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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庄子的生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两段寥寥的记载，这几乎是我们唯一可用的材料了，其大意是说：“庄子是宋国蒙地人，名叫庄周，曾经在老家做过漆园的小吏，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

“庄子的学问涉及了方方面面，而主干本于老子，所以他虽然写了十几万字的书，内容却大多都是寓言。他作了《渔父》《盗跖》《胠箧》来讥讽孔子之徒，阐明老子之术；作《畏累虚》《亢桑子》这些文章，说的都是些没有事实依据的空话。但他的文笔很出彩，得心应手地攻击儒家和墨家，就算当时的学术泰斗也招架不住庄子的鞭辟。他的学说汪洋恣肆、随心所欲，只顾着自己舒心，所以王公大人们找不到可以应用这些学说的地方。

“楚威王听说了庄周的贤名，派出使者带着厚礼去请他到楚国为相，而庄子笑着对使者说：‘千金虽然是大钱，卿相虽然是大官，但您没见过郊祭时用作牺牲的牛吗？这样的牛享受过好几年的喂养，这时候还会披上华丽的衣服，然后被送进太庙等待宰杀。到了那个时候，它就算只想做一只没爹没妈的小猪也不可能了。您赶紧回去吧，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污水里游戏，也不愿被国君管着。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做官，只有这样我才高兴。’”

正所谓“彭泽去官非为酒，漆园曳尾岂无才”（袁宏道《偶成》），从司马迁的记载里，我们的确看到了一名高风亮节的隐士。试想一名基层公务员突然被聘为国家总理，普通人恐怕很难拒绝这个梦幻般的一步登天的机会。何况楚国是首屈一指的强国，楚威王也堪称一代雄主，如果庄子接受了这次礼聘，在强国握相权，不但他的个人命运会从此改变，战国格局或许也会因之而变。但他居然笑呵呵、轻飘飘地拒绝掉了。

遗憾的是，碌碌凡人总是很难体会这种“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境界，所以自然就会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事情古人已经替我们做过了，譬如宋代学者黄震就很不以为然，说楚王聘庄子为相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那些方外横议之士总是喜欢编造这种故事自我标榜，何况这事或许只是个寓言罢了。再说当时的诸侯们崇尚的是攻战权术，未必做得出礼聘隐士的事来。即便像孟子这样的名人，也是在听说过魏国和齐国的国君有好士之风以后才主动去游说人家的，而不是被人家聘去的。退一步说，就算是聘，何至于率先便以相位相许呢？ （《黄氏日抄》卷五十四）

庄子的拥护者们一定会愤愤不平，的确，你黄震做不到的，庄子未必就做不到；你黄震没有的觉悟，庄子未必就没有，何必枉做小人呢？——但事实上，黄震的觉悟未必就比庄子低，更绝对没有小人心肠。黄震是浙江慈溪的名人，考中过进士，在大宋王朝做过很小的官，后来时代变局考验了他的气节：他亲身经历了宋朝的灭亡，铁心不仕新朝，于是藏身在深山老林，做了比庄子更隐的隐士，过着比庄子更穷的日子。在世俗意义上说，黄震的下场相当悲惨：他是饿死的。

这样的人显然不是小人，何况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说，黄震对庄子也不算有太大的偏见，他觉得庄子虽然是“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但有些正面的见解还要超过老子，尽管庄子的悖理之言也比老子更加极端；《老子》值得抄录的内容不过是些卑退自全的道理，《庄子》却往往有些明白中节的格言。

黄震把这些“明白中节”的格言抄录了一些，尽是些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其中第一句就是我们在本书序言里已经了解到的那句“为善无近名”——这一点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后边那句“为恶无近刑”被黄震删了。（《黄氏日抄》卷五十五）

所以，为了把黄震的意见结结实实地反驳回去，我们看来不宜把功夫花在他本人身上，而是该去别处寻找一些坚实的证据。好在证据并不难寻，就在《庄子》本文里，《外篇·秋水》也讲到楚王礼聘庄子，只是细节有些出入罢了，是说庄子在濮水垂钓，遇到了楚王派来的两位大夫，说楚王很想重用庄子。但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君一直把它的遗体供在庙堂之上。如果这只神龟可以选择的话，它是愿意死后留下一把骨头被人供着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塘里爬？”两位大夫说：“当然是后者了。”庄子说：“那你们就请便吧，我也愿意活着在泥塘里爬。”

《庄子·杂篇·列御寇》也有一段记载，说有人来聘请庄子，庄子的答复是：“你应该见过祭祀用的牛吧，披的是彩缎，吃的是精料，可等到被送进太庙宰杀的时候，它就算只想做一只孤单的小兽也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史记》里的那段记载恰恰就是《庄子》本文里这两段内容的结合。难道司马迁就是从《庄子》里边采来这两段材料编缀成篇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仅无助于反驳黄震，庄子生平的可信度反而更加令人怀疑了。

个中原因，黄震方才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事或许只是个寓言罢了”。黄震这么讲，在《庄子》本文里有一处铁证：《杂篇·寓言》里概述创作宗旨，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这就是说，在《庄子》的全文里，寓言占了十分之九；《庄子·杂篇·天下》概说《庄子》之行文，也有所谓“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而司马迁自己在庄子本传里也说过，庄子著书十几万字，大多都是寓言。

寓言是为了阐明道理的，故事情节当然可以尽情虚构，所以在有的故事里儒家扮演反派，在另外一些故事里儒家又扮演正面人物，就连老子也有这种遭遇。这就是说，我们很难从《庄子》本文里那些涉及庄子生平的故事来论断庄子的真实生活，而只能做一些模糊的推测罢了。

比如，在所有和庄子有关的故事里，他几乎一直都是以赤贫姿态出现的，看来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可能庄子真的很穷；他还始终扮演着隐士的角色，从来不去做官，多半这也是真的。如果这两点推测基本成立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判断出来，在那个极端尊重知识分子而且人才在国际高度流动的时代，以庄子的才学，就算这些才学全是玄虚不实的屠龙之术，谋个官做也很容易；就算他不想做事，也能到齐国稷下学宫之类的地方混一口富贵闲饭，而且想骂谁就骂谁，没人限制他的言论自由。一处只有螃蟹而没有监州的天堂，难道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梦寐以求的吗？但他就是不去，甘愿做一名清贫的隐士。

这样的人格是令人钦慕的，所以郭沫若在《三个泛神论者》里说：“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我爱荷兰的Spinoza，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我爱印度的Kabir，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编渔网吃饭的人。”看来郭沫若没可能爱上自己，他没讲自己是靠什么吃饭的。

无论庄子是不是一个泛神论者，只要我们不抱偏见地看，应该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虽然他的原则和我们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毕竟一点不像鲁迅在短剧《起死》里所讥讽的那个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学家。 的确，他对世俗所谓的正邪善恶很没原则，却对做官还是不做官太有原则。或许他太厌恶这个世界了，所以只想远远地和它保持距离，做一个冷眼旁观者，绝不让自己陷溺其中。

正是看到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作风，颜世安先生找到了为庄子的“学术污点”做洗刷的机会：“庄子生平穷困，却清高孤傲，拒绝与官府往来，这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长期安于贫困，做起来并不容易。庄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现成饭，这说明他性格中有某种很认真的东西，说明他是迂直而不肯灵活权变的人。为什么我们重视庄子这种性格呢？因为《庄子》一书（尤其内篇）恰恰提倡一种凡事不要认真，无可无不可的游世主张。按这种主张，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应该特别坚守的原则，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庄子评传》，第16—17页）

如此知人论世地看问题，我们更加可以领会到《庄子》之所以被称为乱世之书、过激之言的理由。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善意的推测罢了，因为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和思想主张常常都是不合拍的。而当这种反差出现的时候，实际生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这实在难说得很。

这种情况在世界级的思想家身上并不鲜见，比如罗素就曾以一贯刻薄的口气这样评论叔本华说：“假若我们可以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可知他的论调也不是真诚的。他素常在上等菜馆里吃得很好；他有过多次色情而不热情的琐屑的恋爱事件；他格外爱争吵，而且异常贪婪。……除对动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在其他各方面，他完全是自私的。很难相信，一个深信禁欲主义和知命忍从是美德的人，会从来也不曾打算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信念。”（《西方哲学史》下册，第309—310页）而王国维，这位叔本华在中国最著名的私淑弟子，虽然多次论述自杀之于生活境界而言极不可取，自己却终于选择了这个极不可取的归宿。

那么，到底该以他们的实际生活为标杆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还是认为他们只是看得破却做不到罢了，这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做判断的支撑。但遗憾的是，至少在庄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找不出更多的证据了。

至此反观颜世安先生的那番推断，实在很有典型意义。学者们常常出于个人的喜爱之情来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在偶然甚至被迫的情况下选择了研究对象之后，也会因为认知失谐的作用而对后者萌生了喜爱之情，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他们往往会“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自己的研究对象”（反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尤其对于本国的历史，当我们怀着钱穆先生所提倡的“温情与敬意”的时候，要小心不可把客观性牺牲得太多。 UKCQtneg7kyXNOqoLEuTy8mVoSLkR+dTfRRwq3JBJgrHkIJeevg/kizylk8yUZ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