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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的1951年，同盟国与日本在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又称《旧金山和约》），该条约于1952年4月生效。盟军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1953年3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日本股民普遍预测，随着朝鲜战争结束，“朝鲜特需”将会消失，导致日本股价暴跌（又称“斯大林暴跌”）。果不其然，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缔结。虽然确实由于失去特需而受到影响，但日本经济仍然继续前行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
从1954年12月开始，日本进入“神武景气”时期。所谓神武景气是指，神武天皇即位以来的好景气。这一次是日本不再依赖战后复兴的需求或者朝鲜特需，而是真正依靠投资和消费等内需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景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由此走上了真正的经济增长之路。在神武景气期间，日本经济恢复并超越了战前的最高水平。日本经济白皮书也以“已经不是战后了”宣告了战后复兴阶段的结束。
1955年11月，日本两大保守政党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与早前完成重组统一的社会党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格局。这个格局之后一直没有改变，被称为“1955年体制”。
正式跨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后，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显著上升。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被称为“三种神器”的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得到普及。之前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这些电器真正进入了百姓生活，它们的普及要归功于稳定的电力供应。
唱片机也开始进入市场，以前只能在收音机里欣赏到古典音乐，现在用一张唱片就可以听到所有乐章。我买的第一张唱片是卡尔·贝姆指挥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花了2 300日元（当时大学毕业的男生第一年工资是13 000日元左右）。我家也终于建成了像样的两层楼房。这一时期，我们都切身感受到，今天的生活比昨日更富足。
摆在分期付款专卖店里的电视机（1957年）©朝日新闻
中学二年级时，我从位于神田小川町的诚文堂新光社买来反射镜和目镜，自己制作了一架口径10厘米的反射望远镜。刚好那年火星接近地球，我还观测到了火星的白色极冠。
当时东京的日常交通工具以公共汽车和都营电车为主，地铁只有少数几条线路。乘坐中央线去霞关上班的政府公务员们，除了坐公共汽车或者电车，就只能从四谷步行过去。
从1958年开始，日本又进入“岩户景气”时期
，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与此同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开始强烈要求日本放开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1959年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的总会上，日本被要求恢复货币自由兑换，开放国内市场。
1956年，我升入东京都日比谷高中。对我们来说，这里就像传说中的卡美洛。
我现在依然记得，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我们以英国的伊顿公学为范本，把各位当作绅士对待，也请各位以此来要求自己，行为要符合绅士的身份。”这所学校规定可以不换拖鞋，直接穿着皮鞋走进教室。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却着实强化了我们作为绅士的自觉。
天皇曾经计划在学校创立纪念日来视察，但是由于学生们的反对，这个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二年级以后的分班都是学生自己决定，授课的老师也由学生挑选。授课方式主要是由学生们轮流讲解，老师则在窗边打瞌睡。隔壁班曾经以“无能”为由，将语文老师赶走。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之际，为了向苏联抗议，同学们甚至决定派班级代表去匈牙利（最后因为没钱未能成行）。那时的学生们都极为狂妄和自负。
时任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的石坂泰三曾经来学校视察校园文化节，他激励我们说：“各位同学的校友里，当了政府机构的事务次官、大企业社长或者东京大学教授的人多得用扫帚一扫一大堆（他真是这么说的）。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对社会做出贡献。你们千万不要向他们学。”
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能否考入国立大学或者在中央政府部门任职，全都只凭学习成绩，与出身门第或者父母的经济实力无关。所以即使出身寒门，只要成绩好，也能打破社会阶层的墙壁，进入上流社会。石坂想说的是：“你们要珍惜这样的机会，但不要得意忘形。”
像日比谷高中一样的学校，如今已经从日本消失。当年的校舍也早已了无踪迹。我之所以把这所学校比喻为卡美洛城堡，也是因为它有“一旦失去，就再也不能重兴的圣地”之意。
学校附近有“赤坂见附”车站，当时丸之内线尚未开通到这里。车站因为建在地下二层，所以夏天很凉爽。车站前面有一条长长的坡路，日比谷高中就位于坡路上方，我们把这条路称为“迟到坡”。路的一侧是叫作“华盛顿高地”的美军家属宿舍区。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结束之后，我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到阿部次郎的散文《卢塞恩的春天》时，曾经边读边想：“这么好的地方，恐怕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去看看。”
每逢听到舒伯特第九交响曲，我都不禁回想起当年学校里的种种往事。对未来的憧憬和不安相互交织，那种复杂的情绪至今还记忆犹新。
建设中的东京塔（1958年）©朝日新闻社、时事通信
那时每天都能从教室的窗户看到修建之中的东京塔一天天变高。
当时安电话的人家很少，借用邻居的电话这种现在看来难以置信的方法，在当时却很普遍。因此，我的同学中有好几个人连怎么打电话都不知道。而我至今也还是对电话既讨厌又害怕。
图1-2 入学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
接通长途电话通常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电报是常用的紧急联络方式。因为电话联络不便，不提前打招呼，突然拜访别人家或其他公司的情况也很常见。在人人都有手机的如今，已经很难想象出当时社会的情形。旅行时需要预约酒店，是通过信件预约的吗？需要频繁联络的业务往来，人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1957年10月的一天，我们在参加学校的秋游时得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一号。这个消息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很大影响。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赤坂见附车站一边盯着地铁列车的车轮，一边兴奋地暗下决心：“物理能够推动世界。我也要钻研物理，为世界的发展做贡献。”后来看到美国电影《十月的天空》（ October Sky ），发现原来美国的少年们也曾经抱有同我一样的想法。
那时的日本，大家都认为“花时间去学习，还不如帮家里做点事”。当时日本高中入学率仅为50%左右，大学入学率更是只有10%左右（图1-2）。虽然被人逼着学习也很烦，但在我们那个年代，能上学学习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在这样的时代里，有幸升入大学，成为那10%中的一员，我感到实在是非常难得（我确实认为这是“很难得到”的机会）。
我的朋友当中有许多人聪敏好学，却因为贫困而无法进入大学学习。电影《十月的天空》的主人公也曾处于这样的环境。他本来注定要与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矿工。但因为抓住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成长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火箭技术人员。原来美国当时也是与日本一样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