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吴氏、曾氏二位后生来拜访我，详细备至地说了你恳切向道的志向，我甚感欣慰，并十分挂念你。像你这样的人，真可算得上笃信好学的了。只是当时我正为父守丧，未能和他们二人细谈。然而，他们两人也极有志向，肯下苦功。每次相见，均能感到他们很大的进步。在我来说，确实不能辜负于他们远道来访的诚意；在他们来说，也可说是无负于他们远道而来的用意。他们临走时，我写了这封信以表达对你的问候。在恍惚昏乱中，我也无话可讲，只就你在信上所问到的几个问题，做简单说明。匆匆奉答，不太详细，两位后生应该也会向你进行口头转达。

来信写道：“平日下的功夫仅是立志。最近，我对于先生的教诲时时有所体悟，越来越明白。但是对于朋友，我是片刻工夫也不能离开。若能与朋友探讨，这个志向才会精健宽广，充满生机。若三、五天不能与朋友共同讲习，就发觉这个志向软弱无力，遇事就会产生困惑，并且还会忘记它。现在，当我不能和朋友聚首讨论时，我或静坐，或读书，或到外边逛逛，举目投足之间，我都是为了培育这个志向，颇感心舒意适。但是，终究还是不像与朋友相聚探讨那样精神振奋，充满生气。离群独居之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帮助立志吗？”

这番话足以表明你在日常用功的收获。立志的功夫差不多只是如此，只需要持续不断，等到功夫纯正熟练后，感觉自然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我们做学问，其关键核心就在立志。你所说的疲劳、遗忘的缺点，那是因为志向不够真切。比如，好色的人从来不会有疲劳、遗忘的毛病，那是因为他们好色的欲望真切罢了。自己的痛痒自己一定知道，自己应当会搔痒按摩，既然自知道了痛痒，自己也就不可能不去搔痒按摩了。佛教管这个叫“方便法门”，必须自己去斟酌，别人总是很难帮得上忙，也再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借鉴了。

你在来信中写道：“谢上蔡曾经问：‘天下何思何虑’，程颐说：‘有此理，只得发得太早。’从学者的功夫而言，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必须明白‘何思何虑’的气象，要放在一块综合看才正确。若没有看清这气象，就会滋生期望过高与助长的弊病；若识得‘何思何虑’，却忘记了‘必有事焉’的功夫，只怕又会堕入虚无的误区里。应该是既不为自己所有的牵滞，又不堕入于虚无。难道不是如此吗？”

你所讲的离正道是不远了，只是体悟得不够彻底罢了。谢上蔡的提问与程颐的回答，也只不过是他们二人的观点，和孔子《系辞》的本意略有不同。《系辞》上说“何思何虑”，它是指所思所虑的都只是一个天理，除此之外别无他虑，并不是说完全无思无虑。因此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所谓殊途，所谓百虑，难道也是说无思无虑吗？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天理原本寂然不动，是要自己感应了之后才能明白的。学者用功，即使有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他本来的心之体用罢了，并不是用自己的一己之私就能安排思索出来的。因此，程颢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如果学者只是用私意去安排思考，那便是在私欲上逞能耍才。“何思何虑”正是做学问的功夫。就圣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就学者而言，需要勉力去做到。程颐是将它当成功夫的效果看待了，所以他才认为“发得太早”。紧接着他又说：“却好用功”，就是他自己也觉察到前面的话有所欠缺。周敦颐主张的主静也正是这个意思。就你在信中所说而言，你的话虽然不能称作没有见识，但还是把功夫当两回事来看待了。

来信写道：“大凡学者开始懂得做功夫，就应当能够辨识圣人的气象。在大概认识了圣人的气象后，把它当做办事的准则，真切实际地下功夫，才不会有多少闪失，才是作圣人的功夫，不知是否真的如此？”

为学先认识到圣人的气象，过去也有人这样认为，然而它缺少一个要领。圣人的气象自然是圣人的，我们又从哪里去体会认识到呢？若不在自己的良知上真切体认，就好像用没有准星的秤去称轻重，用未经打磨的铜镜去照美丑。那便是所谓的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了。圣人的气象从哪里可以体会到呢？自己的良知本来与圣人没有区别，一旦能清楚地体认自己的良知，那么圣人的气象就不在圣人身上，反而在我们身上了。程颐曾经这样说：“偷看着尧，学他行事，没有他许多的聪明睿智，又如何能像他那样动容周旋都合乎礼呢？”他又说：“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现在你且讲出在哪里可以与道相通？从哪里又可以得到聪明睿智呢？

来信写道：“磨练于事上，就是在一日之内，无论有事无事，都要一心栽培本源。倘若遇事有所感触，或者自己突然有了感悟，自己心中就会有想法，又怎么能认为是无事可做呢？但是，若就着这些事情聚精会神地思考，就会觉着道理理当如此。然后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看待，略尽我的心意罢了。然而，为什么还是会有事情处理得好或不好的情况呢？偶尔事情特多，需要一件一件地依次处理，但因才力不够而被事情搅昏了头脑，虽竭力去坚持，精神还是会觉得疲惫不堪。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未免需要静下来反省，宁可不把事情处理完，也不可不去栽培本源，这种做法正确吗？”

所谓功夫，就你说的而言，也只能这样了，但有些出入也在所难免。人做学问，终身也只是为了这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只要能够做到一件事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必有事焉”。如果说，宁可不把事情处理完，也不可不去培养本源，那么还是把它当成两件事看待了。“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情一来，只是尽我的良知去应对，这就是所谓“忠恕违道不远”。处理事情出现有时好有时不好的情况，并伴有困顿失序的弊端，都是因为被毁誉得失的心所牵累，不能实际地做到致良知。若能切实地推致他的良知，然后就能看到，平常所谓的好未必就是真好，所谓的不好，大概正是因为计较毁誉得失而损害其良知的东西。

来信写道：“关于致知的学说，我在春季又一次承蒙您的教诲，已经深知当在何处用功了，我感到比从前简易多了。然而，我的观点是对初学的人谈致知，还须加上格物的意思，使他们明白从什么地方入手。本来致知和格物是一起用功的，但初学的人不知功夫从何处入手，还是要等说到格物后，才能懂得什么是致知。”等等。

格物正是致知的功夫，明白了致知就已经明白了格物。如果还不知道格物，那么，致知的功夫又何曾知晓。最近，我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现在把它寄给你，相信认真读后，就会明白。

来信写道：“现在为朱熹、陆九渊争辩的人依然存在。我经常与朋友们说，天下圣道不见倡明的状态已经很久了，暂且不必为朱、陆争是非而枉费心力。只需要根据先生的‘立志’两字点化人。如果此人果能辨别这个志向，坚决要把圣学弄明白，那么他已基本上明白了。朱、陆谁是谁非，就算不去辩解，他自己也感觉到了。我曾看见朋友中有人听到别人非议您的学说就十分愤慨。朱熹与陆象山两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后世的众多争议，也可见他们的功夫还有不精炼、不纯熟的地方，其中意气用事的地方在所难免。而程颢在这上面就表现的比较公正。他与吴涉礼讨论王安石的学问主张时说：‘把我的想法全部告诉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这种气象是何等从容啊！我曾看到先生给别人的信中也引述了这句话。我谨希望朋友们都能如此。您认为怎样？”

这番议论精彩极了。希望你能让同仁们都知道，各人只管反省自己的对错，而不要去理睬朱、陆的是非。用言论去诋毁他人是很肤浅的，如果自己不能身体力行，而仅仅是从耳朵听进去，又马上从嘴里说出来，终日夸夸其谈，浪费时日，这实际上是在诽谤自己，这样对自己的伤害是很深的。现在天下议论我的人，如果能因此为善，那么，就都是在与我砥砺切磋，于我而言，不过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进德。古人云：“攻我短者是吾师”，作为学生，怎能连老师都讨厌呢？

来信写道：“有人借用程颐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反问朱熹，为什么不能说，又为什么不是性。朱熹回答：‘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我始终不能理解两人的内涵，每逢读到此处便会感到疑虑丛生，因此特向您请教。”“生之谓性”“生”字就是“气”字，犹如说气即天性也。“气”就是“性”。人生而静以上是不容说的，才说“气就是性”，性就已偏向一边了，就已不再是性的本源了。孟子讲性善是就本源而言的。然而性善的发端只有在气上方能看到。若没有气，也就无法看到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就是气。程颐先生讲“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这也是因为学者各执一词，所以他们只能作如是说。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性，那么气就是性，性就是气，根本就没有性气之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