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顿首谨启：

昨天幸蒙您对《大学》的教诲，因匆匆乘船，未能作答。清早，在船上稍有空闲，再把您的信取出来浏览一遍。到江西后只怕事务纷繁，因此先在此略作答复，并请批评指正。

来信写道：“认识圣道固然困难，而要体悟圣道就会更困难。圣道确实不容易理解，但是学问也不能不讲明。恐怕不能安于自己的已有的见识，就把它看成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了。”

不胜荣幸！我在哪里还能听到这样的教训呢？我怎敢自以为见识达到最高标准而满足于此呢？我正想借助天下之道来阐明圣道呢。然而多少年来，听到我的学说的，嘲笑的有，非议的有，辱骂的有，置之不理，认为不屑一顾的也有。他们怎么肯教导我呢？又怎么肯为了开导我而反复设喻，只怕纠正我还来不及吧。但是，在天下钟爱我的人中，还有谁像您如此的深切周到，我该如何感激您呢？孔子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尚且深感忧虑，但后世学者只要读了几天书，略懂一点训诂，便自以为能够知道学问了，不再去讲求学问了，真可悲啊！圣道必须体悟后才有所见，并非先认识了圣道后才下体察道的功夫。圣道必须先通过学习才能理解，并非在讲学之外还有明道之事。然而世上讲学的人有两种，其一是用身心来讲学的人，其二是用口耳来讲学的人。用口耳讲学的，揣测估摸，讲的尽是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内容；而用身心讲学的，其行为、著述、学习、观察都是确确实实求之于自己的良知的。明白这一点，也就懂得了孔子的学说了。

在来信中，您认为我之所以要恢复《大学》的旧本，是由于我认为人的学问只该求之于内心，而程、朱格物的观点不免要到心外去探求。因而我就删除了朱熹重分章节的做法，削减了他所增补的传。

我不敢这样做。学习难道会有内外之分？《大学》的旧本亦是孔门相传的旧本，朱熹怀疑它有遗漏错误之处，便重新加以改正补充，我则认为《大学》旧本并没有遗漏、错误之处，就全部根据旧本罢了。我的过失或许在于过分信任孔子，并非有意否决朱熹的分章并删掉他添加的注释和传。做学问，最重要的是用心体悟。即便是孔子的话，用心体悟后觉得不对，也不敢将之当作正确的，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我在心里认为是正确的，即便是平常人的言论，我也不敢认为是错误的，更何况是孔子的话呢？况且旧本已继承流传了几千年，我如今阅读它的语句，仍然在文词方面朗朗上口；就功夫而言，既简易又可行。又凭什么依据来断定这段必须在那里，而那段必须在这里，这里是否缺少了什么，那里又需要补充什么，怎样对它进行改正、补充呢？您是不是把背离朱熹的做法看得过重，而把违逆孔子的看法看得过轻了呢？

来信写道：“若认为学问不需要到心外寻求，仅要专心致力于返身自省，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不是全部包括了吗？又何必在学问的着手处，用‘格物’这一功夫让人迷惑不解呢？”

正是，正是！若讲学问的主宰，“修身”二字已经足够，又何必非要讲“正心”呢？“正心”二字也已经足够，又何必非要讲“诚意”呢？“诚意”二字已经足够，又为何非要讲“致知”“格物”呢？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学问的功夫详尽周密，然而，概括说来也只有一件事，如此才是“精一”的学问，这里正是不得不深思的。理没有内外之分，性也没有内外之分，所以学也没有内外之分。讲习讨论，未尝不是内；返身自省，未尝就把外摒弃了。如果认为学问一定要到心外求得，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性也还有外在的部分，这正是“义外”“用智”。若以为返身自省是在心内寻求，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性还有内在的部分，这正是“有我”“自私”。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明白性无内外之分。所以说：“精研义理到了神妙的境界，就可以安身立命；利用安身立命，来修养品德”；“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这样就可以知道“格物”的主张了。

“格物”是《大学》切实的着手处，从头至尾，自初学至成圣人，都只有这一个功夫而已，并非只在入门阶段有这一工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用来修身的。而格物，则是使人所用的功夫每天有能看见之处。所以，格物是格其心中的物，格其意念中的物，格见识中的物。正心，就是正其待物之心。诚意，就是诚其待物之意。致知，就是致其物的知。这难道有内外彼此的区别？天理只有一个。从天理的凝聚上来说称作性，从天理凝聚的主宰上来说称作心，从天理主宰的发动上来说称为意，从天理发动的明觉上来说称为知，从天理明觉的感应的对象来说称为物。所以，从事物上来说天理需格，从知识上来说天理需致，从意念上来说天理需诚，从内心上来说天理需正。正，就是正天理；诚，就是诚天理；致，就是致天理；格，就是格天理，都是所谓的穷尽天理以尽性。天下没有性外之理，并没有性外之物。圣人的学说不能倡明于天下，都是因为后世儒生主张理、物当作是性外之物，但不知道“义外”的学说是孟子曾经批判过的，以至于重蹈覆辙而不自觉。这里岂不是也有好像是难以弄明白的地方吗？这是需要体察的。

您之所以对我的格物观点心存疑虑，一定是您认为我肯定内心而否定向外寻求；一定是认为我只肯定返身自省而放弃了讲学探讨的功夫；一定是认定我执意简约的纲领本源，而忽视了详细的细节条目；一定是认定我沉溺于枯槁虚寂之中，而不能穷尽物理人事的变化。如果真是如此，哪里只是圣学的罪人、朱子的罪人呢？这是用异端邪说来欺骗百姓，这是离经叛道，人人得而诛之，更何况您这样正直的人呢？如果真是如此，世上稍微懂一些训诂，知晓一点先哲言论的人，也都会知道我是错误的，更何况您这样高明的人呢？我所讲的格物学说，已经将朱熹所谓的九条统统囊括进去了。只是我的格物学说有一以贯之的中心，其作用与朱熹相比，作用不同，这正是人们所说的毫厘之差。然而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起源于此，不能不辨明。

孟子严厉指斥杨朱、墨子是“无父无君”的人。其实，杨、墨也是当时的贤士。假若他们与孟子生活于同时，孟子也未必不把他们称为贤者。墨子主张“兼爱”，是施行仁过了头；杨朱主张“为我”，是施行义过了头。他们的学说，难道是要泯灭天理，扰乱纲常以至于迷惑天下人的眼目吗？但是其学问所产生的弊端，孟子将之比为禽兽、夷狄，这也就是所谓的用学术来灭杀天下后世。

如今世上的学术的毛病，能说是学仁过分了吗？能说是学义太过分了吗？还是学不仁、不义太过分了？如果与洪水猛兽相比，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孟子说：“难道我是喜欢和别人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孟子的时代，杨墨学说充盈天下，人人推崇，不亚于今天人们推崇朱熹的学说，然而孟子仍然独自一人与他们争辩。唉，真可悲！韩愈说：“佛、老之害，其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杨、墨。韩愈的贤明不及孟子，孟子尚且不能救天下学问于未坏之先，而韩愈却想在世道败坏后恢复它，他也是不量其力，我们看到了他深陷危境，而没有人能够拯救他以至他最终死去了。”哎！像我这样的人，更是不自量力，真实认识到了自身面临的危险，至死也不能挽救这种局面了。正当众人在欣喜嬉戏的时，而我则流泪嗟叹；正当世人怡然自得地同流合污时，而我却独自疾首蹙额。这并非是我神经错乱、丧失理智了，而是我内心确实有极大的痛苦潜藏心中。如果不是达到天下至仁的人，谁又能明察呢？

我著写《朱子晚年定论》，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书上年代的早晚，的确有些没有经过考证，虽然不一定全是出自他晚年，但大部分都是他晚年写的。我的本意是以此婉转地调停朱、陆的论争，以倡明圣学为重。我生平对朱熹的学说奉若神明，一旦与它背道而驰，心里也真实很难受，只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忍心与朱熹的学说相抵触，这是我的本心！无奈之下与它发生抵触，是因为道本来就是这样。不作直说，道就不能显现！您认为我是执意要与朱熹不同，我岂敢欺骗自己的良心？道，是天下公有的道；学，是天下公有的公学，并不是朱熹个人的，也不是孔子个人的。对天下公有的东西，只得秉公而论。如果说对了，就算与自己见解不同，也对自己也是有益的；对于错误言论，就算与自己的相同，对自己也是有损害的。对自己有益的，一定会喜欢它；对自己有害的，一定会厌恶它。所以，我今天所讲的学问虽然与朱熹不同，未必不是他所喜欢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然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我虽然是不肖之人，但也不敢用小人之心来对待朱熹先生！

你对我的教诲，反复数百言，都是因为你不理解我的格物主张。我的主张一旦被你理解，那么，这几百言的辩说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也能毫无疑问。所以，我不敢再细细述说，以免琐碎累赘。况且我的主张若不当面陈述分析，在信里也是很难说清楚的。哎！您对我的开导启示，可以说是诚恳而又详尽了。就算别人关爱我，谁又能像您这样呢？虽然我很愚钝，难道不知道感激佩服您吗？只是我不敢毅然舍弃心中真切的想法来听从您的教诲，正因为不敢辜负您的厚爱，也想以此来报答您。等我秋后回家时，一定去拜见您，以完成我当面向您请教的心愿，万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