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已收到，发现你最近在学问上大有进步，我非常欣慰。我已认真阅读了数遍，其中虽然还有一两处不太透彻，那仅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够纯熟，等到功夫真正纯熟了，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毛病了。例如赶马车，虽然已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也会出现歪斜弯曲的状况，那是由于马性还未调养好，或者缰绳还没有勒紧的缘故，然而只要已经在康庄大道之上，就绝不会再误入旁门左道。近来，海内致力于学习的朋友中能达到你这一步的未曾多见，我简直无法诉说心中的欣慰。这正是圣道的幸运啊。

我的身体原本就有咳嗽怕热的疾病，到了炎热的地方，病情复发得更厉害。皇上洞察英明，托付的责任重大，因此不敢推辞去。地方上军务繁杂，我都是带病处理的，索性现在动乱已经平定，我已经奏请皇上祈求回家养病，若能在家乡避暑，或许能够痊愈。我即将返乡，伏枕写信，诉不尽倾慕和企盼。另外，捎给惟浚（陈九川）的信要麻烦你代为转达了。

你来信所问的问题，我草草地做了答复。近年来到山上讲学的人，常常说“勿忘勿助”的功夫很艰难。向他们询问个中原由，他们便说稍略在意就是助，稍不用心就是志，所以很难掌握。我接着问他们：“忘是忘了什么？助是助了什么？”他们都不能作答，便向我请教。我因而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讲学，只说一个“必有事焉”，从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时刻要“集义”。时刻都在用“必有事”的功夫，如果有时出现间断，那就是忘，那就必须“勿忘”。时刻在用“必有事”的功夫，有时想要求速效，这就是助，这就必须“勿助”。所以功夫都用在“必有事焉”上；“勿忘勿助”只在其中起着提醒警觉的作用。如果功夫本来就没有间断，就不需要说“勿忘”；如果下功夫本来就不想求速效，就不用说“勿助”。这功夫是何等的明白易懂啊！何等的洒脱自在啊！如今不在“必有事”上下功夫，则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这正如架锅煮饭，锅里还未添水下米，就先去添柴加火，真不知能烧出个什么东西来？只怕火还没来得及调好，灶上的锅早已先行破裂了，最近有一种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犯的错误就在这里。成天空谈一个勿忘、勿助的功夫，四处奔波，却完全没有切实下手的地方。到头来也只做得个死守空寂的功夫，变成一个痴呆汉。刚碰到一点难题，就被牵滞得心烦意乱，无法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些人都是志士仁人，但是忧劳困苦，耽误一生，这都是错误的学术耽误了他们，真实可怜啊！

“必有事焉”仅为“集义”“集义”只是为了“致良知”。说到“集义”时，一时还把握不住关键，而说到致良知，当下就可切实地着手用功。所以我专门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便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无丝毫的主观臆断、片面绝对、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了；无丝毫的主观臆断、片面绝对、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也自然不会有“助”的毛病。所以说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时，也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主张“勿忘勿助”，也是针对告子的病症所开的药方。告子主张强制人心，这也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谈助长的危害。告子犯助长的错误，也是因为他把义当作心外之物，不懂得在自己的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如果时刻从己心上去“集义”，那么，良知本体自会洞明，自会明辨是非，丝毫也不能逃脱。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呢？孟子的“集义”“养气”的主张，固然对后来的学问有很大贡献，但他也是因病施药，只说个大概，不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非常精简容易，上下连贯通达，永无弊病。

圣贤讲学，往往是因时事而发。他们所说的好像不尽相同，但其中宗旨的根本却是一致的。在天地之间，原本仅有一个性，只有一个理，只有一个良知，只有一件事而已。所以凡是就古人论学上说功夫，根本就不用掺杂搭配地讲解，自然没有不吻合贯通之处。如果又认为需要掺杂搭配地讲解，那是因为自己的功夫尚未明彻。

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搭配致良知的功夫才能完备，这是他们对“集义”的功夫理解还不透彻罢了。“集义”的功夫还不透彻，便刚好成了致良知的负担。认为致良知这一功夫必须搭配“勿忘勿助”的功夫才能明白，这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纯熟。致良知的功夫尚未成熟，便正好成了“勿忘勿助”的负担。这样都是在字义上勉强地解释，以求融汇贯通，还未曾在自己实在的功夫上体悟，所以说得越精细，就会相差得越远。

你的论述，在“大本达道”上已经不存在问题了。但对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学说，还时时会有掺杂搭配之处，这正是我上面讲的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但有时会出现迂回曲折的情况。等到功夫纯熟后，这种情况自会消失了。

文蔚你认为致知，从孝亲敬兄中寻求，便会感觉到有所依循。从这里可看出您最近所下的真切笃实的功夫。您从此处下功夫自然无妨，但也得有得力之处。若认为这是可以用来当作定论教导别人，未免又会出现用药不当反而生病的情况，在这里不得不对此提一提。

良知原本只是一个天理，它自然明觉的显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恳切，就是良知的本体。所以，用致良知的真诚恳切去侍奉父母就是孝，用致良知的真诚恳切去尊敬兄长就是悌，用致良知的真诚恳切去辅佐君主就是忠。这只有一个良知，只有一个真诚恳切。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恳切，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恳切。如果辅佐君主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恳切，也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恳切。所以能致辅佐君主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不是说不能致辅佐君主的良知，就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展延伸出辅佐君主的良知来。如果这样，就又脱离了根本，而只于细枝末节上探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着良知的显现和流转，自然就会完备，不用再去寻求，也不用到别处假借。但是良知的显现与作用处，自然有重轻厚薄的区别，不容丝毫的增减。这正是程颐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尽管它的重轻厚薄丝毫不容增减，但良知的本体也只是一个。虽然本体只是一个，但它的重轻厚薄是分毫不容增减的。如果能增减，如果需要向外求借，也就不是真诚恳切的本体了。良知的妙用之所以无方位，无形体，无穷无尽，是因为“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

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它就是在人的良知最真切笃实、不被蒙蔽的地方提醒人，使人在侍奉君主、结交朋友、仁爱百姓、关爱万物和动静语默中，都只是一心地去致他那孝亲敬兄的真诚恳切的良知，如果真是这样，就无处不是圣道了。天下的事情虽千变万化，乃至无穷无尽，但只要推致这孝亲、敬兄的真诚恳切的良知去应付千变万化，就不再会有什么疏漏的问题，这正是因为当中只有一个良知的缘故。除了一心孝亲敬兄的良知外，再没有其它的良知可以致了。所以孟子才说了“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的话。这正是“惟精唯一”的学问，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是“施诸多后世而无朝夕”。您说：“想在孝亲敬兄之间，寻求良知的学问”，就自己用功的着手处而言，没有什么不可。如果说要从致良知的真诚恳切中求得孝亲敬兄的道理，也未尝不可。程颢说：“施行仁义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义中的一事，说它行仁之本可以，说它是仁的根本就不可以了。”这句话说的十分正确。

针对“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主张，您说只要能诚，即便是羊肠小道、迂曲防御，也均有致良知的作用。这种观点非常正确，对于其中有些掺杂搭配的问题，前面我已经谈到过了。惟浚（陈九川）的说法也不能说不对。对你来说，应该汲取惟浚的主张才能做到详尽，而就惟浚而言，又必须汲取你的主张才能更明白。不然，你们都难免有各执一词。虞舜喜欢体察浅近的话，并向樵夫请教。并非是浅近的话值得去思考，而是舜认为应当向樵夫请教，所以他才去请教。这正是舜的良知在显现作用，光明透彻，没有一点障碍和遮蔽。这就是所谓的大智。只要舜沾了一点执着和意、必，他的智就变小了。讲学时自然会有一些分辨取舍，但是，但若要在心地上切实用功，只有这样才算可以。

关于“尽心”的三个层次（参见《徐爱录》有关内容），我曾经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的观点来说明，已经十分清楚，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对于尽心、知性、知天的人，就没有必要再讲存心、养性、事天了，也不需再讲“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因为，存心、养性和“修身以俟”的功夫都已包含其中了。而对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然他们没有达到尽心、知天的程度，但已是在用尽心、知天的功夫了，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了，因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功已经包含其中了。例如行路这件事，尽心、知天的人，就像年轻力壮的人，本来就能够在上千里的路程中来回奔跑；存心、事天的人，就像年少的儿童，仅能在庭院中学习走路；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人，就像襁褓中的婴孩，只能让他扶着墙壁慢慢学习站立，慢慢移动。既然已经能够在数千里的路途中来回奔跑，就不必再让他在院子中学习走路了，因为在院子里走路对他来说已不成问题；既然已经能在院子中走路了，那也就没有必要再要他扶着墙壁学习站立、移步，因为站立移步对他们来说没有不会的。然而学习站立移步是在院子中学习走路的基础；而在院子中学习走路，又是数千里的路上来回奔跑的基础。这两者之间原本是一回事，只是功夫的难易程度却相差甚远罢了。

就心、性、天而言，其本质是一样的，所以等到致良知成功之后，它们的效果也相同。然而尽心、知性、知天三种人的人品与才力有高低之分，不能超越等级而行动。认真琢磨您的观点后，我认为，您是担心尽心、知天的人，会因摒弃了存心、修身的功夫，相反会对尽心、知天有所损害。这是忧虑圣人的功夫会有间断，而不懂得应该为自己的功夫还不够真切而忧虑。我们的功夫，必须一心一意地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如此就是尽心、知天功夫的开端。正如学习站立移步，是学习奔走千里的开端。如今，我担心的是不能站立移步，怎会去担心不能奔走千里呢？又怎会为那些已能奔走千里的人去担心他会忘掉站立移步的本领呢？你的见识本来超凡出众，而你所说的话，还是不能摆脱以往解说文义的习惯，因此才把知天、事天、夭寿不贰看成三个层次，并加以分析、比较、综合，以求融会贯通，反而给你自己增加了许多纠缠不清的观点，让自己的功夫不能专一。近来那些凭空去做“勿忘勿助”功夫的人，他们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这毛病最易误人，一定要剔除干净。

您所讲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一节，认为两者应当统一，再无可疑之处。这就是你曾切实用功后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原本不是艰涩难懂的道理，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良知中还隐藏着纤细的尘埃。倘若将这些尘埃荡涤干净，良知就没有不洞然之处了。

信写完后，我移卧到屋檐下，恰好无别的事，便又添了几句作为答复。。既然你的学问已经将关键问题把握住了，这些问题待天长日久后自然会明了，原本无需像我这样琐细地讲解。但是承蒙你的关爱，不远千里派人赶来虚心请教，为了不辜负你的一片心意，当然不可不说。但是，我又说得过于愚直、坦率、琐碎了。想你对我的厚爱，应当不会因此怪罪我吧。还请你把这封信分抄几份，分别寄给惟浚、谦之、崇一等人阅览，让他们同承你情同手足的好意。

以上为南元善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