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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塔尔萨论坛报》编辑鲍勃·福尔斯曼说过：“笔下的功夫不强照样能当一名出色的记者，但不善于进行访问是决当不好记者的。”可见，新闻采访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多么重要。新闻采访的知识与技能是新闻记者重要的修养之一。我一踏上记者岗位，就尝到了缺乏这方面修养之苦。
1964年8月，我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山东分社担任见习记者。第二年春天，山东分社政文组组长魏文华对我说：“现在实行‘两种教育制度’。肥城县有个百尺农业中学，听说办得不错。你到肥城去一趟，看能不能写一篇反映‘半农半读’优越性的稿子。”
领受采访任务之后，我当天就赶到肥城县。在县教育局，我首先了解全县兴办农业中学的概况，接着就到百尺农中所在地调研。我问一位老大爷：“咱村的农业中学办得怎么样？”老大爷说：“好啊。”我问：“怎么个好法，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大爷说：“不孬！”盘问了半天，也没把老大爷的话匣子打开，这次采访失败了。
回到济南，魏文华帮我分析采访失败的原因，还教给我一些采访方法。他说：“你再到肥城去一趟，多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
第二次到肥城，搜集了不少素材，但依然理不出头绪，憋了两天，稿子还是写不出来，没法向魏文华“交账”。这时，我对自己能不能当记者产生了怀疑。我没有读过新闻专业，交际能力不强，到基层不知道如何提出问题。这些都是记者成长的不利因素。有一天，我拉开抽屉，看到了记者证。我想，如果有一天真的要把我的记者证收回去，将是终生遗憾！
魏文华曾经在新华社总社文教组当编辑，对“两种教育制度”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比较清楚，对“半农半读”学校很有感情。1964年魏文华以《咱们的庄户学校》为题，报道了两位知识青年创办临淄城关农业中学的事迹，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他对我说：“农业中学的兴办符合农民的心愿，你再去一次，争取完成任务。”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再三”，第三次到肥城，我抹不开面子。新华社山东分社政治文教组老记者姜文品见我有点儿为难，对魏文华说：“别让小南去了吧，换一个题目让小南试试。”魏文华说：“对年轻人就是要‘逼’，不‘逼’成不了大器！”退路被堵死，我只好硬着头皮，三下肥城。
这一次，我没有在县城招待所停留，直接下到城关公社百尺、罗窑等生产大队采访，从农户中了解农业中学学生的典型事例。
百尺农业中学实行走读制，学生学习在校、劳动在队、食宿在家，每年有五个月左右同社员一起劳动，许多学生把生产队当成家，对集体的事情越来越关心。三年级学生张法增，经常同外号“管得宽”的老贫农王玉生在一块劳动，受到感染。1965年春天甘薯育苗时，张法增主动要求为生产队照看甘薯苗床。他白天在农业中学学习，夜里负责测量甘薯苗床的温度，给苗床喷水，一夜要起来好几次，眼都熬红了。1964年夏收以后，百尺大队第八生产队表扬了四个维护集体利益的模范社员，其中有三个是百尺农业中学的学生。1965年春天甘薯育苗时，十几个生产队都把看管苗床的工作交给农业中学学生。贫下中农说，农业中学的孩子和集体长的是一个心眼儿，重要的活交给他们俺放心！这一年，百尺农业中学应届毕业的39名学生中有35人被社员选中，要他们毕业后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员、保管员、技术员。百尺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农民代表说：“像这样思想好、技术高的学生，谁不喜欢要！”
经过补充采访，我写成了一篇题为“农中学生和生产集体一个心眼儿”的记者来信。稿件经魏文华同志审改，寄送《人民日报》社。1965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了这篇“记者来信”。在这一版上，编辑部还撰写了一篇题为“怎样看待教学质量”的编后记。编者写道：“检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教学质量，是要看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不是能文能武，是不是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新型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
刚一参加工作就屡遭失败，思想压力很大。为了学习新闻采访的知识与技能，我拜分社的老记者为师，同时还借了几本关于新闻采访方面的书，从简单的基础知识学起。在实践过程中，也注意积累采访经验，随时记下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就这样，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在这所以社会为课堂的“新闻大学”里，我逐渐补上了新闻采访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