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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第一批欧洲定居者（克罗马农人）所知较多，而对第一批在亚洲和澳大利亚定居的人类知之甚少。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考古学的发展趋向和欧洲人的自鸣得意。对早期史妄加揣测是危险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新的伟大发现将会出现在中国及东亚其他地区。偶然发现的人类骸骨为早期文化平添了少许诗意，欧洲人一直乐此不疲。这些骸骨属于“奥瑞纳人”“马格德林人”或“格拉维特人”。尽管这些名称令人混淆不清，但总比学术界习惯的术语“欧洲早期现代人”要好得多。
那么，他们是谁？
那时，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小群体里。据估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地球上各个人群的规模几乎都没有超过300人。不同群体之间一定存在杂交现象，否则人类在遗传上必会付出惨痛代价。因此，在边缘地带，各群体之间一定会相互交流。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具备了语言能力，但他们究竟使用何种语言？在凯尔特地区和中国文化中，居住在不同山谷中的定居者会说不同的方言。每隔几英里，语言就会有所不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欧洲人到达前的北美洲及亚马孙盆地。
世界各地产生了不同的语言。通过追溯发音相同的词汇，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原初语言”。但是，相隔更远的距离，语言的发声方式就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存在使用嘴部发音还是喉部发音的差异，以及如何使用嘴唇和舌头发音的差异。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一样，克罗马农人也拥有数不胜数的方言，但也存在足够多的发音相同的词语，这是为了便于不同部落之间的相互交流。
我们知道，后来的农耕社会经常会崇拜一些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神祇，如水神、雨神、太阳神和玉米神。因此，狩猎—采集社会也可能会敬拜那些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物，如供他们猎杀和驱使的动物。今天的狩猎—采集者会对那些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鸟类和动物表达敬意，还会饶有兴致地观察它们的生活。我们还知道，非洲的狩猎者会模仿他们的猎物，以便捕捉它们的内心世界。那么，原始人在洞穴的石壁上画野牛是否也出于同样的目的？现代的狩猎—采集者创造了各种讲述人类起源的神话。我们皮肤更加黝黑的祖先可能早已这样做了。
迄今为止，人们在西班牙和法国已发现了大约300幅洞穴壁画。这意味着，原始人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基于动物和自然世界的信仰体系。借助双手、眼睛和记忆，他们观察、绘画和临摹。这构成了最初的人性特征。洞穴壁画很可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并没有特殊的精神诉求。不过，非洲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洞穴艺术——反复出现特定的意象——则暗示了某种宗教体系的出现。我们发现了年代很古远的骨笛，而昏暗洞穴的墙壁上画着壁画。
它们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我们可以展开合理的想象：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正举行秘密仪式，目的是驱赶鹿群和马匹不断迁徙，或是祭奠死于猎人之矛的某种大型动物。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幽暗、公牛和神秘总连在一起，密不可分。其他地方也会出现这类艺术，但都已经失传。最近，在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地区，人们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洞穴壁画。我们在欧洲西南部发现的洞穴壁画仿佛响亮的号角，证明现代人类已到达那里。他们的艺术创作圆熟、生动，完全可与鲁本斯和梵高的作品媲美。
我们与眉骨高耸、眉毛粗重的尼安德特人是近亲，但彼此交往的历史却是一段黑暗往事。尼安德特人可以被界定为一个单独的人种，或是与我们有共同祖先的一个分支。但他们的体貌特征与我们不同：骨骼更粗重，头骨形状迥异，语言能力较弱。直到大约13万年前，他们才完成进化。在3万到2.4万年前之间，尼安德特人仍生活在欧洲，但他们在亚洲已销声匿迹。作为“不成功的”人种，漫画家们经常嘲笑他们一无是处。然而，粗略算来，他们大约生存了10万年，比智人离开非洲的时间要长得多。这大约是从耶稣时代到今天的历史的50倍。
尼安德特人发生了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当时并未发生灾难性事件。现代人类与其近亲共存了大约3万年。散布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尼安德特人可能通过模仿这些新来的超级猎人改进了自己的工具。生物学家对这两个人种是否有过杂交观点不一。最新的观点确认了杂交现象的存在，但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因为科学家只在一些零散的群体中找到了少量DNA证据。显然，“新人”占有优势。尼安德特人可能通过哼唱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有科学家认为，由于生活在小群体里，他们并不需要传递复杂信息，能表达情感即可。
据我们所知，尽管他们有埋葬死者的习俗，甚至可能还会化妆，但他们既不会制造艺术品，也不会制造弓、鱼叉、针或饰物。
当时的气候条件极其恶劣，但尼安德特人却安然无恙地存活下来。“旧石器时代”的冰盖盈缩不定，挑战着人类适应能力的极限。尼安德特人必须依靠捕杀动物、获取皮毛御寒，而现代人类却拥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件秘密武器就是缝纫工具，其重要性要远胜于精致的切削器和远距离猎杀动物的矛或弓。我们已发现许多做工精美的针和用来钻针眼的锥子。克罗马农人已穿上合体的多层衣服，就像今天的因纽特人。与熊皮相比，缝制的衣服给人更多保护，使人更灵活。布莱恩·费根说：“有了针，女性就能将各种动物毛皮（如狼皮、驯鹿皮和北极狐皮）缝制在一起，充分利用每一种皮毛的特性。在不断变化的极端环境中，这些衣物可以有效降低冻伤和体温过低带来的风险。”
针、更精良的武器和通过语言制订的群体计划使克罗马农人立于不败之地。在竞争中，尼安德特人逐渐走向灭亡。情况或许更糟。在法国的莱斯罗伊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令人不安的证据——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头骨上有被宰杀过的痕迹。这意味着，现代人类可能吃掉了竞争者。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尼安德特人可能曾经是食人族。我们和尼安德特人的交往绝非简单的社会观察，也很少相互杂交。当时的现代人类可能是这样想的：“尼安德特人？呃……实在太好吃了，只眉来眼去就太可惜了。”
当然，关于那些住在丛林中的远古人类，我们拥有的只是些骨质和石质的小碎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生动、丰富的歌曲、故事和对宇宙的遐想，其具体内容现在已无从知晓，唯有时间长河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一些人类学家相信，我们只适合在家庭和朋友圈子内交流，而不适合与脸谱网上的所谓朋友高谈阔论。这大致反映了史前狩猎部落的规模。随后，社会分工越来越重要。伴随狩猎和采集活动，剥皮、腌制、切削、缝纫和烹煮等活动应运而生。性别分工成为现实。有人认为，男女之间的微妙差异暗合了狩猎—采集者的生活状态。今天的男性更喜欢重口味的食物和饮品，如咖喱、腌菜和威士忌酒。在那时，男人们通常要到远方觅食，亲尝各种动物尸体和浆果，以确定是否可以食用。
我们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冷静观察运动物体——确实是在早期狩猎（和逃跑）的过程中形成的。当冬季来临时，我们更愿意拉上窗帘，蜷缩在电视机前。这样的行为不正映衬了一段远古记忆吗？当时，我们就是依靠蜷缩在地下洞穴中获取安全感。我们对早期社会知之甚少。因此，在想象那段失落的漫长历史时，我们通常会谨小慎微。也许，想象越大胆，我们就越接近现实。
然而，我们能从史前狩猎—采集社会汲取什么经验呢？
首先，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成了气候变化的人质。地球的气候变化不定，人类文明恰好产生于温暖、潮湿的时期。在人类历史早期，全球变冷差一点使人类灭绝。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地球气候的冷暖循环会终结。我们正在使地球再度急速升温，这很可能让我们自食其果。但历史提醒我们，我们很善于应对变化。正是凭借良好的适应力，我们依然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其次，我们拥有非凡的创造力和破坏力。事实上，这两种能力密不可分。很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戳穿了“高贵的野蛮人”的神话。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再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神话曾深刻影响了欧洲思想家，他们以此来反对国家领导人发动战争。在制造战争的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历史上就存在着凶杀，偶尔还有大屠杀。在石器时代，从欧洲到新几内亚的高地，从阿拉斯加和美洲大陆到亚洲大草原，莫不如此。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现象也并不普遍。但是，欧洲被害人头骨上留下的斧凿痕迹足以说明，史前人类并不仅仅是艺术家。
在仔细观察了欧洲人到达之前生活在墨西哥的阿纳萨齐人打仗和屠杀的证据后，考古学家史蒂芬·勒布朗和凯瑟琳·雷吉斯特对史前战争进行了长期研究，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史前战争定期发生，并且非常残酷。他们是如此看待那些著名的洞穴的：
人们在拉斯科的洞穴壁画及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其他洞穴壁画中甚至发现了更多有关战争的证据。这些已知最早的人类艺术品生动地表现了野牛、猛犸象和鹿，其中还包括长条状的人类形象，被长矛刺穿身体。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些世界奇观中不太和谐的一面并没有出现在旅行手册中。由于先入为主地认为过去很和平，人们往往不会主动搜集有关战争的证据，或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正如我先前所说，这可能与我们强烈的部落团结感有关。它使我们美化“自我”、丑化“他人”，最终使我们率先占领了整个世界。我们消灭了其他哺乳动物，也许还消灭了其他人种。纵观人类历史，在创作艺术和表达爱意的间隙，我们一直在竭力消灭彼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动荡之源，至今还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