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直问：“先生格物致知的学说，是随时格物以致其知。那么，这个良知就只是一部分的知，而非全体的知，这又岂能达到‘溥博如天，渊泉如渊’的境界？”

先生说：“人心是天，就是渊。心的本体无所不容，原本就是一个天，只是被私欲蒙蔽，天的本来面貌才迷失了。心中的理没有止境，本来就是一个渊，只是被私欲阻塞，渊的本来面貌才迷失了。如今，一念不忘致良知，把蒙蔽和窒塞统统涤除干净，心的本体就能恢复，心就又是天，又是渊了。”

先生指着天对他说：“比如，现在所见的天是明朗的天，在四方之外所见的天，也仍是阳光明媚的天，只是被许多房子和墙壁阻挡了，就不能看到天的全貌，如果将房子墙壁全部拆除，就总还是一个天。不能说在眼前的天是明朗的天，而外面的天就不是明朗的天了。由此可见，部分的知也就是全体的知，而全体的知也就是部分的知。知的本体始终是一个。”

先生说：“圣贤并不是没有功业和气节，只是他们能够遵循这天理，这就是道。圣贤不是用功业气节来求闻名天下。”

“‘发愤忘食’，是因为圣人的志向本来就是这样，从来没有停止的时候。‘乐以忘忧’，也是因为圣人的道本来就是这样，真的没有悲戚的时候。只怕不能用得与不得来阐释了。”

先生说：“我们做致良知的功夫，也只是根据各自的能力尽力去做。今天的良知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根据今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等到明天良知又有新的开化体悟，那就根据明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这样才是精一的功夫。和别人探讨学问，也需要根据对方的能力所及。这就如同树刚萌芽，只能用少量的水去浇灌。等到树芽稍长了一点，再多浇一点水。树从一把粗到双臂合抱，浇水的多少也都要根据树的生长状况来决定。如果是刚萌芽的小树苗，就用一桶水去浇灌它，就会把它淹死。”

有人问什么是知行合一。

先生说：“这必须知道我立言的宗旨。如今的人做学问，因为把知行当两回事看，所以当有恶念萌发，虽未去做，也不会去禁止。我如今主张的‘知行合一’，就是要人知道有念头萌发，那就相当于是行了。不善的念头若产生了，就把这不善的念头克去，并且需要完全地把它从胸中剔除干净，不让它潜留在心里。这就是我立论的宗旨。”

“圣人无所不知，但也只是知道一个天理罢了；无所不能，也只是能尽到一个天理罢了。圣人的本体清净明白，所以事事他都知道天理所在，因而去穷尽一个天理。而不是等本体晶莹亮洁后，才能知道天下万物，才能做得出来。天下的事物，比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计其数，非常繁琐，即使圣人的本体晶莹亮洁，对所有这些事物又怎能全部知道？但凡那些没有必要知道的，圣人就自然不想知道；而那些应该知道的，圣人自然就会去向别人询问。例如，‘孔子入太庙，每事必问。’而先儒认为，‘孔子虽然全部知道，他还是要问，是一种恭敬谨慎的表现’。这种观点说不通。礼乐、名物方面，圣人不必全知，然而他心里只要存一个天理，就自然会知道许多规矩礼节。不知就问，这也正是天理所要求的。”

黄直问：“先生曾说善恶只是一个事物。善恶如同冰炭不相容，如何能说它们是一个事物呢？”

先生说：“至善，就是心的本体。本体上稍有闪失就是恶了。并不是有了一个善，又还有一个恶来与它相对立。所以说善和恶只是一个事物。”

黄直由于听了先生的这番解释，也就明白了程颢所说的“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过与不及之间耳”。之后黄直对这些言论就不再质疑了。

先生曾这样说过，人只要好善就像喜爱美色，憎恶如同讨厌恶臭，他就是圣人了。

黄直刚开始听到这话时，觉得很容易，后来经过亲身体会，才发现这个功夫实在很难。虽然念头里明白应该好善憎恶，但在无知觉中就会有私欲掺杂进去。而且稍有掺杂，就不再是那颗好善如同喜爱美色、憎恶如同讨厌恶臭的心了。对善能切切实实地喜爱，这样就不会有不善的念头了；对恶能够切切实实地厌恶，就没有什么念头会关系到恶了。这又怎能不是圣人？所以，圣人的学问也只是一个“诚”字罢了。

有人问：“先生，您的《修道说》中说‘率性之谓道’为圣人的事，‘修道之谓教’为贤人的事。”

先生说：“平常人也是‘率性’的，只是‘率性’在圣人身上的成分多，因此说‘率性之谓道’属于圣人的事。圣人也‘修道’，只是‘修道’在贤人的身上的成分多，所以说‘修道之谓教’是贤人的事。”

先生又说：“《中庸》这本书大部分是讲‘修道’的事。所以，后面所讲的君子、颜回、子路等，都是能够修道的人；而讲到的小人、贤者、智者、愚者、不肖者、平民百姓，都是不能够‘修道’的；而另外所讲的舜、文王、周公、孔子等至诚至圣的人，则又是能够自然‘修道’的圣人。”

有人问：“儒生在半夜三更时分，荡涤心中的思虑，空空寂寂的，这跟佛教的静相同。静时，儒、佛两家的学说都不再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他们区别又在哪呢？”

先生说：“动与静只是一回事。半夜三更时的空灵虚静，只要是心存天理，也就是像现在这样待人接物的心。而现在待人接物的心，也是要遵循天理，也同样是三更时分空空寂寂的心。因此，动静是一回事，不能分开。知道了动静合一，儒、佛两家的细微区别自然清楚明白了。”

在座的众弟子中，有一个举止过于矜持的人。先生说：“人如果过于矜持，终究是问题。”

问：“怎么说过于矜持存在弊端？”

先生说：“人只有这么多的精力，如果专在外表上用功，内心往往就不能照管到那么多了。”

弟子中又有过于直率的人，先生这样说：“现在讲‘致良知’的学说，而你在外表上完全没有检点，又是把心与事当成两回事看了。”

有一个学生写文章为朋友送行，就问先生：“写文章难免要费神，过后一两天还总是记挂在心。”

先生说：“写文章花费心思并无害处。但写完了还常记心上，这就是被文章所牵累，在心中存了一个东西，这样就不好了。”

又有一个人写诗送人。先生看完诗后对他说道：“写诗作文固然好，但要根据自己能力尽力而为，若说得太过，也就不是‘修辞立诚’了。”

“朱熹关于‘格物’的主张，只是缺少了一个主旨。比如他所讲的‘察之于念之微’这句话，就不应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混为一谈，这是无轻重之分了。”

有人就《大学》中“有所忿懥”这句话请教先生。

先生说：“忿懥的几种情绪，人心中怎会没有呢？只是不应该有罢了。一个人在忿懥的时候，比较容易感情用事，就会怒得过分，这样就失去了廓然大公的本体了。所以，当心中有所忿懥时，心就不能达到中正。如今，对于忿懥的几种情绪，只要顺其自然，不过分刻意，心体自会廓然大公，从而达到中正平和了。比如，我现在外出看见有人斗架，对于不对的一方，我心中也会很恼火。我虽然感到愤怒，但我的心却是坦然平静的，不曾动气。现在对别人生气时，也该这样，这样才为中正。”

先生曾这样说道：“佛教提倡不执着于‘相’，而实际上却是执着于‘相’；我们儒家提倡执着于‘相’，其实却对‘相’是不执着的。”

黄直就这个问题请教先生。

先生说：“佛教徒害怕被父子关系连累，便离开了父子关系；害怕被君臣关系连累，便离开了君臣关系；害怕被夫妻关系连累，便离开了夫妻关系。这些都是因为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他才要逃避。我们儒家，有正常的父子关系，就顺势产生了仁爱；有正常的君臣关系，就产生了忠义；有正常的夫妻关系，便产生了礼节之说。像这样，什么时候执着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