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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庸》里有这样一句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意思是说不论做什么事情，事先有计划和准备就能成功；没有计划和准备就做不成。新闻采访也不例外。
中外许多名记者在进行重要采访之前，都要做长时间的、充分的准备。斯诺在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之前，曾经研究过中国革命与战争问题。1936年6月，他带着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只身进入陕甘宁边区。在为期4个月的采访中，他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终于写成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
年仅二十六七岁的范长江之所以能写出《中国的西北角》这样的不朽之作，与他采访前的准备分不开。范长江当年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围绕这两个中心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搜集了许多有关资料。由于有了充分准备，所以他写的通讯谈古论今，意趣横生。他的远见卓识和广博的知识获得广大读者的称颂。《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几个月之内连出七版，一时脍炙人口。
采访前的准备分为直接准备和间接准备。直接准备是以某一次具体采访活动为目的的临时性准备；间接准备是不以某一次具体采访活动为目的的经常性准备。新闻记者平时的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学习、广泛了解情况、钻研各种业务知识等等，属于间接准备。间接准备对于采访的作用是看不见的，然而是巨大的。要使自己的采访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必须重视间接准备。
但是，对于某一次具体采访活动有明显帮助的，还是采访前夕的直接准备。1979年3月，我和冯森龄同志接受了赴南斯拉夫访问的任务。我长期担任农业记者，跑农村，钻山沟，对国外的情况缺乏系统了解，对南斯拉夫的情况了解得更少，刚接受任务时思想压力很大。
后来我同冯森龄同志商量，要改变这种被动状况，唯一的办法是把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出访前两个月，我们就着手阅读《铁托传》《南斯拉夫简史》《南苏关系经历》《南斯拉夫农业发展的道路》《南斯拉夫散记》《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选》等书的有关章节，翻阅有关南斯拉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剪报资料，选读南斯拉夫1974年通过的《宪法》和《联合劳动法》，摘录了10多万字的笔记。
为了把准备工作做充分，在研究南斯拉夫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同时，我们还访问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了解国内干部队伍状况和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访问了国家计委，了解国内在实行计划经济过程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访问了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石油化工公司、天津第二毛纺厂、天津新河造船厂和新港码头，了解国内大中型企业的状况，听取企业领导干部对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有了这些准备，在南斯拉夫采访时，不仅可以绕开常识性问题，很快就触及问题的实质，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把国外情况同国内情况作比较。
譬如，出国之前我们了解到国内许多企业缺乏竞争观念和竞争能力。在南斯拉夫访问时，我们特别留心这方面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同翻译一起在波黑共和国首府萨拉热窝的街上散步。在一条狭窄而又繁华的街市上，看到好几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开设的服装店，当地工厂开设的服装店就更多了。每个店铺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夏令时装，虽然售货员并不特别地招引顾客，但这么多同类服装店设在一起，无形中起到了竞赛的作用。顾客尽量选购质地优良、式样美观、价格低廉的产品，结果，有的服装店门庭若市，有的服装店却较为冷清。
皮鞋店也是如此。单是上面提到的这条街，鞋店就有几十家，而且全是落落满架。我们拐进路南一家鞋店，售货员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他告诉我们，这家鞋店是斯洛文尼亚佩科皮鞋厂开设的。佩科皮鞋厂在全国各地有170多个销售点，这个皮鞋店是其中较大的一个。店里除了销售本厂生产的皮鞋，还代销全国15家小皮鞋厂的产品，也经销少量进口商品。我们仔细地看了一些货架，有中国的熊猫牌球鞋，标价69第纳尔，折合人民币5.75元。上海橡胶六广出的一种白球鞋，106第纳尔，折合人民币8.83元，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便宜得多。售货员高兴地对我们说，中国生产的这两种球鞋销路都很好。
其实，萨拉热窝这条小街只不过是南斯拉夫市场的一个缩影。马其顿共和国斯科普里有一个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的大商场，全国各地200多家大企业在这个商场设了门市部。同类商品由好几家商店经营，在同一个市场上互比高低。在这样的竞争气氛中，少数经营管理不善、产品质次价高的企业就很难混下去。形势促使企业改进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采用新工艺，增加花色品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市场规律适当搞一点“竞赛”或者“竞争”，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于是，我们写了一则题为《萨拉热窝一条街》的日记。
为期14天的访问，我们共写了20则日记，先是在内部刊物上刊载，之后又公开发表。新华社国内部在《好稿通报》中写了这样一段评语：“日记写的虽是一些观感，但很有针对性，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研究和深思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报纸编辑学》的作者认为，这组日记中的《当了总理，又当经理》《一个限制领导人收入的协议》《一个议员的落选》《宴会设在大庭广众之中》等篇所提出的问题“引人深思”。如果在出国访问之前不下一番功夫做准备，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收到这样的效果。
直接准备所包含的内容很多，究竟应该从何着手呢？根据这些年的体验，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新闻记者去访问的人一般都很忙，如果你对他们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那他们是不愿意在你身上白白浪费时间的。我们应该尽量多掌握一些有关资料，在对将要访问的人有一定了解之后再去访问他。当采访对象发现记者能够理解他们所谈论的东西时，他们才会重视记者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采访才有可能顺利地进行下去。美国著名记者利伯林就曾经自豪地谈起自己的一段经历：
有一次，利伯林采访一个名叫爱迪·阿卡罗的著名骑手。利伯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一般把左马镫控制在比右马镫长几个孔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很容易地使这个骑手开始了畅谈，他谈了一个小时。这中间，利伯林问过他12个问题。爱迪·阿卡罗对利伯林说：“我看得出，你曾和骑手们打过很多交道。”利伯林说：“是的，不过是从我打算采访你的那个星期，我才开始和他们打交道的。”利伯林在这个星期里所做的，正是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利伯林了解到大多数骑手在按逆时针方向进行比赛的美国跑道上赛马时，用把左马镫放得比右马镫长一些的办法，来保持他们在马上的重量平衡，这样，马在奔跑时就不会偏离跑道，路程就是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利伯林经常向人们谈起这次采访，认为这是他准备工作做得最充分、最精彩的一次采访。
记者采访的范围很广，不可能对什么问题都熟悉。每次采访之前都应作一点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1978年，我们在安徽省定远县采访农村集市贸易。当时，人们对农村集市贸易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为了弄清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学习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汇编的《市场管理文件集》。后来到山东省陵县调查经济合同制时，又学习了许多关于经济合同的论著。做好政策方面的准备，对于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很有帮助。
我曾经读过马克思写的一份《工人调查表》。马克思为了弄清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情况，在调查纲目中列出了100多个问题，其中单单是为了弄清工人实际劳动时间就列出16个问题。譬如：工作日一般有多长？一个星期一般有几个工作日？一年有几个假日？一个工作日内有哪些休息时间？有没有规定一定的吃饭时间？在吃饭时间干不干活？在生产繁忙时间，工作日通常延长多久？按照这份调查纲目可以搜集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详细材料。
我学习了马克思这一调查研究方法，每次采访，只要条件许可，都尽可能地拟订出详细调查纲目。1982年12月下旬，我和新华社山东分社的一位记者到诸城县搞商品生产调查。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我们拟订了一个“调查纲目”：
1．为什么县委、县政府要选择畜牧业作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突破口？这一战略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2．怎样抓这个突破口？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大见成效？最得力的措施是什么？
3．“重点突破”对全县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有哪些好处？畜牧业发展起来以后，对种植业、加工业、农村商业有何促进作用？
1．流通与发展商品生产的关系如何？为什么近几年会出现“卖猪难”“卖牛难”“卖羊难”的现象？市场对商品生产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表现在什么地方？
2．怎样看待“卖产品难”的问题？是商品过剩，还是流通渠道不畅？
3．如何解决市场与商品生产的矛盾？是采取限制生产、打击生产者积极性的办法还是采取开拓市场、保护商品生产者积极性的办法呢？
4．怎样开拓市场，为农民生产出来的商品打开销路？
在这一小问题下面又分了几点：
——为什么诸城县要千方百计打进国际市场？从战略上考虑，这是有远见之举的。县委、县政府和外贸部门强烈要求挤进国际市场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为了开拓国际市场，近几年诸城县采取了哪些措施？效果如何？
——怎样利用外地市场？效果如何？
——怎样利用本地市场？怎样用刺激消费的办法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
——为什么县里下这么大的本钱增加冷藏设备、扩大加工能力？这一工作对于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有何作用？
1．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以后，县委、县政府对全县畜牧业生产发展有何设想？新形势下加速发展商品化畜牧业生产的意义和作用。
2．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同大规模发展商品生产的任务是否适应？“小而全”在哪些方面影响着商品生产发展的速度？
3．为什么要建立健全饲料加工、良种繁育、防疫、科技等四大服务体系？怎样通过这些“服务体系”把小商品生产者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引导？为了建立健全四大服务体系，下一段准备采取什么措施？
我们把这份调研提纲打印出来，分发给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请他们准备材料和意见，共同研究这些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写了三篇调查报告，均被新华社国内部评为好稿。《好稿通报》中写道：
“把畜牧业作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突破口，开拓市场保护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建立健全为专业化、社会化生产服务的体系，这三种做法都很好，很有参考意义。”
我觉得制订采访纲目不仅可以使被采访对象在第一轮谈话之后能够静下心来深入思考记者提出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记者整理思绪，进一步认识新闻素材的内在含义。实践证明，制订采访纲目是把新闻采访逐步引向深入的有效方法。
以上所谈采访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不是所有采访活动都适用的。新闻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预料新闻”；另一类是“非预料新闻”。“预料新闻”也可以称为“意内新闻”，编辑和记者在事件发生之前已经知道它将要发生于何时、何地。例如，各种集会、选举、运动竞赛以及日常发生的并非出乎意料的事件。“非预料新闻”也可以称为“意外新闻”，如火灾、地震、爆炸以及其他意外事件，事前没有预告，发生突然，出人预料。我们说的“直接准备”，只适合于“预料新闻”的采访。至于“非预料新闻”的采访，只有靠平日的间接准备了。
此外，还应说明一点：采访前的准备固然是愈充分愈好，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准备”当作一种“框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1版）如果在采访进程中发现事先准备的思想或纲目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应随时矫正。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获得丰富的、真实的、系统的材料，才能较好地完成新闻采访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