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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大地上改革大潮涌动。新华社摄影记者有幸生活在大变革的年代，如果不能很好地表现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伟大社会变革，不能把变革中的精彩瞬间记录下来，是一件遗憾的事。
问题在于中国的改革大潮能不能用照片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实有些是理念性的东西。这些理念性的东西能不能转化成为形象的东西？在改革大潮中，有些东西是具体的，有些东西是抽象的；有些东西是有形的，有些东西是无形的；有些属于物质领域，有些属于精神领域。精神领域发生的新变化能不能用新闻照片的形式表现呢？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摄影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令我们苦恼的实践问题。
我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借鉴了绘画理论。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苏格拉底，有一天，他去拜访大画家巴拉苏斯。苏格拉底向巴拉苏斯提出一些无形的、心理因素的东西能否表现的问题。他问巴拉苏斯：“你是否也描绘人的心境，最令人感动的，最和蔼可亲的或者是爱和恨的？我指的是精神方面的特质，这个能不能摹仿呢？”巴拉苏斯回答说：“那怎么可能呢，苏格拉底？它既没有比例，又没有颜色，又没有你刚才所得到的那些品质，而且是不可以眼见的。”画家否定了运用绘画表现这种无形东西的可能性。
苏格拉底不愧为一个大哲学家，他继续向画家提出问题：“能不能把这种神色在眼睛里描绘出来呢？”巴拉苏斯回答：“当然可以。”苏格拉底又问：“当朋友们幸运或是倒霉的时候，对他们深表同情的与对他们不表同情的人们的神色是否一样呢？”巴拉苏斯回答：“当然不一样，朋友们幸运，表同情的人们就现出高兴的神色；朋友们倒霉，表同情的人们就现出忧伤的神色。”苏格拉底问：“这种神色能不能描绘出来呢？”巴拉苏斯回答：“当然可以。”
这场关于绘画艺术的对话，引出这样一个的结论：“高尚的和慷慨的，下贱的和鄙吝的，谦虚的和聪慧的，骄傲的和愚蠢的，也就一定要表现在神色和姿势上，不管人是站着还是在活动，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描绘的。”苏格拉底用事实说服了大画家巴拉苏斯，这位画家终于承认，精神方面的东西，包括人的气质，人的心理活动，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用线条和颜色加以描绘。（参见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第19－20页）
这段对话讲的是绘画，但是，作为摄影工作者，我们可以从中领悟一些道理：凡是人的活动，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心理的，都是可以描绘的，都是可以再现的，当然可以用照相机拍摄和表现。在一定条件下，理念性的东西会转变为人的行动，抽象会转化为具体，无形会转化为有形，表面上看起来很难表现的改革大潮可以转化为人的创造活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靠人去建立，人的实践活动能不能描绘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会牵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经济地位会发生变化，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喜怒哀乐”，他们对各项改革措施的态度和情感可不可以用新闻摄影的形式来表现呢？无论是从理论上来思考，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都应做出肯定的回答。
当然，我们讲镜头可以反映改革，是指用千万张照片来烘托和再现改革大潮，而不是用一张照片来表现改革大潮。对于改革大潮，要反映得鲜明、深刻，必须对改革题材作一些具体剖析。仔细研究党的十四大报告，研究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可以发现，中央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通过社会实践这一中心环节，会转化为新的观念、新的思路、新的做法、新的苗头、新的趋势、新的变化、新的成就、新的经验、新的人物、新的风尚。如果摄影记者善于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一些方针、政策、构想，通过“实践”这个中心环节，转化成为具体的、有形的趋势，表现起来就会容易一些。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有很多陈旧的观念，这些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始发生变化。比如经商观念，有这么一句话：“玩龙玩虎，不如玩土。”蒙阴县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饲罢春蚕又饲秋，一年之计此中求，槲林更比桑林广，何必经商去码头？”这个碑文就是中国农民传统的轻商心理的写照。这种陈旧的轻商观念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新华社宁夏分社和新疆分社的记者敏锐地发现了这种观念的变化，拍摄了宁夏妇女到沿海省、市推销羊毛产品以及新疆老百姓开展边境贸易的照片。农民初闯市场，饱尝其中的酸甜苦辣，困难和挫折使他们一天比一天聪明起来，一天比一天思想解放。如果我们大家在这方面积极探索，力求有所突破，那么，我们就可以拍摄很多能给人以启发的新闻照片。
无论是改革、发展，还是稳定，都不能走老路。在变革的年代，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思路产生。拿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来讲，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传统农业是个包袱。要想摆脱贫困，只有走“劳力外流”这条路。其实，这是一种老的思路。最近，有的地方改变了这种做法，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思路。他们不再千里迢迢外出替发达地区“打工”，而是想办法把中西部地区廉价的劳动力和技术、资金附着到某种农产品上，然后把这种产品变成商品再向外地输出。于是，劳动力也就随着产品“流”出去了。这一类的流动算不算流动呢？不管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至少这种流动在实践中是成功的。比如，河南有些地方，农民就把剩余劳动力附着在小麦、玉米和猪肉上，对上述农产品和畜产品进行深度加工，生产出方便面和火腿肠，畅销全国。他们用这种方式为中部地区开辟了一条致富之路。在这些地方，农民不是讲亩产多少粮食，而是讲亩产几千元。我们的摄影记者要善于发现这些新的改革思路和发展思路，通过典型瞬间把这种崭新的思路揭示出来，这样的新闻照片才能给人以启发和帮助。
改革不是空泛的号召，不是经院式的议论，改革是一系列实实在在的行动。有些地方改革进展不快，成效不大，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改革的意义认识不深，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采取实际步骤，或者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具体、不得力、不对路。摄影记者要反映改革大潮，就必须关注一些地方成功的做法，应该对改革的实际步骤进行剖析，力求用照片的形式向海内外作生动、具体的介绍。这样的照片才具有新闻价值、阅读价值和实用价值，才会受欢迎。我看到的一组图片报道，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安徽省临泉县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明确提出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放活了土地使用权，把承包地的使用权引入市场，使其规范地流动起来。目前这个县两万多亩承包地被1500多名种田能手、农业技术员租赁经营。我们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实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安徽临泉县的这种做法有助于形成土地、科技、资金、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这一组四张照片从新华社发出以后，有的报纸在重要位置刊登，有的报纸辟栏刊用，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一些新的苗头很有新闻价值。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缺少苗头性的东西，而是缺少“发现”。如果我们注意发现苗头并及时表现它们，那么，我们的摄影报道就会给人以新鲜感。比如，1994年3月，上海物价局提出反暴利和反对价格欺诈。当时的大背景是：市场放开以后，有人误认为价格可以放手不管，于是，暴利和欺诈行为随之而生。老百姓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物价进行必要的管理。就在这种形势下，上海的反暴利规定出台了。这一新的苗头很有针对性、普遍性和时代感，既体现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又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很快就波及武汉、北京等地。很多城市仿效上海的做法制订地方性反暴利法规，一时间“反暴利、反价格欺诈”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像这样一些苗头性的东西，在改革的年代每年都会出现。摄影记者要敏锐地发现它，抓住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的。近两年，我国的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直观的变化莫过于穿着打扮。现在，人们的衣着消费进一步趋向个性化、成衣化、时装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取代了老三大件，成为城镇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到1994年6月底，我国电视机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有形状、有颜色的。用“变化”来反映改革大潮、烘托改革大潮，恐怕是一种表现生活的最有效的办法。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农村第一步改革时，许多摄影记者并不直接“拍摄”方针、政策，聪明的摄影记者着重观察联产承包责任制贯彻下去以后给中国农村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新华社安徽、山东、四川等分社的摄影记者都拍出了很多有时代气息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好照片。现在，要表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该着眼于改革开放政策给社会各界带来的新变化。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那么，我们反映改革大潮的照片就会更加丰富多彩。
市场经济应该说是一种法制经济、竞争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粗看起来，似乎很难用照片加以表现，但是，法制建设中的一些新趋势则是实实在在的，是可以表现的。比如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把消费者组织起来，成立消费者协会是个办法；后来又想出一种曝光的办法——“3·15消费者权益日”；现在的新趋势是消费者学会了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南京1993年就有了消费者法庭。消费者法庭的出现，揭示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就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必然会导致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完善。既然我们认定这消费者法庭的建立代表着一种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就应该抓住这种趋势，及时地用照片的形式把它报道出来。
我们应该把镜头对准改革中出现的新人新事，努力塑造新时期改革者的英雄群体。“东方时空”这个节目不少人都喜欢看。这个节目有四个板块，其中两个板块都是人物报道：一个是“东方之子”，一个是“生活空间”。前者主要介绍各条战线上为国家作出某种贡献的人物；后者反映的是勤勤恳恳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普通老百姓的形象。对这两类人物的报道，观众很喜欢看是因为这些人物报道都来自生活，都是实实在在的典型形象。要反映这么一场伟大的变革，我们能不能学习“东方时空”，把镜头对准普通老百姓，能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生活空间”，每个星期甚至每天都报道一些普通人的事迹。这样，我们的摄影报道就有血有肉了。比如上海有一大批精明又高明的厂长，他们为了扭转亏损局面，自觉地放弃了高薪和优惠的待遇，来到了困难重重、濒临倒闭的亏损企业，完成扭亏的历史使命。这种气势，都是有形的，都是应该用镜头表现出来的。围绕着扭亏，每一个厂长背后都有一系列的故事，奖金又少，又苦又要担风险，像这种扭亏志愿者的形象，我们应该记录。要生动地表现他们的烦恼和追求，表现他们成功后的喜悦。沈阳防爆器材厂破产以后，摄影记者能把这个厂的厂长无可奈何的神态表现出来，那么，我们有这么多扭亏志愿者，为什么我们就拍摄不出能够给人以启发、给人以鼓舞的，有强烈震撼力的新闻照片呢？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要发展，社会风气还要好，这就需要两个文明一起抓。我们要用镜头揭露不良的社会风气，赞颂良好的社会风气。我们拍摄的照片要能够起到审美教育的作用，这是我们摄影记者应该担负的使命。好的新闻照片可以帮助读者正确认识改革开放，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可以影响读者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和态度。要发挥新闻摄影的审美教育功能，首先在选材上要注意“拍摄对象的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市场经济，必然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并存。摄影记者应该用正确的眼光观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现象，善于发现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及时、准确、生动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激起人们对真善美的崇敬情绪，鼓舞人们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奋斗。这是我们摄影报道的主流，也是新时期的“正气歌”。对于一个优秀的摄影记者来说，不仅要注意“拍摄对象的美”，还要注意“拍摄目的的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投机取巧、掺杂使假、贪污腐败，这些东西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对于典型的腐败现象，摄影记者要给予大胆揭露。我们揭露消极现象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消极现象，以便引起人们对假恶丑的警惕和憎恶。这些报道揭露的现象是消极的，但是揭露的目的是积极的，照片发表以后所起的作用也是积极的。这种鞭挞假恶丑的照片同赞颂真善美的照片一样，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正气歌。
上面谈到的这十个方面，只是举例子，并不是改革题材报道的全部内容。我讲这些，只是想提供一个思路，意在说明：只要我们认真探讨，认真琢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许多理念性的东西就有可能转化为实践性的东西；一些抽象的东西有可能转化为具体的东西；一些无形的东西有可能转化为有形的东西。从总体上看，改革大潮是可以用镜头去捕捉、可以用照片来表现的。
当然，要表现得好，并不那么容易。从摄影记者自身来讲，要注意加强理论学习。现在的新东西比较多，不学习，我们对很多东西就不了解，不了解就谈不上理解，不理解就很难注意它。古人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心不在焉”。不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理论，不认真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对许多事情不了解、不理解，新事物即使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也不会“发现”，当然也就很难去捕捉和表现它。应该使我们的镜头离生活更近一点，离群众更近一点，离实际更近一点。现在，照相机的镜头有远离生活的趋势，新闻界或轻或重地存在这一倾向，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摄影记者还是应该深入到生活中去观察，这里面有一个生活积累的问题。没有生活积累是当不好摄影记者的。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很多过去有用的生活积累过期了，新的生活积累又明显欠缺，这就给我们的拍摄带来很多困难。你没有生活积累，怎么去构思？我们摄影记者的构思，不是坐在家里空想，而是靠生活积累去提炼。摄影记者不管学没学过哲学，实际上都在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许多老摄影记者都知道用生活积累去指导自己深刻地认识生活，去捕捉生活里的典型瞬间。生活积累不够，我们就会觉得有些空虚，工作难度就会加大。所以，怎么接近生活，怎么增加自己的生活积累，这是新时期给我们摄影记者提出的新课题。这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20世纪90年代迫在眉睫的一个重大问题。许多商店不是经常要盘点吗？什么叫“盘点”？就是看这一个月下来，收入了多少，支出了多少，亏空了多少，赚了多少。我看我们摄影记者的生活资料库也应该经常“盘点”，看看这两年自己生活积累是多了，还是少了，收支是否平衡，是亏空的趋势，还是增加的趋势。只有不断增加自己的生活积累，在观察问题时才能“思维敏捷”，才能“高人一筹”。
最后，我们还应该探讨新形势下摄影报道的新题材、新视角和新的表现样式。20世纪90年代对摄影报道提出了很多新要求，其中一条就是增加新闻照片的信息含量。过去我们有些照片只起印证方针政策、印证大好形势的作用。这一类照片比较好拍。新的形势则要求我们的新闻照片能向受众提供新的信息。我们有很多好的照片，像西藏分社土登拍摄的婚宴自助餐，就提供了新的信息，给人以新鲜的感觉。现在，有些郊区农民给城里人发粮本，而城里人又为农民送盒饭，这些都是新鲜的东西，我们都应该注意发现和表现。20世纪80年代，有人编了一本《十年一瞬间》，20世纪90年代我们能不能也编一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彩瞬间？如果我们能拍摄100幅记录这场伟大变革的、有独到见解的、令人感奋的好照片，搞出一本展示我们编辑、记者精彩照片的画册，那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本文是1994年12月在新华社摄影报道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