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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忆始于1945年3月10日深夜。
空袭引发的大火映红了天空，空中的美军B-29轰炸机编队正朝着我们飞过来。强大的敌人杀过来了！我们对此却束手无策。那种极度恐惧的感觉，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奶奶、妈妈、姐姐和我戴着防空头巾，用婴儿车推着年幼的妹妹，一家五口跌跌撞撞地路过了地藏菩萨，冲向附近小学的地下防空洞。我现在还记着那时连滚带爬的狼狈景象。然后，我们幸运而偶然地活了下来。
和我们一同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大部分都窒息而死。人太多，空间太小，长时间缺乏氧气，从最里面的位置开始，很多人依次因窒息死亡。我们一家只是偶然待在入口附近，还能呼吸到从门缝进来的稀薄空气，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早晨，被警防团的人们拖出防空洞时，全家人都已经失去了意识。醒来之后，我们看到烧焦的尸体在操场上堆成了小山。那一刻，东京的天空晴得没有一丝云彩。
这就是“东京大空袭”。那一夜的经历如此强烈地震撼了刚过4岁的我，甚至抹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
从空袭开始的深夜到大火被扑灭的短短8个小时里，约有10万人失去了生命。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如此之多的人们在同一地区死亡，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属罕见（关东大地震的遇难者在两天之内达到10万。广岛原子弹爆炸导致到1945年12月为止累计约14万人遇难）。
造成死亡人数如此巨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日军根本无法抵御美军的轰炸。日军没有战斗机在空中应战，高射炮部队仅仅打出大约500发炮弹便被轰炸得溃不成军。所以334架（也有人说279架）B-29轰炸机，在1 500～3 000米的低空，大摇大摆地飞进东京上空。东京市民就这样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赤裸裸地被暴露在美军面前。
百姓当时并不了解这一事实，而美军却是知道的。他们的轰炸机为了防止相互碰撞，都亮着尾灯。很多人误以为这些毫不掩饰地低空飞行的是友军飞机。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看见了B-29轰炸机，可是既然B-29是在1万米高空飞行，肉眼怎么可能看得到呢？一直以来，我都怀疑那是自己的幻觉。而现在我的记忆终于得到证实，因为肉眼的确可以看见在1 500米的高度飞行的飞机。
造成死亡人数众多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军周到、科学且高效的空袭计划。美军首先划定了东西5公里、南北6公里的长方形区域，在边界投下燃烧弹形成火墙。这样后边的飞队就可以根据这个标志准确地进行轰炸。而在地面上，百姓却被火墙堵住了逃路。我家的位置靠近这个长方形的西北角，如果朝着西北方向跑，或许可以逃脱。然而当时在地面上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跑到水边就可以活命，都朝隅田川
跑去。对岸的人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跑过来，人们在桥上挤成一团，动弹不得。这时美军抛下燃烧弹，造成了一场人间惨剧。我很长时间都不敢接近这座言问桥，直到现在，大桥两端的桥柱上还残留着黑黢黢的印迹，那是当时火中丧生的人们留下的无法磨灭的痕迹。
据说逃到防空洞时，母亲曾经绝望地说：“我们逃不到隅田川了，就死在这儿吧。”姐姐听了非常难过，不甘心就那么死掉。而从结果看来，母亲误打误撞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指挥这次空袭的美军司令是柯蒂斯·李梅少将，他在几个月前刚刚将德国的历史名城德累斯顿夷为平地。而日本政府后来竟然为他颁发了勋章。
防空洞里那么多因窒息而死去的人们，他们一定以为越靠里面越安全。我们一家之所以停留在入口附近，也不过是因为来得晚，已经挤不进去了。当时老百姓对于防空洞可能导致窒息的危险实在是一无所知。
后来我才知道，在德国，政府早就教育民众在防空洞避难时，要警惕窒息危险。进入防空洞后，应该在相当于地板、人的腰部和头部的这三个高度分别点燃灯火，如果最高处的灯火熄灭，就要立即开启换气装置。或者如果地板上的灯火熄灭，要立即站起来；如果位于腰部高度的灯火熄灭，要将孩子抱起来；如果位于头部高度的灯火熄灭，则即便外面的炮火再猛烈也要立即逃离防空洞。
可是在日本，政府不但没有告诉民众防空洞可能发生窒息的危险，还要求民众“遇到燃烧弹起火要立即扑灭”。美军在东京大空袭中使用的燃烧弹具有与在越南战争中用来烧毁森林的凝固汽油弹同等的威力。它的燃烧性能比汽油还要强，果冻状燃料的燃烧温度可以高至1 000度左右，根本不可能用水扑灭。这样高威力的燃烧弹，当天有20万颗以上（也有人说是32万颗）被美军从高空投下，平均每平方米就有3颗。也有许多百姓因为忙于扑灭大火而丧失了逃生的机会。
3月10日的这次经历，是我不再信任所谓“国家”的原点。因为当极端的危机降临在老百姓头上时，国家并没有救助我们，而且甚至连危机的到来都没有告诉我们。
对国家的疑问还不只这些。后来我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苏联攻入德国时，为了保护被波兰从本土隔离的东普鲁士地区居民免遭苏军凌虐，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派出全部海军舰队将当地居民尽数救出。而日本是怎样做的呢？
半藤一利在其著作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对于已经做好战败准备的国家来说，其军队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保护进攻地区和被占领地区的平民百姓的安全。翻开欧洲战争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是如何拼死做到这一点的。而日本，无论国家还是军队对于这种战败国的国际常识都不了解……对于在决战阶段迎击登陆美军之际，应该如何处置前来避难的无辜百姓这个实际问题，据说日本陆军中央参谋给出的回答竟是：“没办法，轧死他们继续前进。”
此外，战后以来我一直感到疑惑的是，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以后，日本为何还要继续战争？即使是6月才停战，也将会改写无数日本人的悲惨命运。最近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原因就是战争的指挥者们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投降的决定才被一拖再拖。
6月以后仍然持续的战争，使多少日本人毫无意义地丢掉了宝贵生命！5月以后，为了胜利无望的战争而被迫卖命的士兵们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坚守在绝望的战场！
我幸运地没有在3月10日那天变成烧焦的尸体，也没有成为在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即使能够幸存，如果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我一定也会像其他战争孤儿一样，不得不一直在上野的过街通道里徘徊度日）。后来我也没有被征兵，活着迎来了“战后70年”。这些偶然的幸运一次次重合，使我有幸在命运之门开开合合的瞬间，艰难地穿过那些缝隙。回首过去，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个奇迹。
就在我们险些死于防空洞那年的5年前，一群被称作“改革派官僚”的人正在试图改变日本。
为了确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建立起“国家总动员体制”，将全国所有资源都用来为战争服务。他们为此制定的经济制度，在战后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成为战后日本的基础。
关于这个经济制度，本书会在后文多次提及，这里姑且简单地介绍一下。
所谓改革派官僚，是指被派到伪满洲国参与“国家管理”的一群官僚，其中心人物之一是岸信介。他于1939年从伪满洲国回到日本担任商工省次官，1941年又在东条内阁担任商工大臣，积极地拉拢亲信扫除异己。以岸信介为中心的“统制派”将商工省的大权紧握在手中。根据岸信介及其心腹、主导“统制派”的椎名悦三郎的姓氏，这群官僚也被称为“岸-椎名阵线”。
其理念是对产业实行国家统制。他们认为企业必须为公共利益做奉献，而不得追求私利。此外，也不允许不劳而获的特权阶级的存在。
事实上，岸的目标是建设日本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对此，阪急电铁公司的创办者、战前日本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时任商工大臣的小林一三曾毫不客气地批判商工省次官岸信介为“赤色分子”。
岸信介们所信奉的思想当时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德国是“德国社会主义劳动党（纳粹）”获得了政权。就连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政权的新政派也接二连三地抛出了政府主导型政策。
岸信介们在对产业实行国家统制的同时，对金融领域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战前的日本，企业主要依靠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的直接金融方式来筹集资金。靠向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的间接金融所占比例较小。对此，改革派官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排除股东对企业的支配，确立“银行中心主义”，改由日本兴业银行等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
1942年制定的《日本银行法》标志着这种统制式金融改革的完成。该法第二条“日本银行必须以达成国家目标为使命进行运营”，明确规定了战时经济体制的基本理念。
1940年，税收财政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通过导入源泉征收制度
强化了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日本是继德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导入源泉征收制度的国家。同时，法人税也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税种，从而改变了日本过去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开始直接向制造业等现代经济部门征税。按照新的制度，税收不经过地方政府直接交给国家，再由国家拨款给地方的模式初步形成。
此外，农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也取得进一步进展。地主是造成战前日本农村极端贫困的主要原因。佃农租种地主土地，用收成来缴付地租，地租平均高达收成的一半。所以农村的生活状态一直停留在一百多年前江户时代的水准。
中央政府的很多官僚早已深感农村改革的必要。特别是农政官僚中有些人的改革意识更为强烈。他们于1942年制定了《粮食管理法》。该法规定，佃农将粮食缴纳到国家，国家付款给农民，农民再用其中的一部分向地主缴付地租。通过这项法令，地租由实物支付变为现金支付，农村的状况大为改观。
由于地租为政府规定的固定金额，不随物价变动，因此随着战后的通货膨胀，农民的实际负担大幅减少。1940年高达农民总收成50.5%的地租，到了1945年已经实质上减至18.3%，租地制度成了徒有其表的存在。此外，政府还制定了“双重米价制度”。也就是说，在收购粮食时对农民和地主采用双重标准。政府以高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但是对从地主手中收购的粮食却设定低价，这个制度也降低了地主的地位。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江户时代以来一直未见起色的日本农村在战时体制下发生了巨大改变。
上述这些改革，均以赢得战争胜利为最终目的。岸信介们对企业所实行的改革，是把企业作为国家的工具，使企业的生产活动以满足战争需要为重心。从直接金融向间接金融的改革，则是为了从产业资金供给方面支持和强化上述机制。而租税改革的目的，毫无疑问就是为了筹集军费。
推行农村改革的农政官僚们或许受到了社会主义式的扶贫思想的影响。不过，从军事角度来看，使农村脱离贫困也大有必要。因为农村是军队士兵供给的源泉，没有强大的农村就没有强大的军队。所以军部（特别是陆军）十分赞同农村改革。
在战时体制下，日本的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战前，日本的电力事业由多家民间企业经营和管理。但是1939年，政府下令将各地的电力公司统一为国策公司
，也就是日本发送电公司，继而又重组为9家电力输送公司。这就是战后9大电力公司的基础。
汽车产业也是同样情况。战前日本的汽车产业完全由美国的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三巨头所掌控。因此，“九一八事变”时日军的卡车也是福特公司制造的。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于1936年制定了《汽车制造事业法》。该法规定，提高汽车进口关税，对汽车制造产业实行许可制。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和日产汽车公司得到许可。获得许可的公司可以免交营业税，在融资上享受特别优惠，进口机械及零部件时免除进口税。这些措施迫使美国三巨头撤出日本。
战争时期，机电产业也得到显著发展。1939年芝浦制作所与东京电气公司合并为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即现在的东芝公司），与1920年从久原矿业公司独立出来的日立制作所一起，在军事经济的背景下得到发展和壮大。同样，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也因从事军需生产而发展起来（战后松下幸之助曾因此受到革职处分）。
钢铁产业从明治时期开始发展，1934年以官营八幡制铁所为母体，由多家钢铁公司合并成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也是半官半民性质的国策公司。
上述企业与战前的企业在性质上截然不同。战前，纺织是日本制造业的中流砥柱。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营业额最高的企业是钟渊纺织公司（Kanebo，即现在的佳丽宝公司）。这些以轻工业为核心的传统企业，不依靠银行来获得资金，因此极力反对政府的干预和统制。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针对日本大企业曾经指出，只有索尼和本田是完全诞生于战后的企业。他的见解完全正确，战后日本的大企业多数都是战争时期在政府的扶持下，依靠军需生产快速成长起来的。
在企业管理、工会、城市土地制度等方面，情形也大致相同。也就是说，战争时期形成的机制在战后被继续沿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战争时期形成的“统制会”也成为战后各行业协会的基础。“统制会”的上级机构，即“重要产业协会”战后则变成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
报纸领域也不例外。战前，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独立报纸。但是到了1938年，为了加强言论管制，内务省和情报局主导推行“一县一报主义”
，对各报社进行合并，只有部分实力较强的地方报社被保留了下来。
此外，只有5种报纸获准在全国发行，即《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这3种综合报纸，以及专门报道经济内容的《日本经济新闻》和《产业经济新闻》（现改名为《产经新闻》）。这种发行量之大在全世界也属罕见的全国性报纸体制也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战争时期形成的这些经济体制与战前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本书将之称为“1940年体制”。这套以举国之力来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在战后也毫发无损地被继承下来，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
本书目的并非罗列战后70年期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而是要弄清楚“我们如今身处何方”的问题。专门罗列各种事件的历史年表里，会包含一些在发生当时惊天动地，但对现在却没有太大影响的事件。这类事件对我要讲述的故事来说并不重要，不是本书的议论焦点。
那么哪些是“对现在的日本社会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呢？我们需要从几个视点来进行评价和判断。
本书将从以下两个视点来研究战后的日本经济。
第一是以“狗眼”看社会。所谓“狗眼”，就是从“地面的角度”，即我亲身经历的战后日本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也就是自传式的年代记。
第二是以“鸟眼”观天下。所谓“鸟眼”，就是以“俯瞰的角度”来把握战后日本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本书的“鸟眼”可以叫作“1940年体制史观”。它与人们普遍接受的，教科书所宣扬的历史观迥然相异，对“我们如今身处何方”的问题，提供了大不相同的解释。
一般认为，战后的民主主义改革为日本带来了经济复兴，战后诞生的新兴企业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1940年体制史观则认为，战争时期形成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带来了战后经济复兴，战时成长起来的企业实现了战后的高速增长。
在如何划分日本现代史的问题上，这两种史观也有不同见解。一般认为，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出现断裂。而1940年体制史观则认为，日本社会的断裂早在194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
以1940年体制史观这只“鸟眼”来俯瞰，不难发现，虽然1940年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它仍然企图苟延残喘，而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所在。
此外，根据1940年体制史观，还可以发现安倍晋三内阁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并非“摆脱战后体制”，而是对战争时期及战后体制的复归。其基本方向是，否定市场的作用，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这正是1940年体制的特点。关于这一点，终章还会再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