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年（1515年），九川在龙江第一次与先生见面。那时，先生正与甘泉（湛若水）先生讨论格物的学说，而甘泉先生一再坚持朱熹的观点。先生说：“这样就是在心外寻求了。”甘泉先生说：“如果认为寻求物理是外，那就把自心看小了。”九川十分赞同朱熹的说法。先生又接着谈到了《孟子·尽心章》，九川听后，马上对先生关于格物的阐释不再有疑问了。

后来，九川闲居家中，又以“格物”的问题请教先生。先生回答道：“只要能实实在在地用功，久而久之，自会清楚明白。”我小住山中，自己抄录了《大学》古本来读，觉得朱熹的“格物”学说不太正确。但是也怀疑先生把意之所在当作物，因为这个“物”字我还觉得不够明朗。

正德十四年（1519年），九川自京都回来，在洪都（今江西南昌）再次见到先生。当时先生军务缠身，只得抽空给九川讲授。首先询问九川近年来用功的情况。九川说：“近年来领悟到‘明明德’的功夫只是‘诚意’。从‘明明德于天下’，逐步追溯本源，只到了‘诚意’上就在追溯不下去了。为什么‘诚意’之前还有‘格物致知’的功夫？后来又仔细体会，感觉到意的真诚与否，必须先要有知觉。自颜回‘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的话作为例证，我由此豁然开朗，确信无疑。但是心里又多了一个‘格物’的功夫。后来我又思考，我本心的灵敏岂能不明白意的善恶？只不过是因为被物欲蒙蔽了，只有格除物欲，才能像颜回那样善恶尽知。我又怀疑我的功夫是否颠倒了，以至‘格物’和‘诚意’的功夫没有直接联系。后来我问希颜（王守仁弟子），希颜说：‘先生主张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说得非常好。’我又问：‘诚意的功夫到底指什么呢？’希颜让我去再三思考，用心体悟。但我最终还是不能领悟，特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真可惜啊！原来一句话就能说明的问题，你列举的颜回的事就能把问题讲清楚。你只要理解身、心、意、知、物全都是一回事就行了。”

九川仍疑惑地问：“物在外，与身、心、意、知怎会是一回事？”

先生说：“耳目口鼻以及四肢，都是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心，岂能视、听、言、动呢？心想看、想听、想说、想动，如果没有耳目口鼻及四肢的协助，也不能做到。所以说，没有心就没有身，没有身体也就没有心，它们是统一的。只是从充盈空间上来说是身，而从它主宰作用上来说称为心，从心的发动上来说称为意，从意的灵明上来说就是知，从意的涉及上来说称为物，这些都是一回事。意不是凭空存在的，必须依附于具体事物而存在。所以，要想‘诚意’，就必须在意思依附的某件事去‘格’，就必须剔除私欲而回归天理，这样，良知就不会受被蒙蔽而能够‘致知’了。‘诚意’的功夫就在这里。”

听了先生这番话，九川积存在心中多年的疑虑终于消除了。

九川接着又问：“甘泉先生近来深信《大学》的古本，他认为格物就像求道，又认为穷理的穷，就是‘穷其巢穴’的穷，要亲自到巢穴中去走一趟。因此，‘格物’也就是随处体认天理，这好像与您的主张有些接近了。”

先生说：“甘泉肯下功夫，所以脑筋转弯也快。从前我对他说‘亲民’无须改作‘新’民，他还不相信。如今，他对‘格物’的看法也基本与我的看法接近了。只是不用把‘物’换成‘理’，‘物’字无须改变。”

后来当有人问九川：“如今怎么不怀疑‘物’字了？”九川回答说：“《中庸》里说‘不诚无物。’程颐也说‘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等等，可知‘物’字是古人常用字。”后来先生也这样说。

九川问：“这几年因厌恶泛览博观，常常想静坐安神，以求屏息各种思虑念头。但是，我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更觉得心神不宁，这是为什么？”

先生说：“思虑念头，怎么可能停止呢？只能让它归于纯正。”

九川问：“是否会有没有念头的时候？”

先生说：“实在没有无念之时。”

九川又问：“如果这样，因何说静呢？”

先生说：“静中并非没有动，动中也未尝没有静。戒慎恐惧就是念头，怎么区分动和静？”

九川说：“周敦颐为什么要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呢？”

先生说：“没有欲念心自然会静，周敦颐说的‘定’也就是陈颢所说的‘静亦定，动亦静’中的‘定’，‘主’就是指主体。戒慎恐惧的念头是活泼的，正是天机流动不息的表现，这也就是所谓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旦有停息便是死亡，不是从本体发出的念都是人心的私念。”

九川又问：“专心用功的时候，声色出现在眼前，如果还像往常那样去听去看，只怕就不能专一了。”

先生说：“怎么能不想听，怎么能不想看？除非是死灰槁木或者耳聋眼瞎之人。只是虽然听见、看见了，心不跟随它走就行了。”

九川说：“从前有人静坐，他儿子在隔壁读书，他都不知道儿子是否在读书。程颐赞扬他很能持静。这里怎么回事？”

先生说：“程颐恐怕是在讽刺他吧。”

九川又问：“静坐用功时，特别能感觉到本心是在收敛着的。但遇到事情就会中断，马上就起个念头到所遇的事上去省察。待事情过去后再去寻找原来的功夫，总觉得有内外之分，不能打成一片。”

先生说：“这是因为你对格物的学说理解得还不够深刻。心何曾有内外之分？就像你现在在这里讨论，难道还有另外一个心在里边照管着吗？这个一心听讲和说话的心，就是静坐时的心。功夫是一以贯之的，何须另起一个念头？人必须在事上磨炼，在事上用功才会有收获。如果只是爱静，那么遇事就会忙乱，终究不会有进步。那静坐时的功夫，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收敛，而实际上却是放纵沉沦。”

后来在洪都时，九川又与于中、国裳探讨“内外”的问题。于中、国裳俩人都说：“事物本身有内外之分，内外都要兼顾用功，不能有间隔。”三人以此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是因为后来做功夫的人把功夫分成了内外，但丧失了本体。现在正是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之分，那才是本体的功夫。”

这一天，大家都有所醒悟。

九川又问：“陆九渊的学说该做如何评价？”

先生说：“在周敦颐、程颢之后，也就只有陆九渊了，只是稍显粗疏了。”

九川说：“看他讲学，篇篇都能说出精髓，句句都能针砭膏肓，却看不出他到底粗在何处。”

先生说：“的确，他在心上用过功夫。与那些仅仅在字面上模仿、寻求含义的自然不同，但仔细察看就能发现他的学说也有粗糙的地方。这一点，用功久了，自然就能认识到。”

正德十五年，九川往虔州再次见到先生，问：“最近我的功夫虽略微掌握些要领，但想寻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所在就很难了。”

先生说：“你要到心上去寻找一个天理，这就是所谓的‘理障’。这里有一个诀窍。”

九川问：“请问是什么？”

先生说：“只是致知。”

九川问：“如何致知？”

先生说：“你的那点良知，就是你自己的行为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对它丝毫都隐瞒不得。只要你不去欺骗良知，踏踏实实地依循着良知去做，如此就能存善，如此就能除恶。这个境地是何等的稳当快乐！这些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诀，致知的实在功夫。如果不凭借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关于这点，我也是近几年才体会得如此清楚明白的。刚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恐怕会有不足，但经过仔细体察，发现并没有什么缺憾。”

在虔州的时候，陈九川和于中、邹宁益一块侍奉着先生。先生说：“各人胸中自有一个圣人存在，只因自信心不足，就把圣人给埋没了。”先生接着对于中说：“你的胸中原本也是圣人。”

于中连忙站起来说：“不敢当，不敢当。”

先生说：“这是你自己所有的，为何要推辞？”

于中还说：“不敢当，委实不敢当。”

先生说：“每个人都有，更何况你呢？你为什么却要谦让？谦让也不是对的。”

于中于是笑着接受了。

先生又说：“良知在人的心里，无论如何都不会泯灭。比如盗贼，他们也明白不应该去偷窃，喊他是贼，他也会惭愧不好意思。”

于中说：“那只是因为良知被物欲给蒙蔽了。良知在人的心中，自然不会消失。仿佛乌云遮住太阳，而太阳何曾消失过。”

先生说：“于中这样聪明，别人的见识可比不上他。”

先生说：“只要把这些道理都理解透彻了，随他千言万语，是非真伪，到眼前一看就会自然明白。符合的就正确，不符合的就不正确。这和佛教所谓的‘心印’是相似的，这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又说：“人如果知道良知的诀窍，无论他有多少歪思邪念，一旦被良知发觉，自然就会消融。就像灵丹一粒，能够点铁成金。”

崇一（欧阳德）说：“先生把致良知这一宗旨阐释得淋漓尽致，看来这问题无法再进一步阐发了。”

先生说：“怎能说得这样随便？你再用功半年，看看会怎样？再用功一年，看看又会怎样？下的功夫越久，感觉就越不相同。这种感觉是很难以言表的。”

先生问：“九川，你对‘致知’的学说体验得如何了？”

九川说：“自我感觉与以前不同了。以往的日常操持总是找不到一个恰到好处，而现在就能感觉到恰到好处了。”

先生说：“由此可见，亲身体验的与听讲得来的确实不同。我当初给你讲解时，就知道你糊里糊涂的，没有体会到其中滋味。只要这个关键处再往深处体会，每天都会有新的认识，那是没有止境的。”

先生又说：“‘致知’二字，真是圣贤们千古相传的秘诀，理解了‘致知’，就能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了。”

九川问：“当程颐说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时，弟子都说他泄露了天机。先生的‘致知’学说，是不是也过多地泄露了天机呢？”

先生说：“圣人早就把致良知的学问告诉了世人，只是被后人遮蔽了，而我只是使他重新显露而已，怎能说这是泄露了天机呢？良知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只是觉察到了也觉得无关紧要。但如果我对那些不踏实用功的人说这些，他们也会非常轻视不屑，这样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我向那些切实用功但没有把握住要领的人揭示真知，他们就会精力充沛，获益匪浅。”

先生又说：“知道了原本不知道的，觉察到了原本没有觉察到的。但是如果不知道，不觉察，良知就会随时被埋没。”

先生又说：“与朋友相处，彼此间规劝指责要少一点，开导鼓励要多一点，如此才是正确的。”

后来他又告诉九川说：“与朋友一起探讨学问，应该委曲谦让，宽厚待人。”

九川卧病虔州。

先生说：“疾病作为一个‘物’，也很困难去‘格’，你觉得如何？”

九川说：“功夫的确很难。”

先生说：“常常保持快乐活泼的心态，那就是功夫。”

九川问：“我反省自己的各种观念思绪，有时会觉得有邪妄的念头，有时想去治理天下大事。思考到极处时，也会津津有味，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这种情况发觉得早还容易去掉，发觉晚了就难以去除。可以抑制，就更加觉得格格不入。只有将念头转移，才能把它忘掉。像这样理清思虑，似乎也无妨害。”

先生说：“何必如此，只要在良知上下功夫就够了。”

九川说：“我讲的正是不知道怎样致良知的时候。”

先生说：“我这里自有致良知的功夫，岂会有不知的时候。只是你的功夫间断了，你的良知就被蒙蔽了。既然间断，还继续用功就可以了，何必要像你说的那样？”

九川说：“那几乎是一场恶战，即使我明白了，仍不能避免。”

先生说：“那必须有勇气。用功久了，自然就有勇气了。所以孟子说‘是集义所生者’。能够轻易取得胜利，那就是大贤之人。”

九川问：“这功夫只能在心上体会明白，则不能解释书上的文义。”

先生说：“只需在心上体会。心里明白了，问句自然能够融会贯通。如果心不理解，只是通晓纸上的文义，那自然就会产生错误的见识。”

有一位下属官员，长期听先生的讲学后说道：“先生讲得非常好，只是我的文件、案件极其繁重，没有时间去做学问。”

先生听后，对他说：“我什么时候教你放弃文件案件而凭空探讨学问了？你既然有公事，就应该从断案的事上做学问，那才是真正的‘格物’。例如，当你在询问讼词时，不可因为对方的无礼回答而恼怒；不可因为对方言语婉转而高兴；不能因为厌恶对方的请托而存心整治他；不能因为对方的哀求而屈意宽容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事务烦冗就随意草率结案；不能因为别人的诋毁和诽谤就任从别人的意愿去处理。这些都是私欲，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必须仔细省察克治，唯恐心中有丝毫偏执就枉人是非，这就是‘格物’‘致知’。处理文件与诉讼，没有一样不是切实的学问。如果抛开事物去做学问，就是空谈。”

陈九川即将离开虔州，给先生写了一首告别诗：“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

先生说：“如果你没来此处讲论良知，就不理解‘好恶从之’到底从的是什么？”

在一旁的敷英接着说：“诚然如此。我曾研读过先生著的《大学古本序》，不懂说的是什么。等到来这里听了一段时日，才稍微懂得了其中的大意。”

于中、国裳等人与先生共桌就餐。

先生说：“饮食只是为了养活我的身体，吃了就要消化。如果只把吃的食物全存积在肚子里，就会成为痞病，怎么能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呢？孔孟之后的学者博闻多记，把知识全滞留在胸中，都是患了痞病一样。”

先生说：“圣人也是‘学知’，众人也是‘生知’。”

九川问：“为何这样说？”

先生说：“良知人人都有。圣人只是保全它而不让它遭受任何蒙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自然长存，这也是学。只是‘生而知之’的因素很多，所以称圣人是‘生知安行’了。平常人在孩提时都具备良知，只是后来被私欲遮蔽太多了。然而，那本体的良知难以泯灭，即便是学习克制，也是在依靠良知。只是学的分量大，所以说他们是‘学知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