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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并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这其实是个老话题了。当年郭沫若就曾在文本之中找出过铁证，证明《老子》一书“毫无疑问成于后人之手，其中虽然保存有老聃遗说，但多是‘发明旨意’式的发挥，并非如《论语》那样比较实事求是的记述”。（《十批判书》）

对著作权的尊重的确是很晚以后才渐次形成的，这应当是文明发展中的一则普遍规律，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这甚至会表现在宗教信徒对宗教文本的处理上。

《老子》的文本流变如今有了新的参考：1993年，郭店楚墓出土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就有三个不同版本的《老子》，抄写年代也不相同。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老子》版本，于是我们只要参照《老子》的郭店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和通行本，就会发现，《老子》并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经过不同的手，被不断积累、不断修订、不断完善，其中既有道家后学的发挥，也有注释羼入正文，更有才疏学浅的后人因为看不懂文义而妄加修改……经历过所有这一切，终于才有了我们熟悉的这五千言。 而这五千言里许多的“神秘莫测”，原来也只不过是因为文字出错了。

那么，至少老子应该是《老子》一书的第一作者吧，或者他其实什么都没写，只是他的学生或听众断续抄录过他说过的一些话，后来又有人不断地增补和改写？老子到底生活在哪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些问题我们都还说不清。早在1936年，罗根泽先生为他主编的《古史辨》第六册作序，说单是这套书里考据老子年代的文章就已经有三十多万字了，不要说旁观者望而却步，就连参加辩论的当事人都头痛了。

的确，这实在是个思想史上的大难题，当初就连距离老子时代很近的司马迁也是一头雾水。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的生平一共给出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说，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在周王室的藏书室担任史官。孔子经过周都，想要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老子说：“你说的这个礼呀，制定它的人早就死得骨头都烂了，只剩下他的言论了。再者说，君子如果遇到合适的时机就出仕搞一番作为，如果时机不对就与世俯仰。我听说，精明的商人会把货物深藏起来，好像两袖空空，什么都没有，君子于世也是一样的道理，心里德行高，表面样子憨。所以，请去掉你的骄傲和太多的欲望吧，这对你没什么好处。我能告诉你的也就是这些了。”

孔子告辞之后，对弟子们说：“我知道鸟能飞、鱼能游、兽能跑，能跑的可以网住它，会游的可以钓起它，会飞的可以射中它。但对龙我就没办法了，它可以乘风云而上天。我见到老子了，他就像龙一样呀。”

老子修道德，他的学问以自隐无名为主旨。老子在周都住了很久，见到周王室衰落就离开了。出关的时候，关口的守卫很高兴，说道：“您就要隐居了，在此之前一定为我写一部书。”于是老子就写了一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一共五千多字，然后就出关而去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就是老子生平的第一个版本，也是最为我们熟知的版本。老子关于礼的那两句话不是很好懂，而这恰恰是《老子》思想的一个精髓。要理解这句话，有必要参照《庄子·天道》里的一则故事：

这一天，齐桓公正在堂上读书，轮扁（做轮子的工匠，名扁）在堂下做着车轮，跟齐桓公搭话道：“您看什么书呢？”

齐桓公道：“我看的是圣人的书。”

轮扁问道：“这圣人还活着吗？”

齐桓公答道：“已经死了。”

轮扁道：“那么，您看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来的糟粕罢了。”

齐桓公怒道：“寡人读书，岂能容你放肆。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理由，我非杀你不可！”

轮扁当真说出了一番大道理：“我是个做车轮子的工人，我就从我的本职工作说起吧。一个轮子，不同部件接合的地方是最难把握的，做得紧了就不容易接在一起，做得松了又容易脱落，一定得做到不松不紧刚刚好，妙到毫巅，差一分一毫都不行。可是，这门手艺我虽然很在行，可最精妙的部分我却没法传给儿子，我儿子也没法从我这里学到，这都是因为手艺里那些真正的精髓是难以言传的。圣人的书也是同样的道理——圣人死了，带着他的思想中那些难以言传的精髓一起离我们而去了，只剩下一些糟粕留了下来，喏，就是您看的书上的那些文字呀。”

《庄子》说，这就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话也见通行本《老子》第五十六章）。 《淮南子》也讲过这个故事，以之论证的就是那句最为我们熟悉的《老子》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么这番道理究竟能否站得住脚？乍看上去，至少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弱的人更容易认同它，艺术家们无疑也会赞同这个说法，但是，那些精确到无以复加的科学定理难道都是糟粕不成？

轮扁那番说辞看似高明，其实逻辑并不严密。齐桓公当时至少有三个问题可以追问：

（1）这门手艺的精髓，是只有你轮扁讲不出，还是你所有的同行都讲不出？

（2）是限于当前的技术条件和表达能力而讲不出，还是不论技术条件和表达能力提高到何种程度也都讲不出？

（3）如果这门手艺的精髓可以言传，你儿子就能学会吗？

如果让轮扁管理一个现代车间，看来自动化生产是做不到了。所以，要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带入一点历史感。先秦时期，人们的理性思维还很不发达，即便是孟子、庄子这样顶尖的辩论高手也出过不少逻辑漏洞，他们在今天想来是考不过GMAT或者MBA的逻辑测验的，所以他们遇到的表达困难自然比我们更多。 他们带给后人的与其说是什么严密的思想体系，不如说是“启发性”的一系列思想碎片。

但是，话说回来，《老子》可能考虑到这个问题吗？

看来我们还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老子》在先秦时代的读者对象。的确，这个问题将会在政治学的层面上得到相当精辟的解释。它还将在魏晋时代掀起一场叛逆的思想波澜，甚至还会在英国近代的个人主义理论家那里得到热情的回应，尽管《老子》一书的作者未必真有那么高瞻远瞩。不过，这里先不展开，留到后文再做讨论。

眼下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淮南子》用轮扁的故事来阐明“道可道，非常道”的时候，表现的是一个西汉的道家权威组织的权威意见。这个解说是如此之朴素，以至于我们很难相信这是真的——难道“道可道，非常道”所暗示的不应该是某种玄而又玄的神秘主义宇宙论吗？

的确，我们随手就可以找到许多的这类论述。如果我们可以画一个时间轴的话，就会发现，对《老子》的阐释是越往后越深刻的，甚至会让人产生出这样一种奇异的感觉：与其说是《老子》精妙阐释了宇宙的至理，不如说是宇宙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向《老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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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孔子向老子问礼，这件事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如果属实，道家难免就会引以为傲了。近代修仙的大名人陈撄宁就做过这样一番振聋发聩式的推理：孔子亲口说过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大前提），孔子曾向老子求教（小前提），所以儒家源于道家（结论）。 这个三段论虽然很不牢靠，不过信仰中人往往更加关注结论。

若当真寻找证据的话，问礼的事《庄子》也有记载，但《庄子》最喜欢用寓言来编排名人，里面那些故事很难让人当真。在儒家自己的典籍里，《礼记》倒是讲过同样的事情，而且是孔子亲口讲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曾子向老师孔子请教一个礼的技术性问题：“死者要入土了，运送灵柩的车子在半路上突然遇到了日食，这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这种情况我以前当真遇到过，那一次是和老聃一起为某户人家主持葬礼。

“当时老聃对我说：‘把柩车停下来，先靠在路的右边。大家也别哭了，等等看日食有什么变化。’就这样，等到日食过去了，柩车才继续前进。

“那时候我问老聃：‘依礼来说，柩车只要上了路就不能再返回了，日食又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结束，难道柩车就要一直停着等日食结束吗？’

“老聃答道：‘依礼来说，诸侯朝见天子，日出动身，日落就要歇宿，祭奠一下随行带着的祖先牌位。大夫出使，也是日出动身，日落歇宿。柩车不能太早出门，也不能停在半途上。披星戴月赶路的大概只有罪犯和为父母奔丧的人，而日食的时候谁知道天空会不会暗到出现星星呢？柩车可不能披星戴月地赶路。君子施行礼仪，可不能使别人的双亲受到侮辱呀。’”（《礼记·曾子问》）

从孔子的这段回忆来看，他确实向老子问过礼，老子确实也很懂礼，甚至比孔子更懂。 儒家所谓的礼，一种很常见的英文对译是rituals或rites。就像这个葬礼问题一样，还有宾礼、冠礼等，每一个纲目之下都有数不清的繁文缛节，所以墨子批评说：“儒家的学问是几辈子也学不完的。”（《墨子·非儒》）齐国名相晏婴也对孔子之学有过这样一句极著名的评语：“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记·孔子世家》）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只要通读过一部《论语》就可以畅谈儒学了，这对古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穿越到那个时代，想亲身钻研百家之学的话，对道家之学听几个讲座就差不多了，但对儒家之学就至少要学上很多年才行。所以儒者不是只谈政治理论和修身处世的，他们在当时首先要算高级技术人才，其次才是理论家。这个问题是常常被人忽视甚至误解的。

今天讲起儒家，往往都说“儒家思想”，是放在哲学史里来讲的，所以造成许多人都以为儒家的内容就是“思想”——要么是人生哲学，要么是政治哲学，都是务虚的，而这恰恰忽视了儒家务实的、最具实践性的一面：礼学。比如王阳明，我们都说他的心学思想如何如何，但他首先是个礼学大师，他把思想付诸施政的、可以让人明明白白看清楚的，主要也是礼学那套。

话说回来，对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繁文缛节，孔子是专家，老子竟然更是专家！现在，一个麻烦的问题出现了：如果《礼记》的记载证实了《史记》当中老子生平的第一个版本，即孔子确实曾向老子问礼，但我们又知道在礼的问题上，儒家和道家一向是针锋相对的，谁能相信老子竟然谈起礼来，而且比孔子还在行呢？

回顾《史记》的记载，本身就疑云重重。司马迁说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秦汉之际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司马迁已经搞不清姓和氏的区别了，而“老聃”一词也只是对长寿老人的通称。据钱穆考证，李耳应当是离耳的讹传，原义只是指长耳朵的老者。（《庄老通辨》）

那位强求老子写下五千言的关口守卫也很可疑。《史记》原文说：“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许多人都把“关令”当作官职，“尹喜”当作人名，于是“关令尹喜”就被理解为一位叫作尹喜的关令。实则这个“喜”只是“喜悦”的意思，令尹是楚官，不是周官，而且担任令尹的人也不可能去守关，就像国家总理不可能去管理一个乡镇一样。

于是，最合理的推测是：关令尹就是关尹，也就是诸子百家里的关尹子，在当时也算是个名人。《吕氏春秋·不二》各以一个字评点百家之学，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郭店楚墓和《老子》一同出土的一篇《太一生水》，便被李学勤等学者推测为关尹一系的文献，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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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司马迁给出的第二个版本。这一版本的内容太少，只说老子很可能就是楚国的老莱子，老莱子曾经著书十五篇，讲的都是道家之用。他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这位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人说他活了二百多岁，因为修道养生，所以长寿。

这个说法在两汉应该流行过，因为王充就曾以他那副招牌式的、一贯与世人唱反调的口吻说过：“有些人以为修老子之道可以成仙，于是也学着恬淡无欲、养精受气，可这些人也不想想，鸟兽活得难道不比人类更加贴近自然吗，可它们别说成仙，寿命还不如人类呢。花花草草们更加恬淡寡欲、顺应自然，可是呢，春生秋死，还不如鸟兽呢。老子也许本来就是个长寿的人，长寿和他的道术未必真有因果关系，只不过世人看他既长寿，又修恬淡之道，就想当然地相信这两件事是一因一果的关系。”（《论衡·道虚》）

王充这番话简直预见性地道出了休谟思想的精髓，更有意思的是，王充不但不是道家的反对者，甚至根本就是道家内部的人。再有，不管王充对道术有多大的意见，至少连他自己也相信老子的长寿——在《论衡·气寿》里，王充推测一百岁大概是人类的正常寿限，至于每个人具体能活多久，这主要取决于各自先天的元气禀赋，体质好的人活到三百岁也算正常，所以老子能活到二百多岁也不算什么太离奇的事。

从王充所反对的论调里，我们还可以看出老子的形象在从先秦以至两汉的这段时间里已经多大程度地走样了。用苏为德（Hubert Seiwert）的话说，对长生不朽的追求并不见于《老子》最初的教诲，而是另有一些来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齐国和燕国的国君，他们曾经派出使团去寻访海上的仙岛。（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Heterodox Sects in Chinese History，第43页）看上去像是在那个弥漫着神仙传说的北方沿海传统里，老子因其最适宜的形象被拉去做了形象代言人。

老子的身世还有第三个版本，司马迁讲：孔子死后又过了一百二十九年，史书上记载有周王室的太史儋见秦献公，说道：“秦与周本来是合在一起的，五百年之后就分开了，分开七十年之后就会有霸王出世。”有人说这位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全天下也没人知道到底是不是。

这两个版本里的老子，一个像是身怀高深道术的仙人，一个像是先知兼投机分子。老子难道真就这样高悬云端、不着一点实地吗？也不尽然，司马迁很肯定地说，老子还有后人：他的儿子叫李宗，做过魏国的将军，被封在了段干。李宗生了李注，李注生了李宫，李宫的玄孙叫李假，在汉文帝的朝中做过官。李假的儿子叫李解，做了胶西王的太傅，在齐地安了家。

连家谱都一清二楚了，而且李假和李解基本算是司马迁的同时代人，还都是官场中的同僚，这应该不会有错了吧？但问题是，如果这家谱是真的，魏国是“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才有的，春秋时候还没有立国，老子的儿子既然在魏国做将军，老子本人的生活时代恐怕就晚于孔子了。

另一方面，老子如果有儿有孙，就说明他还没有清心寡欲到独身主义的地步。当然，苦行主义兴起之前，在许多道家后学和道教信徒看来，行房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行。在汉朝的《列仙传》 里，老子俨然就有一副房中术大师的姿态（“房中术”的英译名是sexual yoga，即“性的瑜伽”，最方便我们顾名思义），他很擅长养精养气，行房而不射精。但我想，李假和李解他们大概不会赞同这种说法吧。

说到这里，自然引出了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孔子香火代代传，按照辈分一直传到了今天，那么，如果司马迁给出的家谱属实，老子的后代哪里去了呢？

唐朝皇帝为了自高身份，攀附老子做远祖，为此还真的花了很大的气力去寻找老子嫡传的后裔，但终于没有找到。根据何炳棣先生的推断，在“七国之乱”的时候，胶西王那里受到了汉景帝的铁腕大清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供职于胶西的李解和他的家人想来没可能逃过此劫。（《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 lJ67xwPCSugd4A7rGM6OSvUuKkWB/YoCD8wUQa3pfiam7eU+8mwvKfXAFpzPPKWG