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还在讲电话,电线那边的王新莲已经被我的回忆变成了数年前的形象。虽然她一再地说:“我变了,我变了,完全变了……”
闭上眼睛,又是四个人的影子在眼前浮现。
那时候,我们在台湾中南部旅行,是——“今天不回家”的一种日子。
我们四个:阿潘——越云、齐豫、王新莲——莲莲,加上我。为着一张叫做“回声”的合作唱片,离开了台北市,在中南部许多电台“做功课”。
我喜欢把工作叫做“功课”,用字不同,其中童年心理的诗化,仍然有助工作时强大的游戏感觉。
其实,功课百分之九十九都做好了,以那张唱片而言。我们的情绪或多或少不再感染那最初空无一物而又必须实践的压力,都能再笑了。
就是那一天,在一家旅馆里,莲莲突然讲起一部她认为很好而我没有看过的电影。起初,她坐在地上讲、讲、讲,双手已经舞动,后来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在我身旁绕圈子,最后讲到精彩结束时,砰一下倒在床上,两只瘦腿一搁给搁在墙上,整个上半身悬吊在床外,双手一摊,脸上的表情突然放松——停止了。
当时,我不能进入莲莲讲的电影里去,一直张大了眼睛,观察她本人的出神入化。也悄悄地问自己:“怎么可能,前半年的日子,我居然被这个儿童给整到失去记忆?”两度冷眼看看莲莲,她还是装死在床上,脸上充满了幸福光辉,微微含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儿童。
“嗳,我不想读你。”我对自己说。
在房间里梳头,发夹还没有别上,她那间里面传来惨叫——不——要——我伸头去看看,齐豫手里拿着一把毛蓬蓬的大刷子,说道:“一点点,一点点嘛!你看,都不红,看不出来吔!”那个抵死反抗的莲莲,脸上肯定没有一丝胭脂影,手里抓了面镜子,另一只手开始急速动作擦脸颊。
我看着这两个快乐儿童,没有什么想加入的冲动,还是不明白她们目前这副样子,怎么可能将我记忆中一百八十个电话号码都给炸光——包括自己家中的。还有地址。
王新莲和齐豫,是我的“制作人”,她们“制”我的歌词。
或说,当这两个妹妹承担下《回声》这张唱片的全部制作时,我以为,在音乐部分她们是在行的,至于文字部分的观念,她们管不到我。
还是没法忘记那歌词部分本身所遭受到的小劫。我看见自己一次一次灯下涂写,第二三四日的整个下午,莲莲和齐豫跟我再度讨论更改。不然全部打回票——很无情的。
我看到自己在九个月后已然趴在地板上,莲莲蹲在我身畔,微笑的,说:“那你再想想,好,休息一下再想想,我们不逼你。”我生平第一次想得想逃到宇宙之外去——她们怎么不逼人?那时已经不能提笔了,都是用讲的。莲莲又再讲:“那你要把星星摆在哪里呢?”在她和齐豫问了一百五十次不同的摆法又不满意时,我说:“四——面——八——方。”她们一拍手,我知道这一句答得好的一刹那,脑子就炸掉了,住了十七天医院。
也因为那次的共同工作之后,使得莲莲和齐豫突然在南部变成小孩子的情况,令我不想去再读她们。
九个月的时光里,等于差不多一年了。莲莲和齐豫工作起来那份不要命的狠劲,并不能吓倒我,在另一个角度上分析,我也有这种性情。可是小看了她们在文字上的极度敏锐和坚持,是我个人对她们掉了轻心。
她们表面上有一种伪装,使人觉得糊糊涂涂,散散漫漫,其实不是的。她们以歌唱著名也只是一部分事实,正如我的文字一样。其实我们的“余力”还可以活得相当多元化——包括做做家事、旅行、数钱、记住约会的时间、别忘了偶尔变成小孩子……当然,她们不会忘记音乐,正如我难以完全放下这枝笔相同。
在《回声》这张唱片中,莲莲挑去了我的一首歌词《远方》,由她担任配乐。我将那卷音乐带寄到维也纳去,给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回信很快地来了,追问《远方》的编曲者是谁,说她好。
本来为了这件事情想打个电话给莲莲的,后来匆匆离国,就此把自己变成了不再拥有回声的影子了。
再来就是去年了,华灯初上的天母街头,我看着前面一条迷你裙中的瘦腿,感到似曾相识,那人一回头,两个人都叫了起来,哗一下拥抱在一起。看着眼前的莲莲,容光焕发,眼神中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同样一头短发却甩出了另一种精神。她喊着:“我们今晚不睡觉,要去爬山。你去不去?去不去?”我笑看着她,摇摇头,霓虹灯下的莲莲,被我看到一点点不红的胭脂,亮在她的脸颊上。
“这是我的名片。”莲莲递上来名片的一刹间,我“啰!”了一声,双手将它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到一本书里去。这时候莲莲和她的朋友们开步走了,一步一回头地向我挥手。
我站在灯火下,含笑挥手、再挥手、又挥手,那首披头士的老歌:“我说哈啰——你说再见——”渗合着强烈的摇滚动感心悸,就在莲莲渐行渐远的长脚里纠缠了好几秒钟。
她和齐豫,加上我,曾经是共同谱作心灵旅途的朋友,而今竟也变成了一种比路人略略多了一些的风景,在生命中如此简单地穿过,没有留下太多不自然的情节。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好棒。
我们挥霍过的功课,早已烟消云散,卖了个满堂红彩,好似都已不再是我们的关心。莲莲有了新名片,她当然仍在走下去,也必然在变化下去。
我没有照着她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
前几天吧,我们兜着大圈子打电话,她打到我出版社,出版社立即转告我,我打去ICRT,滚石唱片公司却回了我电话——莲莲。
很久不讲话了,又在电话里彼此叫闹了一番,莲莲说:“我在尼泊尔爬山,看见你在一个小村落里涂的招牌,一时太兴奋了,冲进那家小店去找——你,里面的人说你才回去过——想想看——在尼泊尔吔——看见你的中文——吔——开心死了——”
最后,莲莲说:“要出书了,我——写——的。奇不奇怪?”
我一点都不惊奇,想当然也的。
如果只是听她唱歌,想到她居然跨过界来写文章,一般人或许不明白,而我不但明明白白尚且没有一丝意外。
在那“一起做功课”的时光里,早已领教过莲莲对于文字应用的超级敏感和刹那间立即产生的联想,这一方面,仍是她的世界,不过把那长脚轻轻伸了过来。
电话那边又在喊:“我跟你说,我变了、我变了、变了好多。唱片风格也变了,要不要寄给你听?”
第二天下午,一卷录音带悄悄埋伏在我的信箱里。撕开信封一看上面的照片,不觉微微笑了。
说得没错,那站在天母街头的她——又变了。
我忍住那份好奇,迟迟不肯打开玻璃封套,怕那全然不同的音乐和歌词——她自己做的,流畅在我的房子里时,那过去记忆中的莲莲因而从此在我脑中炸掉。
莲莲是一种在“自我的生命展现”里急速变化的人。不可以,也相当难,就在此刻给她写下太多的定义,因为她仍在变化中,而且快速。
我没有向她讨来新书的大样,就如同对待她音乐方面的新作一样,给自己的空间跟目前的她保持着一小段距离,我不去读她。
可以确定的是——王新莲至今还是一片滚动的石头,更像一幅迎风扯起的大旗,她如此旗帜鲜明地活着,旁观者的我们又能读懂她几分呢。
*本文据手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