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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老舍曾经对初学写作的年轻人说：“先搜集材料，越多越好。”著名作家周立波也认为“材料少了不好办”。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每次采访都要搜集大量材料。仅1970年以来采集的新闻素材笔记就装满了两大箱。遗憾的是，新闻素材的利用率太低了。
拿1978年的一次采访来说吧。我在山东诸城县住了20多天，了解县委书记王树芳的事迹，记下1 200多页笔记，约计20万字，可是只发表了一篇4 000多字的人物通讯，利用率只有2%，98%的新闻素材没有派上用场。
我们常说“搜集材料要以十当一，使用材料要以一当十”。采访到的材料多，稿子里使用的材料少，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不想办法提高新闻素材利用率，让大量有生活气息的材料“烂”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怎样提高新闻素材的利用率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新闻素材是进入记者视野并被记者所意识、所采撷的生活现象，即从社会生活中摄取而来、尚未经过提炼和加工的原始材料。新闻素材经过选择、集中、提炼，其中一部分被记者写入新闻作品。这些被写到稿子里的材料称为新闻题材。要提高新闻素材的利用率，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尽量把精彩的新闻素材转化为新闻题材。
1979年冬天，我到泰安县徂徕公社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徂徕村的同志告诉我，这个大队有男女整劳力和半劳力754人，耕地1 471亩。1978年吃“大锅饭”，全年农业用工15.7万多个，每亩农田用工115个，平均每个工日生产粮食7.3斤。1978年实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全年农业实用工6.9万多个，比上一年节约了8.8万多个；每亩农田平均用工55个，比上一年节约了52%；每个工日平均生产粮食18.8斤，比上年增加了一倍半。全年节约出来的劳动工日相当于272个男整劳力全年的投工总量。农田作业节余出来的大批劳动力，为发展林、牧、副各业创造了条件。1979年，徂徕村从各生产队抽调了20名劳力打石头，10名劳力搞条编，他们还扩大了原来的木工组，全大队从事副业生产的人员由上一年的25人增加到60人，1978年全年副业收入1.5万多元，1979年1至10月份副业收入超过了5万元，相当于上年全年副业收入的3.5倍。
这件事最初只是作为新闻素材记入笔记本。后来，在翻阅笔记本时，我觉得徂徕村合理利用剩余劳力的经验很有价值。我国农村人多地少，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不到5亩土地，同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数字是相当低的。就是同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相比，也下降了许多。农业合作化时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8亩左右土地。按照这个标准计算，目前全国的耕地只需两亿个农业劳动力就够了。如果考虑到机械化水平提高这个因素，农业战线劳动力的潜力就更大了。在不久的将来，全国将有一亿多到两亿农业劳动力从农田里解放出来。这么多剩余劳动力怎样才能得到妥善安置？怎样才能合理使用？这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村即将面临的重大课题。
于是，我将笔记本中的这一新闻素材摘了出来，写成一篇题为《要合理利用农业劳动力》的“记者来信”。《人民日报》刊登这封“记者来信”时加了一则“编后”，充分肯定徂徕村合理安排剩余劳动力的经验。1978年我写的《从十二斤七两到一百零八斤》，也是利用翻检笔记本时发现的新闻素材写成的。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仅要善于搜集丰富的新闻素材，而且要珍惜每一个有报道价值的新闻素材，及时把它转化成新闻题材，不要让水灵灵的新闻素材变成枯萎的“花”。
1983年夏天，我到沂蒙山区采访，写了一篇题为《眼界与财富》的“沂蒙山书简”，想反映沂蒙山区领导干部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经历的“三重境界”。从前，由于受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不少人一提起“农业”就是“粮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抓了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眼界稍微开阔了一点，把公式改为农业等于粮食加经济作物。但是，他们仍旧是在“二亩三分地”上打主意。直到1983年，干部的眼界才开始超出耕地的范围，逐步认识到山、水、田、土都是宝贵财富。
为了揭示这一深刻变化，我选择了两个典型事例：一个是酸枣；一个是白莲。沂蒙山有许多酸枣林。扁圆形的酸枣仁是性质平和的安神药，有滋养强壮功效，有助于医治失眠、健忘、心悸、头晕等症。可是前些年，许多社员把酸枣树砍下来编织自留地的篱笆，有的把它连根拔掉，晒干了当柴烧。近两年的情况不同了，蒙阴县人民政府接连下达了《关于保护酸枣资源的通知》和《关于加速发展酸枣生产的通知》，有的县还专门召开了发展酸枣生产会议，研究保护酸枣资源、发展酸枣生产的具体措施。一两年工夫，日渐稀疏的酸枣林又繁茂起来了。我来到蒙阴县小山口大队，只见一道道的堰上全都长着嫩绿的酸枣树。我问一位社员，全村有多少酸枣树？他说数不清。一位大队干部告诉我，一斤酸枣核可以卖一元钱，估计1983年酸枣核收入抵得上1978年全大队社员集体分配收入的总和。
在苍山县，我参观了姚庄大队的火石岭。这道岭如同它的名字，被“烧”得光秃秃的。岭脚下有一棵刺槐，大队党支部书记姚恒忠告诉我，他7岁放牛时这棵树好像就这么粗，如今他49岁了，树还是这么粗。由于土地贫瘠，这个大队不纳税，不完粮，碌碡一停，就得吃统销。1975年，姚庄大队社员曾经想把火石岭改造成苹果园。他们挖了1 500个树坑，谁知火石岭土质坚硬，滴水不漏，太阳一晒，坑里的积水发烫，改造计划落了空。从此，在姚庄人眼里，火石岭成了地地道道的“废物”。
可是，随着人们眼界的不断开阔，像火石岭这样的“废物”也开始向人们献宝了。就在改造火石岭的计划失败以后，村里的20多户社员利用废弃的苹果树坑试种莲藕。一米见方的小坑，竟能收获十斤小白莲。群众的实践牵动了党支部书记的心。他想：莲藕“不怕天涝，就怕地涝”。火石岭不漏水，不会发生地捞，只要引来客水，火石岭是种莲藕的好地方。他们说干就干，1982年农历十二月，全村老少齐动手，在火石岭上挖成了400多个4米宽、6米长、90厘米深的藕池，池子里垫上熟土，掺上粪，从岭下扬水入池。1983年清明节前种下藕芽，大都是当地的优良品种“小白莲”，一藕三节，色白质细，吃到嘴里没有渣子。
我冒雨登上火石岭，看到一方连一方新挖的藕池中，鲜嫩的小荷叶漂浮在水面上，一派生机。党支部书记对我说：“你最好七八月份来，那时火石岭上荷花开，比现在更好看！”
酸枣核和小白莲，引起我的许多联想。我觉得这两件事虽然不大，但它足以说明沂蒙山区干部群众对自然界的认识比从前大大前进了一步。
然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他们并不了解沂蒙山区的过去。如果稿子里只讲现在，他们很难看出人们思想境界的变化。没有变化，写出来的只能是静止的、平面的、表面的东西，读者很难有深刻的感受。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变化，我翻阅了前些年到沂蒙山区采访时记的笔记，发现了一个可以用作背景的新闻素材：
1977年冬天，我到沂源县张庄大队访问一等残废军人朱彦富。这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采访任务完成以后，大队保管员用独轮手推车推着铺盖送我。20里山路，我们边走边聊。我问：“队里一年能分多少钱？”他说：“不大分钱。”我说：“那你打油买火的钱从哪里来？”腼腆的老保管低着头，好大一阵才说：“我有私字。”经再三盘问他才告诉我，他在家门口的地堰上栽了10棵花椒树，有粪就上，就尿就浇，一年能换回300多元。
听了老保管的话，我的心颤动了：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可在这消息闭塞的沂蒙山区，“靠山吃山”仍然像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回到县城，我把老保管种花椒的事告诉了县里的干部。我说：“10棵花椒树一年收入300元，一道地堰的收入能顶1 000多斤粮食。沂蒙山区层峦叠嶂，沟壑纵横，要是荒山荒坡全利用起来，该创造出多少财富啊！”县里的同志说：“难啊！山里的干部，谁还不知道山是宝？可是，上级只认粮食。亩产过了‘江’（‘江’指长江，过了‘江’就是亩产超过800斤），开会坐头排，又发奖旗又提拔。‘指标’压着头，谁还有心思在‘山’上做文章？”
我把六年前积累的这一生活素材原封不动地用到“书简”的开头。有了这一背景材料，这篇通讯就有了立体感和纵深感，比只写“酸枣核”和“小白莲”深刻得多。
我们常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比较，有“纵的比较”，也有“横的比较”。“横的比较”是甲事物同乙事物的比较；“纵的比较”是现在同过去的比较。记者笔记本里积存的大量新闻素材，是进行纵横比较的好材料。
马克思说：“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丰富的生活积累可以促使我们孕育出较好的新闻主题。
1979年夏天，我到被誉为西瓜之乡的德州市五二大队瓜棚采访，写了一篇题为《只要政策不多变，往后城里人想吃啥都有》的访问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徐立华当了十年大队干部，在作物种植上吃过不少苦头。这个大队位于京杭大运河西岸，耕地大都是白沙土，长出的西瓜汁多而味甜，组织松而渣少，很受顾客欢迎。徐立华一担任党支部书记，就让生产队种了几十亩西瓜。当时，社会上正在大批“资本主义”，公社党委一位负责同志一听说扩种了西瓜，火冒三丈，批评他们是“重金钱、轻粮棉”，要他们把瓜秧拔掉。徐立华软磨硬顶，西瓜虽说是保住了，自己却落了个“不抬头看路”的罪名。这个大队有一片白花花的盐碱地，种粮食，保不住六成苗。徐立华让队里种了点向日葵，这一下又犯了禁，挨了好一顿批。徐立华说：“那年月，死活让你种植一样儿东西，管你出苗不出苗！”
徐立华对我说：“更有意思的是，种瓜的时候不让种，瓜熟的时候，四里八下都向队里伸手。上级明明知道俺种的是些‘资本主义的瓜’，可还是大车小辆地往家拉。骑自行车来的好打发，俺就怕吉普车和‘小面包’，有时一天能来七八辆，一听喇叭响，我就远远地躲开。东西越少越金贵，那时候，有门子的尝尝鲜，没门子的啥也捞不着。要是早像今年这样，哪能紧张到这地步！”
这两个自然段所揭示的主题思想，就是借助前些年的生活积累提炼出来的。1978年，新华社派我到安徽省搞农衬调查。当时安徽省委思想比较解放，社员家庭副业发展得很快，农村集市上鸡蛋和蔬菜又多又便宜，有些地方自由市场的鸡蛋价格同国家牌价差不多。而在同一时间里，山西省却在继续推行“左”的政策，不少地方采取了限制社员养鸡的措施。有的领导甚至认为安徽省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会滋长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有一次，山西省一位来安徽出差的机关干部到集市上买鸡蛋，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你们不是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蛋’吗？既然嫌名声不好，为什么还要吃这种‘资本主义的蛋’？”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正因为有了这一生活积累，当我在五二大队瓜棚里听了徐立华的一席话之后，才有可能捕捉住这幅“漫画”，并将它再现出来。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孙吴同志在《业务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要抱住“西瓜”——评新华社的一篇德州通讯》的评介文章。孙吴同志写道：“不让种‘资本主义瓜’的人，吃瓜倒挺积极。瓜熟了，大小队干部一窝蜂。瞎指挥、一刀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搞特权，一些极‘左’路线的弊病，一些人的面目，都跃然纸上，通过徐立华的几句话刻画出来了……生动、精练，寓意深刻。”如果没有在安徽采访时的生活积累，即使瓜农谈到这些场景，也不一定能引起我的注意。
新闻素材利用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记者的技艺不全面。古人习武，要熟练地掌握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要熟练地掌握接、控、传、射等九大技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也应该多学一些本领。譬如新闻、通讯、调查报告、记者来信、评论、杂谈、散文、特写等。如果会写各种体裁的东西，就可以给新闻素材找到更多的“出路”。
近几年，我对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了一些调查，积累了上百万字的素材。1980年，我对这些素材进行了初步分析，拟订了一个综合处理计划：适宜于写公开报道的材料，写成新闻、通讯、调查报告、工作研究；积累起来的观点、见解，整理成杂谈或评论；有参考价值的，写成参阅材料。我利用这些新闻素材写成的3篇调查报告，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11篇调查报告被中共山东省委印发给地、市委书记参阅；一篇题为《“方向”辩》的农村杂谈被《人民日报》好稿评选委员会评选为获奖优秀新闻作品；一篇题为《“大包干”对上层建筑提出的新要求》的经济学论文，在学术刊物《东岳论丛》上发表。此外，还写了题为《和生产队干部谈谈“五定一奖”》的通俗讲话，共分13讲，新华社连续向全国各地市报播发了一个月。1980年给山东人民出版社写了《怎样搞“五定一奖”？》一书；1981年又写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1982年将《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修订再版。三年来，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共发表和出版了20多万字的作品。由于各种体裁并用，新闻素材的利用率比前些年明显提高了。
以上谈到的几点，是提高新闻素材利用率的一些具体措施。要把这些措施变为现实，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勤奋。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从17岁开始苦读，每天天不亮起床，读到深更半夜才睡觉。北周大思想家吕思礼，“昼理政事，夜即读书”，光是烛灰一夜就有数升之多。对于新闻记者来说，白天的8小时固然重要，晚饭后的4个小时更为宝贵。假若我们每天晚上七点半铺开稿纸，写到十一点半，按照每小时写半页稿纸（100字）的写作速度计算，全年即可得14.6万字。有了这种勤奋写作的精神，许多精彩的新闻素材就不会在自己的采访本里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