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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因战败而荒废的经济得到复兴，日本政府首先着手救助金融机构。1946年度一般财政预算的20%被划作产业经济费，对因政府停止发放“战时补偿”等而蒙受损失的银行给予补偿，以防银行破产。
接下来，政府又采用“倾斜生产方式”重建国家基础产业。“倾斜生产方式”就是将紧缺资源重点划分给以煤炭和钢铁为中心的基础产业，恢复生产设备，使基础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恢复和发展。这项政策于1946年年底通过，1947年开始实施。
倾斜生产方式的机制以价格差额补助和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为核心。所谓价格差额补助就是政府人为地限制煤炭价格，使钢铁制造企业能低价购买，接下来又人为地限制钢铁价格，使加工制造企业能低价购买。对因此产生的企业赤字，政府通过补助的方式给予补偿，补助由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支出。
对煤炭的价格差额补助制度于1940年开始实行。价格差额补助占据政府预算相当大的比例，如1947年的价格差额补助就占当年预算的四分之一左右。
复兴金融金库是为国家基础产业的设备投资和企业运营提供资金的机构。1946年成立的日本兴业银行复兴金融部于1947年1月从该银行独立出来，成为复兴金融金库。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发行复兴金融债券，复兴金融债券的发行金额巨大，约占当时全国银行贷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其中的七成由日本银行购买。
复兴金融金库按照当时的中央银行利率向基础产业提供贷款，远远低于物价上涨率。所以名义上是贷款，其实就是政府要求日本银行增发纸币，为企业提供资金。
在资金分配的这个过程当中，战争时期形成的间接金融体系和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融资统制体系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依靠这些机制，政府完全掌控了资源分配。
这些体系原本是以向军需产业集中资源为目的，到了战后则被用来帮助基础产业集中资源。
倾斜生产方式带动基础产业迅速实现了恢复与发展。煤炭、钢铁产量急剧增加，煤矿产业形成高潮。1946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 740亿日元，1947年增长为1.39万亿日元，1948年达到2.67万亿日元。
在战争中，日本的工厂及社会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因此战后重建不得不先从这些方面着手。这也具有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一面。英国虽然也在空袭中受创，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陈旧设备和社会基础设施仍然存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工厂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也推迟了现代化社会基础设施的导入时间。日本正是因为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工厂及社会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所以能够在战后迅速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并且修建了最新型的基础设施，从而使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可能。
倾斜生产方式引发了通货膨胀。由于日本银行承购大量的复兴金融债券，导致货币供应过剩，发生了通货膨胀。在经济整体的供给能力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政策人为制造出过剩的需要，当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图1-1）。
也有人认为，1946年2月的“更换新日元”政策和“存款封锁”（发行新日元代替旧日元，同时对从银行取出存款加以限制的措施）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但其实恰恰相反，是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不得不发行新日元来应对危机。
严重的通货膨胀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通货膨胀对平民百姓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少，而拥有大量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地主及富裕阶层则蒙受了巨大损失。
因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往往会随物价的上涨而增加，家庭经营的零售店或者小作坊的销售额也随着物价的变动而上升。并且通货膨胀减少了地租和房租的实际负担。所以对于每日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劳动者来说，通货膨胀并没有破坏他们的生活基础。虽然生活艰辛，但还能在通货膨胀中跌跌撞撞走过来。
图1-1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1950年的物价指数上涨率变化
注： 本图数据为除居民自有房屋的虚拟租金之外的全国综合物价指数。资料来
但是旧统治阶级的地主们拥有大量财产，这些财产因为通货膨胀迅速地失去了其原有价值。在农村，地主的大部分土地由于农地改革被政府强行收购，当初政府作为买地款付给他们的交付公债，随着节节升高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价值严重缩水。
城市里的土地所有者也深受通货膨胀之苦。根据战争时期修订的《租地法》和《房屋租借法》，房主无权单方面提高租金。即便是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也不能随之提高租金。并且一旦缔结租赁合同，如果没有法院认可的“正当理由”，就不能解除合同。所以实际上城市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急剧减少。
财产税也对金融资产产生了很大影响。1946年颁布的《财产税法》是对个人财产征税的专项法律。按照这项法律，纳税金额超过1 500万日元的个人资产，税率高达90%。
由于农地改革、《租地法》及《房屋租借法》的修订、通货膨胀和财产税等种种原因，日本的地主阶级与富裕阶层不可避免地没落了。
在欧洲，拥有广阔土地的贵族阶级和不劳而获地操纵经济的资本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得以留存下来。但是在日本，战争时期与战后推行的改革将战前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光，为形成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曾经宣言“反对不劳而获”的战时改革派官僚所实行的各项改革所带来的结果。
通货膨胀实际上也为日本政府带来了好处。因为通货膨胀导致国债的实际价值下跌，政府借机减轻了战时巨额国债所带来的重压。因此，政府得以乘机健全财政，在道奇路线（Dodge Line）
之后的很长时期，不发行国债也能够维持国家一般财政预算的均衡。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通货膨胀长期持续，政府将不得不提高公务员工资，其他财政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所以找准时机抑制通货膨胀也势在必行。因此必须制定强有力的紧缩政策。而紧缩政策将带来经济萧条。
促使日本断然实行紧缩政策的是美国底特律银行行长约瑟夫·道奇。1949年2月道奇作为占领军总司令部的经济顾问访问日本，他策划制定了财政金融紧缩政策草案，并向当时的大藏大臣池田勇人提交了1949年的政府预算草案。因此在名义上，是道奇制定了这些政策和预算的草案。
但道奇虽然是民间银行的行长，却并非财政方面的专家。他对于日本经济和预算制度也知之不多。道奇在来日本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不可能制定出工作量极大的预算草案。所以草案其实是大藏省的财政官僚制定完成的，只不过是借了道奇之名而已。根据我的推测，当时主导日本采取紧缩财政的是大藏省，而不是道奇。
抑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性不言自明。但毫无疑问，紧缩财政政策将给日本国民带来沉重负担。如果强制实行紧缩政策，必然会引来国民的不满。
为此，大藏省官员们决定利用占领军的权威。他们请来强硬的均衡财政支持者作为经济顾问，以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财政紧缩的命令，再做出不得不从命的姿态。
我的这个推测可以通过宫泽喜一的发言得到证实。他日后曾经说过：“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新政官员们百般挑剔，害得我们狼狈不堪。我们也要还击一下，于是就找来了道奇这个犟脾气的人，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
作为池田大藏大臣的秘书，宫泽1949年时曾经负责缔结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他擅长英语，在与占领军总司令部或者与道奇谈判时，是位居第一线的人物。我认为他的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道奇在日本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留下著名的一句话，他说：“日本的经济并没有脚踏实地，而是像踩着两支高跷行走一样。”这两支高跷，一支是指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以及价格差额补助等补贴制度；另一支是指来自美国的援助。道奇在演说中声称自己要改变这种状况。对此，我有一个疑问。刚来日本不久的人，怎么会知道高跷呢？虽然美国也有类似高跷的东西，但并不像日本这样人尽皆知。
因此我推测，要么是宫泽在记者会前传授给道奇上述内容，道奇直接复述了宫泽的原话；要么是宫泽为道奇写了这篇演讲稿。
虽然真相不明，但当年实施的紧缩政策被以道奇的名义命名为“道奇路线”。不出所料，紧缩政策果然引发了经济萧条。虽然国民对此相当不满，但既然是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大家也就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大藏大臣池田勇人也再三强调“一部分中小企业破产在所难免”。就这样，通货膨胀终于偃旗息鼓，1949年4月，汇率确定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
据宫泽喜一所说，他曾经给道奇看过一则新闻，道奇看后十分高兴。新闻的内容是“小偷偷走了钱”，对此道奇欣喜地说，“小偷终于也愿意偷钱了（因为在通货膨胀期间，小偷们不偷钱只偷东西）。”这其实是宫泽在夸赞自己，因为正是他策划和实施了财政紧缩计划。
紧缩财政引发的经济萧条，使社会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当时，日本劳资纠纷频发，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道奇路线实施的前一年，也就是1948年，东宝电影公司的劳资纠纷甚至引来美军装甲车和坦克出动，演变成一场“就差军舰没来”的大骚动。
同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9年，日本陆续发生了与劳资问题相关的“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等匪夷所思的事件。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日本，共产主义革命也似乎一触即发。
1949年5月，在道奇来到日本3个月后，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尔·夏普（Carl Sumner Shoup）为团长的税制使节团来到日本。该使节团在同年8月提交了第一次报告，也就是“夏普建议书”。其主要内容包括简化税收制度、保障制度运用公平、强化地方财政等。日本税务方面的教科书对这份建议书的评价是“奠定了战后税收制度的基础”。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份报告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内容。
正如本书序章中提到的，战后日本税收制度的基础是在1940年的税收制度改革中确立的。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传统的税收制度以地租和营业税等近代以前的税种为主。这些税种无须把握纳税人的准确收入也能计算出应缴税额。因为当时尚不具备征税所需的基本条件，这也是无奈之举。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近代产业的迅速发展，旧税制仍然未能对近代产业有效实施征税。即使到了昭和时代（1926年为昭和元年），直接税的比例仍然很低，1931年至1936年的平均国税收入中仍有大约三分之二来自间接税。可见，日本的征税体系一直以间接税
为主体。
此外，与现在相比，战前的财政结构也赋予地方更大权力。以前没有现在的地方交付税拨款和国家补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由地方政府自拟名目征收的独立税和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税率的国税附加税构成。
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成立，该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的马场锳一对旧税收体系进行了彻底改革。马场本是大藏省官僚，后来担任日本劝业银行总裁，之后成为广田弘毅内阁的大藏大臣。1937年马场提出以所得税为基础，财产税为辅助，在此基础上导入营业税，创立了崭新的税收体系。
长期以来以间接税为核心的税收制度就此变为以直接税为核心，向过去一直没有充分征税的新兴产业布下了国税的天罗地网。同时大幅削减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由国家统一征税，再向地方拨款。其目的是强化国家对地方的统治。
由于遭到产业界的强烈反对，马场的税制改革方案未能立即实现。但是由于战争激化以及战时财政需要的扩大，1940年4月米内光政内阁采纳并实施了这项改革。
在这场税收制度改革中，最应该强调的是导入了工资收入的源泉征收制度。这项制度的目的是，对低收入阶层也广泛征税，来增加税收以确保筹集到战争费用。同时，法人税被独立出来，与所得税共同作为直接税的两大税种构成税收体系的核心。
政府同时以“调整地方团体之间的财力，保障地方团体的财源”为名，设立了地方税制调整交付金制度。这项制度剥夺了地方政府的自主征税权，使其不得不依靠来自国家的补助和拨款来维持地方财政运营。这项制度沿用至今。
马场于1937年提议的该税收制度，并没有因为夏普建议书而大幅改变。除了1940年没有实施的一般营业税在1989年作为消费税被导入以外，这个税收体系至今未有大的改变。
我认为，邀请夏普这件事也是由大藏省官僚策划的。虽然教科书都写道，“夏普使节团来日期间，大刀阔斧地展开活动，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内容庞大的报告”，但其实这些报告应该都是大藏省的官员们制定的。夏普不过是担了个虚名而已。所以无论是夏普还是道奇，都是日本的官僚们借他人之手，实施自己制定的政策的招牌而已。
那么当时大藏省这么做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改革税收制度，而是试图在制度运用上有所缓和。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导入青色申告制度来拉拢个体经营者。
青色申告制度是指，小规模个体经营者即使实际经营形态是个人经营，也允许他们享有与法人同样的税收方面的优惠。例如允许他们向家人支付工资等。我认为导入青色申告制度的目的在于缓和小商贩们的不满。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1948年，也就是“夏普建议书”提出的前一年，政府依据1947年生效的申报纳税制度对征税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强化。申报纳税制度是指，由纳税人自己计算应缴税额，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并交纳税款的制度。前文提到，随着源泉征收制度的导入，国家对个人的工资收入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而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们，则采用申报纳税制度，以自我申报为基础来征收所得税、法人税和住民税等。
但是，申报纳税制度的前提是纳税人自觉并且准确地申报自己的收入。为了防止出现逃税行为，税收当局在最初大力强化征税，对纳税人的申报进行了彻底审查。
这一年，我们家收到了“更正决定”。所谓更正决定是指，对于恶意逃税行为，税务局长有权根据事实更改原申报内容，进行惩罚性征税。更正决定这种处罚方式现在几乎已经不再被采用，如果有申报遗漏的情况，往往以“修正申报”作为解决方式。
母亲肯定不会恶意逃税，可是当时小学二年级的我听到的却明明是“更正决定”，而非“修正申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疑问，直到我后来进入大藏省也没解开。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得知，1948年曾经大范围对纳税人实施了更正决定。国税厅的主页上登有曾任税务大学研究部主任的池本征男教授题为《申报纳税制度的理念与机制》的论文。这篇论文写道：
导入申报纳税制度的1947年，日本经济处于疲倦的低谷。通货膨胀继续高涨，所得税负担十分沉重，纳税人对于税务官员的信赖降至最低水平。而且，税务职员从1946年的27 000人激增到1948年的74 000人。近5万名新职员不熟悉业务，对新制度的实行非常不利。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度改革将征税方式改为申报纳税方式，导致税收行政事务出现了极大混乱。特别是在个人所得税方面，1948年大约有70%的纳税人受到政府“更正决定”的处罚。很多纳税人提出异议（当时的税法将此称为“请求审查”），拖欠税款也成了长期现象。
1948年，个体经营者的70%，在城市几乎是100%都受到更正决定处分。依照更正决定，政府追缴的税收金额高达所得税征收额的一半左右。所以我多年来的疑问终于找到了答案，我们家无非是当时城市100%受到处罚的人中的一部分而已。
顺便说一下，我的母亲坚持自己没做坏事，抱着所有账本冲进了税务局。从那以后，我家的纳税事务全都委托给了一位年轻的女税务师处理。之后这位女税务师一家与我们家的友好往来维持了很长时间。
当然，实行如此严厉的征税措施必然引发纳税人的抵触。后来还出现了这一情况被共产主义势力所利用的趋势。1951年，号称“守护中小企业者的经营和生活”的民主商工会成立。日本当时处于随时可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状态，政府不敢对此熟视无睹。为了避免心怀不满的纳税人投入共产主义势力的怀抱，政府需要拉拢小规模个体营业者。为此，大藏省请来了夏普。
可能有人会认为，缓和激进的征税方式，会受到纳税人欢迎，没有必要特意去找个美国人来担此大任。但政府机构信奉的是“绝对正确”的神话。也就是说，政府机构不会做出错误决策。所以即使日后发现当初判断有误，政府机构也绝不会承认。所以要改变当初的征税方针，政府需要请来夏普，让他提出税制改革建议书，演出一场“奉占领军之命不得已而为之”的好戏。
我关于道奇的推测，有宫泽喜一的证词作证。但是关于是谁策划了请来夏普这件事，却由于对方手法太高明，完全没有留下痕迹（虽然我暗自猜测，应该是那个人，那个后来从主税局长升任大藏政务次官的人……）。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沿用至今的审议会制度的原型被设计完成。这项制度的本质其实就是，对于自己希望实施的政策，政府部门绝不会主动开口，而是要召集学者组成审议会，让他们在审议会上提出符合政府意愿的意见。然后政府部门再顺水推舟，口称依照民意实行某某政策。现在的审议会可以说是漏洞百出的蹩脚闹剧，不过道奇路线和夏普建议书等却实在是设计周到，毫无破绽，仿佛是职业演员们上演的名剧。
此外，这一时期对于农业的收入转移，主要是通过粮食管理制度来实行的。粮食管理制度是1940年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章第1节还会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