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以方（黄直）问：“先生认为‘博学于文’是随事去学存此天理，然而这与孔子讲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好像并不一致。”

先生说：“《诗》《书》等六经都是天理的体现，文字都包含在其中了。认真思考研究《诗》《书》等六经，它们都是为了学会存天理，不只是表现在具体的事上。孔子说的‘余力学文’，也是‘博学于文’的一部分。”

有人就《论语》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这句话也是有针对性而说的。其实，所学的思就是学，学习有了疑问，就要去思考。‘学而不思’大有人在，他们只是漫无边际地思考，希望思索出一个道理来，而并非在身心上着实用功以存此天理。把思和学当两件事来做，就存在‘罔’和‘殆’的弊端。说穿了，思也仅是思他所学的，并非两回事。”

先生说：“程、朱主张格物就是穷究天下的事物。天下事物如何能格尽？且说‘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如今你怎么去格？而且草木即便能格，又怎能让它来‘诚’自己的意呢？我觉得‘格’就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的意思。《大学》中所谓的‘身’，就是指人的耳目口鼻及四肢。若要修身，就要做到眼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想要‘修身’，在自己身上怎么能用功夫呢？心是身的主宰。眼睛虽然能看，但主要是心在看；耳朵虽然能听，但主要是心在听；口与四肢虽然能言能动，但所说、所动都来自于心。所以，要修身，主要在于体察自己的心体，常保心体的廓然大公，没有丝毫不中正的地方。身的主宰中正了，眼睛自然就会非礼勿视；耳朵上就会非礼勿听；口和四肢上就不会有不符合礼的言行。这就是《大学》中的‘修身在于正心’。

“但是，至善就是心的本体，心的本体怎会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哪个地方能用功呢？必然是在心的发动处用功。心的发动不能没有不善的，于是，必须在此处用力，这就是诚意。倘若一念发动在好善上，就切切实实地去好善；一念发动在憎恶上，就切切实实地去憎恶。意念的发动既然无不诚，那么，本体如何会有不正的呢？所以，想要正心就在于有诚意。功夫下到诚意上才会有着落。

“但是，诚意的根本表现在致知。‘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这句话，正是我的良知所在。然而，如果知善，但不遵从良知去做，知道不善，也不遵从良知不去做，这样，这个良知就被蒙蔽了，就不能致知了。我心的良知既然不能完全扩充，即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实地去做，即便憎恶，也不能切实地憎恨，这怎能有意诚呢？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所在。“当然，也不是凭空去致知，致知还是要在实事上格。就好像，意在行善上，就要在这件事上做，意在除恶上，就要在这件事上不去做。去恶，本来就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从善，就是使不善的方面得到纠正，也是格去那些不正以归于正。这样一来，我心的良知就不被私欲蒙蔽，可以发挥到极致，而意的产生就是好善除恶，这样就没有不诚信的了。格物就是诚意功夫的下手处。就像这样格物，每个人都能做到。《孟子》里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原因。”

先生说：“世人总认为对格物要以朱熹的观点为标准，他们又何尝拿朱熹的观点去实践过呢？我倒是真正地实践过。以前我和一位姓钱的朋友一起探讨，要做圣贤首先要格天下之物，现在哪里还能有那样的能力呢？于是我指着亭前的竹子，让他去格。朋友从早到晚去穷格竹子的道理，耗费很多经历，第三天时，就因过度劳累卧床不起了。当时我认为他精力不足，于是自己去穷格，从早到晚仍旧是不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我与朋友一样病倒了。于是我们共同慨叹，圣贤是做不得了，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格物。等到后来，我在贵州龙场待了三年，深有体会，此时才明白，天下之物本来没有什么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己的身心上做。我坚信人人都可做圣人，于是就有了一种使命。这些道理，应该让各位知晓。”

弟子中曾有人说，邵端峰认为小孩子不能‘格物’，只能教导他们洒扫应对。

先生说：“洒扫应对本身就是一个物，小孩的良知只能到这个程度，所以要教他洒扫应对，也就是致他的良知。又好像，小孩知道敬畏师长，这也是他良知的表现，因此，即使在嬉闹，看到了教师和长者，他也会去作揖以表恭敬，这就是他能格物以致他尊敬师长的良知。小孩子本来有小孩子的格物致知。”

先生又说：“我这里所谓的‘格物’，从小孩子到大圣人，都是这样的道理。但是，圣人‘格物’就会更为纯熟，毫不费力。如此‘格物’，即使是卖柴的人也能做到，自公卿大夫到天子，也都只能这样做罢了。”

有位弟子觉得自己知行不能合一，于是向先生请教“知之匪艰，行之唯难”这两句话。先生说：“良知自然能知晓，这本来很简单。只是因不能致这个良知，才会有了‘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说法。”

有弟子问：“知行如何能合一？而且就像《中庸》上讲‘博学之’，又讲一个‘笃行之’，这分明是把知行当两件事看。”先生说：“博学是指每件事都要学会存此天理，而笃行则是指学而不辍的意思。”

弟子又问：“《易传》中说‘学以聚之’，又说‘仁以行之’，这又是怎么回事？”先生说：“这是一样的。倘若每件事都去学习存此天理，那么此心就再也没有放纵的时候，因此说‘学以聚之’。然而，每天去学存此天理，又没有一己之私使它间断，这就是本心的不间断，因此说‘仁以行之’。”

又问：“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这样就不是把知和行分成两件事了吗？”先生说：“说‘及之’，就已经是行了。但不能常行不止，那就是被私欲间断了，也就是‘仁不能守’。”

弟子又问：“内心就是天理，程颐说‘在物为理’，为何说心就是理呢？”

先生说：“‘在物为理’，‘在’字前面务必要添加一个‘心’字。这心对于物而言就是理。例如，心在孝顺双亲上就是孝，在辅佐君王上就是忠，等等。”

先生因而对他说：“各位要知道我立论的宗旨，我现在说心就是理，用意在哪呢？只因世人将心和理一分为二，因此出现了许多弊端。比如五霸攻击夷狄，尊崇周王室，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私心，因此就不合理，但人们却说他们做得十分合理。这只是世人的心不够明净，才会羡慕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求外表的漂亮，与心毫无关系。把心和理分开来说，只会让自己陷入霸道虚伪之中而无法觉察。所以我认为心就是理，就是要让人们明白心理是一回事，只在心上做功夫，而不到心外去寻求，这是王道的真谛，也是我立论的宗旨。”

弟子问：“圣人的言论有很多，为何要把它们总结成一句话呢？”先生说：“并非我坚决把它概括子在一起，《孟子》上也说‘夫道，一而已矣’，《中庸》里也说‘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与圣人都是一个整体，如何能分开为二呢？”

“心并不是只指那一块血肉，凡是有知觉存在的地方就都是心。例如，耳目知道听与看，手脚知道痛与痒。这个知觉就是心。”

黄以方问：“先生关于格物的学说，是不是把《中庸》里的‘慎独’、《孟子》里的‘集义’、《论语》里的‘博约’等主张，都总结成格物了呢？”先生说：“不是这样的。格物就是‘慎独’，就是‘戒惧’。而‘集义’和‘博约’只是普通的功夫，不能把它们当作格物。”

黄以方就《中庸》中的“尊德性”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道问学’就是为了‘尊德性’。朱熹认为：‘子静（陆九渊）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他的看法就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当作两件事看了。现在我们讲习讨论，下了不少功夫，只是要存养本心，使它不至丧失德性罢了。哪里会有尊德性却只是空洞地尊，而不再去问学了呢？问学怎么能只是空洞地去问，而与德性再无任何关系呢？这样下去，不知道我们现在讲习讨论的，还要学什么东西？”

又有人向先生请教“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

先生说：“‘尽精微’就是为了‘致广大’，‘道中庸’就是为了‘极高明’。因为心的本体本来就是广大的，人若不能‘尽精微’，就会受到私欲的蒙蔽，在细微处就战胜不了私欲。所以能在细微曲折的地方穷尽精微，私意就不能蒙蔽心体，自然不会有障碍和隔断的地方，这样下去心体又怎能不广大呢？”

又问：“精微究竟是指思虑的精微，还是指事理的精微？”

先生说：“思虑的精微就是事理的精微。”

先生说：“如今探讨人性的人，都争执着异同。他们全在说性，而并没有见性。见性的人根本无异同可言。”

又问：“声色货利，恐怕良知里也不能没有吧。”

先生说：“诚然如此！然而，初学用功时，就一定要荡涤干净，不使声色货利丝毫积留在心中。那样，即使偶尔碰到声色货利，也不会成为缠累，自然会依循良知去做出应对。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倘若能精明地致良知，没有丝毫蒙蔽，那么，即便与声色货利交往，也无不是天理的作用。”

先生说：“我给各位讲致知格物，每天如此。一共讲了十年、二十年，也是如此。你们听讲后，要实实在在地去用功。听我再讲一遍，就要有一番长进。不然，只把我的话当作一场闲谈，即便听了，又有什么益处？”

先生说：“人的本体，一直是寂然不动的，而且常常是感应相通的。正如程颐所谓的‘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

有位朋友举出一个例子，说一位禅师伸出手指问：“你们看见了没有？”众人都说：“看见了。”禅师又把手指插入袖中去，又问：“你们还能看见吗？”众人都说：“看不见。”禅师于是说众人还没有见性。这位朋友不理解禅师的意思。

先生说：“手指有时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但是，你能看见的性则是永远存在。人的心神只能在所见所闻上驰骋，而不能在不见不闻上切实用功。然而，不见不闻是良知的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功夫。学者唯有时时去寻找那看不见、听不到的本体，功夫才有一个着落处。时间一长，当功夫纯熟后，就不用再那样费力了，不用提防检点，人的真性也就自然会生生不息了。它又怎能被外在的见闻所牵累呢？”

有人问：“为什么程颢认为‘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都是充满生机的？”

先生说：“程颢的话也有道理。天地间充满生机，无非是这个理，也就是我良知的流行不会停止。致良知就是‘必有事’的功夫。这个理不但不能离，事实上也不脱离不了。无往而不是道，也就是无往而不是功夫。”

先生说：“众人在这里求学，一定要先确立一个做圣人的志气。时刻要有如‘一棒留一条痕迹，一掌掴出一个血印’的精神，这样在听我讲学时，才能感到句句都铿锵有力。倘若只是浑浑噩噩地度日，就像一块死肉，被打也不知痛痒，只怕最终无济于事。回家后还只是惯用以前的老伎俩，岂不让人可惜？”

有弟子曾经问：“最近我感觉到妄念减少了，也不去想一定要如何用功，但不知这是不是功夫？”

先生说：“你只管去实实在在用功，即便有了这些想法也不碍事，时间一久，自然就会变得妥当。如果只是刚开始用了一点功夫，就想看到效果，怎能靠得住？”

有位朋友自叹道：“内心萌生了私意，自己分明知晓，只是不能立马使它剔除。”

先生说：“你萌生了私意，你能感觉到，那是你的命根，而如果当下就能把私欲消磨掉，它就是立命的功夫。”

“孔子主张‘性相近’，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善’，这还不能只从气质上来说。如果从气质上说，刚和柔相对，又岂能相近？只有性善是相同的。人刚出生时，善原本是一样的。然而，气质刚的人在善上面容易成为刚善，受恶的影响就容易成为刚恶。同理，气质柔的人受善的影响会变成柔善，受恶的影响便成了柔恶。这样下去，性的分离就会越来越远了。”

先生曾经这样对做学问的人说：“心体上不能存留一点点私欲，就像眼中不能吹进一点灰尘。沙子能有多大呢？但它能使人满眼天昏地暗。”

先生又说：“这个念头不只是说私念，即便好的念头也不能留有一点。就像眼中放入一些金玉屑，眼睛就不能睁开。”

有人问：“先生说人心与物同体。这就像我的身体原本血气畅通，所以称同体。但是对于我和别人来说，我就是异体了，禽兽草木就差得更远了。可是为何还要称为同体呢？”

先生说：“你只要在感应的征兆上看，就会明白岂止是禽兽草木，即便天地也是与我同为一体的，鬼神也是与我同为一体的。”

那人又问这番话当如何理解。

先生说：“你看看在这个天地的中间，什么才是天地的心？”

答说：“我曾听说人是天地的心。”

先生说：“那人的心又是什么呢？”

答说：“只是一个灵明。”

先生说：“由此可见，充盈天地之间的，只有这个灵明。人只因为外在的形体，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一切都隔开了。我的灵明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如果上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又会去仰视它的高大呢？如果大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又去俯视它的深厚呢？如果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又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祸呢？天地鬼神万物，如果离开了我的灵明，也就没有所谓的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若是离开了天地鬼神万物，同样也就不存在了。这些都是一气贯通的，岂能把它们隔离开来呢？”

又问：“天地鬼神万物是亘古不变的，但为什么没有我的灵明，它们就不存在了？”

先生说：“现在你去看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灵魂都游散了，他们的天地鬼神万物又会在何处？”

先生启程去征讨思恩、田州，钱德洪和王汝中把先生送到严滩（今浙江桐庐县西）。汝中向先生请教佛教的实相和幻相的问题。

先生说：“有心都为实相，无心都为幻相。无心都为实相，有心都为幻相。”

王汝中说：“有心都为实相，无心都为幻相，是从本体上来说功夫；无心都为实相，有心都为幻相，是从功夫上来说本体。”

先生对汝中的看法表示赞同。那时，钱德洪还不是很明白，经过数年用功，他才相信本体功夫是一体的。然而，先生当时只是因为王汝中的问题偶然谈到的。若我们儒家开导别人，不一定非要引用它。

德洪曾见到先生送两三位老人出门，回来坐在走廊里，似乎面带忧色。德洪便上前去询问情况。先生说：“方才和几位老人谈到了我的良知学说，真有如圆孔和方榫一般格格不入。这条圣道平坦得如大路，世上儒者常常是自己让它荒芜阻塞了，最终陷入荆棘丛中而不知悔改，我真不知该讲些什么了？”

德洪之后对朋友们说：“先生教诲他人，不拣择衰老年迈，确实是仁人悯物的心啊！”

先生说：“人生最大的毛病就是一个‘傲’字。身为子女而傲慢就必然不孝顺；身为人臣而傲慢就必然不忠诚；身为父母而傲慢就必然不慈爱；身为朋友而傲慢就必然不守信。于是，象与丹朱都没出息，也只因傲慢便了结了自己的一生。你们每个人要经常领会这一点。人心原本就是天然的理，精明纯净，没有纤毫的污染，只是因为有一个‘无我’罢了。心里千万不可‘有我’，‘有我’就是傲慢。古代圣贤的诸多优点，也只是‘无我’罢了。‘无我’自然能做到谦虚谦谨。谦谨是一切众善的基础，傲慢则是一切恶的源泉。”

先生说：“这个道实际上是简单易行的，也是十分微妙的。孔夫子说：‘其如示诸掌乎’。人的手掌，有哪一天会看不到呢？但当问起他手掌上有多少条纹理，他就不知道了。这就像我说的良知二字，一讲就能明白，谁又不知道呢？若要他真正去理解良知，谁又能理解呢？”

于是有人问：“这个良知只怕是无方位、无形体的，所以令人难以捉摸。”

先生说：“良知也就如同《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这个良知岂能捉摸得到呢？把良知理解透彻了，就是圣人了。”

有人问：“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圣人是真的希望他的弟子帮助他吗？”

先生说：“这也是实话。这个道原本就是无穷尽的，问得越多，精微处就能彰显。圣人的言论原本很周全，然而发问的人胸中堆积了疑惑，圣人被他一问，便能发挥得更加神妙。但是，像颜回那样闻一知十，心里对任何东西都知晓的人，怎么发问呢？所以圣人只好寂然不动，没有什么任何发挥，因此说‘非助’。”

邹谦之曾对钱德洪这样说：“舒国裳曾经拿着一张纸，请先生给他写《孟子》中‘拱把之桐梓’那一章。当先生提笔写到‘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回过头笑着说：‘国裳读书，还中过状元来着，他难道是真的不知应该如何修身吗？但是他仍是要背诵这一章来警醒自己。’其时，在坐的诸位朋友无不警醒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