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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成功的确来得太晚了。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庄子一直没能把自己这个大智慧的人生导师的形象饱满起来，不断地有一些以“铁肩担道义”自居的人站出来对他指指点点，或是批判，或是不屑，甚至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史料当中对庄子最早的批评来自先秦的最后一位大儒荀子，他说庄子等人“猾稽乱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单独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后边这句话出自《荀子·解蔽》，是专门分析何者为蔽又该如何解蔽的。归纳一下荀子的说法，所谓蔽，就是泥于一己之偏见，片面地看待问题。然后荀子就开始逐次批评百家之学都蔽在哪里，庄子的问题就在于“蔽于天而不知人”，也就是说，庄子只知道片面地强调顺应自然，却不晓得人事是怎么回事。读者这时候不免好奇，很想知道诸子百家当中有谁看问题是不片面的。——很好，荀子一定正在期待着这个问题，因为他马上就把本门的祖师孔子推到了答案的位置上。
及至汉代，儒家大宗师扬雄批评庄子昧于君臣之义（《法言·问道》），放荡不羁而不守礼法（《法言·五百》）。站在扬雄的角度，这算是很严厉的批评了，不过他倒也没觉得庄子一无是处，当有人问他庄子之学有何可取的时候，他表达了和王先谦一样的见解：“少欲”。（《法言·问道》）
但扬雄的门户之见实在太深，纯以自家学术为标杆，这在另一段对话里被暴露得一清二楚——当又有人问他邹衍和庄周有何可取之处的时候，他说，他们的那些话嘛，凡是好话就取，不好的话就不取。人家追问他何谓好话、何谓不好的话，他说合乎经典的就是好话，否则就不是。（《法言·问神》）今天的读者很有必要想想当时的背景，也就是说，扬雄所谓的经典都是哪些呢？——那时候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所以，所有的经典都是儒家经典。
荀子和扬雄批评庄子，多少带了些时代和门户的偏见，但就在庄子之学最当红的魏晋年间，道家名人葛洪竟然也站出来批评庄子，见地和郭象差不多，也是说庄子那些话实在太高了，高到落不到实处，听起来云山雾罩，做起来手足无措，这就像宝剑缝不了衣服，大象捕不到老鼠，金属做的船不能凌波航行一样。（《抱朴子·外篇·用刑》）
至少最后一句葛洪说错了，这就是今天的小学生胜过古代高知的地方。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宝剑本来就不是用来缝衣服的，大象也不该去捕老鼠，庄子之学是做大事的，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种话只有读原文才能感受到那种摄人心魄的气势）。但问题是，一来相对于庄子之“大”，现实世界里再大的事都是小事；二来这天地之正和六气之辩到底能怎么乘、怎么御呢？
其实，说《庄子》没多大用处倒也罢了，毕竟让人“少欲”也算它的一大功劳，但更严厉的批评是：《庄子》不但没用，而且有害；不但有害，而且有大害。——就在庄子之学的鼎盛时期，东晋名士王坦之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废庄论》，顾名思义，这是要把庄子废掉。王坦之的理论素养很高，而且知己知彼，擅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庄子的逻辑来批庄子自己，说他对天下益处太少，害处太多，对世道人心的沦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晋书·王坦之传》）
但是，在晋人的玄学大风气之下，王坦之虽然有高官显爵，虽然有生花妙笔，毕竟也没能把庄子废掉。但或许能让王坦之欣慰一些的是，大约就在他去世的当年，在长江以北的“沦陷区”，前秦皇帝苻坚颁布诏书，作为尊崇儒学的一项重要措施，把《庄子》《老子》和谶纬之学一并严禁，违反者会被处以死刑。
史料并没有记载是否有哪个“放荡不羁而不守礼法”的玄学爱好者为《庄子》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或者庄子之学在北方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影响，倒是提到有一位尚书郎王佩因为读了谶纬之书被苻坚杀掉了，从此“学谶者遂绝”。（《资治通鉴》卷103）苻坚，这位几乎一统天下的氐族雄主，用严苛的暴力手段维护了温柔敦厚的儒学，当然，顺便也维护了一下前秦政权的稳定。王坦之的心愿居然被苻坚完成了，也许真是笔杆子不如枪杆子吧。
但庄子的“流毒”不是这么简单就能清理干净的，所以批判还会继续下去。及至宋代，程颐和朱熹这两大儒宗对庄子都很不满。程颐采取了一个很有个人风格的决绝态度：一生不读《庄子》。（《困学纪闻》卷10）朱熹看上去则要豁达一点，有时还说庄子见识比较高超，气度比较豪迈，但他对庄子的那些“伤风败俗”之言极为愤慨——比如《庄子·内篇·养生主》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这句话从字面看来并不太难理解，是说做好事要注意别给自己招来名声，做坏事也要注意别给自己惹上官司，这才是保全性命之道。其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只要不惹上官司，坏事尽可以放手去做。
这话说得太赤裸裸了，以至于让许多喜欢庄子的人都会感到错愕不解。幸好注释家总是有一些自由发挥的余地，当初郭象给这句话作注，就阐释得非常高妙而缥缈：“忘记善也忘记恶，处身于善恶的中央，任万物自行发展，不声不响地与大道合而为一，于是乎刑罚和名誉都会远离自己，大道就在自己的身上。”
但这样的解释大有刻意拔高之嫌，庄子的原话却很简单，如果不是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话，实在读不出这么深奥的意思。至于后世的学者们，既有蹈虚而曲意弥合的，也有质朴而看不顺眼的。朱熹走的就是质朴一路，说庄子这是不管义理，一门心思计较利害得失，完全是一副小人嘴脸。君子可不是这样，为义之所当为，不计吉凶祸福。（《朱文公全集》卷67）
朱熹显然是一个正义导向型的人，做事只问对错，不计个人得失，而如果颠倒过来，那就叫作小人。拿这个标准一衡量，庄子的确像是小人。
这时候的庄子看上去一点也不“逍遥”，一点也不“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了自己这条小命，还真算计得很精。若说到义理，庄子才不管什么义理呢，在他看来，这世上的好人和坏人都是一回事，君子和小人都是一回事，就像两个放牛娃，一个因为读书而弄丢了牛，一个因为赌博而弄丢了牛，虽然理由不同，但还不是都把牛弄丢了吗。伯夷死于名，盗跖死于利，还不都是一样的残生伤性，为什么世人偏偏把他们分出君子和小人呢？（《庄子·外篇·骈拇》）
《庄子》书中像这样的论述有很多，本来就够惊世骇俗的，如果再稍加推演（完全合乎《庄子》内在逻辑的推演），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些常人绝对无法容忍的结论。
前人说《庄子》败坏世道人心，这就是一例。我们还是得回过头去考虑庄子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战国乱世，是群雄争霸的时候，你打我来我打他，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反正好人也招兵买马去外国杀人，坏人也招兵买马去外国杀人，只有众暴寡，强凌弱，寡的欺负更寡的，弱的欺负更弱的，没有谁是干净的，就算有干净的，多半也是装的。
世界就是这么乱，甚至早在之前的春秋时代，就已经号称“春秋无义战”了。所以身处其中的庄子只看到杀人的战争，却看不到正义的战争；看到大盗以仁义窃国，自然连仁义也不信了；看到强盗因为分赃不均而争执是非对错，自然再看待是非对错时也就不那么有所谓了。
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祖国不值得去爱，正义没地方去爱，所有冠冕堂皇的大词底下都冠冕堂皇地藏着伪善，缠人的无妄之灾如影随形，待在家乡是苛政猛于虎，跑到国外还是苛政猛于虎，君王们今天搞个大工程，明天搞个大征兵……总之，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只要能全身保命就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可是，要是连命也保不住了，那又该怎么办呢？——庄子连这也有办法：一死生、齐彭殇，生如寄、死如归，焉知死了不是比活着更好的事情呢？况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命是会转化的，循环流转，永无终结。换一句大白话来说：只要想得开，就能不怕死。
但是，战国结束了，庄子早就死了，时代也早就变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王先谦的那个问题，并且不妨再追问一下：如果庄子生在一个好时候，他还会那么说话吗？或者，哪怕他只是生活在一个还能够分得清楚是非善恶的年月，他还会那么说话吗？——我们不妨比照一下诸葛亮和林则徐的两句名言：前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时候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社会环境恰恰与庄子所处时代相近，这心态（至少在字面上）也恰恰是庄子式的；后者则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时候的林则徐倒和朱熹有几分相近呢。
所以说我们理解《庄子》，首先要把他放回他的时代（这难道不是常识吗），其次还要把他放回他眼中的那个时代，否则的话，如果非要以心灵鸡汤的实用原则统摄一切，《庄子》里边大段大段这类的内容就只能要么被曲解，要么被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