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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以前的夏天，我回国去看望久别的父母，虽然只在家里居住了短短的两个月，可是该见的亲友却也差不多见到了。
在跟随父母拜访长一辈的父执时，总有人会忍不住说出这样的话来：“想不到那个当年最不爱念书的问题孩子，今天也一个人在外安稳下来了，怎不令人欣慰呢！”
这种话多听了几遍之后，我方才惊觉，过去的我，在亲戚朋友之间，竟然留下了那么一个错误的印象，听着听着，便不由得在心里独自暗笑起来。
要再离家之前，父亲与我挤在闷热的贮藏室里，将一大盒一大箱的书籍翻了出来，这都是我初出国时，特意请父亲替我小心保存的旧书，这一次选择了一些仍是心爱的，预备寄到遥远的加纳利群岛去。
整理了一下午，父亲累得不堪，当时幽默地说：“都说你最不爱读书，却不知烦死父母的就是一天一地的旧书，倒不如统统丢掉，应了人家的话才好。”
说完父女两人相视而笑，好似在分享一个美好的秘密，乐得不堪。
算起我看书的历史来，还得回到抗战胜利复员后的日子。
那时候我们全家由重庆搬到南京，居住在鼓楼，地址叫“头条巷四号”的一幢大房子里。
我们是浙江人，伯父及父亲虽然不替政府机关做事，战后虽然回乡去看望过祖父，可是，家仍然定居在南京。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有的堂兄姐念中大，有的念金陵中学，连大我三岁的亲姐姐也进了学校，只有我，因为上幼稚园的年纪还不够，便跟着一个名叫兰瑛的女工人在家里玩耍。那时候，大弟弟还是一个小婴儿，在我的记忆里，他好似到了台湾才存在似的。
带我的兰瑛本是个逃荒来的女人，我们家原先并不需要再多的人帮忙，可是因为她跟家里的老仆人，管大门的那位老太太是亲戚，因此收留了她，也收留了她的一个小男孩，名叫马蹄子。
白天，只要姐姐一上学，兰瑛就把我领到后院去，叫马蹄子跟我玩。我本来是个爱玩的孩子，可是对这个一碰就哭的马蹄子实在不投缘，他又长了个癞痢头，我的母亲不知用什么白粉给他擦着治，看上去更是好讨厌，所以，只要兰瑛一不看好我，我就从马蹄子旁边逃开去，把什么玩具都让给他，他还哭。
在我们那时候的大宅子里，除了伯父及父亲的书房之外，在二楼还有一间被哥哥姐姐称作图书馆的房间，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个大窗，对着窗外的梧桐树。房间内，全是书。
大人的书，放在上层，小孩的书，都在伸手就够得到的地板边上。
我因为知道马蹄子从来不爱跟我进这间房间，所以一个人就总往那儿跑，我可以静静地躲到兰瑛或妈妈找来骂了去吃饭才出来。
当时，我三岁吧！
记得我生平第一本看的书，是没有字的，可是我知道它叫《三毛流浪记》，后来，又多了一本，叫《三毛从军记》，作者是张乐平。
我非常喜欢这两本书，虽然它的意思可能很深，可是我也可以从浅的地方去看它，有时笑，有时叹息，小小的年纪，竟也有那份好奇和关心。
“三毛”看过了。其他凡是书里有插图画的儿童书，我也拿来看看。记得当时家里有一套孩子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编的人，是姐姐的校长，鼓楼小学的陈鹤琴先生，后来我进了鼓楼幼稚园，也做了他的学生。
我在那样的年纪，就“玩”过《木偶奇遇记》《格林兄弟童话》《安徒生童话集》还有《爱的教育》《苦儿寻母记》《爱丽丝漫游仙境》……许多本童话书，这些事，后来长大了都问过父亲，向他求证，他不相信这是我的记忆，硬说是堂兄们后来在台湾告诉我的，其实我真没有说谎，那时候，看了图画、封面和字的形状，我就拿了去问哥哥姐姐们，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小孩为什么画他哭，书里说些什么事情，问来问去，便都记住了。
所以说，我是先看书，后认字的。
有一日，我还在南京家里假山堆上看桑树上的野蚕，父亲回来了，突然拿了一大沓叫做金圆券的东西给我玩，我当时知道它们是一种可以换马头牌冰棒的东西，不禁吓了一跳，一看姐姐，手上也是一大沓，两人高兴得不得了，却发现家中老仆人在流泪，说我们要逃难到台湾去了。
逃难的记忆，就是母亲在中兴轮上吐得很厉害，好似要死了一般地躺着，我心里非常害怕，想帮她好起来，可是她无止无境地吐着。
在台湾，我虽然年龄也不够大，可是母亲还是说动了老师，将我和姐姐送进国民学校去念书，那时候，我已经会写很多字了。
我没有不识字的记忆，在小学里，拼拼注音、念念国语日报，就一下开始看故事书了。
当时，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每个月《学友》和《东方少年》这两本杂志出书的时候，姐姐也爱看书，我不懂的字，她会教，王尔德的童话，就是那时候念来的。
初小的国语课本实在很简单，新书一发，我拿回家请母亲包好书皮，第一天大声朗读一遍，第二天就不再新鲜了。我甚至跑去跟老师说，编书的人怎么不编深一点，把我们小孩子当傻瓜，因为这么说，还给老师骂了一顿。
《学友》和《东方少年》好似一个月才出一次，实在不够看，我开始去翻堂哥们的书籍。
在二堂哥的书堆里，我找出一些名字没有听过的作家，叫做鲁迅、巴金、老舍、周作人、郁达夫、冰心这些字，那时候，才几岁嘛，听过的作家反而是些外国人，《学友》上介绍来的。
记得我当时看了一篇大概是鲁迅的文章，叫做《风筝》，看了很感动，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内容，后来又去看《骆驼祥子》，便不大看得懂，又看了冰心写给小读者的东西，总而言之，那时候国语日报不够看，一看便看完了。所以什么书拿到手来就给吞下去。
有一日大堂哥说：“这些书禁了，不能看了，要烧掉。”
什么叫禁了，也不知道，去问母亲，她说“有毒”，我吓了一大跳，看见哥哥们蹲在柚子树下烧书，我还大大地吁了口气，这才放下心来。
又过了不知多久，我们住的地方，叫做朱厝仑的，开始有了公共汽车，通车的第一天，全家人还由大伯父领着去坐了一次车，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有了公车，这条建国北路也慢慢热闹起来了，行行业业都开了市，这其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商店也挂上了牌子——建国书店。
那时候，大伯父及父亲千辛万苦带了一大家人迁来台湾，所有的一些金饰都去换了金圆券给流掉了，大人并没有马上开业做律师，两房八个孩子都要穿衣、吃饭、念书，有的还要生病。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形一定是相当困难的，只是我们做孩子的并不知觉而已。
当我发现“建国书店”是一家租书店的时候，一向很听话的我，成了个最不讲理的孩子，我无止无休地缠住母亲要零钱。她偶尔给我钱，我就跑去书店借书。有时候母亲不在房内，我便去翻她的针线盒、旧皮包、外套口袋，只要给我翻出一毛钱来，我就往外跑，拿它去换书。
“建国书店”实在是个好书店，老板不但不租低级小说，他还会介绍我和姐姐在他看来不错的书，当时，由赵唐理先生译的，劳拉·英格儿所写的全套美国移民西部生活时的故事书——《森林中的小屋》《梅河岸上》《草原上的屋》《农夫的孩子》《银湖之滨》《黄金时代》这些本关联的故事简直看疯了我。
那时候，我看完了“建国书店”所有的儿童书，又开始向其他的书籍进攻，先是《红花侠》，后是《三剑客》，再来看《基度山恩仇记》，又看《唐·吉诃德》。后来看上了《飘》，再来看了《简爱》《琥珀》《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雷绮表姐》……我跌入这一道洪流里去，痴迷忘返。
春去秋来，我的日子跟着小说里的人打转，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惊觉，自己已是高小五年级的学生了。
父母亲从来没有阻止过我看书，只有父亲，他一再担心我那种看法，要看成大近视眼了。
奇怪的是，我是先看外国译本后看中国文学的，我的中文长篇，第一本看的是《风萧萧》，后来得了《红楼梦》已是五年下学期的事情了。
我的看书，在当时完全是生吞活剥，无论真懂假懂，只要故事在，就看得下去，有时看到一段好文章，心中也会产生一丝说不出的滋味来，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字原来叫做“感动”。
高小的课程原先是难不倒我的，可是算术加重了，鸡兔同笼也来了，这使得老师十分紧张，一再地要求我们演算再演算，放学的时间自然是晚了，回家后的功课却是一日重于一日。
我很不喜欢在课堂上偷看小说，可是当我发觉，除了这种方法可以抢时间之外，我几乎被课业迫得没有其他的办法看我喜欢的书。
记得第一次看《红楼梦》，便是书盖在裙子下面，老师一写黑板，我就掀起裙子来看。
当我初念到宝玉失踪，贾政泊舟在客地，当时，天下着茫茫的大雪，贾政写家书，正想到宝玉，突然见到岸边雪地上一个披猩猩大红氅、光着头、赤着脚的人向他倒身大拜下去，贾政连忙站起身来要回礼，再一看，那人双手合十，面上似悲似喜，不正是宝玉吗，这时候突然上来了一僧一道，挟着宝玉高歌而去——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濛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当我看完这一段时，我抬起头来，愣愣地望着前方同学的背，我呆在那儿，忘了身在何处，心里的滋味，已不是流泪和感动所能形容，我痴痴地坐着、痴痴地听着，好似老师在很远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可是我竟没有回答她。
老师居然也没有骂我，上来摸摸我的前额，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默默地摇摇头，看着她，恍惚地对她笑了一笑。那一刹那间，我顿然领悟，什么叫做“境界”，我终于懂了。
文学的美，终其一生，将是我追求的目标了。
《红楼梦》，我一生一世都在看下去。
又过了一年，我们学唱《青青校树》，六年的小学教育终成为过去，许多同学唱歌痛哭，我却没有，我想，这倒也好，我终于自由了。
要升学参加联考的同学，在当时是集体报名的，老师将志愿单发给我们，要我们拿回家去细心地填。
发到我，我跟她说：“我不用，因为我决定不再进中学了。”
老师几乎是惊怒起来，她说：“你有希望考上，为什么气馁呢？”
我哪里是没有信心，我只是不要这一套了。
“叫你妈妈明天到学校来。”她仍然将志愿单留在我桌上，转身走了。
我没有请妈妈去学校，当天晚上，父亲母亲在灯下细细地读表，由父亲一笔一画亲手慎重地填下了我的将来。
那天老师意外地没有留什么太重的家庭作业，我早早地睡下了，仰躺在被里，眼泪流出来，塞满了两个耳朵。
做小孩子，有时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要怎么过自己的一生，大人自然得问都不问你一声。
那一个漫长的暑假里，我一点也不去想发榜的事情，为了得着一本厚厚的《大戏考》欣喜若狂，那一阵眼睛没有看瞎，也真是奇迹。
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凡事不关心，除了这些被人称为“闲书”的东西之外，我是一个跟生活脱了节的十一岁的小孩，我甚而没有什么童年的朋友，也实在忙得没有时间出去玩。
最最愉快的时光，就是搬个小椅子，远远地离开家人，在院中墙角的大树下，让书带我去另一个世界。
它们真有这种魔力。
我是考取了省中的，怎么会进去的，只有天晓得。小学六年级那年，生活那么紧张，还偷看完了整整一大部《射雕英雄传》。
这看完并不算浪费时间，可怕的是，这种书看了，人要发呆个好多天醒不过来。
进了中学，看书的嗜好竟然停了下来，那时候我初次坐公车进城上学，四周的同学又是完全陌生的脸孔，一切都不再像小学一般亲切熟悉。新环境的惊愕，使我除了努力做乖孩子，不给旁人比下来之外，竟顾不了自己的心怀意念和兴趣。
我其实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学校安排的课程听上去是那么有趣，美术、音乐、英文、历史、国文、博物……在这些科目的后面，应该蕴藏了多少美丽的故事。数学，也不该是死板的东西，因为它要求一步一步地去推想、去演算，这和侦探小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我是这么地渴求新的知识，我多么想知道一朵花为什么会开，一个艺术家，为什么会为了爱画、爱音乐甘愿终生潦倒，也多么想明白，那些横写的英文字，到底在向我说些什么秘密……
可惜我的老师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我渴羡的故事。
美术就是拿些蜡做的水果来，把它画得一模一样；音乐是单纯的唱歌；地理、历史，应该是最好玩的科目，可是我们除了背书之外，连地图都很少画。
我最爱的英文老师，在教了我们一学期之后，又去了美国。
数学老师与我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她双眼盯住我的凶光，好似武侠小说中射来的飞镖一样。
初一那年我的成绩差强人意，名次中等，不留级。
暑假又来了，我丢下书包，迫不及待地往租书店跑，那时候，我们已搬到长春路底去居住，那儿也有租书店，只是那家店，就不及“建国书店”高贵，它是好书坏书夹杂着，我租书有年，金杏枝的东西，就没去错拿过它。
也是在那个夏天，父亲晒大樟木箱，在一大堆旧衣服的下面，被我发觉了封尘多少年的宝藏，父母自己都早已忘了的书籍。
那是一套又一套的中国通俗小说。
泛黄的、优美细腻的薄竹纸，用白棉线装订着，每本书前几页有毛笔画出的书中人物，封面正左方窄窄长长的一条白纸红框，写着这样端正秀美的毛笔字——“水浒传”“儒林外史”“今古奇观”……
我第一次觉着了一本书外在形式的美。它们真是一件件艺术品。
发觉了父亲箱底那一大堆旧小说之后，我内心挣扎得很厉害，当时为了怕书店里的旧俄作家的小说被别人借走，我在暑假开始时，便倾尽了我的零用钱，将它们大部分租了下来，那时手边有《复活》《罪与罚》《死灵魂》《战争与和平》《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还有《猎人日记》与《安娜·卡列尼娜》……这些都是限时要归还的。
现在我同时又有了中国小说。一个十二岁的中国人，竟然还没有看过《水浒传》，使我羞愧交加，更是着急地想去念它。
父亲一再地申诫我：“再看下去要成瞎子了，书拿得远一点，不要把头埋进去呀！”
我那一个夏天，是做了一只将头埋在书里的鸵鸟，如果问我当时快不快乐，我也说不出来，我根本已失去了自己，与书本融成一体了，哪里还知道个人的冷暖。
初二那年，连上学放学时挤在公共汽车上，我都抱住了司机先生身后那根杠子，看我那被国文老师骂为“闲书”的东西。
那时候我在大伯父的书架上找到了《孽海花》《六祖坛经》《阅微草堂笔记》，还有《人间词话》，也看租来的芥川龙之介的短篇，总而言之，有书便是好看，生吞活剥，杂得一塌糊涂。
第一次月考下来，我四门不及格。
父母严重地警告我，再不收收心，要留级了。又说，看闲书不能当饭吃，将来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也该立下志向，这样下去，做父母的怎么不担心呢。
我哪里有什么立志的胸怀，我只知看书是世界上最最好玩的事，至于将来如何谋生，还远得很哪。
虽然这么说，我还是有羞耻心，有罪恶感，觉得成绩不好，是对不住父母的行为。
我勉强自己收了心，跟每一位老师合作，凡书都背，凡课都听，连数学习题，我都一道一道死背下来。
三次数学小考，我得满分。
数学老师当然不相信我会突然不再是白痴了，她认为我是个笨孩子，便该一直笨下去。
所以，她开始怀疑我考试作弊。当她拿着我一百分的考卷逼问我时，我对她说：“作弊，在我的品格上来说，是不可能，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
她气得很不堪，冷笑了一下，下堂课，她叫全班同学做习题，单独发给我一张考卷，给了我几个听也没有听过的方程式。
我当场吃了鸭蛋。
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这位数学老师，拿着蘸得饱饱墨汁的毛笔，叫我立正，站在她画在地下的粉笔圈里，笑吟吟恶毒无比地说：“你爱吃鸭蛋，老师给你两个大鸭蛋。”
在我的脸上，她用墨汁在我眼眶四周涂了两个大圆饼，因为墨汁太多了，它们流下来，顺着我紧紧抿住的嘴唇，渗到嘴巴里去。
“现在，转过去给全班同学看看。”她仍是笑吟吟地说。
全班突然爆出了惊天动地的哄笑，只有一个同学没有笑，低下头好似要流泪一般。
我弄错了一点，就算这个数学老师不配做老师，在她的名分保护之下，她仍然可以侮辱我，为所欲为。
画完了大花脸，老师意犹未尽，她叫我去大楼的走廊上走一圈。我僵尸般地走了出去，廊上的同学先是惊叫，而后指着我大笑特笑，我，在一刹那间，成了名人。
我回到教室，一位好心的同学拖了我去洗脸，我冲脸时一句话都没有说，一滴泪都没有掉。
有好一阵，我一直想杀这个老师。
我照常上了几天课，照常坐着公共汽车晃去学校。
有一天，我站在“总统府”广场的对面，望着学校米黄色的平顶，我一再地想，一再地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喜爱的东西？我在这儿到底是在忍耐什么？这么想着想着，人已走到校门口，我看一下校门，心里叹着：“这个地方，不是我的，走吧！”
我背着书包，一坐车，去了六张犁公墓。
在六张犁那一大堆土馒头里，我也埋下了我不愉快的学校生涯。
那时候，我认识的墓地有北投陈济棠先生的墓园，有阳明山公墓，有六张犁公墓，在现在市立殡仪馆一带也有一片没有名字的坟场。这些地方，我是常客。世上再没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
逃学去坟场其实很不好玩，下起雨来更是苦，可是那儿安静，可以用心看书。
母亲不知我已经不上学了，每天一样给我饭钱，我不吃饭，存了三五元，去牯岭街当时的旧书店（当时不放地摊的），买下了生平第一本自己出钱买下的书，上下两册，叫做《人间的条件》。
我是不太笨的，旷课两三天，便去学校坐一天，老师看见我了，我再失踪三五天。
那时家中还没有装电话，校方跟家长联络起来并不很方便。
我看书的速度很快，领悟力也慢慢地强了，兴趣也更广泛些了，我买的第二本书，也是旧的，是一本《九国革命史》，后来，我又买进了国语日报出的一本好书，叫做《一千零一个为什么》，这本书里，它给小孩子讲解自然科学上的常识，浅浅的解释，一目了然，再不久，我又买下了《伊凡·傅罗姆》这本太感人的旧书，后来差不多从不吃饭，饭钱都换了书。在逃学完完全全释放的时光里，念我真正爱念的东西，那真是生命最大的享受。
逃课的事，因为学校寄了信给家里，终于到了下幕的时候。
当时，我曾经想，这事虽然是我的错，可是它有前因，有后果，如果连父母都不了解我，如果父亲也要动手打我，那么我不如不要活了。
我休学了一年，没有人说过一句责备我的话。父亲看了我便叹气，他不跟我多说话。
第二年开学了，父母鼓励我再穿上那件制服，勉强我做一个面对现实的人。而我的解释，跟他们刚好不太一样，面对自己内心不喜欢的事，应该叫不现实才对。
母亲很可怜，她每天送我到学校，看我走进教室，眼巴巴地默默地哀求着我，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我低头坐在一大群陌生的同学里，心里在狂喊：“母亲，你再用爱来逼我，我要疯了！”
我坐一节课，再拿起书包逃出校去，那时候我胆子大了，不再上坟墓，我根本跑到省立图书馆去，在那里，一天啃一本好书，看得常常放学时间已过，都忘了回家。
在我初二下那年，父母终于不再心存幻想，将这个不成器的孩子收留在家，自己教育起来。
我的逃学读书记也告一段落了。
休学在家，并不表示受教育的终止。
当时姐姐高中联考上榜了二女中，可是她实在受不了数学的苦难，又生性喜欢音乐，在经过与父母的恳谈和了解之下，她放弃了进入省中的荣誉，改念台北师范学校音乐科，主修钢琴，副修小提琴。也因为这一个选择，姐姐离家住校，虽然同在台北市里住着，我却失去了一个念闲书的好伴侣。
姐姐住校去了，我独占了一间卧室，那时我已办妥休学手续，知道不会再有被迫进教室的压力，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起来。
那一年的压岁钱，我去买了一个竹做的美丽书架，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架上零零落落的几十本书，大半是父亲买回来叫我念的。
每天黄昏，父亲与我坐在藤椅上，面前摊着《古文观止》，他先给我讲解，再命我背诵，奇怪的是，没有同学竞争的压力，我也领悟得快得多，父亲只管教古文，小说随我自己看。
英文方面，我记得父亲给我念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奥·亨利写的《浮华世界》，后来又给我买了《小妇人》《小男儿》这些故事书，后来不知为了什么，母亲每一次上街，都会带英文的漫画故事给我看，有对话、有图片，非常有趣而浅近，如《李伯大梦》《渴睡乡的故事》（中文叫《无头骑士》吗）《爱丽丝漫游仙境》《灰姑娘》这些在中文早已看过的书，又同英文一面学一面看，英文就慢慢地会了。
真的休学在家，我出门去的兴趣也减少了，那时很多同年龄的孩子们不上学，去混太保太妹，我却是不混的，一直到今天，我仍是个内心深爱孤静而不太合群的人。
每一次上街，只要母亲同意，我总是拿了钱去买书，因为向书店借书这件事情，已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了。一本好书，以前是当故事看，后来觉着不对，因为年龄不同了，同样一本书每再重看，领悟的又是一番境界，所以买书回来放在架上，想起来时再反复地去回看它们，竟成了我少年时代大半消磨时间的方法。
因为天天跟书接近，它们不但在内容方面教育我，在外形方面，也吸引了我，一个房间，书多了就会好看起来，这是很主观的看法，我认定书是非常优雅美丽的东西，用它来装饰房间，再合适不过。
竹书架在一年后早已满了，父亲不声不响又替我去当时的长沙街做了一个书橱，它真是非常地美丽，狭长轻巧，不占地方，共有五层，上下两个玻璃门可以关上。
这一个书架，至今在我父母的家里放着，也算是我的一件纪念品吧！
在我十五六岁时，我成了十足的书奴，我的房间，别人踏不进脚，因为里面不但堆满了我用来装饰房间的破铜烂铁，其他有很多的空间，无论是桌上、桌下、床边、地板上、衣橱里，全都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书籍，在性质上，它们也很杂，分不出一个类别来，总是文学的偏多了些。
台湾的书买得不够，又去香港方面买，香港买不满足，又去日本方面买，从日本那边买的大半是美术方面的画册。
现在回想起来，我每年一度的压岁钱和每周的零用，都是这么送给了书店。
我的藏书，慢慢地在亲戚朋友间有了名声，差不多年龄的人，开始跑来向我借。
爱书的人，跟守财奴是一色一样的，别人开口向我借书，我便心痛欲死，千叮万咛，请人早早归还，可惜借书不还的人是太多了。
有一次，堂哥的学音乐的同学，叫做王国梁的，也跑来向我借书，我因跟二堂哥懋良感情至深，所以对他的同学也很大方，居然自己动手选了一大堆最爱的书给国梁，记得拿了那么多书，我们还用麻绳扎了起来，有到腰那么高一小堆。
“国梁，看完可得快快还我哦！”我看他拎着我的几十本书，又不放心地追了出去。
国梁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守信用的人，当时他的家在板桥，书当然也放在板桥。就有那么不巧，书借了他，板桥淹了一次大水，我的书，没有救出来。国梁羞得不敢来见我，叫别人来道歉，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心痛得哭了起来，恨了他一场，一直到他去了法国，都没有理他。而今想不到因为那一批书债，半生都过去了，国梁这个名字却没有淡忘，听说前年国梁带了法国太太回台，不知还记不记得这一段往事。我倒是很想念他呢。
其实水淹了我的几十本书，倒给我做了一个狠心的了断，以后谁来借书都不肯了，再也不肯。
在这些借书人里，也有例外的时候，我的朋友王恒，不但有借必还，他还会多还我一两本他看过的好书。王恒也是学音乐的，因为当年借书，我跟他结成挚友，一直到现在。
那时候，台湾出版界并不如现在的风气兴旺，得一套好书并不很容易，直到“文星”出了小本丛书，所谓青年作家的东西才被比较有系统地做了介绍。我当时是一口气全买。那时梁实秋先生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也出了，在这之前，虽然我已有了“世界”出版的朱生豪先生译的那一套，也有英文原文的，可是爱书成奴，三套比较着，亦是怡然。
又过了不久，台湾英文翻版书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件事情在国际间虽然将台湾的名声弄得很坏，可是当时我的确是受益很多的。一些英文哲学书籍，过去很贵的，不可能大量地买，因为有了不道德的翻版，我才用很少量的金钱买下了它们。
爱书成痴，并不是好事，做一个书呆子，对自己也许没有坏处，可是这毕竟只是个人的欣赏和爱好，对社会对家庭，都不可能有什么帮助。从另一方面来说，学不能致用，亦是一种浪费，很可惜，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父亲常常问我：“你这么啃书啃书，将来到底要做什么？不如去学一技之长的好。”
我没有一技之长，很惭愧的，至今没有。
离家之后，我突然成了一个没有书籍的人，在国外，我有的不过是一个小房间，几本教科书，架上零零落落。
我离开了书籍，进入了真真实实的生活。
在一次一次的顿悟里，那沉重的大书架，不知不觉化作了我的灵魂和思想，突然发觉，书籍已经深深植根在我身体里，带不带着它们，已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在象牙塔里看书，实是急不得的，一旦机缘和功力到了某个程度，这座围住人的塔，自然而然地会消失的，而“真理”，就那么明明白白，简简单单地向人显现了。
我从来没有妄想在书本里求功名，以至于看起书来，更是如鱼得水，“游于艺”是最高的境界，在那儿，我的确得到了想象不出的愉快时光，至于顿悟和启示，那都是混在念书的欢乐里一起来的，没有丝毫强求。
而今在荷西与我的家里，两人加起来不过一千六百多本书，比起在父母家的盛况，现在的情形是萧条多了。
望着架上又在逐渐加多的书籍，一丝甜蜜和些微的怅然交错地流过我的全身，而今我仍是爱书，可是也懂得爱我平凡的生活，是多少年的书本，才化为今日这份领悟和宁静。我的心里，悄悄地有声音在对我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