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一在来信中写道：“先生说‘人的德性良知不倚仗见闻，若说多闻而选择其善者依从，多见而记取，那是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这已落在学问的第二义之中了。’我以为，良知虽不倚仗见闻而存在，然而，学者的知识，未尝不是从见闻引发的。局限于见闻固然不对，但见闻也是良知的作用。您现在说见闻是次要的，大概专门是针对只把见闻为学问的人而说的，如果为了致良知而在见闻上探求，这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不知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良知并不是从见闻上产生的，而见闻无一不是良知的运用。因此，良知不局限于见闻，但也不会与见闻分离开。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以外，再也别无他知。所以，致良知是做学问的关键，是圣人教人的第一要义。现在如果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追求，那就丢弃了主宰，寻求的只是次要的东西了。近来在志同道合的人中大概没有不知道致良知的，但他们的功夫中仍有许多糊涂之处，正好是缺你的这一问。

大致来说，在学问上下功夫首先要抓住核心问题。若把致良知看成最关键的事情，那么，多闻多见无一不是致良知的功夫。在日常生活中，见闻酬酢，虽然千头万绪，也没有不是良知的发挥与流传。去掉见闻酬酢，也就没有良知可以致了，所以两者为一件事。如果说致良知是从见闻上寻求的，那么它的意思未免是把良知见闻看成两件事了。这虽然和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良知的人稍有不同，但也是同样不理解惟精惟一的宗旨。“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了“择”与“识”，可见良知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只是它的用意还是专门在多闻多见上去选择和认识，已经丢失了关键。崇一，想必你对这些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今天的问题，正是为了阐明致良知的学说，相信对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有很大的裨益。只是意思表达的不够清楚，就会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不能不认真仔细的体察。

来信写道：“先生，您认为《易传·系辞》中讲的‘何思何虑’，它是指所思虑的只有天理，此外没有其他的思虑，并不是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即天理，还有什么可思虑得到的？学者下功夫虽然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心的本体，并非靠私意去安排思考天理。若去安排思考，也就是自私耍聪明了。’学者的弊病，大概不是陷入死守空寂，就是刻意去安排思索天理。我在辛已到壬午期间（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即1521—1522年）犯过前一种毛病，最近又犯后一种毛病。但是，思考也是良知的运用，它与用私意去安排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分呢？我担心自己认贼作子，受了他的迷惑还不知道。”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考难道可以缺少吗？死守空寂与安排思考，正是自私耍聪明，它们同样都丧失了良知。良知是天理的昭然灵觉之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是良知的发端和作用。如果思索是从良知上产生的，那么，所思的也不过是天理。从良知上产生的思索，自然简单明白，良知自然也就能够知道。如果凭私意安排的思索，自然是纷纷扰扰，万千头绪，良知也自然能够分辨。大概思索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会出现认贼作子的情况，正是因为还不明白致良知的学问，不知道从良知上去体察、认识罢了。

来信接着写道：“先生，您曾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也只是一件事。如果说宁愿不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培养本源，这就是把致良知和做事分开成为两件事了。’我以为，当感到精力衰弱，不能将事情处理完的，就是良知。宁可不处理事情，也要去培养本源，这是致良知。宁可不处理事情也要去培养本源，这是致知。怎么能成了两回事呢？如果碰到从天而降的不能处理的事情，即使精力衰弱，只需稍加勉励也能坚持下去。由此可知，意志还是统领着气力的。但是，这个时候，言行举止毕竟是软弱无力的，等处理完事情后会十分匹配，这和滥用精力不是差不多吗？其中的轻重缓急，良知固然不会知道。然而，有时被事势所逼，岂能顾及精力？有时精力疲惫不堪，又岂能顾及事势？这究竟怎么办呢？”

“宁可不去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培养本源”，这句话对初学者来说，也不是没有好处。但是把这看成两件事就有问题了。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集义”就成了君子做学问一生的事情了。义，即为宜，心做到它应当做的叫做义。能致良知，心就能做它该做的事。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酬酢万变，该行则行，该止则止，该生则生，该死则死，如此调停斟酌，只不过是致良知，以求自得罢了。因此，“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大凡谋求自己力所不及的事，勉强自己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都不是致良知。但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人，都是为了致良知。如果说宁可不去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培养本源，这也是因为先有一个功利心去计较其中的成败得失，从而再作出爱憎取舍的选择。因此，把做事情当成一回事，又把培养本源当作另一回事，这就是有了是非内外的区别，就是自私弄耍聪明，就把义看成外在的，这便有了“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内心满足的功夫了。

你所说的略加鼓励也能坚持下去，处理完事情后就会极度困乏疲惫，又说为事势所迫，受精力的限制，这些都是因为把处理事情和培养本源当作两件事看待了，因此才有这样的情况。所有做学问的功夫，只要始终一心一意就是真诚，一分为二就会虚伪。你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由于致良知的心意缺乏诚信、真切产生的。《大学》中认为“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你什么时候见过在讨厌恶臭，迷恋美色时，还需要鼓舞支持才能坚持下去的人呢？你什么时候见过做完这些事情后感觉极度困乏疲惫的人呢？曾有被事势所逼而精力不够用的人吗？从这几点你就可以寻找出病根到底在哪儿了。

来信又写道：“人情诡诈无穷，如果用不疑的态度来对待它，往往会受到它的欺骗。要想觉察人情的诡诈，就会事先揣度别人会欺诈我，就会臆想别人不相信我。揣度别人会欺诈本身就是欺诈，臆想别人不相信自己就是不诚信。被别人欺骗了，又是没有提前觉察到。能够不事先怀疑别人欺诈和不诚信，而又能预先觉察的，难道只有光明纯洁的人才做到吗？其中的差别只在毫忽之间，但背离知觉而暗合欺诈的事情却时常发生。”

不事先揣度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但是能做到先知先觉，这是孔子就当时的社会风气而言的。当时许多人一门心思想着去揣度别人，反而把自己陷于了欺诈和不诚信的境地。同时也有人虽然不这么做，但不懂得致良知的功夫，常常受到人的欺骗，因此孔子有感而发，说了这番话。孔子这话并不是教人事先存这样的心去发现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存这种心去发现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是后世猜忌刻薄的小人所做的事。而只要存有了这个念头，就已经和尧舜之道背道而驰了。不存心如此的却被人欺骗的人，虽然不失为善，但还是比不上那些能致其良知，能预先觉知的人更加贤明。你认为只有那些良知光明纯洁的人才能这样，可见你已领悟了孔子的宗旨了。但这只是你的聪明领悟到的，恐怕还不能落实到实践之中去。

大概良知存在于人的心中，亘通万古，充塞宇宙，无不相同。此正是古人所谓的“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无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人乎？况于鬼神乎？”你所说的“背觉合诈”的人，他虽然能做到不揣度别人，但他恐怕没有不自欺的。虽然能不臆断怀疑别人，但却不能真的做到自信。他们虽然时常有探寻先觉的念头，但却不能时常做到自觉。时常希望能够先觉，这样就已经陷入了逆诈和不臆信的境地，已足能蒙蔽他的良知了。这正是他难免背离知觉而暗合欺诈的原因。

君子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不曾忧虑别人欺骗自己，只是永远不欺骗自己的良知罢了。所以，君子不欺骗，良知就没有虚假而能真诚，良知真诚就能晶莹光明。君子自信，良知就不会迷惑而能明澈，良知光明就会真诚。明澈和真诚彼此促进，因此良知能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就仿佛明镜高悬，映照在明镜前的万事万物都不能隐藏其美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良知没有欺骗就会诚信，也就不能容忍别人的欺骗，若有欺骗就能觉察。良知自信而光明，也就不能容忍不诚信，如果有不诚信存在，就能立马觉察。所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也就是子思讲的“至诚如神，可以前知”。但是，子思说的“如神”“可以前知”，还是当两件事看待的，因为他是从思、诚的功效上说的，仍然是给不能事先觉知的人讲的。如果从至诚上来说，那么，至诚的妙用即为“神”，而不必说“如神”了。至诚就能无知而又无所不知，也就不用说“可以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