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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希罗多德所言，由薛西斯率领的攻打斯巴达的波斯大军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穿棉衣，手持铁头藤弓，驾乘由马或野驴牵引的战车。这群人来自印度。欧亚大陆这块巨大的三角形突出地带的早期历史极为生动有趣，至今仍是不断发展的研究课题。正如前文所说，人们现在认为，源自非洲的移民活动改变了整个世界。人类到达印度的时间要早于人类到达地中海、欧洲或中国的时间。在印度的南部地区，居住在森林中的土著居民更像澳大利亚和东亚海岛上的土著居民，他们都属于第一批向南迁徙的人类。而印度北方的雅利安人则要很久之后才到来。
19世纪，在印度探险的英国学者揭开了印度早期历史的面纱。人们推测，伟大的印度文明来自外部世界，而不是在本土孕育成长的。在印度西北部，也就是在喜马拉雅山和印度洋之间，有一条通道。一波又一波移民和征服者——从亚洲的游牧部落到希腊人、波斯人和蒙古人——都从这里涌入印度。每一波移民和征服者都使这片次大陆变换容颜。英国人（也包括葡萄牙人和法国人）唯一的不同之处是他们从海上进入印度。然而，印度最早的人类文明——印度河流域的神秘城市中心或摩亨佐·达罗——完全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在1947年新生的印度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亚伊帕尔·辛格就宣称自己是部落民族（或森林民族）的发言人，要为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发声。他把其他印度人都视为后来者：“我们民族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土著居民不断被外来民族剥削的历史。”
这个土生土长的文明有着怎样的面貌？这座由泥砖构建的城市坐落在印度河平原，拥有良好的给排水设施和有趣的手工艺制品，其文字至今尚未破译。人们在城市遗址中发现了很多人像。其中一尊小型人像动作好像是在做瑜伽，而另一尊人像则可能是印度教湿婆神的早期形象。这里出土了许多雕刻精美的印章，刻画着公牛、大象和老虎的形象。对印度的宗教艺术而言，这些形象至关重要。还有一尊非常性感的裸身舞女像，佩戴着手镯，姿态充满挑逗性，让人不禁联想到后世印度教神庙里的色情雕塑。不过，她长了一副土著居民的模样。因此，在北方的入侵者进入印度很久之前，来自“非洲之角”的第一批人类移民就已经在印度定居，创造出印度宗教和文化的精髓。除此之外，似乎别无解释。
在希波战争中，波斯人统帅下的印度人曾与希腊人相互搏杀。但是，从种族角度而言，这两个民族实际上有着亲缘关系。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由于各个帝国已经接壤，印度人已经获知希腊人的消息，他们称后者为“约那人”。这个词语源于波斯语中的“爱奥尼亚人”。与波斯人一样，这些北印度人的语言与希腊语、拉丁语及今日主要的欧洲语言有共同的渊源。这个观点最先是由一位杰出的英国人在1785年提出的。这位热爱印度的英国人就是威廉·琼斯爵士，他曾被委派担任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法官。
琼斯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他是最早学习梵文这种印度学术语言的欧洲人之一。根据在关键词语和语法结构中发现的线索，琼斯发现梵文属于所谓的“印欧语系”。这种语言源于雅利安人的语言，而雅利安人又是后世诸多民族的祖先。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靠牧养牛羊为生。他们可能发源于里海地区或乌克兰，随后一波又一波地向外迁徙。“雅利安”一词暗含了某种种族优越性。在欧洲惨遭纳粹蹂躏之后，这个词会使许多人感到刺耳。不过，它只是个有用的标签而已。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印度人、地中海民族和欧洲人都是“里海人”或“乌克兰人”（尽管我们并没有使用这样的词）。
我们可以通过词汇和石碑追溯古代民族的渊源。一般认为，雅利安人一路向西迁移，进入了今天的土耳其、希腊和巴尔干地区，也到达了今天的伊朗和印度。在特洛伊战争爆发的那个时代，他们可能来到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又经过几百年的迁徙，他们到达了肥沃的恒河平原。多利安人也是雅利安移民大军中的一支，他们征服并同化了迈锡尼的希腊人。这样看来，在马拉松战役中，相距遥远的兄弟民族在战场上相遇了，尽管他们已认不出彼此。
印度雅利安人的古老圣歌——《吠陀经》——口耳相传地保存了下来，圣歌的内容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好战倾向及对马匹的痴迷。另一方面，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耕地”“书写”和“大象”等词语。
因此，他们可能不得不向当地的土著居民学习，也就是向被他们击败、驱逐及同化的民族学习。我们已无法获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这些雅利安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偷盗牲畜及用牲畜献祭的文化。从游牧者变成侵略者，这种文化恰好适合他们的转变。毫无疑问，雅利安人曾属于一个更庞大的近东民族体系。《往世书》的故事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传说及《圣经》的记载颇为相似，大洪水的传说就是例证。在这则传说中，毗湿奴神委派编纂法典的摩奴建造了一艘大船。之后，为了拯救摩奴，毗湿奴神将其带往一座高山。
雅利安人的历史轨迹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也是逐渐从放牧为生转变为定居生活。最古老的梵文故事集《梨俱吠陀》中的一幅插图反映了当时的部落文化，其中刻画了酋长、祭司和有组织的献祭活动。在当时，人们普遍用牛作为通行的货币。历史学家约翰·凯伊将雅利安人的部落文化与苏格兰高地的氏族文化进行了比较。这样的比较令人印象深刻：“印度人和苏格兰人的语言和社会体系都很相似。人们的社会地位都是由出身决定的，而财富和声望都是以牲畜的多寡进行衡量。在苏格兰和印度，偷盗其他部落的牲畜既是消遣，也是仪式。”
但是，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苏格兰，农耕文化都是最终的胜利者。在氏族文化时期，苏格兰的原始森林已经消失。为获取燃料和发展农业，人们砍伐了大片森林，这使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无法养活很多人口。但是，印度的雅利安人就要幸运得多。当时的印度北部地区并不像今天的黄褐色平原那般人口稠密、耕田密布。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侵略者从旁遮普地区出发，逐渐向东迁徙。他们发现了茂密的森林和许多野生动植物，整片森林一直延伸到潮湿的恒河三角洲。林中的部落都是狩猎—采集者，其生活方式与居住在亚马孙丛林和新几内亚高原的人们相差无几。甚至在20世纪，印度还有人生活在森林中，他们对周围的城市文化和农耕文化疑虑重重。
铁器时代是犁与剑的时代。为了耕种土地，人们将森林一点点烧毁，播种上大麦。野生动物一步步退却，村庄则逐渐发展为城镇。雅利安人由此定居下来。森林消失的地方出现了松软的土地，但那里最终并未成为稻田。这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变化过程。在今天印度的部分地区，例如在比哈尔邦与尼泊尔的交界处，还有一些用木材和芦苇搭建的村落。村民以牛耕地，种植稻子和蔬菜，并以牛粪充当燃料。自铁器时代以来，他们的生活一成不变。很快，人们开始利用印度河进行贸易和运输，路网将印度的北部地区连接在一起。于是，在喜马拉雅白色山脊和蓝色臂弯之间，在河谷和平原之上，北印度文明逐渐发展起来。
与希腊文化、闪米特文化、北欧文化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一样，吠陀时代的印度人也拥有一整套神族谱系，其中既有男神，也有女神。人们为他们进行周而复始的复杂祭祀活动。侍奉诸神是婆罗门祭司的主要职责，他们在逐渐发展的种姓制度中占据最高的地位。
种姓制度饱受争议。最初，人们只是根据职位分工对人群进行分类，就像欧洲和俄国的制度那样。按照印度人的设想，在婆罗门祭司之下是武士和官员阶层，即“刹帝利”；再之后是农民和商人阶层，即“吠舍”；最后是受奴役的阶层，即“首陀罗”。这个制度本身并不奇怪。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城市社会，技术和知识通常只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在大众教育兴起之前，专业技艺非常宝贵，并不会随意传授。人们通常秘而不宣。制陶匠人只把手艺传给自己的儿子，马夫也只把缰绳留给自己的子嗣。
然而，历史文献中的证据表明，人们可以在种姓之间流动。另一方面，一些DNA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引发了很多争议）也表明，今天高级种姓的印度人与欧洲人的血缘关系更近。从这个角度观察，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阶层可能都是印欧语系的侵略者的后代，而那些从事粗鄙、肮脏工作的低级种姓的人则很可能是早期印度人的后裔。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个案例足以证明文明的持续性。但我们需要铭记，“古代历史”毕竟不是昨天。以生物学视角来看，如果说现代人的生命周期是70年，那么马拉松时代的希腊人和古印度的雅利安人的寿命大约只有40年。
毋庸置疑，吠陀时代的种姓制度与统治权力密不可分，很难人为改变。随着城镇和贸易的发展，社会分工愈加细密。人们就需要重新定义各种分工，并将其纳入更复杂的结构，就像把抽屉插入大柜子中一样。与其他文化类似，城镇和国家的发展使权力和财富的等级愈加复杂和独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流动性越来越低。在社会最底层从事最苦最累工作的人逐渐形成了所谓的“贱民”阶层（untouchables，即“不可接触者”）。他们很像饱受压迫的希洛人。不过，彼时的希腊毕竟还存在着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