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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聂文蔚(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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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文蔚(1487—1563年),即聂豹,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傅。1545年,被捕入狱。出狱即居家十年,后被起用为平阳知府,修兵练卒,整顿地方军务,颇有政绩。其学主张“归寂”之说,并在入狱后三年,著成《困辨录》一书,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归寂”说,表现出不同于王学的思想特色。但他对王阳明却极为崇拜,王阳明在浙江时曾与之相见,王死后,聂立位北面再拜,始称门生。参见《明儒学案》卷十七。
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惓惓,此情何可当也?已期二三同志,更处静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见,以求切靡之益。而公期俗绊,势有不能,别去极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笺惠,反复千余言,读之无甚浣慰。中间推许太过,盖亦奖掖之盛心。而规砺真切,思欲纳之于贤圣之域。又托诸崇一以致其勤勤恳恳之怀,此非深交笃爱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惧其无以堪之也。虽然,仆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愧辞让为乎哉?其谓“思、孟、周、程无意相遭于千载之下,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者,斯固君子“不见是而无闷”之心。岂世之谫谫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仆之情,则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与不信也。
春季有劳您远道而来光临寒舍,又不知疲倦地问辩求证,这种情谊,我哪里敢担当?本来,我已经与几位朋友相约,找一个幽静之所,住上十天半月,再探讨一下我的现点,以便在彼此切磋的过程中有所获益。然而,恰逢您公务在身,不能久留,自从分别后,我郁郁寡欢,好像失去了什么。忽然之间收到您的来信,总共数千字,读后甚感欣慰。信上您对我的过奖和推崇似乎有点过了,这大概也是您对我的鼓励提携之情吧。您对我的规劝砥砺也真切感人,是想我能够进入圣贤之列。另外,您还拜托崇一转达您的殷切关怀。如果不是交往亲密,爱心深厚,又怎能做到如此呢?我既感激又羞愧,生怕担心辜负您对我的厚爱。像这样,我又岂敢不加倍地鞭策勉励自己,而仅仅是在那里感激、羞愧、推辞呢?您认为“子思、孟子、周敦颐和二程,他们无意于流芳百世,与其让天下人都认可,倒不如让一个人真正理解自己。圣道固然存在,圣学也依然存在,全天下人都去信奉它不为多,一个人真信它也不为少。”这固然是君子“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但世上浅薄鄙陋之人又怎能理解这个呢?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许多无可奈何的,而我并不会斤斤计较于别人是否信奉它。
这段文章前面进行了一番嘘寒问暖,后面陈明了自己的旨意。虽然信里聂文蔚和王阳明之间彼此推崇,但实际上聂文蔚还是希望王阳明像先贤一样做到遁世而无闷,不求闻达于天下,其实是委婉地告诫王阳明不要在学问上太过声张,要以君子之德惕励。王阳明说这份心君子固然能够理解,浅薄鄙陋之人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即便不想如此,还是要将圣学之本倡明。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于誉。损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呼?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见者,方相与揖让谈笑于其旁,以为是弃其礼貌衣冠而呼号颠顿若此,是病狂丧心者也。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爱者,则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尽气,匍匐而拯之,彼将陷溺于祸而不顾,而况于病狂丧心之讥乎?而又况于蕲人信与不信乎!呜呼!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
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就与我是一体。平民百姓遭受的困苦荼毒,哪一件不让我有切肤之痛?不了解自己的痛苦,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人的是非之心,根本不用考虑就能知道,根本不用学习就能具备,这就是所谓的良知。不论是圣贤,还是愚笨之人,良知存在于人心之理古今都是一样的。世上的君子,只要一心致其良知,自然就能辨别是非,齐同好恶。待人若待己,爱国如爱家,从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做到这个地步的话,想让国家治理不好也不可能。古人之所以能够看到善就像自己做了好事,看到恶就像自己做了坏事,把百姓的饥饿困苦当作是自己的饥饿困苦,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安顿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推进了阴沟。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想以此来获得天下人的信任,而是一心致其良知以求心安理得罢了。尧、舜、禹、汤等圣人,他们说的话百姓们没有不相信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话都是在致力于良知之后才说出的;他们做的事百姓们没有不喜欢的,这是因为,他们的事都是致力于自己的良知后才做的。因此,他们的百姓平和安居,即便被处死也不会有怨恨之心,百姓们即使获得利益,圣人不引以为功。把这些事推广到蛮夷地区,凡是有血气的人无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的良知都是一样的。哎!圣人治理天下,是多么简单易行啊!
后世关于良知的学问不再被倡导,天下之人各用自己的私心巧智来彼此倾轧,每个人各有自己的打算,于是,那些偏僻浅陋、繁杂琐碎的观点,狡诈虚伪、阴险诡诈的手段数不胜数。世人面前,他们以仁义为招牌,在暗处却干着自私自利的事;他们用诡辩的言辞来迎合世俗,用虚伪的行径来骗取名誉,假借他人之美来作为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隐私还认为自己正直。因为怨恨而压倒别人,还要说成是追求正义;阴谋陷害,却说成是嫉恶如仇;妒忌贤能,却自认为是主持公道;肆意放纵,却自认为是爱憎分明。人与人之间互相蹂躏,互相迫害,即使是骨肉之亲,也不能不存着争强好胜的心思,彼此间有很深的隔膜。更何况天下如此广大,众多的百姓,纷繁的事物,又如何能把它们看作是与自己一体的呢?无怪乎天下动荡不安,战乱频频而没有止境了。
真实托上天的灵气,我在偶然间获得了良知学说,认为只有致良,天下才能得到治理。因此每当我想到百姓的困苦,就会感到忧愁、痛心,希望用良知来挽救百姓,拯治天下,却忽略了自己才疏学浅,真是不自量力。天下人看到我这样,于是都来讥讽斥责我,说我是一个疯狂的人。哎,这又何足挂虑呢?我正受着切肤的疼痛,哪有闲工夫挖苦讽刺呢?人们看到自己的父子兄弟坠入深渊,一定会大喊大叫,不顾弃鞋丢帽而奋不顾身地下去解救他。士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却只会在一旁打躬作揖,谈笑风生,认为这个人衣衫不整、嚎啕痛哭,有失礼节,一定是个精神失常的人。看到有人落水,依然在那里礼让谈笑而不去救落水之人,这是没有亲戚骨肉之情的山野之人才做得出来的事。孟子曾经说:“无恻隐之心,非人矣。”如果是有父子兄弟亲情的人看见了,一定会痛心疾首,竭尽全力去解救他们。此时,他们连溺水的危险都全然不顾,哪还有精力去在乎被讥讽为心智疯狂呢?又怎会去期望别人的认可与否呢?唉!世人虽然认为我是个精神失常的人,也无关紧要了。天下人的心,都是我的心。天下的人中也有精神失常的,我又怎么不能精神失常呢?
人们当中也有心智疯狂的,我又怎么不能心智疯狂呢?
王阳明创立心学后,并没有立即为朝廷所推崇,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朱学的官学地位,而且被程朱学派的信徒指斥为“伪学”“异端”,王阳明甚至被诬为“病狂丧心之人”。为了倡明心学,王阳明在转任南京鸿胪寺卿后,汇集有关朱熹论心性修养的34封书信编成《朱子晚年定论》,阐发前人提过的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想借此弥合朱、陆的差异。这段联系古之圣贤用心,表明了自己倡明圣学的决心,想做的无非是拯患救溺,也就顾不得体面不体面了,只是希望借此博得好名声罢了。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陷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诋其为不知礼,而侮之以为‘东家丘’者,有嫉且诅之者,有恶而欲杀之者,晨门、荷蒉之徒,皆当时之贤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虽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无疑于其所见,不悦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为迂,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曰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者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遁世无闷”“乐天知命”者,则固“无入而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共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
春秋末年,孔子在那时候,社会上有人批评他阿谀奉承,有人讥讽他是奸佞小人,有人诽谤他不够贤明,有人诽谤他不懂礼节,有人侮辱他是“东家的孔丘”,有人因妒忌而败坏他的名声,有人憎恶他而想要他的命,即使像当时晨门、荷蒉这样的贤明之士,也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虽然子路是孔子的弟子,也不免会怀疑孔子的观点,不满孔子的一些作为,并且认为孔子迂腐。当时不相信孔子的人难道仅仅只有十分之二、三吗?然而,孔子仍然是兢兢业业,就像在路上寻找失踪的儿子,坐不暖席,匆匆忙忙,这样做难道是为了让别人相信并理解自己吗?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有天地万物一体的仁爱之心,因为他切实地深感病痛,即使不想管也身不由己。因此他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果哉!末之难矣!”哎!若非真正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又有谁能理解孔子的心思呢?世上那些“遁世无闷”“乐天知命”的人,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了!
我才疏学浅,怎敢以孔圣人的道作为己任。我也了解自己的弊病,所以心中难免不安,于是四处张望,希望寻找到一个能够对我有所帮助的人共同讲习,以消除我身上的病疾。而今得到你们这样和我志向道合的豪杰人士来提携匡正我,共同使良知之学光大于天下,让全天下的人都致其良知,藉以彼此帮助、开导,除去自私自利的毛病,将谗言、嫉妒、好胜、易怒等恶习荡涤干净,以实现天下大同。那么,我的精神失常自然会即刻痊愈,再也不会有心理变态的反常现象了。岂不快哉?哎呀!现在在天下真要寻觅志同道合的杰出人才,除了你文蔚我还能寄希望于谁呢?以您的才能和志向,确实能够拯救天下受难的劳苦大众。如今,既然明白良知就在自己心中,不必向外索求,并根据这个加以扩充,就如同江河决口奔入大海,谁能抵御呢?正如你所言,一个人相信也不少,为倡明良知学,您又怎能谦逊地推让给别人呢?
孔子在政治上失官后便开始周游列国,前后十四年奔波于中原各国之间,企图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期间道路坎坷,惶惶然奔走列国而得不到重用,但他并不悲观,依然勤学不辍,诲人不倦,对社会事务怀有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听他口中所言,皆因视天下如同己出才会发出如此言论。这里举出孔子,说明圣人用心并非是所有人都认可的,王阳明虽有拯患救溺的志向,但还需要人匡正自己,借此除掉身上的弊病,也对聂文蔚抱有很大的期待。
会稽素处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仆与二三同志方将请事斯语,奚暇外慕?独其切肤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辄复云云尔。咳疾暑毒,书札绝懒,盛使远来,迟留经月,临歧执笔,又不觉累纸,盖于相知之深,虽已缕缕至此,殊觉有所未能尽也。
会稽素有山清水秀之美称。树林深茂,山谷悠长,随处可见。春夏秋冬,气候适宜。人们安居饱食,远离尘嚣,幽静无声,朋友远道来此相聚,讲明道义,真实逍遥自在!天地之间哪还有这样的快乐?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和数位同志正想遵循孔子的话去做,哪还有空余时间去向外寻求呢?只是这切肤之痛,却不能无动于衷,所以回复了这封信。我因咳嗽加上暑热,懒得写信。你盛情派人远来,迟迟逗留月余,临行执笔,不觉间又写了这么多。大概因为我们相知甚厚,虽然已经写得很详实了,仍旧觉得许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
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知音难觅,而酒逢知已千杯少。遇到这样的豪杰英才,王阳明即使身有小恙,仍执笔下千言,还觉得很多话没有说完。古来学者的心境都有如此光明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