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多半答说有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挨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了钱大半请班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失的时候,着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一派父母。
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孩子,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给压着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乖地交回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母。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当当心心,而且丰满。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
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洗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沓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着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母亲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来不停地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着一张红票子——五块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一百二十块台币一个月。五块钱的价值大约现在的五百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离不开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地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亲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五块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地吃饭,没有答理,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肯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一下又涨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像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地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了一支热度计在甩。我将眼睛再度闭上,假装睡着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给放到大树下的小桌边去,叫我们数柚子和芭乐,每个人的面前有一碗绿豆汤,冰冰的。
姐姐照例捧一本《西游记》在看,我们想听故事,姐姐就念一小段。总是说,多念要收钱,一小段不要钱。她收一毛钱讲一回。我们没有钱,她当真不多讲,自己低头看得起劲。有一次大弟很大方,给了她两毛钱,那个孙悟空就变了很多次,还去了火焰山。平日大弟绝不给,我就没得听了。
那天姐姐说《西游记》已经没意思了,她还会讲言情的,我们问她什么是言情,她说是《红楼梦》——里面有恋爱。不过她仍然要收钱。
我的手轻轻摸过那张钞票,已经快黄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长裤势必脱了换睡衣,睡衣没有口袋,那张钞票怎么藏?万一母亲洗衣服,摸出钱来,又怎么了得?书包里不能放,父亲等我们入睡了又去检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亲会在一旁看。抽屉更不能藏,大弟会去翻。除了这些地方,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地方了,毕竟属于我们的角落是太少了。
既然姐姐说故事收钱,不如给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负。于是我问姐姐有没有钱找?姐姐问是多少钱要找?我说是一块钱,叫她找九毛来可以开讲恋爱了。她疑疑惑惑地问我:“你哪来一块钱?”我又脸红了,说不出话来。其实那是整张五块的,拿出来就露了破绽。
当天晚上我仍然被拉着去看了医生。据母亲说给医生的病况是:一天都脸红,烦躁,不肯讲话,吃不下东西,魂不守舍,大约是感冒了。医生说看不出有什么病,也没有发烧,只说早些睡了,明天好上学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亲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肯,开始小声地哭,脸通红的,哭了一会儿,发觉家里的工人玉珍蹲着在给洗腿,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五块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父亲在客厅坐着。
我赤着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地丢到五斗柜跟墙壁的夹缝里去,这才逃回床上,长长地松了口气。
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不吃下这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地对着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了。
“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
我吃了饭,背好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着:“妈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吧!找到了就好。”
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地掠了我一眼,我脸红得又像发烧,匆匆地跑出门去,忘了说再见。
偷钱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管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块钱,自己记账,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给了我一盒外国进口的糖果,他没有说慢慢吃之类的话。我快速地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一张一张将它们贴在玻璃窗上等着干。
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地度过。
等到我长大之后,跟母亲说起偷钱的事,她笑说她不记得了。又反问:“怎么后来没有再偷了呢?”我说那个滋味并不好受。说着说着,发觉姐姐弟弟们在笑,原来都偷过钱,也都感觉不好过,这一段往事,就过去了。
那天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穿红衣服,却被一只疯水牛一路追进学校。
跑的开始以为水牛只追一下就算了的,或者会改去追其他的行人,结果它只钉住我锲而不舍地追。哭都来不及哭,只是没命地跑。那四只蹄子奔腾着咄咄地拿角来顶——总是在我裙子后面一点点距离。
好不容易逃进了教室,疯牛还在操场上翻蹄子踢土,小学的朝会就此取消了。同学很惊慌,害怕牛会来顶教室。
晨操扩音机里没有音乐,只是一再地播着:“各位同学,留在教室里,不可以出来,不可以出来!”
我是把那条牛引进学校操场上来的小孩子,双手抓住窗口的木框,还是不停地喘气。同学们拿出了童军棍把教室的门顶住。而老师,老师们躲在大办公室里也是门窗紧闭。
就是那一天,该我做值日生。值日生的姓名每天由风纪股长写在黑板上,是两个小孩同时做值日。那个风纪股长忘了是谁,总之是一个老师的马屁鬼,压迫我们的就是她。
我偶尔也被选上当康乐股长,可是康乐和风纪比较起来,那份气势就差多了。
疯水牛还在操场上找东西去顶,风纪股长却发现当天班上的茶壶还是空的。当时,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没有自备水壶等这等事的,教室后面放一个大水壶,共用一个杯子,谁渴了就去倒水喝,十分简单。而水壶,是值日生到学校厨房的大灶上去拿滚水,老校工灌满了水,由各班级小朋友提着走回教室。
牛在发疯,风纪股长一定逼我当时就去厨房提水,不然就记名字。另外一个值日小朋友哭了,死不肯出去,她哭是为了被记了名字。我拎了空水壶开门走到外面,看也不看牛,拼着命就往通向厨房的长廊狂奔。
等到水壶注满了滚水,没有可能快跑回教室,于是我蹲在走廊的门边,望着远处的牛,想到风纪股长要记名字交给老师算账,也开始蹲着细细碎碎地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晨出操去的驻军们回来了。驻军是“国庆日”以前才从台湾南部开来台北,暂住在学校一阵的。
军人来了,看见一只疯牛在操场上东顶西拱的,根本也不当一回事,数百个人杀声震天地不知用上了什么阵法,将牛一步一步赶到校外的田野里去了。
确定牛已经走了,这才提起大茶壶,走三步停两步地往教室的方向去。也是在那么安静的走廊上,身后突然传来咻咻、咻咻喘息的声音,这一慌,腿软了,丢了水壶往地下一蹲,将手抱住头,死啦!牛就在背后。
咻咻的声音还在响,我不敢动。
觉得被人轻轻碰了一下紧缩的肩,慢慢抬头斜眼看,发觉两只暴突有如牛眼般的大眼睛呆呆地瞪着我,眼前一片草绿色。
我站了起来——也是个提水的兵,咧着大嘴对我啊啊地打手势。他的水桶好大,一个扁担挑着,两桶水面浮着碧绿的芭蕉叶。漆黑的一个塌鼻子大兵,面如大饼,身壮如山,胶鞋有若小船。乍一看去透着股蛮牛气,再一看,眼光柔和得明明是个孩童。
我用袖子擦一下脸,那个兵,也不放下挑着的水桶,另一只手轻轻一下,就拎起了我那个千难万难的热茶壶,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带路,就将我这瘦小的人和水都送进了教室。
那时,老师尚未来,我蹲在走廊水沟边,捡起一片碎石,在泥巴地上写字,问那人——什么兵?那个哑巴笑成傻子一般,放下水桶,也在地上画——炊兵。炊字他写错了,写成——吹兵。
后来,老师出现在远远的长廊,我赶快想跑回教室,哑巴兵要握手,我就同他握手,他将我的手上下用劲地摇到人都跳了起来,说不出有多么欢喜的样子。
就因为这样,哑巴做了我的朋友。那时候我小学四年级,功课不忙。
回家说起哑巴,母亲斥责我,说不要叫人哑巴哑巴,我笑说他听不见哪,每天早晨见到哑巴,他都丢了水桶手舞足蹈地欢迎我。
我们总是蹲在地上写字。第一次就写了个“火”,又写“炊”和“吹”的不同。解释“炊”的时候,我做扇火的样子。这个“吹”就嘟嘟地做号兵状。哑巴真聪明,一教就懂了,一直打自己的头,在地上写“笨”,写成“茶”,我猜是错字,就打了他一下头。
那一阵,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光荣的,每天上课之前,先做小老师,总是跟一个大汉在地上写字。
哑巴不笨,水桶里满满的水总也不泼出来,他打手势告诉我,水面浮两片大叶子,水就不容易泼出来,很有道理。
后来,在班上讲故事,讲哑巴是四川人,兵过之前他在乡下种田,娶了媳妇,媳妇正要生产,老娘叫哑巴去省城抓药,走在路上,一把给过兵的捉去掮东西,这一掮,就没脱离过军队,家中媳妇生儿生女都不晓得,就来了台湾。
故事是在“康乐时间”说的,同学们听呆了。老师在结束时下了评语,说哑巴的故事是假的,叫同学们不要当真。
天晓得那是哑巴和我打手势、画画、写字、猜来猜去、拼了很久才弄清楚的真实故事。讲完那天,哑巴用他的大手揉揉我的头发,将我的衣服扯扯端正,很伤感地望着我。我猜他一定在想,想他未曾谋面的女儿就是眼前我的样子。
以后做值日生提水总是哑巴替我提,我每天早晨到校和放学回家,都是跟他打完招呼才散。
家中也知道我有了一个大朋友,很感激有人替我提水。母亲老是担心滚烫的水会烫到小孩,她也怕老师,不敢去学校抗议叫小朋友提滚水的事。
也不知日子过了多久,哑巴每日都呆呆地等,只要看见我进了校门,他的脸上才哗一下开出好大一朵花来。后来,因为不知如何疼爱才好,连书包也抢过去代背,要一直送到教室口,这才依依不舍地挑着水桶走了。
哑巴没有钱,给我礼物,总是芭蕉叶子,很细心地割,一点破缝都不可以有。三五天就给一张绿色的方叶子垫板,我拿来铺在课桌上点缀,而老师,总也有些忧心忡忡地望着我。
也有礼物给哑巴,不是美劳课的成绩,就是一颗话梅,再不然放学时一同去坐跷跷板。哑巴重,他都是不敢坐的,耐性用手压着板,我叫他升,他就升,叫他放,他当当心心地放,从来不跌痛我。而我们的游戏,都是安静的,只是夕阳下山后操场上两幅无声无息的剪影而已。
有一天,哑巴神秘兮兮地招手唤我,我跑上去,掌心里一打开,里面是一只金戒指,躺在几乎裂成地图一般的粗手掌里。
那是生平第一次看见金子,这种东西家中没有见过,母亲的手上也没见过,可是知道那是极贵重的东西。
哑巴当日很认真,也不笑,瞪着眼,把那金子递上来,要我伸手,要人拿去。我吓得很厉害,拼命摇头,把双手放在身后,死也不肯动。哑巴没有上来拉,他蹲下来在地上写——不久要分别了,送给你做纪念。
我不知如何回答,说了再见,快步跑掉了。跑到一半再回头,看见一个大个子低着头,呆望着自己的掌心,不知在想什么。
也是那天回家,母亲说老师来做了家庭访问,比我早一些到了家里去看母亲。
家庭访问是大事,一般老师都是预先通知,提早放学,由小朋友陪着老师一家一家去探视的。这一回,老师突袭我们家,十分怪异,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几乎担了一夜的心。而母亲,没说什么。
也因为老师去了家里,这一吓,哑巴要给金子的事情就忘了讲。
第二天,才上课呢,老师很慈爱地叫我去她放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低声问我结识那个挑水军人的经过。
都答了,一句一句都回答了,可是不知有什么错,反而慌得很。当老师轻轻地问出:“他有没有对你不轨?”那句话时,我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做鬼不鬼的,直觉老师误会了那个哑巴。不轨一定是一种坏事,不然老师为什么用了一个孩子实在不明白的鬼字。
很气愤,太气了,就哭了起来。也没等老师叫人回座,气得冲回课桌趴着大哭。那天放学,老师拉着我的手一路送出校门,看我经过等待着的哑巴,都不许停住脚。
哑巴和我对望了一眼,我眼睛红红的,不能打手势,就只好走。老师,对哑巴笑着点点头。
到了校门口,老师很凶很凶地对我说:“如果明天再跟那个兵去做朋友,老师记你大过,还要打——”我哭着小跑,她抓我回来,讲:“答应呀!讲呀!”我只有点点头,不敢反抗。
第二天,没有再跟哑巴讲话,他快步笑着迎了上来,我掉头就跑进了教室。哑巴站在窗外巴巴地望,我的头低着。
是个好粗好大个子的兵,早晚都在挑水,加上两个水桶前后晃,在学校里就更显眼了。男生们见他走过就会唱歌谣似的喊:“一个哑巴提水吃,两个哑巴挑水吃,三个哑巴没水吃……”跟前跟后地叫了还不够,还有些大胆的冲上去推水桶将水泼出来。
过去,每当哑巴兵被男生戏弄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放好水桶,作势要追打小孩,等小孩一哄跑了,第一个笑的就是他。也有一次,我们在地上认字,男生欺负哑巴听不见,背着他抽了挑水的扁担逃到秋千架边用那东西去击打架子。我看了追上去,揪住那个光头男生就打,两人厮打得很剧烈,可是都不出声叫喊。最后将男生死命一推,他的头碰到了秋千,这才哇哇大哭着去告老师了。
那是生平第一次在学校打架,男生的老师也没怎么样,倒是哑巴,气得又要骂又心痛般地一直替我掸衣服上的泥巴,然后,他左看我又右看我,大手想上来拥抱这个小娃娃,终是没有做,对我点个头,好似要流泪般地走了。
在这种情感之下,老师突然说哑巴对我“不鬼”,我的心里痛也痛死了。是命令,不可以再跟哑巴来往,不许打招呼,不可以再做小老师,不能玩跷跷板,连美劳课做好的一个泥巴砚台也不能送给我的大朋友——
而他,那个身影,总是在墙角哀哀地张望。
在小学,怕老师怕得太厉害,老师就是天,谁敢反抗她呢?
上学总在路上等同学,进校门一哄而入。放学也是快跑,躲着那双粗牛似的眼睛,看也不敢看地背着书包低着头疾走。
而我的心,是那么地沉重和悲伤。那种不义的羞耻没法跟老师的权威去对抗,那是一种无关任何生活学业的被迫无情,而我,没有办法。
终是在又一次去厨房提水的时候碰到了哑巴。他照样帮我拎水壶,我默默地走在他身边。那时,“国庆日”也过了,部队立即要开拔回南部去,哑巴走到快要到教室的路上,蹲下来也不找小石子,在地上用手指甲一直急着画问号,好大的“?”画了一连串十几个。他不写字,红着眼睛就是不断画问号。
“不是我。”我也不写字,急着打自己的心,双手向外推。
哑巴这回不懂,我快速地在地上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他还是不懂,也写了:“不是给金子坏了?”我拼命摇头。
又不愿出卖老师,只是叫喊:“不要怪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用喊的,他只能看见表情,看见一个受了委屈小女孩的悲脸。
就那样跑掉了。哑巴的表情,一生不能忘怀。
部队走时就和来时一般安静,有大卡车装东西,有队伍排成树林一般沙沙、沙沙地移动。走时,校长向他们鞠躬,军人全体举手敬礼道谢。
我们孩子在教室内跟着风琴唱歌,唱“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而我的眼光,一直滑出窗外拼命地找人。
口里随便跟着唱,眼看军人那一行行都开拔了,我的朋友仍然没有从那群人里找出来。歌又换了,叫唱“丢丢铜仔”,这首歌非常有趣而活泼,同学们越唱越高昂,都快跳起来了,就在歌唱到最起劲的时候,风琴的伴奏悠然而止,老师紧张地在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全班突然安静下来,我才惊觉教室里多了一个大兵。
那个我的好朋友,亲爱的哑巴,山一样立在女老师的面前。“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老师歇斯底里地将风琴盖子砰一下合上,怕成大叫出来。
我不顾老师的反应,抢先跑到教室外面去,对着教室里喊:“哑巴!哑巴!”一面急着打手势叫他出来。
哑巴赶快跑出来,手上一个纸包;书一般大的纸包,递上来给我。他把我的双手用力握住,呀呀地尽可能发出声音跟我道别。接住纸包也来不及看,哑巴全身装备整齐地立正,认认真真地敬了一个举手礼,我呆在那儿,看着他布满红丝的凸眼睛,不知做任何反应。
他走了,快步走了。一个军人,走的时候好像有那么重的悲伤压在肩上,低着头大步大步地走。
纸包上有一个地址和姓名,是部队信箱的那种。
纸包里,一大口袋在当时的孩子眼中贵重如同金子般的牛肉干。一生没有捧过那么一大包肉干,那是新年才可以分到一两片的东西。
老师自然看了那些东西。
地址,她没收了,没有给我。牛肉干,没有给吃,说要当心,不能随便吃。
校工的土狗走过,老师将袋子半吊在空中,那些肉干便由口袋中飘落下来,那只狗,跳起来接着吃,老师的脸很平静而慈爱地微笑着。
许多年过去了,再看《水浒传》,看到翠屏山上杨雄正杀潘巧云,巧云向石秀呼救,石秀答了一句:“嫂嫂!不是我!”
那一句“不是我!”勾出了当年那一声又一声一个孩子对着一个哑巴聋兵狂喊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那是今生第一次负人的开始,而这件伤人的事情,积压在内心一生,每每想起,总是难以释然,深责自己当时的懦弱,而且悲不自禁。
而人生的不得已,难道只用“不是我”三个字便可以排遣一切负人之事吗?
亲爱的哑巴“吹兵”,这一生,我没有忘记过你,你还记得炊和吹的不同,正如我对你一样,是不是?我的本名叫陈平,那件小学制服上老挂着的名字。而今你在哪里?请求给我一封信,好叫我买一大包牛肉干和一个金戒指送给你可不可以?
始终没有在排演的时候交谈过一句话——他是一个男生。
却就是那么爱上了他的,那个匪兵甲的人……
那一年的秋天,我大约是十一岁或者十岁。是台北市中正国民小学的一个学生。
每一个学期的开始,学校必然要举行一场校际的同乐会,由全校各班级同学演出歌舞、话剧和说双簧等等的节目。
记得那一次的同乐会演出两出话剧,毕业班的学长们排练的是《吴凤传》。我的姊姊被老师选出来女扮男装,是主角吴凤。
姊姊一向是学校中的风头人物,功课好,人缘好,模样好,而且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始终在当班长。她又有一个好听的绰号,叫做“白雪公主”。
看见姊姊理所当然地扮演吴凤这样重要的人物,我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羡慕,因为很喜欢演戏,而自己的老师却是绝对不会想到要我也去演出的。
说没有上过台也是不对的,有一年,也算演过歌舞剧,老师命我做一棵树。竖着比人还要大的三夹板,上面画的当然是那棵树。笔直地站在树的后面直到落幕。
除了《吴凤传》之外,好似另外一出话剧叫做《牛伯伯打游击》。这两场话剧每天中午都在学校的大礼堂彩排。我吃完了便当,就跑去看姊姊如何舍身取义。她演得不大逼真,被杀的时候总是跌倒得太小心,很娘娘腔地叫了一声“啊——”。
吴凤被杀之后,接着就看牛伯伯如何打游击,当然,彩排的时候剧情是不连贯的。
看了几天,那场指导打游击的老师突然觉得戏中的牛伯伯打土匪打得太容易了,剧本没有高潮和激战。于是他临时改编了剧本,用手向台下看热闹的我一指,说:“你,吴凤的妹妹,你上来,来演匪兵乙,上——来——呀!”
我被吓了一大跳,发觉变成了匪兵。这个,比演一棵树更令人难堪。
以后的中午时间,我的工作便是蹲在一条长板凳上,一大片黑色的布幔将人与前台隔开。当牛伯伯东张西望地经过布幔而来时,我就要唬一下蹦出来,大喊一声:“站住!哪里去?”
有匪兵乙,当然,也有一个匪兵甲。甲乙两个一同躲着,一起跳出去,一齐大喊同样的话,也各自拿着一支扫把柄假装是长枪。
回忆起来,那个匪兵甲的容貌已经不再清晰了,只记得他顶着一个凸凸凹凹的大光头,显然是仔仔细细被剃头刀刮得发亮的头颅。布幔后面的他,总也有一圈淡青色的微光在顶上时隐时现。
在当时的小学校里,男生和女生是禁止说话也不可能一同上课的,如果男生对女生友爱一些,或者笑一笑,第二天沿途上学去的路上,准定会被人在墙上涂着“某年某班某某人爱女生不要脸”之类的鬼话。
老师在那个时代里,居然将我和一个男生一同放在布幔后面,一同蹲在长板凳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始终没有在排演的时候交谈过一句话——他是一个男生。天天一起蹲着,那种神秘而又朦胧的喜悦却渐渐充满了我的心。总是默数到第十七个数字,布幔外牛伯伯的步子正好踩到跟前,于是便一起拉开大黑布叫喊着厮杀去了。
就是那么爱上了他的,那个匪兵甲的人。
同乐会过去了,学校的一切照常进行了。我的考试不及格,老师喝问为什么退步,也讲不上来。于是老师打人,打完后我撩起裙角,弯下腰偷偷擦掉了一点点眼泪。竹鞭子打腿也不怎么痛的,只是很想因此伤心。
那个匪兵甲,只有在朝会的时候可能张望一下。要在队伍里找他倒也不难,他的头比别人的光,也比较大。
我的伤心和考试、和挨打,一点关系也没有。
演完了那出戏,隔壁班级的男生成群结队地欺负人,下课时间总是跑到我们女生班的门口来叫嚣,说匪兵乙爱上了牛伯伯。
被误解是很难过的,更令人难以自处的是上学经过的墙上被人涂上了鬼话,说牛伯伯和匪兵乙正在恋爱。
有一天,下课后走田埂小路回去,迎面来了一大群男生死敌,双方在狭狭的泥巴道上对住了,那边有人开始嘻皮笑脸地喊,慢吞吞地:“不要脸,女生——爱——男——生——”
我冲上去要跟站第一个的男生相打,大堆的脸交错着扑上来,错乱中,一双几乎是在受着极大苦痛而又惊惶的眼神传递过来那么快速的一瞬,我的心,因而尖锐甜蜜地痛了起来。突然收住了步子,拾起掉到水田里的书包,低下头默默侧身而过,背着不要脸呀不要脸的喊声开始小跑起来。
他还是了解我的,那个甲,我们不只一次在彩排的时候心里静悄悄地数着一二三四……然后很有默契地大喊着跳出去。他是懂得我的。
日子一样地过下去,朝会的时刻,总忍不住轻轻回头,眼光扫一下男生群,表情漠漠然的,那淡淡的一掠,总也被另外一双漠漠然的眼白接住,而“国旗”就在歌声里冉冉上升了。总固执地相信,那双眼神里的冷淡,是另有信息的。
中午不再去排戏了,吃完了饭,就坐在教室的窗口看同学。也是那一次,看见匪兵甲和牛伯伯在操场上打架,匪兵被压在泥巴地上,牛伯伯骑在他身上,一直打一直打。那是雨后初晴的春日,地上许多小水塘,看见牛伯伯顺手挖了一大块湿泥巴,啪一下糊到匪兵甲的鼻子和嘴巴上去,被压在下面的人四肢无力地划动着。那一霎,我几乎窒息死去,指甲掐在窗框上快把木头插出洞来了,而眼睛不能移位。后来,我跑去厕所里吐了。
经过了那一次,我更肯定了自己的那份爱情。
也是那长长的高小生活里,每天夜晚,苦苦地哀求在黑暗中垂听祷告的神,苦求有一日长大了,要做那个人的妻子。哀哀地求,坚定地求,说是绝对不反悔的。
当我们站在同样的操场上唱出了毕业的骊歌来时,许多女生稀里哗啦地又唱又流泪,而女老师们的眼眶也是淡红色的。司仪一句一字地喊,我们一次一次向校长、主任、老师弯下了腰,然后听见一句话:“毕业典礼结束。礼——成。散——会。”
没有按照两年来的习惯回一下头,跟着同学往教室里冲。理抽屉,丢书本,打扫,排桌子,看了一眼周遭的一切,这,就结束了。
回家的路上,尽可能地跑,没命地狂跑,甩掉想要同行的女生,一口气奔到每天要走的田埂上去,喘着气拼命地张望——那儿,除了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水波之外,没有什么人在等我。
进初中的那年,穿上了绿色的制服,坐公共汽车进城上下学,“总统府”的号兵和“国旗”一样升起。刻骨的思念,即使再回头,也看不见什么了。
也是在夜间要祈祷了才能安心睡觉的,那个哀求,仍是一色一样。有一次反反复复地请愿,说着说着,竟然忘了词,心里突然浮上了一种跟自己那么遥远的无能为力和悲哀。
“当年,你真爱过牛伯伯吧?”
我笑了起来,说没有,真的没有。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两次小学同学会,来的同学都带了家眷。人不多,只占了一个大圆桌吃饭。说起往事,一些淡淡的喜悦和亲,毕竟这都已成往事了。
饭后一个男生拿出了我们那届的毕业纪念册来——学校印的那一本。同学们尖叫起来,抢着要看看当年彼此的呆瓜模样。那一群群自以为是的小面孔,大半庄严地板着,好似跟摄影师有仇似的。
“小时候,你的眉头总是皱着。受不了
!”一个男生说。
“原来你也有偷看我呀?!”顺手啪一下打了他的头。
轮到我一个人捧着那本纪念册的时候,顺着已经泛黄了的薄纸找名单——六年甲班的。找到了一个人名,翻到下一页,对着一排排的光头移手指,他,匪兵甲,就在眼前出现了。
连忙将眼光错开,还是吃了一惊,好似平白被人用鎯头敲了一下的莫名其妙。
“我要回去了,你们是散还是不散呀?”
散了,大家喊喊叫叫地散了。坐车回家,付钱时手里握的是一把仔细数好的零钱。下车了,计程车司机喊住了我,慢吞吞地说:“小姐,你弄错了吧!少了五块钱。”没有跟他对数,道了歉,马上补了。司机先生开车走的时候笑着说:“如果真弄错倒也算了,可是被骗的感觉可不大舒服。”
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只能说一句话:“嗳,老天爷,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