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七年（1528年）冬，我（钱德洪）和王汝中去办理先生的丧事到达广信（今江西省上绕市），在给同门师友的讣告中，我们约定了三年内收录先生的遗言。

自那之后，同学们陆续寄来了各自做好的记录。我挑选了当中比较切合先生思想的，又加上我自己的记录，一共若干条。在吴（今江苏省苏州市）时，我把这些记录和《文录》共同刻印出来，但当时正好赶上我回家守丧，未能遂愿。那时，天下讲学的人与日俱增，先生的学问宗旨已经昌明了，因此没有必要再作刻印，所以我对这件事也就不再牵挂了。

去年，学友曾才汉先生获得了我的手抄本，又四处收辑了一些加以整理，取名《遗言》，随后在荆州刊刻发表。我阅读《遗言》，认为他采录不够精确，因而删除了其中重复繁杂的部分，保留了《遗言》的三分之一，并取名《传习续录》，在安徽宁国的水西精舍刊刻出版。

今年夏，我到湖北蕲春去游历，沈思畏对我说：“先生的学说已经在天下传播很久了，只是还没有传播到这里。蕲春的学子们读到《遗言》后，有如亲自聆听到了先生的教诲，指见良知，就像重见日月的光辉。他们只是担忧收录得不广博，并不因其中的重复繁杂而感到累赘。请您把散失的部分都增加进去刊刻出版，如何？”于是我就答应了。先生致知格物的主张，开导点化了学者们，他们亲自修习，默默领悟，不敢只在知识上去理解传承先生的学说，而只求通过切实用功而有所收获。所以，先生整天不厌其烦地讲说致知格物，弟子们也整天不厌其烦地听着。因为指示专一，学生们领悟得就会更加精细。先生还没说到，弟子就已经明白要讲什么了，也就是说，学生早已心领神会了，这样充分体现了教学双方的诚心。

但是，先生逝世到今天还没有三纪（一纪为十二年），但他老人家的格言和宗旨都逐渐暗淡了，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弟子身体力行得不够，凭空说大话造成的后果吗？因为弟子的目标不统一，先生的学说也就得不到光大。于是，我又收集了一些未刊刻的记录，选择其中不违背先生主张的，编成一卷。对于那些真伪难辨的和《文录》已刊刻过的，就删除了。随后我将中卷改成问答的形式，交付黄梅县张先生增刻发行。希望读者朋友不是只从文义的解释上来承袭学问之道，而是要注重切身体会方能有所收益。如此，就不会有人再对这本书的价值存疑了。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夏四月，弟子钱德洪谨跋于蕲春“崇正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