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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是一篇极漂亮的文章，漂亮得甚至影响阅读，就像康德在读《爱弥儿》的时候，说读卢梭的书他得读好几遍，因为在初读时文笔的优美妨害了他去注意内容。的确，不仅《逍遥游》，在整部《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中，文学性都是超过哲学性的，这甚至反映在译本当中，譬如梅维恒（Victor H.Mair）把《庄子》译向英语世界，在序言里坦承自己主要是把《庄子》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而非哲学作品来译的。（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1994）另一位《庄子》的英译者，美国汉学家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甚至称《庄子》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诗篇之一。（Chuang Tuz：Basic Writings，1964）

但如果从哲学角度来看，我们还会遇到另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你没读过《庄子》其他内容而只读过《逍遥游》，不会觉得它太难理解，如果通读过《庄子》再来反思《逍遥游》，反而会生起一丝困惑。不过这是后话，现在，还是让我们先进入这个瑰丽的想象世界吧：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内篇·逍遥游》）

大意是说北海有一条叫作鲲的大鱼，不知有几千里大。鲲变成鸟，叫作鹏，也不知有几千里大。海风吹起来的时候，鹏就顺势而飞，飞到南海。有一本专门记载怪事的书叫作《齐谐》，这书上说：“当鹏鸟飞向南海的时候，乘着六月的大风，激起三千里的水花，直上九万里的高空。”水不深就浮不起大船，风不大就载不动大鹏。

小鸟和蝉很不屑：“我们飞到树上就够了，有时候飞不上去了，落到地上也无所谓，飞九万里那么高干吗？”这两个小家伙哪里晓得，路程越远，准备工作就越要充分。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朝生暮死的小虫子不知道什么叫一个月，活不过一季的蝉不知道什么叫一年，这就是所谓“小年”。楚国有一只灵龟，以五百年为一春，五百年为一秋；上古有一棵大椿树，以八千年为一春，八千年为一秋，这就是所谓“大年”。彭祖直到今天还以长寿闻名，可他不过活了几百岁罢了，世人都想学他，这不是很可悲吗！

故事告一段落，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庄子在做出事实陈述（尽管这是寓言）之外，在多大程度上还做了价值判断？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觉得他在推崇大鹏鸟，看不上小鸟和蝉？是不是贬低了小虫子和彭祖，推崇了灵龟和大椿？所谓“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仅仅是说前者无法理解后者（对事实的陈述），还是在说前者比不上后者（对价值的判断）？

如果你的意见倾向于价值判断的话，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还可以有这样一个版本：“老百姓不如小科员，科员不如科长，科长不如局长，局长不如部长……草民出门，骑上自行车就走，就算车坏了，坐公交车或者步行也无所谓，但总统出行必须有浩浩荡荡的车队和严严实实的安保。草民对车的认识仅限于飞鸽、永久、捷安特，哪知道富豪坐的是法拉利或者阿斯顿·马丁呢？小区里有位贤达停了一辆奥迪，就引来了所有的羡慕，这不是很可悲吗！”

看，同样的逻辑，但感觉怎么就这么不是滋味呢？虽然是庄子的逻辑，虽然很切合我们凡夫俗子的常识，但显然与庄子的一贯思想不符，问题出在哪里呢？

越熟悉《庄子》，就越难理解《逍遥游》，甚至只要紧接着读完《齐物论》就会对《逍遥游》产生困惑。研究者们为了弥合《庄子》思想的一贯性，很自然地就用《齐物论》的观点来解释《逍遥游》，从郭象、成玄英以来，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我们看看冯友兰先生的理解：“《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幸福。”（《中国哲学简史》）

明代学者王世贞把自己的一所小屋题为“适居”，赋诗咏之：“大鹏九万苦不足，斥鴳抢榆恒有余。除却逍遥真际在，便应方朔羡侏儒。”小鸟反而成了知足常乐的榜样，悠然安适，又何必非要去效仿九万里高飞的大鹏呢？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纵然“鸴鹏虽异，风月是同”（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可庄子那句“不亦悲乎”又是从何而来呢？

小鸟的确“自我感觉”很幸福——这在现代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事情或者像爱默生在寓言诗里说的那样，松鼠自信满满地反驳大山的讥讽：“我虽然背不动松树，但你也嗑不开松果”，或者我们可以拿出本·琼森的名句鼓舞自己，相信榆树生涯的三百年不如百合花盛开的一天。

但庄子对此显然抱着讥讽的态度，这态度在接下来的一段里尤其表现得明确起来：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内篇·逍遥游》）

大意是说，商汤向贤人夏棘请教，问上下四方有没有尽头，夏棘说无尽之外还是无尽，然后又把小鸟笑话大鹏的故事讲了一遍（只不过这回的小鸟换作了斥），说这就是小和大的分别。接下来是庄子的一段议论，说有些人论才智可以做个官，论行为能符合一乡一土的道德标准，论品性可以投合一国之君的心意而取得一国的信任，这些人因此而自鸣得意，其实就像故事里的小鸟一样，所以境界更高的宋荣子才会嗤笑他们。

宋荣子的境界已经很高了，世人无论是非议他还是赞美他，他都无动于衷，对名利毫不上心，但他的修为也就到此为止了。列子对名利也不上心，而且他会御风而行，连走路都免了，但就算这样，他还是有所依恃的（有待），没风就走不了。如果顺应自然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之境，又还有什么必须依恃的呢（无待）？所以说，至人没有偏执的主观态度，神人没有功业，圣人没有名声。

讲到这里，庄子的理路就清晰起来了。小的确实不如大的，大的不如更大的，就像明人胡应麟用诗歌语言表达的那样：

鲲鱼产溟渤，鬐鬛如山丘。朝行发碣石，暮宿昆仑陬。竦身激巨浪，喷沫飞洪流。倏忽化大鹏，九万乘风游。翼若垂天云，众羽不敢侔。一飞绝五岳，再举凌十州。翩翩鸴鸠侣，榆枋自相求。翱翔但咫尺，曷睹大化遒。（《咏史》之二）

小鸟咫尺翱翔，无睹大道之极，但仅仅如此吗？鲲化为鹏的故事太过瑰丽，以至于以辞害意，给后人带来了太多励志的感染力，譬如归有光“东海有大鹏，扶摇负青天。可怜蜩与鸠，相笑榆枋间”（《读史》之二），一派不甘平淡而志在建功立业的气势，伟则伟矣，哲学的内涵却荡然无存了。

从学理上看，这里边还有一个必须辨明的问题：无论小的、大的还是更大的，都有所依恃，即“有待”，更高一层的境界就不以大小来区别了，而是以有待和无待来区别，终极的境界不是“最大”，而是“无待”，即无所依恃。

刘笑敢先生对此提出过一个质疑，说《庄子》只提到“恶乎待”，从没说过“无待”，庄子及其后学的思想中尚未形成明确的“无待”观念。既然列子御风而行是“有待”，那么至人“御六气之变”同样有所“御”，算不算“有待”？（《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第137—142页）这问题要辨析一下，《逍遥游》从“有待”推演到“恶乎待”，理路清晰，步骤明确，“无待”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概念，而列子御风尚存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御六气之变”则与天地万物为一，圆融无碍，不再有主体与客体的分别，前者好比一盆水泼在身上，后者好比一盆水泼在海里。

有待和无待是《逍遥游》里的一对重要概念，有待则不能逍遥，无待才能逍遥。道理看上去很简单，大鹏虽然能从北海遨游到南海，但一定要等六月的海风，没有足够大的风力它就飞不起来；宋荣子对世俗的名利是无待的，精神独往独来，自由自在，但他好歹还要走路，脚必须依恃大地才迈得开步子；列子更高一层，对世俗是无待的，就连出门也无待于大地，但是，他毕竟还要有待于风，没风的时候他就没法御风而行。

终极的无待是怎样的呢？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里何谓“六气”，有人说是天地四时，有人说是阴阳风雨晦明，但都是猜，搞不清楚庄子的本意，好在这句话的大意还是比较清楚的，强调的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再联系“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给出的通往逍遥的方案就大体明朗了，即顺应自然的规律，抛弃主观的成见和执着，不建功，不求名，与时俯仰，随波逐流。

打个比方，有待的最下乘境界好比一只小船驶向目的地，要顶风，要破浪，要扬帆，要转舵；高级一些的有待是“心如不系之舟”，随风随浪，没有固定的目标；到了无待境界就没有这只小船了，你就是一滴水，世界就是大海。

这境界看上去很令人神往，但具体要怎么做呢？

有人一定会问：这是不是教人内方外圆呀，内心有底线和原则，处世则不妨圆滑权变一些？——我读《庄子》有一个体会，就是千万别把他往好处想。庄子的想法往往大悖常理，庄子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在文章里也多次谈到，正所谓“不近人情，大有径庭”（这正是《逍遥游》下文里的话）。我们常人会觉得为人处世不妨外圆内方，但庄子不要内方，要的是内圆外圆，全是圆的。如果心里有了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还怎么“至人无己”呢？

常见有人以《庄子·外篇·知北游》的“外化而内不化”当作人生格言，觉得做人要外圆内方，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这实在是望文生义之见，只不过这种见地由来已久，早在《淮南子》就把《庄子》世俗化和政治化了，《淮南子·人间》讲“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以从俗，内不化以全身，如果一个人内心有固定不变的操守，外表能屈能伸，与世俯仰，那么做什么也不会有危险。人们之所以尊崇圣人，因为圣人像龙那样变化无穷。——这倒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人对龙的崇拜，龙的精神似乎就是一种内方外圆、变化无穷的精神，只不过一经俗人效仿，外圆容易学，内方则往往不足。

但庄子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在《庄子·内篇·人间世》里，颜回准备去劝说暴虐的卫君，说自己会“内直而外曲”（也就是内方外圆的意思），庄子借孔子之口批评了这种态度，说这只是勉强能够免罪而已。

以庄子看庄子，要说抛弃主观成见，我们觉得这很正确，但很少有人深入地去想一想所谓主观成见都包括了什么。如果想通了，我们或许就不愿意抛弃主观成见了。想想看，我们觉得助人为乐是对的，杀人放火是错的，这就是主观成见；我们觉得清廉奉公是好的，贪污腐败是坏的，这也是主观成见；我们觉得岳飞是好人，秦桧是坏蛋，这还是主观成见。这些主观成见也就是我们心中的是非美丑的准绳，也就是我们的道德标准，而道德标准不是“自然”赋予我们的，而是“社会”赋予我们的。而庄子恰恰要的是自然，反的是社会。《大宗师》说到了这个问题：

意而子见许由。许由曰：“尧何以资汝？”

意而子曰：“尧谓我：‘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

许由曰：“而奚来为轵？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庄子·内篇·大宗师》）

大意是说，意而子去见隐士许由，许由问他：“尧教了你什么？”意而子说：“尧教我一定实行仁义，明辨是非。”许由说：“那你还来找我做什么？既然尧已经给你套上了仁义是非的枷锁，你还怎么能够悠游于逍遥无穷的境界呢？”

心中有了是非，就是有了成见，就是“有己”，而庄子推崇的至人境界是“无己”。因为有了是非也就有了牵绊，有了牵绊也就无法逍遥。比如很有文艺趣味的老板写了一首诗拿给你看，这可引起了你激烈的思想斗争：阿谀奉承吧，良心不安；直言不讳吧，饭碗难保。你的心之所以不能逍遥，就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是非美丑的准绳，如果没了这个准绳，你还会感到焦虑不安吗？老板既然期待你夸他，那你就顺着他呗。

如果遵从鸡汤国学的常规套路，至此就应该总结一下“庄子的思想给我们现代人的启发是……”其实这个启发很简单，就是教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管面对的是谁，我们都能心平气和，宠辱不惊。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或者存心揶揄，事实上，《庄子》后文确有大段篇幅就是直截了当地教人怎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事情正如本书第一章强调的：《庄子》是乱世之书，过激之辞，如果我们不顾这个背景就生搬硬套大谈实用性的话，岂不是恰恰应了那个东施效颦和猴子穿周公之服的故事？

在庄子看来，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是一种自然状态，恢复到自然的状态，顺应着自然的规律，便可以得到逍遥。至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三个问题：第一，这真的是自然状态吗？第二，这真能做得到吗？第三，如果现实生活中当真有人做到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rCF7uhMq0fEWlwiIADkJA6ZrM3SSoutzSlg/feRSPat2+bRPvZqIZBfDGMGPvq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