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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洪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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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洪（1496—1574年），初名宽，字洪甫，号绪山，时称绪山先生，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之大弟子，为王门“授业师”之一。在入京殿试途中，闻阳明先生病逝，即不试而奔丧。三年后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后在野三十年中以教授为生。他待子弟严而有礼，教学上因势利导，不时警诫，有“教授师”之称、见《明儒学案》卷十一。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
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见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
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德洪说：过去，南元善在浙江绍兴刻印《传习录》，分为上、下两册。下册收录了先生的八封书信。其中在《答徐成之》两封信中，先生自己说：“天下赞成朱熹的观点，排斥陆九渊的观点，长期以来已成定论，想要改变是很困难的。”这两封信也许能够调停朱陆两家之争，让人们自己思考作出判断。因此，南元善将这两封信放在下册的开篇，其用意也在这。直到今天，人们对朱陆之辨的争辩已经非常明了。我刻印先生的《文录》时，把两封信置于《外集》中，意在说明有些观点还不够完善，因此，现不作重复收录。
其他讲知行本体的论述，在《答人论学》《答周道通书》《答陆清伯书》《答欧阳崇一》四封信中最为详尽。而讲格物应是学者平常所做功夫的可见之处，没有比《答罗整庵》书更详细的了。先生平生面对世人的诽谤和诋毁，在万死一生的逆境中始终不忘讲学。他老人家唯恐我们这些弟子不了解圣学，而被功利和机巧所迷惑，以至于日益沦为禽兽夷狄而不自觉。先生毕生追求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直至死而后已。这种孔孟以来圣贤所独有的良苦用心，即便是门人子弟的劝慰也不宽慰其至情。先生的这种情怀，没有比在《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中更为详尽的。这几封信均按南元善原本刊刻而收录。而先生在《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中，详尽地揭示了‘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其论述明白简洁，使人言下就能入手，所以也增录进来。
南元善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仍坚持讲授阳明学说来光明此道，最终遭受奸臣排挤。但他依然很高兴地认为此生能够接受阳明学说是一生最大的幸事。因而，他没有丝毫的忧愤和悔恨。人们都知道，南元善刊刻的《传习录》对于有志于学的同志帮助很大，但不知他当时处境的艰难。现在我对《传习录》进行增删，是依据今天的需要，并不是对南元善所刻的《传习录》旧本有什么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