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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感叹老子确实像龙，神龙不见首尾。不过诸子百家中还有很多人比他更加神龙不见首尾，其中有不少都是道家人物。这也难怪，道家的人物本来就很有些隐士风格。
说到先秦道家的人物，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庄子·天下》，它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学术史论文。冯友兰先生以为，这篇文章“以道家为主，认为其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彭蒙、田骈、慎到，第二阶段是老聃，第三阶段是庄周”。（《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这么说，恐怕还有一点未决的疑义。
《庄子·天下》分析方术和道术，李零先生认为这里所谓的方术是古代的技术，即数术方技和治国用兵之术，而道术是指思想，百家之学就是从道术当中分化出来的。（《人往低处走》）但从《庄子·天下》的上下文来看，道术和方术似乎并非截然两类，而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所谓方术也就是道术的“一个方面”。
《庄子·天下》说，现在的诸子百家之学其实都是古代圣人之道散落的遗存。在上古的黄金时代里，一切都是完备的，那些道术、法规、典章制度现在仍然散布天下，被诸子百家们经常称引。但是，世道大乱了，天下之人各执一端，割裂了古时候那完备而浑然的道术，却以为自己所持的就是全部。
这个说法虽然很有些理想色彩，却很可能说中了一个要害：诸子百家的学问很有可能都是来源于古时的官学，每种官学都是一个整体的政治格局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后来礼崩乐坏，官学失守，私学兴起，本来属于上层社会的知识渐渐下及民间了，就像中国帝制结束以后，老百姓只要肯花钱，就也能吃上御膳了。
《庄子·天下》接下来评论诸子的学问，都是先说古时候有某某学问，最近有某某人听说了之后很喜欢，于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学去做。而耐人寻味的是，《庄子·天下》通篇没提儒家，却基本都是道家；但若说这是道家的学术史，偏偏又是以墨翟师徒开头的。
继续看《庄子·天下》，接下来的是宋钘和尹文，他们的风格介于墨家和道家之间，再接下来就是所谓先秦道家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了。这个叙述顺序匪夷所思，再加上前边的疑点，令人感觉道家像是从墨家演变来的，甚至具备了明显的中间形态。
这个疑惑现在只能搁置，接着看下去，《庄子·天下》便开始进入被冯友兰先生称为先秦道家第一阶段的几位名人了，他们是彭蒙、田骈和慎到。在他们的主张里已经有了反智主义的倾向，主张顺任自然，无知所以无忧。《庄子·天下》评论说，这些前辈对于“道”确实摸到了一点门径，不过还差得远呢。
彭蒙、田骈和慎到，他们的身世比老子更加不可捉摸，只是因为名气不够大，所以得到的关心不够。上博简有一篇《慎子曰恭俭》，看称呼应该是慎到一系的书，但内容近于儒家。而在司马迁的记载里，慎到、彭蒙这些人却被归入了道家的后学。
就算司马迁说得对，但反智主义的思潮确实由来已久。早在春秋年间，社会上就有这样的风气了。《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曹平公死了，许多人来参加葬礼，鲁国的使者去拜会了周大夫原伯鲁，交谈之后发现他很不爱学习，回国后就把这事告诉了闵子马。闵子马说：“周王室将要发生动乱了吧。依我看，这种不学习的风气一定早就流行开了，这才波及在位的大夫们。大夫们只对官位最上心，根本不明事理，以为不学习也没什么坏处，索性就不学了呗。这种人处理政务也一定是敷衍了事的。照这样下去，下陵上替，能不出乱子吗！”后来果然出了乱子，原伯鲁的儿子也被杀了。
这或许是史上最早的“读书无用论”，而《左传》显然是主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所以后来才成为了儒家一系的经典。那么，从这段记载推测，有原伯鲁这样的想法却无权无势的人在社会上肯定还有不少，他们中的一些人会不会就成为道家的前辈，或者是否为道家的出现营造出了一种相当合适的思想氛围呢？
其实，如果认真寻找道家的前辈，还是有些或隐或现之人的，那时候可有不少很有思想的隐士。混乱的时代最喜欢造就英雄、恶魔和隐士。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战国就更乱了。面对社会秩序的败坏，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勇于变革，有的人勇于逃避。智识是不是万恶之源，这就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庄子·胠箧》说：“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
如果按照“屁股决定脑袋”这个一贯的人之常情来看，屁股坐得高的人大可以呼吁“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这至少可以制造出锋利耐用的杀人武器和铁桶一般的信息管理机制；屁股坐在地上而无可奈何的人就只能说说“无知者无忧”了，于是就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处境找出合理的借口，最好是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既可以自欺，又可以欺人。
总之，人如果要生存下去，就有必要给心理找到平衡。事情就像约翰·塞尔登的一段或许有失刻薄的描写：“我们总喜欢拿自己身上自鸣得意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有位叫作纳西的诗人，很穷（诗人总是穷的），在街上看到一位市议员佩着金链、骑着高头大马迎面而来，就对身边的同伴不屑地说：‘瞧那家伙多神气！可他连一首素体诗也写不出来。’”（《闲谈录》）
相比之下，中国先贤李斯在发迹之前曾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毕业之后准备去秦国闯一番天下。在向老师辞行的时候，李斯说出了一番掷地有声的话：“人生最可耻的是卑贱，最可悲的是穷困。如果一个人一直处在卑贱和穷困里，却愤世嫉俗，厌恶名利，用‘无为’来标榜自己，这可不是士人的情怀呀。”
（《史记·李斯列传》）等多年之后，风光一时的李斯被押上刑场，不禁追怀起寒微时节和儿子一起牵着黄狗去郊外打兔子的恬淡生活了。但一切都已经晚了，这时候的他不知道是否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呢？
在年轻气盛的李斯看来，所谓“君子固穷，达人知命”的修养不过是失败者的扯淡，“清静无为”之类的说辞更是失败者对自己的涂脂抹粉。的确，要把一般人看上去都觉得倒霉的日子证明出优越感来，确实有些难度。或许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道家的修身理论才那么玄妙高深，就像佛学大师们为了证明这个看似实实在在的世界为空幻、假有，便穷尽了古代思辨智慧所能达到的极致。
理论总是越发展越复杂的。如果《庄子·天下》属实，那么在彭蒙、田骈、慎到和一众深藏着不凡思想的隐士先行者之后，道家进入了第二阶段，代表人物就是关尹和老聃。
《庄子·天下》是把关尹的名字放在老聃之前的，正如它把墨翟的名字放在了他的弟子禽滑厘的前边。
这个疑惑刚刚产生，文中对关尹学说的概述又会让人生疑，因为这些句子实在太眼熟了：
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
这几句话看上去简直就是在描述《老子》之“道”：它化生万物，自己却不居功，好像什么事都没做一样，任万物自己显露形貌。它动起来就像水，静下来就像镜子，反应起来就像回声，恍恍惚惚的好像并不存在，静寂得如同清虚一片。合乎它的规律，就会一切顺遂；若想贪求它，反而会失去它。它从不抢在人的前边，却常常跟在人的身边。
有了这样的境界，《庄子·天下》说关尹和老聃堪称“古之博大真人”。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但《庄子·天下》还给了其他人更高的评价。得到最高评价的是所谓道家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庄子。个中道理或许一点都不深奥，因为《庄子·天下》的作者就是庄子学派的。
这一路看下来，我们很容易就会怀疑《老子》一书的原创性，更难相信《老子》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即便我们退而承认楚简本只是对已经成形了的一部五千言的《老子》的摘抄，“但从情理推测，‘五千言’似应跟儒家的《论语》一样，为学派宗师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总之是离宗师的时代不远的人所编成的。……《论语》中有孔子弟子的言论，《老子》中当然也可能有老子弟子的言论”。（裘锡圭《郭店〈老子〉简初探》）
这些情况对一些人也许会构成或多或少的打击，毕竟我们人类有着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的天性，沉迷于那种匍匐跪地式的仰望强者的快感。如果《老子》的作者真的只是孤单一人，以通天彻地的智慧，在毫无前辈们的思想积淀的情况下洞悉了人天之际的无穷奥秘，把这些奥秘用一种诗样的语言记录下来，留待后人们用尽毕生的精力去不断参详，这，才是符合大众心理的。事实上，道家在日后也正是这么发展下去的。
至此似乎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杨朱。的确，讲道家，好像应该从杨朱讲起。因为，一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把杨朱列为道家的第一阶段，设有专章，后来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琢磨《庄子·天下》为什么没提杨朱，思考的结果是：没有讲杨朱，可能是认为杨朱的思想还不够一个体系；二来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上也是这么讲的，还用了整整一期节目专讲《墨子与杨朱》，说杨朱是“先秦道家第一人”。这两位前辈的说法一个是早期经典，一个是百姓热门，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有些问题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
易先生对杨朱评价极高，但其评价当中首先有一个逻辑问题不好理顺：他先是引了《列子·杨朱》的内容，说杨朱既讲一毛不拔，又讲天下为公，于是，“这就会有很多人想不通，这个一毛不拔和天下为公，它怎么可能统一呢？所以杨朱的学说最后销声匿迹了。”而他接下来却说，“至于杨朱当年自己是不是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我也不知道。现在找不到了，没材料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材料是《列子》这本书里面的，而《列子》这本书又被学术界断定为伪书。因此我刚才讲的这些是不是历史上那个杨朱的观点，都不知道。”
概括来说，这是先用《列子》的内容论述杨朱的一毛不拔和天下为公的主张；又解释说，因为这两种说法难以统一，所以杨朱的学说最后销声匿迹了；最后补充说，《列子》是伪书。
在这个推论里，“因为”和“所以”之间并没有任何确定的连线，而且我们把逻辑关系重新梳理一下，就会发现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因为魏晋时期的伪书《列子》说杨朱既主张一毛不拔，又主张天下为公，我以为这两者不可能统一，所以先秦时期的杨朱学说销声匿迹了。
接下来，易先生做了一个总结陈词：“但是我认为，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把这样一个东西作为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抽象地继承下来。因为这个思想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内容，就是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不能以损害个人利益为前提。当我们今天建设一个法治社会的时候，一定要树立一个观念，保护每个公民的个人利益和财产。没有每个公民个人的利益，没有每个公民个人的幸福，就不会有什么天下人的幸福。如果有人跟你说，为了天下人的幸福，你就牺牲了吧，不要上当。”
这段话虽然精彩，但是很难想象我们的古人能有如此先进的思想，所以这里也有必要解释一下：《列子·杨朱》里那句“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意思到底是不是“把自己的身体和所有的财产都归天下所有”，很不好讲，原文在这一处非常费解。但贯通上下文来看，不可能是这个意思；依道家的一贯宗旨来衡量，也不可能是这个意思；看看古人的解说，也不是这个意思；即便真是这个意思，也推不出来后边那些道理。
个人利益云云的道理呢，英国的老牌自由主义者讲过，美国的联邦党人讲过，但杨朱确实没讲过（无论是真杨朱还是假杨朱），至少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讲过，这毕竟太前卫了。
宋人江遹从道家的一贯宗旨出发，曾经给出过一番颇合情理的解释：无论是损是益，无论是损一毫还是利天下，都是以人为去破坏一种自然无为的均衡状态，所以都是不可取的。所谓“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是至人所臻的一种忘我的状态，虽然身体与外物都是人生之必需，但可依存而不可占有。（《冲虚至德真经解》）这种见解虽然高明，但不大符合一般人的道德观念，毕竟众暴寡、强凌弱就是维系均衡状态的一种自然规律，但我们该不该遵循这种自然规律呢？——这同样也是《老子》将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冯友兰先生清楚地指出了《列子·杨朱》与先秦那个真杨朱的不同：《列子·杨朱》的思想，大多与其他可信的先秦材料里所记载的杨朱思想不合，它的主旨是极端的纵欲主义，而在其他的先秦文献中，从没有批评杨朱是纵欲主义的。
据冯先生的推测，杨朱应当生活在墨子和孟子之间。但他的生平和思想都很难弄清了，因为所有的材料加起来也只有几句话而已，星散在《孟子》《韩非子》几部书里。《中国哲学简史》之所以要给他这么大的篇幅，是因为孟子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在孟子生活的时代里，天下的言论只有两大派，一个是墨翟派，另一个就是杨朱派，孟子一生都致力于把这两派批倒批臭。
这样看来，杨朱的思想虽然很快就近乎绝迹，但一度竟然与墨家平分天下，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显学。可是，既乏著作，又鲜记载，所以有些学者要么根本怀疑是否真有杨朱其人，要么推测他其实就是庄周。
事情当真很让人疑惑，如果杨朱思想当真那么显赫过，怎么竟能够凋谢得就像从来不曾有过一样？
钱穆就觉得此事大有可疑，考证之后发现：儒学和墨学是显学，这在先秦时代是被公认的，但杨朱之学能与墨学分庭抗礼，这话只有孟子一个人说过。再仔细分析下去，越发觉得孟子的话很有问题。（《先秦诸子系年·杨朱考》）
以上就是杨朱问题的主要两说，如果再从时间顺序上讲，也有把杨朱的年代断在老子之后的，比如许地山写《道教史》，就把杨朱归为老子以后的道家，现在一般认为杨朱在孔子和墨子之后、孟子和庄子之前。
再有一点要说的是，易先生说《列子》“被学术界断定为伪书”，然而近些年来为《列子》正名的论文出了很多，比如许抗生先生考证《列子·杨朱》反映的是战国中后期社会上出现的一种纵欲主义思想。（《〈列子〉考辨》）其说颇有理。但这个问题真要争出个孰是孰非，恐怕只能期待以后的考古发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