窗玻璃哗哗作响。就像我们的音响在以最大功率播放。琳达怀孕八个月，反正也有失眠问题，可我这个往常在任何噪音中都能一睡不醒的人也彻底睡不着了。曲目的间隙里能听她在我们下方喊叫、嘶吼。我们起了床，走进客厅。我们应该拨打为这种情况而设的值班电话吗？我不想。对我来说，那样做太瑞典了。下楼，按门铃，抱怨几句不就行了吗？对啊，可是得我去。我去了，按了门铃，没有用，敲门，门不应。又在客厅待了半个钟头。说不定它会自动停止？可到了最后，琳达气急败坏，自己下了楼，没想到那女人突然开了门。而且她完全能体谅人！她上前一步，伸出一只手，放到琳达肚子上，你要生宝宝了，她用带俄国口音的瑞典话说，对不起啊，真抱歉，可是我丈夫离开我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能理解吗？音乐，加上一点儿酒，帮我忍受这冷酷的瑞典。但是你就要生宝宝了，你需要睡觉，对不对，亲爱的？

看到事情有了进展，琳达很高兴，回来跟我讲了谈话的内容，然后我们走进卧室，上了床。十分钟之后我刚睡着，那该死的喧闹又开始了。同样的音乐，同样疯狂的音量，同样的曲目间隙的吼叫。

我们起了床，走进客厅。差不多三点半了。我们该怎么办？琳达想打值班电话，但我不想，因为虽然从原则上看这应该匿名，按规定处理邻里纠纷的巡视员也不能说出谁打过电话投诉，但很显然她会知道，而她明摆着很不稳定，以后恐怕要找麻烦。因此琳达建议我们等到这一次消停以后，第二天再写一封友善的信，在信中表现我们的大度与宽厚，但是半夜三更弄出这么大动静，实际上是不可接受的。琳达躺到沙发上，高高地挺着大肚子，喘着粗气，我上床去了，过了一个小时，差不多五点钟的光景，音乐终于停了。第二天琳达写了信，早上出门前塞进了她的邮箱，此后一切平静。但晚上大约六点，有人开始狠狠捶击我们家的门。我开门一看，是那俄国女人。她那张蛮横的、被酒精毁坏的脸已经气得发白。她手里攥着琳达的信。

“这是什么鬼东西！”她大声质问，“你们 凭 什么？我自己的家！我干什么你们管不着！”

“这是封很友好的信……”我说。

“我不跟你说话！”她说，“我要跟当家的说！”

“你什么意思？”

“你不算家里的男人。你想抽口烟都被赶到外面。你站在院子里，让人拿你当笑话看。你以为我看不见吗？我要跟她谈。”

她上前几步，想从我身边过去。她满身酒气。

我心里翻江倒海。暴怒是我非常害怕的一种情绪。每逢这种情况，我总是避免不了全身全下被软弱的感觉所淹没。我腿发软，胳膊也软了，声音在颤抖。可她不屑一顾。

“你得跟我谈。”我说着向她迎上去。

“不！”她说，“信是她写的。她才是我要找的人。”

“听着，”我说，“你昨天深夜放音乐，声音太大了。我们根本没办法睡觉。你不能那么做。你得讲理。”

“我干什么不用 你 管！”

“行，是不用我管，”我说，“我们有个东西叫住户守则，所有住在这儿的人都得遵守。”

“你知道我付了多少房租吗？”她说，“一万五千克朗！我已经在这儿住了八年了。以前从来没人说过什么。然后你们来了。假正经的小东西。‘说实在的，我怀孕了。’”

说到后面这句模仿假正经的话时，她撅起嘴，扬起头，鼻子朝天。她头发没梳，皮肤灰白，腮帮子鼓胀，两眼圆瞪。

她用这燃烧的目光盯着我。我低下头。她转身下楼去了。

我关上门，扭头看着倚在过道墙上的琳达。

“这真是，干得好。”我说。

“你说那封信？”她问。

“对，”我说，“现在咱们麻烦大了。”

“你还怪我？是她发神经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急，”我说，“咱俩又不是敌人。”

楼下公寓里，音乐轰然而响，和前一晚同样吵闹。琳达看看我。

“我们出去吗？”她说。

“我不觉得咱们躲出去是个好办法。”我说。

“可这里待不下去了。”

“那倒是。”

等我们穿好外套，音乐停了。也许她自己也嫌声音太大了。但我们还是出了门，朝尼布鲁广场走去，那里灯光璀璨，映着黑水，在慢慢靠近的动物园岛渡船的船首前，一层层碎冰正缓缓堆叠。皇家剧院就在马路对面，好像一座城堡。那是斯德哥尔摩我最喜欢的建筑之一。不是因为它漂亮，它并不漂亮，而是一种特殊的气质，周边地区同样如此。也许只是因为石材的颜色非常淡，几近于白，表面宽阔，哪怕碰上最昏暗的雨天也显得整幢建筑熠熠生辉。海风常年吹拂，门外旗帜猎猎，让它所在的空间颇显开阔，纪念碑式建筑常有的压迫感因此不复存在。它像不像海边的一座小山？

我们手挽手走在滨湖路上。黑暗笼罩着船岛外的水面。这里的房舍只有零星的几盏灯火，在城市里创造出独特的节奏，仿佛它到了尽头，慢慢融入乡村和自然，到水面的彼岸才重新加速，那里，旧城、斯卢森和面向南马尔姆的所有陡岸在呜咽的风声与海水声中闪亮、明灭。

琳达给我讲了一些皇家剧院的掌故。她简直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母亲在皇家剧院当演员时，一个人拉扯琳达和她哥哥，所以他们经常和她一起排练、演出。这些事对我就像神话，在琳达眼里却微不足道，她宁愿不提，如果这一次我没有直接问她，她肯定不会说。她知道演员们的一切，了解他们的虚荣和烦躁，他们的焦虑和诡计，她哈哈大笑，说最好的演员往往也是最愚蠢的和理解力最差的，聪明的演员实为自相矛盾的说法，不过，尽管她看不起演戏，看不起演员的做派与浮夸，看不起他们低级、虚伪和轻浮的生活与感情，但当他们处在最佳状态时，她对他们的舞台表演却总是不吝溢美之词。例如，她会充满激情地谈起伯格曼导演的易卜生作品《培尔·金特》，这出戏她在皇家剧院的衣帽间工作时看过无数遍，她会大谈戏里的魔幻与童话色彩，还有巴洛克风格与滑稽戏特色，再比如威尔逊在斯德哥尔摩城市剧院导演的斯特林堡作品《一出梦的戏剧》，她在那里做编剧，这出戏当然更纯粹，也更风格化，却具有同等的魔幻色彩。她自己也曾经想当演员，连续两年进入了戏剧学院的最后一轮面试，但他们仍然没有录取她，也好，他们永远都不会要她了，所以她把精力转到另一个方向，申请了毕斯科普斯—阿尔内的写作课，在那里的第二年，她便用所写的诗歌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

此时，她给我讲了以前的一次旅行。皇家剧院，伯格曼的巡回剧团，他们不管到哪儿都是明星，这一次去的是东京。这些高个子、吵吵嚷嚷、醉醺醺的瑞典演员挤进了城里一家高级餐馆，他们绝不会脱掉鞋子或其他适应当前的环境的行为，只会挥舞着胳膊，在清酒杯里按熄香烟，大声呼叫服务员。琳达穿着短裙，涂红色唇膏，黑发齐肩，发梢内卷，香烟在手，对彼得·斯托迈尔略有迷恋，而她只有十五岁，用她的话说，在日本人眼中必显怪异。可他们当然是不动声色的，只是安静地在这些人周围走来走去，哪怕有一位撞破纸隔墙摔了个大马趴，他们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说到这儿，她哈哈大笑。

“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她说着，看了看动物园泉那边，“有个服务员提着一个袋子走到我面前。他说这是大厨送的礼物。我往里一看，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满满一袋子小螃蟹，活的。”

“螃蟹？有什么含义吗？”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

“你怎么处理的？”

“我把它们带回酒店。妈妈醉得太厉害了，得别人送她回去。我自己拦了出租车，螃蟹袋子放在脚边。回到房间以后，我往浴缸里放了冷水，把螃蟹倒在里面。它们爬了一整夜，我就在一墙之隔的房间睡觉。在东京的中心。”

“后来怎么样了？你怎么处理它们的？”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她说着抬眼看着我，面带微笑，握紧了我的手。

她和日本有些渊源。特别是她的诗集得过一个日本的奖，还有一张日本人物图片，直到最近还挂在她的书桌上方。她这小而美的五官，隐隐约约地，难道不是也有一种日本特色吗？

我们走向卡拉广场，那里有个圆形水池，到了夏天，水池中央便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喷泉，但现在是干的，池底铺满了周围大树落下的枯叶。

“你还记得我们去看《群鬼》的那一次吗？”我问。

“当然啦！”她说，“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知道，她已经把戏票插进了怀孕时开始弄的相册。《群鬼》是伯格曼在皇家剧院导演的最后一出戏，我们确立恋爱关系之前看的，这是我们一起做过、共同拥有过的最早的几件事之一。一年半以前才发生的事，感觉却好像已经过了一生。

她看着我，眼里的深情足以将我淹没。天气很冷，寒风冰凉、刺骨。这让我想到斯德哥尔摩东边有多大，少许异国他乡的感觉，跟我的家乡完全不同，可又没法具体指出到底是哪儿。我们正在全斯德哥尔摩最富有的区域，这里一片死寂。谁也不到这儿来，街上总是没多少人，虽然这里比市区的其他部分都要宽阔。

一男一女带着狗朝我们走过来，男的两手背在身后，头戴大皮帽子，女的身穿毛皮大衣，小梗犬在前面一路乱嗅。

“咱们找个地方喝杯啤酒？”我问。

“好啊，”她说，“我也饿了。西塔的酒吧怎么样？”

“好主意。”

我打了个寒战，赶快拉紧外套上的翻领。

“晚上这鬼天气，”我说，“你冷吗？”

她摇摇头。她穿着一件巨大的羽绒衣，那是她好朋友海伦娜借给她的，去年冬天海伦娜怀孕的情形跟琳达现在一样，琳达戴的皮帽子是我们在巴黎时我给她买的，底下有两根绳，挂着两颗小绒球。

“还踢吗？”

琳达把两只手放到肚子上。

“不了，孩子在睡觉，”她说，“我散步的时候它总是这样。”

“‘孩子’，”我说，“你说得我一个激灵。很多时候我好像老忘记你身体里还有个正儿八经的人。”

“但确实就是嘛，”琳达说，“我很了解它，也可以说我感觉很了解。你还记得他们做糖尿病检测的时候它有多愤怒吗？”

我点点头。琳达有风险，因为她父亲得过糖尿病，人家给了她一种含糖的混合物，她说，在她吃过的药里数这一种最恶心、最难闻，结果孩子在她肚子里像疯了一样乱踢，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肯定吓到它了。”我微笑着说，同时朝街对面看了一眼，远处是胡姆勒公园。灯光的穹顶之下，一块块被照亮的地方，有的地方长着树，树干粗大，树枝蔓生，另一些地方可以看见湿润、发黄的草皮，中间则是完全的黑暗，有一种迷人的气氛笼罩着这儿的夜色，但又不像森林里那样迷人，更像剧院里那种迷人的气氛。我们沿着一条小径前行。一些地方仍然有小堆的落叶，草坪和穿行其间的小路上不再空无一物，像客厅里的木地板。有个跑步的人在林奈雕像周围慢吞吞地活动，另一个人疾步跑下缓坡。我知道，我们脚下便是皇家图书馆巨大的书库，图书馆就伫立在我们的前方。一个街区之外是斯图雷广场，那里聚集着这一带最高档的夜总会。我们住的地方离斯图雷广场只有一箭之遥，却好像生活在世界的另一个部分。那一带经常有人被街拍到，我们总是读了第二天的报纸才知道这些事；世界知名的明星到访斯德哥尔摩，多半要到那里转转；所有瑞典的商界精英和各路名流都会在那一带亮相：这些事情全国都能从晚报上读到。人们不是排队入内，他们站成一排，然后有保安来回走动，指着那些获准进门的人。这座城市苛刻、冷酷的一面，我以前没有见过，我也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明确的文化分隔。在挪威，几乎所有的距离都只是地理上的，因为人口稀少，每个地方通往顶层或中心的路都很短。在学校，每个班级总有某个人能在某个方面达到顶层，或者至少每所学校总有一个。每个人都认识某个认识某人的人。瑞典的社会距离可就大多了，由于农村人口一直在减少，几乎所有人都在城市生活，任何想要有所成就的人都要到斯德哥尔摩来，但凡重要的 一切 事情都在这里发生，这是一目了然的：如此之近，却又如此之远。

“你有没有什么时候想过我是打哪儿来的？”我看着她问道。

她摇摇头。

“没有，好像没有。你是卡尔·奥韦。我英俊的丈夫。这就是我眼中的你。”

“特罗姆岛上一个居民小区。跟你的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对这儿的生活一无所知。样样东西都极为陌生。你还记得我妈第一次到咱们家来说了什么吗？不记得了？她说：‘应该让外公也看看，卡尔·奥韦。’”

“挺好的呀。”琳达说。

“可是你能明白吗？对你来说这公寓没什么特别的。对我妈来说这就像一座小舞厅。”

“那对你来说呢？”

“对我来说也是。但我要说的不是 这个 。不管它好还是不好。我要说的是我来自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一个特别不世故的地方，明白吗？我不在乎，这件事我同样不在乎，问题就在于那不是我的，永远也不可能是我的，不管我在这儿住多久。”

我们穿过马路，走上居民区里的一条小街，不远处就是琳达长大的地方，我们经过土星咖啡馆，上比耶尔·亚尔街，西塔电影院就在这条街上。我的脸冻僵了，两条大腿成了冰柱。

“你这样很幸运了，”她说，“想想看，它给你带来了多少好处？总有个地方可以去。往外是老家，往里是新家。”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说。

“我一切都在这儿。我在这儿长大。我没有办法把自己跟它分开。期望也是有的。但没人盼着你怎么样。最多盼你上个学，再有份工作罢了。对不对？”

我耸耸肩。

“我从没那样想过。”

“你当然没有。”她说。

沉默少顷，她又说道：

“我一直住在这儿。 妈妈 大概也不指望我什么，只要我没病没灾……”

她看了看我：“所以她喜欢你。”

“是吗？”

“你没注意到吗？你肯定注意到了。”

“好吧，就算我注意到了。”

我想起头一次和她母亲见面的情形。森林里一座很老的小农场，一幢小房子。屋外是秋天。我们一到就坐下来吃饭了。热乎乎的肉羹，新烤的面包，桌上的蜡烛。我不时感到她在看我。目光好奇而温暖。

“可是我长大的地方除了妈妈还有别人，”琳达继续说，“约翰·努登法尔克第十二，你觉得他是个中学老师吗？那么有钱，那么有文化。所有人都得出人头地。我有三个朋友自杀了。多少人得了厌食症，我想都不敢想。”

“是啊，真是太糟了，”我说，“人就不能看开一些吗？”

“我不想让孩子们在这儿长大。”琳达说。

“这就‘孩子们’了？”

她笑了。

“怎么样？”

“那就只能去特罗姆岛了，”我说，“我只知道一个人在那儿自杀过。”

“别开这种玩笑。”

“好吧。”

一个穿高跟鞋和红色长裙的女人喀哒喀哒地走过去。她一只手提着黑色手袋，另一只手紧紧抓住胸前的黑色网眼披巾。她身后是两个留胡子的年轻男人，穿着风雪衣和登山靴，其中一个手拿香烟。他们后面是三个女人，看样子是朋友关系，个个精心打扮，提着漂亮的小手袋，衣裙外面还披了风衣。跟东马尔姆的街道相比，这儿简直与狂欢节无异。街道两边餐馆灯火通明，家家座无虚席。西塔是本区的两家非主流影院之一，此时门外已经聚集起了一小撮瑟瑟发抖的人群。

“可是说老实话，”琳达说，“不一定是特罗姆岛。但挪威肯定行。那里的人更友好。”

“的确。”

我拉开厚重的大门，替她扶住。然后脱下手套，摘掉帽子，解开大衣，松开围巾。

“可我不想去挪威，”我说，“关键就在这儿。”

她什么也没说，正要去看橱窗里的电影海报。她冲我转过身。

“他们在放《摩登时代》！”她说。

“咱们看吗？”

“看吧，咱们看！但是我得先吃点东西。几点了？”

我到处找时间。在售票处后面的墙上，我发现了一个又小又厚的钟。

“八点四十。”

“九点开始。咱们赶得上。你去买票，我去看看酒吧里有什么吃的。”

“好的。”我说。我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一百克朗钞票，走向售票口。

“还有《摩登时代》的票吗？”我问。

一个扎辫子、戴眼镜、绝对不到二十岁的姑娘俯视着我。

“乌晒克达？ ”她说。

“您……有……摩登时代……票？”我用瑞典话说。

“有啊。”

“来两张。后排，中间。二。”

为了保险起见，我把两根手指举到空中。

她一言不发把票打好，放到我面前的柜台上，扯平那张一百克朗的钞票，装进收银机。我走进酒吧，里面塞得满满当当，我寻见琳达，挤到她身旁。

“我爱你。”我说。

这种话我几乎从来不说的，所以她眼睛一亮，抬头看着我。

“是吗？”她说。

我们亲了亲。然后酒保把一小篮子墨西哥玉米片放到我们面前，还有一种好像鳄梨色拉酱似的东西。

“你想喝啤酒吗？”她问。

我摇摇头。

“看完再喝吧。不过那会儿你可能就累了。”

“有可能。你买到票了？”

“买到了。” yMzKD1ScHpJgsnFwNOqyb4VP0CvxDipwObBGWwdEN1VLWDeLNX2laea3ITq2A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