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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语录及论学书信的辑录，是理解王阳明思想最重要的一本书，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甚广。“传习”一词，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
王阳明（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名守仁，余姚（今浙江）人，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故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28岁中进士，任职于工部，后又担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正德元年（1506年），武宗朱厚照继位，太监刘瑾专权，王阳明因得罪刘瑾被廷杖四十，随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王阳明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逐渐背离了朱熹向外穷理的格物之说，开始遵循“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并在当地创立了龙冈书院。
刘瑾伏诛后，王阳明被召回中央，担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十一年，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命镇压赣南农民起义。正德十四年六月，他奉旨督兵讨伐宁王朱宸濠在南京发动的叛乱。明世宗继位后，王阳明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封新建伯，后因遭到反对派的攻击和排挤，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六年这段期间一直过着退隐生活。
嘉靖六年五月，朝廷再次起用王阳明镇压广西农民起义。而后他兴办南宁书院，建立思田学校。两年后，王阳明白因病重上疏请求回乡养病，最终卒于归途的江西南安舟中。
在学问之本上，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之说，认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离不开对心的体察。他认为离开人的天赋良知，也就无所谓万物，当然，这个“无所谓万物”是针对个体的人说的。一个人的良知就好比一面镜子，当镜子存在时，万物都能因此显现其中；当镜子不存在时，万物即便存在，但对于那个人而言也是不存在的。
在认识论上，王阳明主张“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认为学问之道无他，就是人对自己良知的体察。人都有良知，良知也就是天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含在良知之中。能够达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真理的认识。再看“知行合一”，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理论联系实践，而是说知与行本身就是一体的。以知为行，认为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他认为能行才是真知，不能行就是不知。
王阳明的心学纠正了程朱理学的烦琐流弊，将学者从无止境的埋首训诂中解放了出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阳明学派。朱子所认为的“格物致知”，是要求学者通过外物去最终明了人心的全体大用。而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因为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便是“良知”。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是将心与理剖析为二了。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主张提出，也是有修养的成分在其中的，并非如今人们所说的只是为了获得知识性的见解。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既有我们今天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本体论的含义，也有存养天理的修养实践。
我们读阳明心学有两种读法，这两种读法可以相得益彰。一种是自己研读，存心养性，淡泊明志。另外一种是共读，即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讨论，这样就会形成切磋的氛围。大家可以就这本书的研读组织一个社团，如此一来二去地进行讨论，书里的话就变成了活话，不单单可以有益于自己，也会有益于大家，这是阅读的最高层次。当然，共读的前提是建立在自己研读的基础之上的，自己没有做好准备，那么在一起也不会讨论出什么好的成果。
《传习录》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由阳明先生生前所授的弟子们整理编辑而成。后又于阳明先生身后，几次汇整增补，最终成为今日所流传的版本。
本书在前人修订的基础上，将一些版本中删去的关于佛、道两家的讨论做了还原，力求呈现给读者一种完整的阅读体验。另外，还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了生动自然的译文，并添加了精到的评析，这些评析或做阐发，或做引申，或做对比，或切合当下，无一不是在力求帮助读者可以更深地领悟《传习录》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