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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一个流浪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居——一位著名的律师家中叫卖篮子。“你要买篮子吗？”他问道。回答是“不，不要”。那个印第安人出门时发出惊奇的叫喊：“你想要饿死我们吗？”看到他勤奋的白人邻居生活得那么富裕——那位律师只要辩论起来，就像玩魔术似的，财富和地位都随之而来——因而这印第安人对自己说：我要做生意，我要编篮子，这是我能做的事。他以为编织好篮子就完成了他的分内事，接下来白种人就有责任向他购买这些篮子了。但他没有察觉：他必须使人觉得他的篮子是值得购买的，至少得使别人相信，购买这一只篮子是值得的，要不然他应该做点别的值得让人购买的东西。我也曾编织过一种结构精巧的篮子，但我并没有编得使人感到值得买。但在我看来，我一点不觉得我不值得去编织这个篮子，我不但没有去研究如何编织得让人们感到值得去买，我倒是琢磨了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买卖的勾当。被人们赞美并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若干生活的一种。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抬高某一种生活而瞧不起其他的生活呢？
我发现我的市民同胞们不大可能在法院、教堂，或任何别的地方给我一个职位让我谋生，我必须另谋生路，于是，我比以往更专心地注意那片森林，那里的一切我都很熟识。我决定立刻就投入这项生意，不必像通常那样等待有足够的资本，我就动用我手上已经有的一点儿微薄的资金吧。我到瓦尔登湖上去的目的，并不是去过节俭的生活，当然也不是去过挥霍的生活，而是去麻烦少一些的地方经营一些私人业务，以免我因为缺乏经商的常识而做出悲哀又显得愚蠢的事情。
我常常希望自己学到严格的商业习惯，这种习惯是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的。如果你是和天朝帝国做生意，那么，你在某个塞勒姆港的海岸上设立一个小小的会计室就够了。你可以把本国的出产——土特产，诸如许多的冰、松木和一点儿花岗石等用货轮运出去。这一定是一笔好生意。你亲自监督一切大小事务，既是领航员与船长，又是业主与保险商；买进、卖出还自己记账；收到的每封信件都亲自阅读，发出的每封信件都亲自撰写或审读；日夜监督进出口货的装卸工作；你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在海岸上的许多地方——装货最多的船总是在泽西岸上卸货：你还自己充当电报员，坚持不懈地发出讯号，对所有向海岸行进的船只通报情况；稳定地售出货物，供给远方的一个永不满足的市场，既要熟悉市场行情，还要明了各地战争与和平境况，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向——利用一切探险的成果，利用最新的航道，利用一切改进的航海技术——还要研究海图，确定珊瑚礁和新的灯塔、浮标的位置，而航海图表是永远处在修改之中的，因为只要计算上有一点错误，船只就会冲撞在一块岩石上而致粉碎，无法到达一个友好的码头——此外，这里还有拉佩鲁兹（法国航海家，后在太平洋遇难）的未被人知晓的命运——还得步步紧跟宇宙科学，要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和航海家、伟大的探险家和商人，从汉诺（古代迦太基航海家）和腓尼基人直到现在所有这些人的生平，最后，还得时刻记录库房中的货物，你才对自己的境况一清二楚。这真是一个全面磨炼一个人能力的辛苦的劳役——这里有贏利或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净重的计算问题和各种确切的数字，这真是需要特别广博的知识。
我曾琢磨，瓦尔登湖应当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但因为那铁路线和冰块贸易的可行，而且这里还有许多的便利，或许在这儿把这些便利条件泄露出来会显得不明智呢；这是一个优良的港口，也是一块好地基。没有那些好像涅瓦河上的沼泽让你去填，虽然到处都得你去打桩奠基。据说，要是涨潮的时候又刮着西风，再加上涅瓦河上的冰块，圣彼得堡会一下子被从大地的表面上冲得没了踪影。
由于我这生意缺乏通常的资本来进行交易，所以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能得到做这样的生意不能缺少的东西呢。实际点说吧，先是衣服，我们采购衣服，常常是由爱好新奇的心理所引导的，并且很在乎别人对衣服的意见，而不怎么考虑这些衣服的真正实用性。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回想一下穿衣服的目的吧：一是保持身体的体温；二是在目前的社会中，要把赤裸的身体遮盖住。这样，他可以做出判断，到底有多少必需或者重要的工作可以完成，而不必在衣橱中增添什么衣服。国王和王后的每一件衣服只穿一次，虽然由裁缝专门制作，但他们却不知道穿上合身的衣服所感到的愉快。他们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衣架子。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更加和我们合为一体了，它们甚至有了穿衣人的性格，以至于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掉：要丢掉它们，正如抛弃我们自己的躯体那样，总不免感到恋恋不舍，心情十分沉重，乃至要看病吃药。其实，没有人因为穿了有补丁的衣服，我就看扁他，但我很明白，一般人则为衣服费了很多心思，人们希望自己的衣服跟得上时髦，至少也要干干净净、没有补丁，但他们从不在乎自己是否有健全的良心。其实，即使衣服破了不补，所暴露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粗心大意罢了。我有时用这样的方法来观测我的熟人——谁会穿一条膝盖以上有补丁的，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缝线的衣服呢？大多数人都好像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从此就毁掉了一生的前程。他们宁可跛了一条腿进城，也不会穿着破裤子去。一位绅士如果出意外有了腿伤，这是很平常的事，是有办法让它痊愈的；但如果他的裤管破了，在他看来这是无法补救的。因为他关心的并不是什么东西真正值得尊敬，而是关心那些照习惯受人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很少，我们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特别多。你给稻草人穿上你的最后一件衣服，然后你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哪一个经过的人不立刻向稻草人致敬呢？前不久我经过一片玉米田，就在那头戴帽子、身穿上衣的木桩旁边，我认出了那个农田主人。他比我上一回看见他时多了些风吹雨打带来的憔悴。我听说过这样一条狗，它向所有穿了衣服走到它主人地盘上的人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光身子的窃贼制伏得一声不响。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如果没有衣服，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他们的身份？没有了衣服的话，你能不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谁是最尊贵的阶层？法伊弗夫人在她周游世界的旅途中，当她走到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时，她说，她要去谒见当地长官，她觉得自己不能再穿旅行服装了，因为她“现在身处一个文明国家，这里的人是根据衣服来评价人的”。即使在我们这民主的新英格兰城镇中，人们偶然变得富有，穿得讲究，住得阔绰，他就会受尽众人的尊敬。可是，这些尊敬有钱人的人，人数很多，却都是些异教徒，所以应该给他们派去一个传教士。话说回来，凡是衣服都是要缝纫的，缝纫可是一种没完没了的工作；至少，妇女们的衣服是从来做不完的。
一个找到工作的人，其实并不需要他穿上新衣服去工作；穿那些长久地放在阁楼中、积满了灰尘的旧衣服就够了。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远比他的仆从穿旧鞋子的时间长——要是英雄有仆从的话；打赤脚的历史比穿鞋子的历史要悠久得多，而英雄是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赴夜宴，或者到立法院去的人才必须穿上新衣服，他们的衣服换了一件又一件，正如那些地方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可是，如果我的短上衣和裤子、帽子和鞋子都适合穿上去礼拜上帝的话，那么我有这些服装也就够了，不是吗？谁曾注意到他的破衣服——真的已经穿得破烂不堪了，破得现出了当初的原料，就是拿去送给一个穷孩子也算不得行善行为了呢？说不定那穷孩子还要拿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穷困的人，或者那人倒可以说是最富有的，因为他可以什么都不要就能活过来呢。我说，你得提防那些必须穿新衣服才能从事的事业，而可以不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的人，新衣服怎么能做得合身？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穿上旧衣服试试看。人所需要的，并不是要利用这些事，而是去做什么，或者说，是要让自己去成为什么。也许我们永远不必想法添置新衣服，不论旧衣服已如何破烂、肮脏，直到我们经历了很多生活，或者一直经营下去，或者是向着目标一直航行，直到我们这古老的躯壳里焕发出新的生机，像是新人穿着旧衣，就像旧瓶装新酒。我们就像鸟类那样换羽毛的季节，必然是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潜鸟到偏僻的池塘边去换毛。蛇也是这样蜕皮，蛹虫也是这样出茧，全都是由于体内机能扩展的结果；因为衣服不过是我们最表面的一层保护层，也算是尘世的一桩烦恼而已。不然的话，我们将发现自己在虚假的幌子底下前行，到头来必不可避免地将被人类的意见以及我们自己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好像我们是一些外生植物一样，靠外加的东西才能生长。穿在我们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哨的衣服，那无非是我们的一层表皮，或者说，一层假皮，它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那里剥下来也并不会造成致命的伤；我们经常穿着的较厚的衣服，那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是皮层；而我们的衬衣可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是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不能不伤害到身体。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有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最好穿得这样简单，以至在黑暗中都伸手就能摸到自己的身体，而且他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十分紧凑，有恃无恐，那么，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空手徒步不慌不忙地走出城去。一件厚衣服的用处，大体可抵得上三件薄的衣服，而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正适合顾客财力的价格买到，一件厚厚的上衣花五元就可以买到，可以穿它好几年，一条厚厚的长裤两元钱，牛皮靴一元五角钱，夏天的帽子不过两角五分，冬天的帽子六毛两分半，或许还可以花上一笔微不足道的钱，自己在家里做出一顶更好的帽子，一个人穿上这样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到的衣服，哪里至于穷到没有一个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呢？
当我要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那个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他们不做这个样式了”。她说话时一点没有强调“他们”这两字，好像她是在引用跟命运之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所说的话，这一来，我就很难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式样了，因为她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她觉得我有点草率。而我，一听到这神示般的话语，就陷入了沉思，我把每一个字都给自己单个地强调了一下，好让我明白它的意思，好让我找出他们和我有多大程度的血缘关系，以及在这一件与我如此密切相关的事上他们到底有什么权威。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答复她，所以也不把“他们”两字特别强调——“的确，近来他们并不流行这个样式，可是现在他们又流行这个样式了”。于是她量了我的肩宽，但她没有量我的性格，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那么这样量身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并不崇拜美惠三女神，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我们只崇拜时髦女神。她威严十足地纺织、剪裁。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也都会学样。有时我很失望，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十分简单而老实的事是通过人们的帮助而能办成功的？必须先让人们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挤压出来，使他们不再能够马上用两条腿站立，到那时你看人群中，有的人脑子里长着蛆虫，不知什么时候在那里有了蛆虫的卵，又是何时孵化出来了，甚至连火也消灭不了这些蛆虫，你的工作都是徒劳。总之，我们不应该忘记，埃及有一种麦子据说是由一个木乃伊传到我们手里的。
整个说来，我不认为这个国家或别的国家的服装已到达了艺术那样尊贵的地位。目前，人们还是有什么就穿什么。就像失事船只上的水手漂到岸上，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还会彼此隔开一点，越过空间或时间距离，嘲笑彼此的服装呢。每一代人都嘲笑老式样，可又虔诚地追求新的式样。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就觉得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大王和王后一样。一切服装如果不穿在人身上，就会显得可怜和古怪。使人抑制住笑声，并且使任何人的衣服受到尊重的，是穿衣人严肃的眼神和穿衣人真诚的生活态度。一个穿着色彩斑斓的衣衫的丑角如果突然腹痛发作，他的衣服也会表现出痛楚的情绪。当士兵被炮弹击中，破旧的军装也宛如君主的紫袍。
男男女女对服装新式样的这种幼稚又原始的趣味使多少人转动眼珠，眯起眼皮看着万花筒，好让他们来发现今天这一代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式样。制造商早知道人们的趣味完全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的差别只有九条丝线，而颜色多少还是相似的，一种式样的衣服立刻卖掉了，另一种式样的却还躺在货架上，但是，常常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又成了最时髦的式样。比较起来，文身还真不算是人们所说的丑陋习俗呢。不能仅仅因为刺花是在皮肤上，无法改变就认为它是野蛮的。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生产是使人们得到衣服穿的最好的方式。技工们的情形正一天一天地变得像英国工厂里的样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据我听到或观察到的情况来说，工厂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更实在，毫无疑问，工厂的主要目标是赚钱。因此，长远看来，人们只能达到他们自己一时的目标。因此，我们应当把目标定得崇高些，尽管一时难免会失败。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现在这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了，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比这里更为寒冷的国度里，有人没有住所照样能够长久生活下去，塞缪尔·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穿着皮衣，头上肩上套着个皮袋，就可以一夜接一夜地睡在雪地上——那寒冷的程度足可以使穿着任何毛衣的人冻死。”他曾亲眼看到他们这样地睡着。不过，他接着说：“可是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结实。”大概是人类在地球上生活没多久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以及家庭生活的舒适，这句话的原意，更多地表示对于房屋感到满足，而不是对于家庭。然而，在某些地方，一说到房屋就会联想到冬季和雨季，一年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用房屋而只需要用到一柄遮阳伞。在这些地方，房屋令人感到满足的说法就极其片面，而且只是偶尔适用罢了。我们这一带的气候，以前在夏天的晚上只要有个遮身的东西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记录中，一间棚屋就是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下或画下的一排棚屋则代表他们已经露营了多少次。人类生来并没有强壮的四肢、魁梧的身材，所以他必须设法缩小他的世界，找到一个适宜于他的空间用墙垣来圈起。最初他是赤身露体生活在户外；虽然在天气晴朗温暖时都很愉快，可是到了雨季和冬天，更别说在炎炎烈日下了，要不赶快用房屋来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人类或许早就在萌芽的时候就被消灭了。按照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先用枝叶蔽体。人类需要一个家，一个温暖或舒服的地方，但先是肉体的温暖，然后才是感情上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类还在幼年期，有些进取心很强的人爬进岩穴去找掩蔽。每个小孩都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重复了人类这种对世界的体验，他们喜欢待在户外，雨天和冷天也这样。他们出于本能，玩过家家、骑竹马的游戏。谁不想起自己小时候窥望一个洞穴或走近一个洞穴时的兴奋心情？这是我们原始时代的祖先的天性遗留在我们身上的表现。我们从洞穴，进步到用棕榈树叶、树皮树枝、亚麻织物做屋顶，又进步到用青草和稻草做屋顶，用木板和木瓦做屋顶，用石头和瓦片做屋顶。最后我们终于不知道露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了，我们的生活家居化的程度比我们自己所想的还要大得多。从壁炉到田野有了很大的距离。如果在我们更多的白昼和黑夜同天体之间并没有什么东西隔开着，如果诗人不是在屋脊下面说那么多话，如果圣人也不在房屋内住得那么长久的话，也许这世界就好了。鸟雀不会在洞内唱歌，白鸽不会在鸽棚里爱抚它们的纯真。
然而，如果有人打算造一所住宅，他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稍为精明一点才好，免得将来他会发现他自己住的是一个工厂，或在一座没有路标的迷宫、一座博物馆、一个救济院、一个监狱，或者是一座华丽的陵墓。首先请想一想：什么样的遮蔽才是绝对必需的？我看见过佩诺布斯科特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他们住在薄棉布做成的营帐里，四周的积雪差不多有一英尺深，那时，我想如果雪积得更厚一些，可以替他们挡风的话，他们一定会更高兴。如何使我诚实地生活并得到从事我的正当追求的自由，从前这个问题比现在更让我烦恼，不幸的是，现在我变得有点麻木了。那时我常常在铁路旁边看到一只六英尺长三英尺宽的大木箱，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里面过夜，我就想到，每一个生活艰难的人都可以花一元钱买来这样一只箱子钻几个孔，至少让空气能流进去，然后，下雨时和晚上就可以住进去了，盖合上，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爱他所爱的，他的灵魂也得到了自由。这并不是多么坏的事，也绝不是一个可鄙的办法。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睡觉的时间，甚至长夜不眠；而当你起身外出时，会有什么大房东二房东来拦着你要房租。多少人要付比这个更大而更豪华的箱子的租金，因此烦恼到死，而他要是愿意住在这样一个箱子里也是不会冻死的。我绝不是说笑话。经济学曾经受到各种轻视，但它是一门不容轻视的科学。以前那些粗壮结实、大部分时间习惯过露天生活的人，他们曾经在这里盖过一所舒服的房屋，取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是大自然现成的。马萨诸塞州垦区的印第安人的总管古金曾于1674年这样写道：“他们最好的屋子修得非常整齐、牢固而又温暖，屋顶用的是树皮，这些树皮都是在干燥的季节里从树身上脱落下来的，并在树皮还带着苍翠色泽的时候，用相当重的木材把它们压成大块的薄片。较蹩脚的房屋则用灯芯草之类编成的席子遮盖，也很紧密而温暖，只是没有前者那么好……我所看到的房屋，有的长六十英尺或一百英尺，宽三十英尺……我常常借宿在他们的棚屋里，发现它跟最好的英式房屋一样温暖。”他接着还说，这些房屋的室内通常还有嵌花的席子铺在地上或挂在墙上，各种生活用具一应俱全。印第安人已经发展到能够在屋顶上开洞，放上一张席子，然后用绳子拉动席子来控制通风设施。首先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棚屋最多一两天工夫就可以盖起来，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并且重新搭建起来，每户人家都有这样一座房子，或者拥有棚屋中的一个小间。
在原始时代，每一户人家都有一座最好的住所，以满足他们的粗陋而简单的需要；可是我想，我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虽然天空中的飞鸟有自己的巢，狐狸有自己的洞穴，野蛮人有自己的棚屋，然而在现代的文明社会里，只有半数的家庭是有房子的。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一小部分。其余的人若要有个住所，得每年付出一笔租金，使自己拥有一个无论冬夏都少不了的“外衣”，而这笔租金本来已经足够他买下一个印第安人的棚屋了，现在他却要在世上活多久就得承受多久的贫困了。这里，我并不是把租房子与拥有房屋之间做一番优劣比较，但显而易见的是，野蛮人拥有房屋是因为花钱很少，而文明人之所以租房子住，却是因为他财力够不上买房屋的花费。可是，也许有人会辩解说，你说的那个可怜的文明人只靠着付出这笔租金，就拥有了一个住所，这住所和野蛮人的棚屋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宫殿。每年只要付二十五元至一百元的租金（这是乡村的价格），他就得到了经过多少世纪不断改进才造出来的实惠又宽敞的房子，这房子有干净的油漆和墙纸、拉姆福德式的无烟壁炉、内抹灰泥的墙、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许多别的东西。然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享受着这一切的文明人，通常是“贫穷”的；而没有这一切的野蛮人，却生活得那么富足。如果说，文明是人的生活状况的真正进步——我想这话是很对的，虽然只有智者才能真正利用好已有的有利条件——那么它就必须证明，文明能不提高价钱就把更好的房屋建造起来；而物价，则是用于交换物品的人的一部分生命，要么立即支付，要么以后支付。这一地区的普通房屋也许要八百元一幢，为了积蓄起这样数目的一笔钱，恐怕要一个劳动者花费十年以至十五年的生命，即使他是没有家累的。——这价钱是以每一个人每天的劳动价值为一元钱来计算的，如果有人收入多过这个数，就一定也有别的人收入少于这个数。因此，通常他必须花费他大半辈子生命，才能赚得他的那间棚屋。假定他依旧是租房居住的，那他还只是在两害之中做了一次可疑的选择。难道野蛮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他的棚屋来换得一座宫殿？
有人也许会猜想，拥有这样的多余的房产，可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但我认为，对个人而言，这样做的好处不过是可以够他在死后偿付他的丧葬费用罢了。但是，一个人也许用不着安葬自己。然而，这件事却显现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一个重要区别；人类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无疑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这套制度牺牲了个人的生活，为的是保存种族的生活并让这生活更趋于完美。可是我希望指出，为了得到这好处，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还要指出，我们原本可以不做出任何牺牲就能得到所有这些好处的。《圣经》上说可怜的穷人和你同在，父亲吃葡萄，孩子的牙齿也发酸，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当我想到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的境遇至少同别的阶级一样富有，我发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也都已辛苦劳作了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了，为的是他们可以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是附带了抵押权而传给他们的遗产，或许是用借来的钱买下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付出的劳力的三分之一，作为房屋的代价——通常总是他们还没有付清这一笔购房的款项。的确，那抵押权有时还超过了农场的原价，结果农场自身已成了一个大累赘，然而到最后总还是有人愿意来继承它，正如这继承人自己说的，那是因为他很熟悉这个农场。我找评价估税官谈过话，惊诧地发现：他们竟然也说不出十来个在这城里拥有自己农场而又自由自在没有欠债的市民来。如果你要了解这些家宅的实况，你可以到银行去问一问这些房产被抵押的情况。真正能够用劳力来偿付他的农场债务的人是那么少，如果有的话，每一个邻人都能把他指出来。我看康科德这一带还找不出三个这样的人。据说商人中的绝大部分，甚至一百个中间大约有九十六个是肯定要失败的，对农民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关于商人，其中有人曾经恰当地指出，商人的失败大都不是由于亏本，而只是由于不方便而没有遵守诺言；也就是说，信用道德被损毁了。这一来，问题就更加糟糕了，而且不禁使人想到那一百个人中成功的三个人，他们的灵魂，说不定将来也不能得到拯救，也许他们跟那些老老实实的失败的人比较起来，将会在更糟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和拒付债务是一条条跳板，我们的文明的大多就从这里跳起来翻跟斗、表演，而野蛮人却一直站在饥饿这条没有弹性的厚木板上。然而，这里每年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展览会却总是那么盛大辉煌，好像农业的状况还特别好似的。
农夫们常想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为了获得他的小额资本，他做起了牲畜的投机买卖。他用十分熟练的技巧做一个细弹簧制的陷阱，想捉到舒适和独立自由的生活，他正要拔脚走开时，不料自己的一条腿却掉进了陷阱里。这就是他贫穷的原因；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穷困的，尽管我们有那么多奢侈品，却比不上野蛮人有着上千种的安逸和乐趣。査普曼在歌里唱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所谓人世的伟大
把上天赐予的欢乐稀释得像空气。
等到农夫有了他自己的房屋，他也并没有因此就更富，反而更穷困了，因为那房屋占有了他。依照我所能理解的，莫摩斯在反对密涅瓦建筑的一座房屋时曾经说过一句千真万确的话，莫摩斯说她“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可以移动的话就可以从此避开恶劣的邻居了”；这里还可以加上一句：我们的房屋是这样宝贵的财产，它把我们幽禁在里面，而不是让我们居住在里面；至于那需要避开的恶劣的邻居，往往就是我们卑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城里，至少有一两家，几乎一辈子都在希望卖掉他们近郊的房屋，以搬到乡村去住，却始终没有办到，看来，只能等将来死了，他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
即使大多数人最后的确能够拥有或者租赁那些装修很好且有种种便利设施的现代房屋，但是，文明只是改进了房屋，而没有同时改进居住在房屋中的人。文明可以造出皇宫，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所追求的更有价值，如果他们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物质享受，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比野蛮人住得更好呢？
另外，那贫穷的少数人又过得如何呢？也许你会看到一点，一部分人的外部境遇相对于野蛮人越高，另一部分人的外部境遇相对于野蛮人就越低。一个阶级的奢侈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一面是皇宫，另一面是济贫院和“默默无言的穷人”。筑造那些法老陵墓的金字塔的百万工人，他们吃的是大蒜头，他们将来要像样地埋葬都办不到。完成了皇宫上的飞檐的工人，夜晚回到家可能是在一个比尖顶棚屋还不如的草棚里。在一个有一般文明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的处境并没有低到像野蛮人的那么恶劣，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说的还是一些生活卑微的贫穷人，还没有说到那些生活卑微的富人呢。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必往更远处看，只消看看铁路旁边，到处都是简陋的棚屋，这些就是文明没有改进的反映。我每天散步，看到那里的人住在肮脏的棚子里面，整个冬天门一直都是开着的，为的是可以放点光线进来，也看不到什么火堆，火堆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而老少的躯体，由于长久地怕冷受苦而蜷缩着，以致永久地变了形，他们的四肢和官能的发展也因此停顿了。自然应当去看看这个阶级的人：所有这个时代的卓越工程都是他们完成的。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厂中，各个工厂的技术工人，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情况。或许我可以把爱尔兰的情形在这里提一下，那地方，爱尔兰在地图上，是被看作一个白种人的开明地区的。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跟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海的岛民，或任何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过因而没有堕落的野蛮人比一比吧。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跟一般的文明人的统治者是同样聪明的。他们的状况只能反映出文明与卑劣有着紧密的关联！现在，我根本不必提我们的南方各州的劳动者了，这个国家的主要产品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自己也是南方各州的一种主要产品。可是，不往远处扯开去，我这里主要谈的是那些据说境遇还算中等的人。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一座房屋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们原可以不必穷困，事实上却穷困一辈子，因为他们总想有一座跟他们邻居一样的房子。好像你只能穿上裁缝给你制成的任何衣服，你逐渐放弃了棕榈叶的帽子或者土拨鼠皮帽，你只能对这个时代生活的艰难地发几声感叹，因为你买不起一顶王冠！要发明一幢比我们已有的房屋更舒适、更豪华的房屋是有可能的，但大家必须承认，已有的房屋我们都还买不起。难道我们老要研究怎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不能满足于少得到一点东西吗？我们那些可尊敬的公民，难道一定要庄严地用他们的言传身教，来教导年轻人在老死以前就早早置备好若干双多余的皮鞋和若干把雨伞，并准备好空空的客房用来招待不存在的客人？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简单呢？我们把民族的救星尊称为天上的信使，给人类带来神灵礼物的恩人，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实在想不出有任何随从跟在他们后面，也想不起他们会有什么满载着时兴家具的车辆。有人说，如果我们在道德上和智慧上比阿拉伯人更为优越，那么我们的家具也应该比他们的更复杂。如果我认同这种说法，那会怎么样呢——那不是一种奇怪的认同吗？现在，我们的房屋正堆满了家具，都给灰尘弄脏了，一位好主妇宁愿把大部分家具扫入垃圾坑，也不愿让早上的工作放着不干。早上的工作啊！在微红色的曙光中，在门农的琴声里，世界上的人到底在早晨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在我的桌上有三块石灰石，让我吃惊的是，我一定得天天给它们拂拭灰尘，我头脑中的灰尘还来不及拂拭呢，我嫌恶地赶快把它们扔到窗外去。你想，我怎么拥有一间摆有家具的房屋呢？我宁可坐在露天的地方，因为草地上没有灰尘，除非人类已经在那儿破土开挖。
正是沉迷声色、放荡挥霍的人弄出了各种新花样，迷迷瞪瞪的人众则对此紧紧追随。那些投宿在最豪华的旅馆里的旅行者很快就会发现这点，因为旅店老板把他当作传说中奢侈的亚述国王来招待，要是他接受了他们的盛情，不多久他就会完全失去男子汉的气概。我想到火车车厢，我们宁愿花更多的钱用于奢侈的布置，而不太关注行车的安全与便捷。没有安全和便捷，车厢就成了一个时髦的客厅，里面有长沙发、土耳其式的榻凳、百叶窗，还有其他一百多种东方的花样，我们把它们搬到西方来了，那些花样，原先是为天朝帝国的六宫粉黛和成群的妻妾而发明的，约拿单听到这些花样的名称都会难为情的。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一人独占，而不愿意坐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我宁愿坐辆牛车，自由自在地来去，而不愿意坐什么游览火车的豪华车厢入天堂，一路上呼吸着乌烟瘴气。
原始时代的人生活得简简单单、很少掩饰，但至少有这样的好处：它让人类仍然是大自然中的一个过客。当一个人吃饱睡够，精神抖擞，就可以再考虑他的行程。可以说，他居住在苍穹的帐篷下面，不是穿越山谷，就是越过平原，或是攀登高山。可是，你看！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从前饥饿了就去采果实吃的人已经变成一个农民；而从前在树荫下歇息的人已经变成管家。我们再也不在夜间露营，我们在大地上建起了房屋，我们忘记了还有天空。我们信奉基督教，不过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改良农业的方法。我们在这世界建造好了家宅，随后又为来世建造家族的坟墓。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从这种情形中怎样挣脱出来、解放自己，但我们的艺术效果不过是把我们这屈辱的境遇弄得更舒适一点，而那更高的艺术境界却被遗忘了。在这村子里，美术作品确实已没有了插足之地，即使有什么作品传到我们这里来了。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和街道都不能为美术作品提供恰当的根基。挂一张画的钉子都没有，也没有一个陈列架来承受英雄或圣人的半身像。当我在思考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造的，是怎样付款或未付清款项，以及居住在房屋里的家庭的经济又是怎样安排怎样维持时，我不禁感到惊奇，在一位来宾赞美壁炉架上那些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的时候，为什么地板不会一下子坍下去，让这位来宾掉落到地窖中去，一直落到坚固可靠的基岩上。我不能不看到，世人所谓富有而优雅的生活其实是在向上跳跃超出他们的本分，我一点也不欣赏那些点缀生活的美术品，我密切注意着人们的跳跃，我记得人类肌肉能达到的最高的跳高纪录，还是某一些流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他们从平地上能跳到二十五英尺之高的位置。没有东西支撑的话，跳到了这样的高度上也还是要跌到地上来的。因此，我要问那些不恰当产业业主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在支撑你？你是属于那九十七个失败者当中的一员，还是三个成功者当中的一员呢？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也许我会去看看你那些花哨而没什么价值的玩物，体验一下它们的装饰风味。车子套在马前面，既不美观，也没有用处。在用美丽的饰物装饰房屋之前，必须把墙壁剥除一层，我们的生活也得剥除一层，这还要有美好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底子。要知道，美的趣味大多是在露天培育起来的，而户外既没有房屋，也没有什么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说起和他同时代的那些最初移民到这个城镇来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小山坡上，挖掘窑洞，作为最初的栖息场所，他们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高的一边生起了冒浓烟的火以烘烤泥土。”他们并不“给自己造房子”，他说，直到“上天赐福，让土地上生产了足够的粮食喂饱了他们时为止”。然而，第一年的收成却不好，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很长的一季吃很薄的面包”。1650年，新尼德兰州秘书长川荷兰文写过一段话，更加详细地告诉预备移居那里开垦土地的人，他说：“那些在新尼德兰的人，特别在新英格兰的人，起初是无法按他们自己的愿望去建造农舍的，他们在地上挖个地窖一样的、四四方方的、六七英尺深的坑，长和宽则随意决定，然后在墙壁上安上木板，遮挡泥土，再用树皮在木板之间合缝，以免泥土落下来，当然也有的用了别的材料，还用木板铺了地板，做天花板，架起了一个圆木做的屋顶，再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全家可以在很温暖很干燥的房子里住上两年、三年，或者四年，可以想象，这些地窖中，还隔出了一些小房间，这就要以家里人口数目来定了。在殖民初期，新英格兰的贵人、要人，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免得浪费时间来建造房屋，造成下一季的粮食不够吃；二是不希望他们从祖国大批地招来的苦工感觉到不平衡。三四年之后，当田野已适宜于农作物生长了，他们才给自己造漂亮的房子，花上几千元钱。”
我们的祖先所采取的这个做法，可以看出，他们至少是非常小心的，他们的原则似乎是首先要满足最紧迫的生活需求。而现在，我们最紧迫的生活需求满足了没有呢？想到要给我自己添置一幢奢华的住宅，我就感到心灰意懒了，因为在我看来，这一片国土上还没有培育起相应的人类文化，我们至今还不得不减少我们精神的粮食，减到比我们节省的祖先每顿吃的面粉还要少。这倒不是说所有建筑的装饰可以完全忽略掉，即使是在最原始的时代里。我要说的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房屋从一开始就从内部变得美起来，尤其是和我们生活密切联系的部分，就像贝壳美丽的内壁那样，而不是将外壳弄得过分的美。可是，哎呀！我曾经走进一两幢房屋，已经知道它们的内部是如何布置的了。
尽管我们还没有退化到住窑洞或者棚屋，或者穿兽皮就活不了的程度，但是，对人类的发明与工业提供的便利，即使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来交换，也还是应该接受为好。在我们这儿，木板、屋面板、石灰和砖头都比较便宜，比起可以住人的山洞、整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以及回火黏土或平坦的石板，也更容易弄到。我说得比较内行，因为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熟悉建造房屋这件事。只要再聪明一点，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比现今最富有的人还要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其实只是更有经验、更为聪明一点的野蛮人，可是，还是让我赶紧来讲讲我自己的试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