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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穿红衣服，却被一只疯水牛一路追进学校。
跑的开始以为水牛只追一下就算了的，或者会改去追其他的行人，结果它只钉住我锲而不舍地追。哭都来不及哭，只是没命地跑。那四只蹄子奔腾着咄咄地拿角来顶——总是在我裙子后面一点点距离。
好不容易逃进了教室，疯牛还在操场上翻蹄子踢土，小学的朝会就此取消了。同学很惊慌，害怕牛会来顶教室。
晨操扩音机里没有音乐，只是一再地播着：“各位同学，留在教室里，不可以出来，不可以出来！”
我是把那条牛引进学校操场上来的小孩子，双手抓住窗口的木框，还是不停地喘气。同学们拿出了童军棍把教室的门顶住。而老师，老师们躲在大办公室里也是门窗紧闭。
就是那一天，该我做值日生。值日生的姓名每天由风纪股长写在黑板上，是两个小孩同时做值日。那个风纪股长忘了是谁，总之是一个老师的马屁鬼，压迫我们的就是她。
我偶尔也被选上当康乐股长，可是康乐和风纪比较起来，那份气势就差多了。
疯水牛还在操场上找东西去顶，风纪股长却发现当天班上的茶壶还是空的。当时，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没有自备水壶等这等事的，教室后面放一个大水壶，共用一个杯子，谁渴了就去倒水喝，十分简单。而水壶，是值日生到学校厨房的大灶上去拿滚水，老校工灌满了水，由各班级小朋友提着走回教室。
牛在发疯，风纪股长一定逼我当时就去厨房提水，不然就记名字。另外一个值日小朋友哭了，死不肯出去，她哭是为了被记了名字。我拎了空水壶开门走到外面，看也不看牛，拼着命就往通向厨房的长廊狂奔。
等到水壶注满了滚水，没有可能快跑回教室，于是我蹲在走廊的门边，望着远处的牛，想到风纪股长要记名字交给老师算账，也开始蹲着细细碎碎地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晨出操去的驻军们回来了。驻军是“国庆日”以前才从台湾南部开来台北，暂住在学校一阵的。
军人来了，看见一只疯牛在操场上东顶西拱的，根本也不当一回事，数百个人杀声震天地不知用上了什么阵法，将牛一步一步赶到校外的田野里去了。
确定牛已经走了，这才提起大茶壶，走三步停两步地往教室的方向去。也是在那么安静的走廊上，身后突然传来咻咻、咻咻喘息的声音，这一慌，腿软了，丢了水壶往地下一蹲，将手抱住头，死啦！牛就在背后。
咻咻的声音还在响，我不敢动。
觉得被人轻轻碰了一下紧缩的肩，慢慢抬头斜眼看，发觉两只暴突有如牛眼般的大眼睛呆呆地瞪着我，眼前一片草绿色。
我站了起来——也是个提水的兵，咧着大嘴对我啊啊地打手势。他的水桶好大，一个扁担挑着，两桶水面浮着碧绿的芭蕉叶。漆黑的一个塌鼻子大兵，面如大饼，身壮如山，胶鞋有若小船。乍一看去透着股蛮牛气，再一看，眼光柔和得明明是个孩童。
我用袖子擦一下脸，那个兵，也不放下挑着的水桶，另一只手轻轻一下，就拎起了我那个千难万难的热茶壶，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带路，就将我这瘦小的人和水都送进了教室。
那时，老师尚未来，我蹲在走廊水沟边，捡起一片碎石，在泥巴地上写字，问那人——什么兵？那个哑巴笑成傻子一般，放下水桶，也在地上画——炊兵。炊字他写错了，写成——吹兵。
后来，老师出现在远远的长廊，我赶快想跑回教室，哑巴兵要握手，我就同他握手，他将我的手上下用劲地摇到人都跳了起来，说不出有多么欢喜的样子。
就因为这样，哑巴做了我的朋友。那时候我小学四年级，功课不忙。
回家说起哑巴，母亲斥责我，说不要叫人哑巴哑巴，我笑说他听不见哪，每天早晨见到哑巴，他都丢了水桶手舞足蹈地欢迎我。
我们总是蹲在地上写字。第一次就写了个“火”，又写“炊”和“吹”的不同。解释“炊”的时候，我做扇火的样子。这个“吹”就嘟嘟地做号兵状。哑巴真聪明，一教就懂了，一直打自己的头，在地上写“笨”，写成“茶”，我猜是错字，就打了他一下头。
那一阵，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光荣的，每天上课之前，先做小老师，总是跟一个大汉在地上写字。
哑巴不笨，水桶里满满的水总也不泼出来，他打手势告诉我，水面浮两片大叶子，水就不容易泼出来，很有道理。
后来，在班上讲故事，讲哑巴是四川人，兵过之前他在乡下种田，娶了媳妇，媳妇正要生产，老娘叫哑巴去省城抓药，走在路上，一把给过兵的捉去掮东西，这一掮，就没脱离过军队，家中媳妇生儿生女都不晓得，就来了台湾。
故事是在“康乐时间”说的，同学们听呆了。老师在结束时下了评语，说哑巴的故事是假的，叫同学们不要当真。
天晓得那是哑巴和我打手势、画画、写字、猜来猜去、拼了很久才弄清楚的真实故事。讲完那天，哑巴用他的大手揉揉我的头发，将我的衣服扯扯端正，很伤感地望着我。我猜他一定在想，想他未曾谋面的女儿就是眼前我的样子。
以后做值日生提水总是哑巴替我提，我每天早晨到校和放学回家，都是跟他打完招呼才散。
家中也知道我有了一个大朋友，很感激有人替我提水。母亲老是担心滚烫的水会烫到小孩，她也怕老师，不敢去学校抗议叫小朋友提滚水的事。
也不知日子过了多久，哑巴每日都呆呆地等，只要看见我进了校门，他的脸上才哗一下开出好大一朵花来。后来，因为不知如何疼爱才好，连书包也抢过去代背，要一直送到教室口，这才依依不舍地挑着水桶走了。
哑巴没有钱，给我礼物，总是芭蕉叶子，很细心地割，一点破缝都不可以有。三五天就给一张绿色的方叶子垫板，我拿来铺在课桌上点缀，而老师，总也有些忧心忡忡地望着我。
也有礼物给哑巴，不是美劳课的成绩，就是一颗话梅，再不然放学时一同去坐跷跷板。哑巴重，他都是不敢坐的，耐性用手压着板，我叫他升，他就升，叫他放，他当当心心地放，从来不跌痛我。而我们的游戏，都是安静的，只是夕阳下山后操场上两幅无声无息的剪影而已。
有一天，哑巴神秘兮兮地招手唤我，我跑上去，掌心里一打开，里面是一只金戒指，躺在几乎裂成地图一般的粗手掌里。
那是生平第一次看见金子，这种东西家中没有见过，母亲的手上也没见过，可是知道那是极贵重的东西。
哑巴当日很认真，也不笑，瞪着眼，把那金子递上来，要我伸手，要人拿去。我吓得很厉害，拼命摇头，把双手放在身后，死也不肯动。哑巴没有上来拉，他蹲下来在地上写——不久要分别了，送给你做纪念。
我不知如何回答，说了再见，快步跑掉了。跑到一半再回头，看见一个大个子低着头，呆望着自己的掌心，不知在想什么。
也是那天回家，母亲说老师来做了家庭访问，比我早一些到了家里去看母亲。
家庭访问是大事，一般老师都是预先通知，提早放学，由小朋友陪着老师一家一家去探视的。这一回，老师突袭我们家，十分怪异，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几乎担了一夜的心。而母亲，没说什么。
也因为老师去了家里，这一吓，哑巴要给金子的事情就忘了讲。
第二天，才上课呢，老师很慈爱地叫我去她放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低声问我结识那个挑水军人的经过。
都答了，一句一句都回答了，可是不知有什么错，反而慌得很。当老师轻轻地问出：“他有没有对你不轨？”那句话时，我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做鬼不鬼的，直觉老师误会了那个哑巴。不轨一定是一种坏事，不然老师为什么用了一个孩子实在不明白的鬼字。
很气愤，太气了，就哭了起来。也没等老师叫人回座，气得冲回课桌趴着大哭。那天放学，老师拉着我的手一路送出校门，看我经过等待着的哑巴，都不许停住脚。
哑巴和我对望了一眼，我眼睛红红的，不能打手势，就只好走。老师，对哑巴笑着点点头。
到了校门口，老师很凶很凶地对我说：“如果明天再跟那个兵去做朋友，老师记你大过，还要打——”我哭着小跑，她抓我回来，讲：“答应呀！讲呀！”我只有点点头，不敢反抗。
第二天，没有再跟哑巴讲话，他快步笑着迎了上来，我掉头就跑进了教室。哑巴站在窗外巴巴地望，我的头低着。
是个好粗好大个子的兵，早晚都在挑水，加上两个水桶前后晃，在学校里就更显眼了。男生们见他走过就会唱歌谣似的喊：“一个哑巴提水吃，两个哑巴挑水吃，三个哑巴没水吃……”跟前跟后地叫了还不够，还有些大胆的冲上去推水桶将水泼出来。
过去，每当哑巴兵被男生戏弄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放好水桶，作势要追打小孩，等小孩一哄跑了，第一个笑的就是他。也有一次，我们在地上认字，男生欺负哑巴听不见，背着他抽了挑水的扁担逃到秋千架边用那东西去击打架子。我看了追上去，揪住那个光头男生就打，两人厮打得很剧烈，可是都不出声叫喊。最后将男生死命一推，他的头碰到了秋千，这才哇哇大哭着去告老师了。
那是生平第一次在学校打架，男生的老师也没怎么样，倒是哑巴，气得又要骂又心痛般地一直替我掸衣服上的泥巴，然后，他左看我又右看我，大手想上来拥抱这个小娃娃，终是没有做，对我点个头，好似要流泪般地走了。
在这种情感之下，老师突然说哑巴对我“不鬼”，我的心里痛也痛死了。是命令，不可以再跟哑巴来往，不许打招呼，不可以再做小老师，不能玩跷跷板，连美劳课做好的一个泥巴砚台也不能送给我的大朋友——
而他，那个身影，总是在墙角哀哀地张望。
在小学，怕老师怕得太厉害，老师就是天，谁敢反抗她呢？
上学总在路上等同学，进校门一哄而入。放学也是快跑，躲着那双粗牛似的眼睛，看也不敢看地背着书包低着头疾走。
而我的心，是那么地沉重和悲伤。那种不义的羞耻没法跟老师的权威去对抗，那是一种无关任何生活学业的被迫无情，而我，没有办法。
终是在又一次去厨房提水的时候碰到了哑巴。他照样帮我拎水壶，我默默地走在他身边。那时，“国庆日”也过了，部队立即要开拔回南部去，哑巴走到快要到教室的路上，蹲下来也不找小石子，在地上用手指甲一直急着画问号，好大的“？”画了一连串十几个。他不写字，红着眼睛就是不断画问号。
“不是我。”我也不写字，急着打自己的心，双手向外推。
哑巴这回不懂，我快速地在地上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他还是不懂，也写了：“不是给金子坏了？”我拼命摇头。
又不愿出卖老师，只是叫喊：“不要怪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用喊的，他只能看见表情，看见一个受了委屈小女孩的悲脸。
就那样跑掉了。哑巴的表情，一生不能忘怀。
部队走时就和来时一般安静，有大卡车装东西，有队伍排成树林一般沙沙、沙沙地移动。走时，校长向他们鞠躬，军人全体举手敬礼道谢。
我们孩子在教室内跟着风琴唱歌，唱“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而我的眼光，一直滑出窗外拼命地找人。
口里随便跟着唱，眼看军人那一行行都开拔了，我的朋友仍然没有从那群人里找出来。歌又换了，叫唱“丢丢铜仔”，这首歌非常有趣而活泼，同学们越唱越高昂，都快跳起来了，就在歌唱到最起劲的时候，风琴的伴奏悠然而止，老师紧张地在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全班突然安静下来，我才惊觉教室里多了一个大兵。
那个我的好朋友，亲爱的哑巴，山一样立在女老师的面前。“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老师歇斯底里地将风琴盖子砰一下合上，怕成大叫出来。
我不顾老师的反应，抢先跑到教室外面去，对着教室里喊：“哑巴！哑巴！”一面急着打手势叫他出来。
哑巴赶快跑出来，手上一个纸包；书一般大的纸包，递上来给我。他把我的双手用力握住，呀呀地尽可能发出声音跟我道别。接住纸包也来不及看，哑巴全身装备整齐地立正，认认真真地敬了一个举手礼，我呆在那儿，看着他布满红丝的凸眼睛，不知做任何反应。
他走了，快步走了。一个军人，走的时候好像有那么重的悲伤压在肩上，低着头大步大步地走。
纸包上有一个地址和姓名，是部队信箱的那种。
纸包里，一大口袋在当时的孩子眼中贵重如同金子般的牛肉干。一生没有捧过那么一大包肉干，那是新年才可以分到一两片的东西。
老师自然看了那些东西。
地址，她没收了，没有给我。牛肉干，没有给吃，说要当心，不能随便吃。
校工的土狗走过，老师将袋子半吊在空中，那些肉干便由口袋中飘落下来，那只狗，跳起来接着吃，老师的脸很平静而慈爱地微笑着。
许多年过去了，再看《水浒传》，看到翠屏山上杨雄正杀潘巧云，巧云向石秀呼救，石秀答了一句：“嫂嫂！不是我！”
那一句“不是我！”勾出了当年那一声又一声一个孩子对着一个哑巴聋兵狂喊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那是今生第一次负人的开始，而这件伤人的事情，积压在内心一生，每每想起，总是难以释然，深责自己当时的懦弱，而且悲不自禁。
而人生的不得已，难道只用“不是我”三个字便可以排遣一切负人之事吗？
亲爱的哑巴“吹兵”，这一生，我没有忘记过你，你还记得炊和吹的不同，正如我对你一样，是不是？我的本名叫陈平，那件小学制服上老挂着的名字。而今你在哪里？请求给我一封信，好叫我买一大包牛肉干和一个金戒指送给你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